王棋是近代著名书画艺术家。研究他的书画艺术，必须先从他所受的教育说起，再看他一生的书画艺术活动。他的家乡虽地处衡阳县西北隅的穷山僻岭，但这一带的家族历来很重视教育和培养人才，在近代涌现出不少知名人物。著名书画家曾熙的家乡在这里，距离斗牛山仅二十里。王祺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王仁圃是他的启蒙教师。他后来回忆说：“昔在髫龄，先祖仁圃公授余孝经、论语、尚书、戴记及名理性道之学。”然而幼小的王棋对这些经籍“茫然不知所措，独于花鸟虫鱼与山林溪谷自然之美，心情陶醉，神思莫测。”原来他对于不求甚解的旧学不感兴趣，而对生活环境中的山水溪谷、树木花草、鸟兽虫鱼才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他后来一生中绘画创作的丰富素材。他父亲王摩羲早年教私塾，曾经“设馆于湘乡曾氏”。曾氏即曾国藩家族，非真有学问是难以入其教席的。六岁的王祺就随父在曾家学习。王摩羲的书法绘画都有一定的造诣，据王祺后来回忆说：“诸曾多列古今人书画，而家君复擅六书六法，远近求为书画者相属也，课余以传授其法。”王祺从小就向父亲学习诗、书、画，为他后来从事艺术创作打下了基础。王摩羲后又专事书画，“鬻艺沪渎”。现在能见到他的书法有“斗牛山房”，对联“斗被魁星点过，牛是老子骑来”及“仁圃公墓碑”上的碑文。在父亲的直接影响下，王祺在衡阳、长沙念书时都认真练字，钻研书法并进入了门道。

辛亥革命后，王祺于1913年入美国加利弗尼亚大学生物系学习。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可以看到生物学知识对他研究花鸟画有一定帮助，而他的绘画对生物学教学又有一定辅导作用。1919年起，他曾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任教，现存学生柔石的生物学笔记，其上有洋葱解剖示意图。从柔石笔记上的图示可以想到王祺在黑板上的例图是更加清秀的。他虽然教生物学，因为讲话家乡口音太重，学生听不太懂他的课，但他却与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喻为浙师“后四金刚”，给浙师“带来了新文艺的清新气息”。原来他以书画闻名，师生中喜欢书画者都与他玩得来，向他求字画的也很多。在他的影响下，有的后来成了书画家，如丰子恺、潘天寿、曹聚仁等。北伐战争时，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喻育之在武汉办文官养成所，王祺任国画教员，他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工作，结识了许多当时第一流书画家，相与探讨艺术发展的道路。在1932—1935年，他共举办了个人书画展三次和联展多次，成为在中国最早举办个人书画展者之一，这也可以看出他的胆略雄才和创新精神。1934年他和徐悲鸿、汪亚尘等发起组织中国美术会，任理事兼总干事长。1934年10月出版了个人书画集《醁散书画集》，收集书法作品8件，绘画作品71件。该书由经颐渊题签，经颐渊先生是廖承志的岳父，著名教育家。同年他开始筹备百朋画展，作品均为两人以上合作，朋友中有徐悲鸿、陈树人、汪亚尘、丰子恺、潘天寿，方人定、陈之佛、高剑父、张聿光、李毅土、于右任、许士骐、齐白石、吕凤子、朱屺瞻、谢公展、姜丹书，孙福熙，杨缦华，高奇峰，梁鼎铭、张书旗等。去世前已筹集八十余幅，其中一些作品土改时失散，一些作品七十年代尚存于衡南县文化馆，可是后来大部分失散了。不能不说是书画界一大损失。

二

王祺的书法作品存世不多，我们根据所能见到的作品及信札、诗稿、画上款字、书刊题签，可以看出他书法艺术的大致概貌。他是精于篆隶正草四体的。  

他的篆书多写钟鼎文，写钟鼎文首先要临写钟鼎文，所以也留下一些临习钟鼎文的作品。他的临《邓公子敦》条幅，仿清道人笔法但章法自由，给人以行云流水之感。清道人“探笔法于钟鼎中”(向燊语)。学何绍基笔法又有所发展，与曾熙为南北派，时人多效之。但“无其深造之功，但一意颤掣，变本加厉，古意全失”(符铸语)。王祺学清道人，不流于俗气，写钟鼎文能变其字的结构和章法，使之适合于书法作品的章法布局，足见其用功勤奋和学问深邃，可谓将诸篆体融会贯通其中，形成自己独创的风格。他的临《三公山碑》又是典型汉篆，这种汉碑上的篆书形体方正，与汉印上的缪篆是一致的，即不同于狭的秦篆。这幅作品中，有些笔法有隶书笔意，应来源于古代民间的篆笔法，也正是他临写《邓公子敦》等作品时的草篆笔法的渊源和章法结体的基础。可见他的独立风格篆书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也可以说从何绍基开始创新篆书笔法，清道人和王祺的继承发展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现代草篆派的先驱。

