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荣，字才严，衡南县大水江人，生于一八七七年。早在鸦片战争前，其先祖李先栋即已定居衡阳桑园街北壕，以掏粪、种菜为生。父名李贤益，经营淤行，兼做清茶馆生意，后又在北门石狮街摆设小钱摊，贩卖私钱。旋因私钱声誉狼藉，为群众所拒用，乃改业与他人合伙开设泰昌仕油盐店。是时李向荣已年十八岁，随父进店学徒。一九○八年，泰昌仕折伙，改牌名泰昌顺，由李贤益独资经营，以薄利多销，招引顾客。售出油盐，不短斤少两，甚至还有加一的出头。生意越做越活，不数年，一跃而为油盐业首屈一指的大盐店。一九一八年，李贤益病死，李向荣与其弟李相庭各分得遗产一万银元(一说五万元)，北郊曾家町田产数十亩。

李向荣自其父死后，独当一面，开拓经营。旋将泰昌顺油盐店，交其弟经营，自己则在大河街另开设一家泰昌荣油盐店，以经营有方，业务蒸蒸日上，资财成倍增长，奠定致富基础。一九一九年，长沙美孚煤油洋行，欲在衡阳觅一殷实商户为代销点，以代替原煤油经销商曾安记，李因夙有家业殷实之名，经郭神父推介，交付五千美元保证金，并另觅一家铺保，得任美孚煤油衡阳经销处经理。李接任后，大展鸿图，利用广告宣传，扩大影响，又租用彭佑卿福记石油公司建于耒河口的三座油池储油罐桶，节约了开支。同时还采取散销与赊销的经营方式，迅速将业务扩展至衡阳四乡和湘南二十四县。销量由曾安记的年销三千对，猛增至二十多万对，深得美商信任与赞赏。李经销煤油，每对收佣金弍角，收入达四万银元以上。除正常利润外，又与长沙美孚洋行翻译朱景行(长沙光复后，朱任长沙美孚洋行买办，现在美国)深相结识，互相利用，由朱预告行情，暗通信息，李则采取涨价多报销量，跌价多报库存的手段，获取超额利润。尤以民国十二年(一九二四年)，衡阳大水，正大油库淹没水中，李乘机制造假象，拍摄油库空桶滚滚于洪流之中的照片，谎报被洪水冲走煤油万余对，骗过美商，骤得横财近十万元。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初，反帝口号高唱入云，李巧为应付，得免损失。美孚洋行以李保存煤油有功，乃将库存煤油，每对削价两元，以示酬谢。仅此两项，使李获暴利达二十万银元以上。

李既拥有大量资财，多财善贾，遂扩大经营范围，广泛涉及商业金融和房地产等业务，由他独资经营的公司、行号和钱庄，增至八、九家之多。设在本市的有正大洋油公司、荣和昌烟草公司、南新颜料行、合记油行、泰昌荣盐油店、荣华新绸布店、荣华新百货店和正大钱庄。设在长沙大西门正街的还有一家怡和油行。其与他人的合资企业，尚未计及，每年纯利收入，数以万计。抗战前的一段时期，李所经营的企业，对市场物价的升降，行情起落、进销趋向，均有一定影响，与之同业者，咸以李之马首是瞻。

在金融方面，李亦独辟门径。他的正大钱庄，资财雄厚，信誉日隆，常有国民党军政官员的公私款项十余万元，存放该庄生息。一般中小商户，也多仰仗财势，乐与往来。同时，他又与当地权绅，互相利用，不断扩大财源。例如在民初军阀混战时期，地方军差浩繁，筹款派捐，多由衡阳财产保管处和商会经手办理，李长期任商会财委，与处长蒋丙玉，会长黄寿和，系拜把兄弟。平时，商会经费和财保处收入多存放生息，一旦遇有过往军阀需索甚急时，该庄则允予高利息借贷，藉资应付，免滋事端。因此，李既获得月息三分的厚利，又博得商会好评，真是名利双收，左右逢源。

