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曾国藩以一儒生从戎，成为了清朝所谓“同光中兴”的一代名帅，其治军方略是特别值得人们考察的。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统帅们，将文化与军事相结合，在战争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以儒家学说作为建军、治军之本的湖湘军事文化，对晚清及以后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活动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通过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考察，不难发现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一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说教。他推崇封建礼教至高至深，把忠君勤王和捍卫封建礼教作为他的建军宗旨。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1]

曾国藩的整个治军方略，都贯穿着他所坚持的封建伦理纲常。他在组建湘军时，其捍卫封建礼教的建军宗旨，就在他出师衡州时发布的《讨粤匪檄》一文中表达得异常明确。曾国藩十分了解中国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的特殊文化心态，针对太平天国独尊上帝的宗教观大做文章，提出了要维护名教，他说“自唐虞三代以来，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而太平军之所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吾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2]他以此来号召那些受封建礼教熏染的士大夫们或从军，或参战，或出钱出力，支助湘军，“以卫吾道”。曾国藩的动员令，确实起到了显著的效果。一时间那些受封建传统观念熏陶的学人士子、农夫山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汇集在曾国藩的旗帜下，成为了与太平军作战的马前卒。

他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3]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4]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5]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染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曾国藩对湘军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曾国藩要求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着。他说，“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1]因此，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2]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

戚继光说过，练兵必从军礼训练入手，“军中名分，须从军礼为始”。[3]曾国藩十分信服这一原则，他在日记中写道：“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因此，他明确指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4]很明显曾国藩治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孔孟的“仁”、“礼”思想贯穿与官兵的头脑之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起，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的关系弥补军中上下尊卑等级关系的不足，来减少军中官兵之间的磨擦和抵触情绪。他说，军训之义有二：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营规是指点名、演操、巡更、放哨，家规是指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若营官能“待兵勇如子弟，待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5]这样，士兵也就会像子弟对父兄那样忠义孝敬。对将帅的选拔和培养，曾国藩更是极力用仁礼忠信去进行训导，使之成为忠将和良将，以无负君父、国家之望。曾国藩还强调，军营主要是靠将帅的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以影响兵勇的言行。

曾国藩还提倡“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1]他要求对军队进行教育，“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2]士兵不尊重长官，下级不服从上级，这便是不忠的表现。“信”是处理协调同级关系的准则，曾国藩说，“信以施于同列”。[3]就是要求将帅之间、兵勇之间能够相互信赖，遵守信用，彼此团结，同舟共济。他把“诚”与“信”相联系，还说，“诚便是忠信”。[4] “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5]

作为将帅的行为准则，曾国藩提出了“勤恕廉明”四字。即“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6]鉴于湘军中普遍存在的骄矜之气，他对诸将帅还以“谦慎”二字相勉。他谆谆告诫部属，务必守个“谦”字“慎”字，戒骄戒惰，从而避免打败仗，招灾祸。另外，曾国藩又强调了传统的“爱民”说，要求将帅对兵勇以“仁礼”相待的同时，还要求军队对百姓以“仁礼”相待。他声称，“官不爱民，余所痛恨”，“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7]从曾国藩治军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准则在湘军中的实行，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毛泽东深刻领略到曾、左、胡湘军人物的建军、治军方略，从他的人民军队建设思想中不难看出，湘军人物的建军、治军方略所给予的各方面的深刻启迪。如对人民战争力量的组织、动员，对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的处理，对军队官兵政治思想的教育培养和军事素质的强化训练，等等。他注意到了中国的农民具有反抗精神的同时但也存在保守性、落后性等特点，他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组成的军队必须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改造。他领略到了曾国藩所提出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的真正含义，把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作为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当然，毛泽东与蒋介石等人运用曾、左、胡等湘军人物建军、治军方略有着根本的性质区别。毛泽东坚决批判了曾国藩等用封建理学来束缚军队、以及把军队变为私人所拥有的作法，则反其意以用之，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民军队的指针，把人民军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人民军队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同时，在人民军队建设的过程中，还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原则和方法。另外，我们也看到诸如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等具体内容和某些语言形式上与曾国藩的《爱民歌》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无论是在阶级性质上，还是在人民利益的关系上，都是有着质的区别的。