王祺的隶书作品较少，我们仅见到《夏承碑》中堂。《夏承碑》有籀篆笔意，神采飞动，骨气古雅，形态奇谲，别具一格王祺临《夏承碑》取其隶书之书风，而结体随意自然，可谓得其精髓。他在落款中指出：“夏承碑动盪变化之妙，八分神品也。因为隶书结体方正，宜用圆笔，而《夏承碑》兼有篆书笔法，所以他临写得更古朴苍劲，刚柔兼备。他在绘画作品中喜用隶书书写标题，用行书落款，书法形式的多样化丰富了画面效果，形成艺术上的有机和谐。“树老宁知意，岁寒慰此心”笔法如竹简书风，飘逸俊美。在王祺的时代，鲜能见到简帛文字，人们只能根据战国钟鼎文和秦汉器物上初期草隶的形态，参以形楷笔意而写成草隶，故尔能与现在已能普遍见到的竹简文字中的草隶相近。“卓然自立”、“浑欲忘世”有篆书结体，质朴无华，耐人寻味。  “君子之风”四字却似《爨宝子碑》楷书，隶意古朴，宛如挺立的君子。“岩鹫”二字比行书款字略大，恰似二鹫突立，字画相衬，形式与内容统一。

王祺的楷书有魏晋风度，临习过不少魏碑及六朝碑帖。他临写的《爨龙颜碑》笔画方圆兼备，结体粗犷豪放。他的对联“精神长焕发，骨气自峋嶙”更是筋骨露，笔墨传神，使人感到是真如其人。有清一代，自包世臣、康有为而起，兴碑学帖学之争，自然是碑学以天真朴实的风格取胜。清末民初，曾熙与李瑞清(清道人)雄踞书坛，人称南北两宗，二者都是主张从碑学入手的。曾熙不仅楷书宗法北魏六朝碑帖，而且隶书是学《夏承碑》。胡光炜评曾熙隶书说：“所临夏承，波骇涛翔，盘薄宇宙。”前面已经说过，王祺的篆书是学清道人的。现在可以看出他的楷书、隶书是向曾熙学习过，经曾熙指点过，与曾熙走同一条路的。他的书艺取法民初书坛二宗是匆庸置疑的，取法乎上才能成效极高。

王祺的行书作品更少，但他留下的诗稿、信函及书画款字中的行书可见其大概。《咏竹行草》四行，章法参差，第一行十六字，二、三行均十四字，第四行款字略小，末署“思翁王祺”。仔细欣赏此幅书法作品，笔法轻重相间，弯曲倾斜而不倚，似飞龙狂舞，又如乱石林立，寓动于静，妙不可言，大有板桥遗风。他为艺风二次展览题字“道法自然、众妙近门”，细笔如游丝，活泼生动，粗笔似江河，气派横溢。其笔法融魏碑于行书之中，宏观壮丽，给人以咄咄逼人之感。《湘乡史地常识》题签，肃穆凝重，为了行款的需要，字形略为横扁，是章法与形式的统一。诗草，信函的行书，信手拈来，随意自如，页页浑如整幅书法作晶，意味深长。

综上所述，王祺的书法，继承了清代求变的传统。郑板桥以画兰笔意写行草，清道人用涩笔顿挫书钟鼎，曾熙以碑法入贴，都是三人艺术求变之卓然成就，而王祺竟能心领神会步其后尘，正是书界佼佼者。

三

王祺的绘画作品，国画山水花鸟居多。他的山水画有较丰富的生活内容，用大写技法来表现，更显得淳朴真实。《岩壑秋风》可算山水画代表作，整体犹如粉画或水彩画，细看乃是国画，只不过是吸收了西洋画法。其画笔法潇潇利落，构图新奇，岩壑居于次要地位，树叶却重点来表示秋风，在用色上着暖色而偏暗，使人确有深秋之感，生气盎然现于纸上。《静》多用冷色，加以水墨渲染，给人一种稳重、沉着、静谧的感觉，归根结蒂就是一个“静”字。然山石巉岩，峰峦层迭，远近景色各异，又现显出寓动于静的自然风光。看了这幅画，很容易联想到丰子恺先生的山水画，寥寥数笔，山水之情毕现，不能不说是受了他老师王祺的影响而发扬光大的。《独立闲阶觅句人》、《水阔江空》两幅大写山水，用传统劈斧皴法，构图用心有如石涛的残山败水，其实是大自然江山一隅的缩影。《湖山有美》，湖在近处，山在远方，湖水无涯，山岭无尽，湖光山色，美不胜收。《终南秀色》，山峰如剑，直插云霄。《烟树》一画，粗看如水墨速写，细看隐现半边人和驴，才知道是精心构思的图画，是一幅很好的云烟树景。《远行》中主人公倚马而行，是理想的写照，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和艺术上的追求。