李除主要从事商业和金融业外，经营房地产，亦其致富之路。在房地产经营上，他常稳操胜算，以贱价和抵债方式，大批收购。如北正街一连二十四栋房屋，他仅用五千银元，即取得其所有权。他还善于利用信息，扩充房产，如衡阳火车站即将修建之前，他即在湘江东岸至车站一带，预先购置地皮，新建大片铺房出租。一九二五年，衡阳折毁城墙时，他探知权绅议将地皮公卖，又以低价购买城壕西北各段大量地皮。在李氏房产中，有购进成栋铺面者，有自购地皮建造出租者，也有他人需在其地皮上建房，规定三至五年后，佃修东得者，其房产之多，竟遍布市东西两岸。尤以李向荣自己命名的向阳街一带，较为集中。该街东起河街正大公司，西接中山南路，尽为李氏所有。高楼大厦的“李公馆”，也建在向阳街内。李在出租铺屋时将收租期定为季租、半年租和全年租三种。但不论哪种租期，租金均须一次付清，如有中途搬迁者，房租照付不退。在租期内，他亦不另加租金，即使房租稍低于时价，也无其他苛索。故一般用户，都乐于向他承租。每年房租收入，相当可观。总之，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三十年中，李向荣通过各种致富途径，拥资达百万，购置房屋三百零八栋，田产三干七百担，成为衡阳赫赫有名的首富。所以有人称之为“李员外”“李财神”。

人谓李向荣，才不出众，貌不惊人，何以能成为百万富翁?有的认为是“财神高照，八字好”。有的则相传是其先人在清末衡州教案烧毁教堂时，其先人从黄沙湾天主堂厕所内，掏出大批金银而发财的。李的绰号叫“大淤贼”，这便是绰号的来由。其实，熟知李向荣其人其事者，都不以斯论为然。他们认为李之发财，根源来自于对工人农民的重重剥削，也出自他确有致富之术。其主要决窍是：

一、讲究信誉，不扯麻纱。如他与美孚行多年交往，一直信守合同，从未拖欠贷款。二、利用信息，大胆经营，当机立断，不失时机。三、注重效益，把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争取最佳效益。如他独资经营的九家企业，除正大公司外，其余均委托他人独立经营，本人不加干预。四、资金统一调度，运用灵活。如本市各店营业收入，均须于每日下午四时前，集中交正大总店，以便统一调度使用。五、知人善任，推心置腹。他除自任正大公司经理外，其余各店均放手使用能者为其代理人。如在他店长期供职的管账王成康，翻译刘忠镇以及为他经管房地产的黄春生等，都是精通业务的好手，精明能干的长才。感其知遇，无不尽心歇力，为他立下不少汗马功劳。此外，他对店员和学徒，也有一套管理办法，一般待遇从优，要求从严，并定下四不准的店规，以资共同遵守。即不准赌博，不准酗酒，不准腐化，不准滋事生非。若有违犯，不分亲疏，一律辞退，如其妻弟夏某，因触犯店规而被开除，虽经多人说情，终不复用。

李除蜚声商界外，在政治生活中，活动较少。因他志在致富，意在保产，生怕达官显宦向他捐款借钱，故常深居简出，不喜四出钻营，虽曾一度被选为省、市参议员，也是“财神上轿”，点缀场面而巳。正因他深明“和气生财，逞强惹祸”之道。个人很少发表政治主张，每逢开会时，只是附合或赞成别人的意见，被人称为“附议参议员”。万骊竞选省参议落选，而李向荣、周福生当选，万解嘲曰：“去了一个穷鬼，来了两个财神”。在国民党党团倾轧中，他也避免介入，常采取“两边不扎被”的办法，以免得罪别人。