二

曾国藩所统帅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其指导战争的思想核心是“致人而不致于人”，“慎战”是其基本作战方针，“以主待客，以静制动”，在战略上取攻势，在战术上取守势，是其战略战术的表现方式。

人们常言，曾国藩战略战术思想可以概括为“平”“直”二字，来说明曾国藩用兵极主稳慎。实际上，平直、稳慎并不等于用兵呆拙，曾国藩也十分注意用兵的机动灵活，讲求变化多端。他曾指示家人、下属说：“兵事喜诈而恶直也。”“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又说：“行兵最贵机局生活。”[1]“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以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2]为了力求机局多变，曾国藩提出了“虚虚实实”、“奇正互用”之法。他说：“兵法最忌‘形见势绌’四字，常宜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3]他还说：“吴竹庄带彪勇并义武营驰剿新昌，甚好甚好，有重兵以镇守，有轻兵以雕剿，正合古人奇正互用之法。”[1]曾国藩还很注意重兵与轻兵、呆兵与活兵之辨，他解释说：“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灵活，马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飙驰电击，轻兵也。”“余之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轻兵，缺一不可。”但他更主张，“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2]他认为向荣、和春的江南大营之败，主要原因就在于“以重兵株守金陵，不早思变计”，不知道运用轻兵、活兵之妙。正因为这样，他极力批评曾国荃顿兵金陵城下，“以数万人全作呆兵，图合长围”，“今岂肯以向、和为师，而蹈其覆辙乎？”[3]曾国藩还认为，虚实、奇正、轻重、活呆，在战场上如何具体运用，关键取法于见机审势。能够善于从复杂多变的战场上见机审势，就可以把静动、主客、迟速、虚实、奇正、轻重、活呆等有机地统一起来，运筹自如，得心应手。这就是曾国藩在战略战术上“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辩证思考。蔡锷非常赞赏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这种战略战术，他评论道，曾、胡的这些治兵言论，“多洞中窾要”，乃“治兵之至宝”。

从湘军和太平军当时双方力量的对比来看，湘军的数量长期不如太平军，双方所用的武器基本处在同一水平上。出于消灭太平天国的目的，在战略上必须采取攻势，由此曾国藩确定了沿长江进军直下金陵的路线。又虑于太平军数量多，并占据了武汉、安庆、金陵等要地，其主力又长于运动战，所以曾国藩认为，湘军想攻取各战略要地，在战术上必须深沟厚垒，以主待客，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稳扎稳打。他要求湘军在包围坚城后，不应急攻，而应先筑起围城坚垒，一方面耗尽守城军队的粮食，另一方面又以此吸引援军解围攻坚，使其“如飞蛾之扑烛，多扑几次，受创愈甚”。[4]待敌消耗殆尽、疲惫不堪之时，再与之战，如此就能“成功愈易”。这就被称作“结硬寨打呆战”的作战方法。

根据曾国藩“以主待客”、“ 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湘军取得了一系列围城攻坚战的胜利。1856年12月攻占武汉，随之占领鄂东各州、县，实现了保上游、争要地的首要一着。1854年末开始进攻九江，直至1858年春城中粮尽，守军饥饿不能力战而外援又不能至时，才以地道炸开城墙将其攻克。曾国荃于1860年率军围安庆，太平军多次施“围魏救赵”之计以解安庆围，曾国藩力主“不必分心攻城，专主坚守后壕”。湘军在安庆城外筑起了前后两到深壕厚垒，对太平军的守军和援军都不出战，围困安庆长达十数个月之久，于1861年9月攻下安庆。在攻克金陵的最后一战役中，湘军仍是采取“结硬寨打呆战”之法。1862年5月，曾国荃率湘军前锋两万人进抵金陵城下。曾国藩考虑到太平军下游的主力尚完整未损，遂指示曾国荃“以坚守坚扎为主，不必遽图进剿，不必寻贼开仗”。并要求在整体上实行攻防结合，防中有攻的原则，在兵力部署上分出攻防两支力量，“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换，乃能保常新之气”。[1]此所谓“活兵”，是指轻兵进剿的游击之师，以对付太平军的援军并扫清金陵外围；所谓“呆兵”，则指重兵坚守合围金陵的围城之师，专以围困金陵。为防止懈怠，攻防各营经常相互轮换，使部队士气能得以维持。金陵围困长达两年之久，直到李鸿章、左宗棠所部在苏南、浙江战场节节胜利之后，曾国荃所部的兵力日渐增多实现了全面合围，金陵城内已粮绝力尽，终于在1864年7月19日攻占金陵，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略方针得以全部实现。

