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锡藩，字少岳，又名少乐，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生于湖南省常宁县城关镇。父名何岳亭，曾任清湖南省沅陵都司(清代绿营军官，正四品分领营兵)。

何锡藩虽出生官僚家庭，但家境并不宽裕，只是几亩祖坟田，故生活比较贫困。他七岁时，便入一个设在庙宇里的私塾读书，每天得来回走六里路。由于他生性聪明，父母又只生他一个儿子，当然十分喜爱，指望他把书读好，将来能官运亨通，光宗耀祖。但因家庭拮据，有时一天只能给他一个盐蛋佐餐，就这样，在私塾读了十多年的《四书》、《五经》。他勤奋好学，曾得到过私塾老师的好评。

当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一些靠科举找出路的人和青年知识分子，首先就是进学堂，其次便是投笔从戎。常宁县里当时还没有办立学堂，何想出外求学，又无奈家境贫困，所以选择了第二条出路。

光绪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巩固清朝的反动统治，曾先后在武汉一带设立了很多新式学堂，如两湖总师范学校、陆军小学堂……。同时，由于新军需要配备新式武器和采用新式战术，他们又不得不招收一些粗识文字的新兵。何锡藩在这样的情况下便毅然投笔从戎，于一八九七年去武汉。

他开始投江南建胜军当司书，不久，该军被遣散，便改投武防左营当兵，并由副兵提升为副哨长。以后，又考入陆军将弁学堂，并在武昌高等学堂毕业。毕业后，就任陆军特别小学堂队长、教员，后又肄业于参谋班，被分配在第八镇当参谋，辛亥革命前夕，提升为第八步兵第十五协第二十九标第一营管带(统管一营的长官)。

一九一一以前，由于清王朝的压榨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人民普遍地燃起了愤怒的火焰。湖北各地为了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成立不少革命团体。一九○八年(一说一九○九年)孙武从日本回国，联络军界同志，成立“共进会”，这个组织是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分化出来的，直属同盟会东京本部领导。在何锡藩统率下的二十九标就有四十余人参加了这个组织。与此同时，他们又联合第三十标成立一个“将校研究团”，何锡藩也转进了这股洪流之中，参加了将校团，后进入共进会。这些革命组织的基干队伍主要是新军士兵，湖北革命党人几乎是用全副精力在新军中活动。这样，便为武昌首义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震惊中外的武昌首义爆发了。领导这次起义的是同盟会员组织的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秘密布署是：当晚七时许，工程第八营首先发动，紧接着是军械库的革命党人鸣枪响应(这里，容笔者插叙几句：当时何锡藩年方三十八岁，面对这样的伟大革命运动，思想上是犹豫的，考虑到个人与全家老少的安危，如果事一败露，则犯有“背叛朝庭”之罪，必遭满门抄斩。因而在早几天就把他第三个儿子送回故乡常宁躲避去了)。当天晚上，何锡藩在听到工程营的枪声以后，还强令士兵入营后马号暂避，借以观察动静，而营中革命同志当然跃跃欲试，其中就有人单独离开该营驻地奔往楚望台的。不久，南湖炮队登上中和门城楼，向右方发射一炮，弹中何所管辖的第一营楼顶，瓦片纷飞，于是，该营队伍在革命同志策动下一哄而出，何也就莫可如何，只得与士兵一道反正起义。只见各标营革命党人奋起响应，一时火光烛天，枪声大起，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党人攻下了武昌城。接着，起义军又于十一日攻下了汉阳，十二日攻下汉口。武汉三镇全部光复。

首义第三天(十月十三日)，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迫担任都督，他立即着手扩编革命武装力量，准备迎击前来镇压的清军，于是以首义部队为基干，收编陆续归顺的约五六千人，并任命何锡藩为陆军步兵第二协统领。  (一协的长官，相当于旅长)。

正在这时，清庭派陆军部大臣荫昌督师南下，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武胜关一带。原驻大智门刘家庙一带的张彪等残部约有一标兵力，正积极接应清军南下，妄图反扑。

十月十五日(农历八月二十四日)，黎元洪又加命何锡藩为第二协统领兼临时指挥官，指挥进攻汉口方面刘家庙之敌，命令汉口林翼支，胡效骞等部归何指挥。何锡藩奉命后，即督队出征。十月十六日，何率所部到达汉口铁路刘家花园，设指挥部。是日，胡效骞、赵承武各率所部先与清军接触两次，未分胜负，各退守原地，何锡藩以已方胡、赵两部兵力不足两营，而清军有两标之众，反而不敢前进，可以判定敌人毫无斗志，乃于十月十六日下令攻击。