从一九一九年第八届到一九四九年衡阳第十三届商会中，他都被选为理事、常务理事和财务委员，长期成为商会的不倒翁。李亦乐而为之，并不推辞。因为这样，一可掌握商界信息，便于自己运筹。二可参预筹款派捐，为正大捞取存款。三可联合商界，笼络小商民，为自己确保家财。在一九二四年间，他与当时的财产保管处长蒋丙玉、警备队长黄海秋、商会会长黄寿和、粮业会董刘珍溪、钱业会董肖希远、布业会董朱少生、纸业会董刘荣卿、衣业会董刘兰田等九人结为一帮，时人讥为“九头鸟”互相利用。一九二七年三月，衡阳工商业户在中共湖南特委的领导部署下，改组商会，成大衡阳商民协会，驱逐了肖希远等部份豪绅，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店主颜端、肖远伦等人参加商协。李此时也被逐出商会。但到一九二八年改诜，李仍选任商会常务。据工商界老人记忆，在北伐战争工人农民运动中，李向荣尚识时务，仍在木市从事正当经营，并未逃匿外出。一九二六年四月，屈淼澄奉命组织衡阳农民运动时，曾找李向荣个别谈话，要他认清形势，晓以利害。李尚能顺从。李在商会活动中，如遇摊派，对他所经营的企业，同样承担捐款。因此之故，工商界对他的评价有誉有毁，与把持商会的那些政客党棍，殊不相同。光复后，他虽仍任商会常务，却不过只是挂名而已。

李致富后，对社会慈善事业，颇具热心，尚能慷慨解囊。每逢农历年关，照例为城市贫民捐送寒衣五百件，食米五百担。如遇饥荒年岁，则在北门石狮街设立施粥站，广济灾民。又还在桑园街设立棺材施送处，专为无依无靠的死者施送棺材。还在接龙山上，开办一所善化堂，自任堂长，以好善乐施相号召。对残废所，孤儿院，也曾乐于捐助。李搞慈善事业，也搞迷信活动，一九二九年一班好事之徒，发起做“万人缘”推李向荣为首，参加者每店五元，每人一元，在回雁峰寿佛殿做四十九天水陆道场。时警备司令段珩为诈李钱财，揭穿骗局，扬言要杀人。李惧，托人说情，并送段银洋一万元，才免予究办。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对来自前方的难童极为关注，曾捐款建立可容纳五百人的难童收养所，并亲任院长。

李为人深沉、质朴、讷讷不善言词，虽读书不多，却以文墨自诩，曾以数百银元高价，购买万有文库一部，陈诸厅堂，以炫宾客。又还另购一部，赠送给当时的衡阳县图书馆。他还临仿曹全碑书法，自谓衡阳大书法家蒋克阜尚不如其书法苍劲，常仿曹全碑书写对联赠人。李生活俭朴，不尚豪华。平居常着兰布长衫，律己颇严，不吸烟，不饮酒，也不嫖赌，侍奉父母，颇尽孝道。一年，其父六十大寿，大宴宾客，邻里送寿匾一块，请蒋克阜先生大书“由一由”三字以表庆祝。李欣然将寿匾悬挂中堂。后数月为好事者所识破，谓“由一由”为两个粪桶一条扁担，乃粪桶一担也，盖讽其先人两世掏粪，起家不易，如此铺张，太不应该。李闻之大惭，立命将挂匾取下。

李晚年时，尚有爱国之心，据其翻译刘忠镇、管账王成康言，他在抗战时，曾为前方战士，捐送大批慰劳品，日寇侵犯衡阳，置产业不顾，率家逃往贵阳，一九四八年，他采纳刘忠镇意见，决定兴办化工厂，并请刘设计筹谋，因刘毕业于北大化工系，拟用其所长，旋以时局有变而未办成。一九四九年上半年，衡阳警备司令部向李向荣派捐六千银元，为城防之用，李则托词拒绝。当解放军大举南下时，他与家人计议，不去香港，不走外国，更不逃往台湾，决心携眷避居贵阳。一九五○年转赴上海治病，翌年迁往吉林，与在吉林化工学院任教授的二儿子李祚杰同住，一九五七年病死于吉林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