在战略战术问题上，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兵家文化尤其是反映在湖湘文化中的战略战术思想的继承是最为全面和直接的。毛泽东对曾国藩等人总结出的一套积极防御、攻势防御战略战术十分熟悉，并有深刻的体会，他在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时就明确指出：“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2]我们还注意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分析了许多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战例，如曹刿论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恰巧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所举的一系列著名战例，王船山在他的《读通鉴论》等著作中都曾作过精辟的分析，可见其中的思想继承性。无独有偶，对王船山极为崇拜的曾国藩等湘军人物，他们熟读各代历史，其军事知识首先也是从史书中学来的。如曾国藩于咸丰二年（1852）出任帮办团练大臣，咸丰四年（1854）正式带勇作战，使这个儒生才真正接触军事。从古战例中熟悉战争，是曾国藩等人步入军事殿堂的主要门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史书是曾国藩军事知识的主要来源，他对《资治通鉴》上所记载的兵事，有着许多精彩的点评，并与实践相印证，形成了与战争实际相吻合的新思路。近代曾国藩等人统领湘军在与太平军的长期反复的较量中，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成就了他们在战略战术上克敌制胜高人一筹的本领，以此构成了独成体系的湘军兵法。湘军兵法的来源之一是中国历代的古典军事思想，曾国藩对同时代人的典型战例也认真加以总结，如左宗棠于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一举战败太平军李世贤部，曾国藩极其赞誉，认为他“全在善于蓄机审势”，他还把左宗棠叙述此次战役经过的信札寄给金陵前线的曾国荃阅看，指示左法“可资参采”，并由此得出一条普遍性的战略原则：“大约与寇战，总须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乃为善尔。” 同时，他还强调：“兵无常法，弟不可泥左之法以为法，拘左之机以为机。”[1]可见，鉴古而不泥于古，效人而不拘于人，是曾国藩学习和掌握兵法的学风特点。曾国藩还注意研究太平军的战略战术，以丰富湘军的作战方法。太平军作战时与敌对阵分左、中、右三队并列，名为螃蟹阵。其特点是中路进攻，左右翼合围。根据敌方情况有时变化为五路，中间三路进攻，左右两翼迂回包抄。曾国藩称太平军的螃蟹阵为“莲花抄尾阵”，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破贼阵法，平日男训诫极多，兼画图训诸营官。二月十三日，男亲画贼之莲花抄尾阵，寄交璞山••••••。昨日岳州之败，贼并未用抄尾法，则我兵更胆怯矣。”[1]对此阵法，毛泽东也曾谈过，据郭化若回忆说：“主席（毛泽东）还谈过太平天国打曾国藩时，有个打法叫‘五瓣莲花抄尾阵’，还有一个歌诀：第一句是‘前面一支先扎定’，后面记不起了，只记得大意是左右两支兵包围敌人，另外一支兵迂回到敌后，截断敌人归路，这就叫抄尾，还有一支兵为预备队。”[2]由此可见，湘军将领们从古战例中学习战法，从战争实践中学习战争，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立也有类似的学风，从郭化若的回忆来看，毛泽东很早就曾熟读曾国藩的家书、奏稿，十分注意研究湘军兵法。

毛泽东通过对曾国藩等湘军兵法的研究，对曾、左、胡等湘军人物经常采用的“以静制动”、“以主待客”、“攻瑕破坚”、“避实击虚”、“围点打援”、“致人而不致于人”等战法颇有体会，如“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条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最终确定，又如我军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中就有多条原则体现了“攻瑕破坚”、“避实击虚”、“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如“（1）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夺取之。”[3]毛泽东关于集中兵力和明确主攻方向的一贯军事思想，也与湘军的兵法颇为相似。他说，“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情况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重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4]在“十大军事原则”中更作了精辟的概括：“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的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一般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大那种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1]