花卉中的松、竹、兰、梅，旧称四君子，画家多写之，王棋亦然。《岁寒相友》画的是松、梅，树干用色彩和水墨渲染而成，横贯画幅正中，上有寥落几根松针，下是稀疏数朵梅花，构图新颖。《岁寒清致》更是惜墨如金，松树主杆上几丛松叶，梅花粗枝下数个花蕊，就构成一幅中堂，只觉纯净清新，寒气凛然。我们又想到王祺先生另一学生潘天寿的一幅荷花，只有一枝花，这种独具匠心的简笔构图法，不能不说是对师承的发展。《君子之风》写的是蔷薇，题款“蔷薇科植物多刺，故其风格嶒峋，且以风示其类，宜可取法。”这是一种自然美的艺术体现。王祺在美国加利弗尼亚大学学习生物学，加上他从小就细心观察花卉，故能运用生物学知识于绘画艺术中，寓意深远。常说画如其人，《君子之风》当是作者自己的隐喻。《高秋佳兴》别出新意，菊花不仅从下面生长，而且悬枝叶于上部，下方空间用来引人注目。《消闲六友》写的是八哥，右下方四只，左上角两只，遥相呼应，空白得宜，消闲之感油然而生。《甘瓜》、《花如蟹语》条幅，长比宽大五六倍，但结构紧凑，给人一种横向扩伸的感受。《庾岭一枝》，巨石当中，梅枝偏右，上部空白，“一”字突出于画面。

纵观王祺的绘画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鲜明特色：他的画重在表现情感和性格，抒发心灵感受及追求，与当时西方盛行的“表现派”强调个性和发泄情感是相吻合的。他摒弃了传统守旧和保守的绘画作风，作画十分自由，天地十分广阔，不拘泥于形式，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四

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不可能评论王棋留下的每一幅作品，但是可以总观他的艺术思想。中国文人画盛行于明清一代。宋朝的款字还隐于树石之中。元代始有用诗作跋记。明代文人将诗、书、画、印四者构成一幅完整的艺术品，落款和题跋在中国画中占有重要位置。清代书画家使书法与绘画的有机结合，使作品的主题更加突出和丰富。王祺的画就属于这种文人画，是诗、书、画的综合艺术品，时人多称他诗、书、画“三绝”。他的画多以山水，花鸟为题材，有历史的回忆，有赞美山河，有写景抒情，花鸟画则又多生活小品。

王祺虽不是专业诗人，但一生诗作甚多，现在可搜集到七八十首。他的诗有自己的特点，不受试帖诗的约束，多写物写景，借景生情，为书画的附属品。文人画中，诗作是题款的重要内容之一，与绘画构成对立面，形成书画艺术的整体。另一方面吟诗需要对事物细心观察和较全面的了解，这对于用绘画艺术于形式来表现事物的外形是相辅相成的。

王祺的书画走的是一条创新的路，艺术上的继承很明显，如李少陵所说：“书宗古篆，杂以北魏。画宗八大，得其神韵。”艺术的创新如孙福熙说“我们看了王先生的绘画，知道他是创造了中国绘画的新纪元”。王祺自述：“书法除大篆为所素习外，其南派帖书则置而不临，专习汉魏六朝诸碑”。“于画远观徐、黄、倪、吴，而神会于石涛、瞿山之作，亦尝参诸石田、八大、青藤、老莲、半千、南田、冬心、撝叔诸家”。指的是山水、花鸟画的继承渊源。至于书法，“因访临川李梅庵先生，不数月而吾乡曾农髯先生亦至，往还颇频，相与究论要旨，参证实多。”在传统的基础上，“王先生亦研究日本与欧洲的画理，然而不肯做他人的奴隶。在他的画里，可以看到外国绘画的影响，但绝对没有直接的模仿与抄袭。同时，他很富有历代中国绘画的精髓。然而，每一幅画里，都是他自己的精神”。他的创造精神不只是构图上对石涛、八大的继承，而是笔法的创新。其山水画笔墨放纵，疏斜不乱，不求形似，不墨守成规，正锋、偏锋结合使用，在传统皴法基础上，干湿配合，渲染适宜，用笔活、间，巧。无怪乎他的学生兼好友许士骐说：“王先生的作品，浑朴无华，天机流露”，“所作山水，设色用墨，独出机杼，毫无前人窠臼”。十分注意情感的抒发，使画面充满生气。画风潇洒飘逸，奔放流畅，画面具有动感。“以情入画，以书入画，”书画互相融汇。他的书法有画意，而绘画的线条又有书法味。在他的书画里，诗书画结合非常得体，诗是情感，以诗带动书画；书法是风骨精神，画是状物，以神写物，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王祺是位杂家，文化涉猎面宽，博览多学，知识丰富，写字作画挥洒自如，甚至可以说是他全凭自我意识在指挥书画。在技法上具有极大创造性：作画不求形似，但求神似。山水花鸟写意成分大，变形的多，为笔墨的自由发挥提供余地。正如苏东坡所说：“绘事求形似，见与儿童邻。”由于王祺曾留学美国、日本，接触到许多西方绘画流派，这使他开阔了眼界，吸取西方绘画技巧，所以他的画具有中西结合的创新精神。如在一些山水画中吸收了西洋水粉画和水彩画的风格，水墨淋漓，墨色交融。他的画当然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画面比较草率，不经琢磨，用笔缺乏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