当时，第二协前方部队不到两标人，加上林翼支、胡效骞的队伍奋勇冲杀，曾经一度占领刘家庙。可是敌方军舰突然从侧面猛烈轰击，我方遭受损失，不得不退后三千米，利用沟堤作为掩护。当天下午，武昌方面再派步兵一标和炮队前来增援，在炮火的掩护下，合力发动反攻，再度占领刘家庙。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点多钟，争夺刘家庙之战再度展开。何锡藩命步兵队与炮兵队在刘家庙西北端高地，向敌散兵开始射击，继换母子炮猛攻，并派机关枪队进占头道桥，彼此火力猛烈，清军接连两次冲锋，都被我军炮火击退。清军用火车运兵增援，刚开到二道桥，就被我方炮火击中，车头粉碎，车厢倾倒，已无法开行，我军闻讯齐声呐喊冲锋，附近居民纷纷拿来刀斧锄头参战，杀得清军无力招架，一直退到滠口。这次战役，击毙清军四百余人，受伤者更多。并缴获一列车军用物资，约可供应一标以上军队的需要。前线战士从早到晚血战一天，粒米未沾，可是情绪仍然很高。汉口商会和居民连忙购卖馒头酒肉前来慰劳，并且，全市张灯结彩，欢庆大捷。这一仗，对于革命军士气起了莫大的鼓舞作用。同时，也吸引了汉口的许多外国新闻记者，前往刘家庙访问战地情形，都说清军作战近于儿戏，民军布置有条不紊，深得民心，确比清军文明。因此，驻汉领事团在同日晚上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应否严守中立的问题，决定次日备文送武昌军政府，承认民国为交战团体，领事团严守中立。这一表示，确与民车战胜清军一举大有关系。

何锡藩在大捷之后，没有继续急进，认为正面三道桥有一里多长，路面狭窄，左翼是湖泊，右翼是停泊在汉口下游三十里阳逻地方的清海军军舰，民军不宜进攻，如对敌人右翼采取攻势，又非大迂回不可，而且所带的都是新兵，能否指挥如意，还成问题，不如暂在三道桥南端固守，做好防御工事，再图进攻不迟。何锡藩将上列情况报告都督黎元洪。黎是老军官中的谨慎派，当然赞成何的主张，而年青的革命党人都是主张激进的，以为何锡藩胆小如鼠，应乘清军败退之机，向前进军，乘胜占领武胜关。这种看法，黎心中不以为然，可是黎此时也会看风使舵，不敢过于固执己见，只好暂时听从革命党人的主张。这时，敢死队长徐少斌自告奋勇，进攻滠口之敌。何锡藩只得转守为攻，接受徐少斌的请求，并发布进攻命令：

“敢死队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即以谢元恺为司令，以徐少斌为前卫司令，其余第二协所辖各部，均在造纸厂待令，如进攻滠口得手，立即跟踪出击”。

徐少斌率队行到三道桥以北，即命他的队伍开始射击，清军并未还手，徐错认为无敌防守，贸然率敢死队猛进，不料敌方机关枪齐发，徐少斌当即落水阵亡，同时牺牲士兵十人，部队不能继续前进，即退回原阵地。清军也未反击。当晚，我军仍在原阵地防守，军政府以敢死队长徐少斌阵亡，影响很大，特开会讨论，大家对何锡藩极表不满。

十月二十四日(农历九月初三)，军政府调第二协步九标标武库部加入前线作战，何锡藩即于初三日命令部队于拂晓进攻清军三道桥阵地，相持竟日，敌方增加生力军数千，用德国大炮向我军猛击，我军不支，伤亡较重。何锡藩左臂受伤，因此部队撤至刘家庙东北方面，设防抵御。军政府特准何锡藩请假治疗，另以参议官张景良继任指挥职务。

十月二十八日，何锡藩伤愈以后，军政府授以第二协统领原职，兼任武昌守备总司令，防守武昌城厢。他接令后，率该协防御武昌城，派炮兵一队骑兵排防御东湖门附近，并加强武胜门经平湖门至望山门的防御。

一九一二年二月，第二镇统制出缺，黎元洪原拟以何锡藩升任，因有人反对未果，后改任水师统制。因水师改称水上警察后，他又就任湖北省警察厅厅长，达十三年之久。

民国元年，革命政府论功行赏，授予何锡藩陆军中将军衔，职任将军府将军。

何虽在军界二十余年，对功名二字很淡薄，特别是晚年，十分厌恶官场交际的陈腐习气。一九二四年，他与当时湖北省的部分上级军官意见分歧，愤而辞职。还亲笔书写孟子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条幅，挂在卧室墙上。辞职以后，便隐居武昌，信仰佛教，念经吃素。

何又不置田产。有人劝他：“你应该买点田将来防老。”他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还说：“田产多了，会腐蚀儿孙自强意志，使之过寄生虫生活，不求长进，反害了他们。”“将来子女卖田了，还说我何少岳吃了冤枉钱。”所以，县城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

何虽不置田产，但乐善好施，对公益事业却十分热心。当时，常宁北门正街的街道坎坷不平，泥泞满布，行人极不方便，于是他以独资用青石板修缮一新。北门城有一座长五米的草桥，原系木桥，是人们进出县城的必经之地，每遇大水，就会冲断，人们来往，常被阻塞。他在修路时，将此桥改修成石板桥，将草桥改名为“步云桥”，还在桥边立有石碑。

何锡藩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在武昌病逝，终年五十二岁，当时，安葬在湖北武昌金口镇，一九二八年迁回常宁，葬于北门城外樟木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