毛泽东的国防建设理论一方面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领导中国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的实践中，创立和发展起来，但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近代国防思想尤其是反映在湖湘文化中的国防建设思想的延伸和发展。曾国藩等人所提出的“恃己”和“自强”思想，对毛泽东也有较大的影响。与毛泽东所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就有很大的一致性。蔡锷的“军国民主义”思想和“唤起国魂”主张，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十分推崇并加以极力鼓吹和身体力行。建国以后，毛泽东还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防教育，以此来激励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和进取精神。实现国防现代化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这也是为实现近代中国几代人的未竟之志。因为只有实现了国防现代化，以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国家的防御体系，国家的国防力量在总体上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屹立与世界民族之林。

三

曾国藩作为晚清统治集团的重心人物，他所组建的湘军历经十数载的南征北战，终将曾占据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为延长清王朝半个多世纪的寿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并赢得了“中兴名臣”的显赫名声，其在近代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纵观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其内容主要围绕着维护封建礼教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儒家学说作为建军和治军之本，选将用人提倡“忠义血性”，治军倡导“仁礼忠信”和“以诚为本”，对将领要求“勤恕廉明”，以及创造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一套战争指导原则。作为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和洋务派，他的有关军事改革思想及实践，是有清一代所未有的，打破了清王朝在军事制度上的僵死局面，使腐朽的八旗、绿营制度寿终正寝，并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河，使传统军事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毫无疑问，这对近代中国军事思想的进步发展是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的。

曾国藩实行的一系列军制改革，如兵员自募，权归主将，军饷自筹，官职私相授受，军队自树一帜，不受朝廷控制等等。这种历史影响，其一方面的表现是：新组建的湘、淮军战斗力大大提高，不仅强于八旗、绿营，也强于各地的农民武装，这就使得湘、淮军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得力工具。以此为契机，清朝进行了全面的军制改革，湘军之后清王朝的主要军队——“防军”和“练军”便是受湘军制度的影响而兴建起来的。所谓“防军”，就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各省募集的勇营，也包括裁撤之余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其他各省所募练的武装。这些武装大都驻扎在各省险要地区，防守要隘，故称“防军”。其制度完全一袭湘军旧制。“练军”实际上是借鉴湘军制度对绿营兵进行改造而产生的一种军队，也是湘军制度的衍生物。如直隶练军，本身就是刘长佑和曾国藩所编练的。自湘军兴起至甲午战后新式陆军的编练，湘军军制影响了清代军事制度整整40年，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但这种影响的另一方面也同时表现在：湘、淮军虽暂时挽救了清王朝行将灭亡的命运，却也由此动摇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军事基础，使军权和政治实权从满清皇室贵族手中逐渐转移到汉族的督抚大员手中，从而导致了近代军阀制度的产生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人们把曾国藩和湘军视为近代军阀的渊源，也是不无道理的。如果说，此前者是曾国藩本着“勤王卫道”的目的和维护封建统治的愿望出发，收到了预想的效果的话；那么，此后者则是清王朝所始料未及，也是与曾国藩本人的愿望大相径庭的。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还影响了几代人，且不论其同时代的湘、淮将领以曾国藩为楷模，就是其后的黄兴、蔡锷等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曾曾国藩治军方略也推崇备至，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采用西法编练新军时，还采纳了国藩治军的许多做法。民国军事家蒋方震在他的《国防论》中赞赏曾国藩是近世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还说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除此之外，还应承认曾国藩的影响并非仅限于军事思想和军事活动本身，其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在近代士大夫阶层乃至中下层的民众中间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毛泽东对曾、左、胡等湘军人物的建军、治军的方略也非常熟悉，“无湘不成军”是毛泽东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当时的湖南人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取得赫赫战功的曾国藩普遍抱有一种崇敬的心理，毛泽东也不例外，把曾国藩视为治学为人，行军打仗的楷模。青年毛泽东在他《讲堂录》中还特别记述了“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等语。[2]

总之，从《孙子兵法》到王船山，从曾、左、胡到黄兴、蔡锷，湖湘军事文化中的用兵方略为毛泽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养料，可以说，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就是继承前人优秀军事遗产的基础上，在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的全面升华。与前人的用兵方略的根本不同之处，就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真正建立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无论是战略的持久战还是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无论是运动战、阵地战还是游击战；无论是战略防御，还是战略进攻，都离不开人民群众提供的大力支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也只有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之下才能实行，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威力。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战略战术“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