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初，我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毕业，被派到第六军工作，跟随程潜将军北伐。但东进至芜湖，我就离开了第六军。大革命失败后，租潜军长也被迫离开了第六军，到上海租界当了寓公。抗战期间，程潜又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天水行营主任。尔后还担任过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在这十几年间，我一直在国民党的军校办教育，没有跟随程潜将军，但不时有所接触或耳闻。一九四九年长沙起义前夕，我再度跟随程潜将军，弃暗投明，重新走上革命行列。现就记忆所及，将我所知道的程潜将军的点滴见闻记述如下。

　　(一)

一九二五年秋，广州国民政府将所属的粤、桂、湘、滇及援鄂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程潜所部的援鄂军两千多人，及吴铁城的一个师，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六军，程潜任军长，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为共产党员林祖涵(即林伯渠)同志，参谋长唐蟒，总参议杨杰，军需处主任罗迈即共产党员李维汉同志。援鄂军原是一支杂牌部队，改编后各师、团、营、连都设有党代表，林祖涵同志挑选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左派分子充任，建立了健全的政治工作制度。这么一来，六军的面貌就大为改观了。

一九二六年，我从第二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后合并为黄埔军校四期)，被派到第六军工作。六军的军部设在惠州(今属广东省)城里。二次东征歼灭了陈炯明的主力，但陈部的散兵游勇远未全部肃清，社会秩序尚不安定。记得二六年的二三月间，我们被派到六军去工作的十个同学，由军校教官李国良率领，从东江乘船去惠州。船过博罗，竟遭到土匪拦截。他们朝船上胡乱开枪，要船靠岸。我们都没有带枪，无力还击，但也没有停船，只是伏倒舱里。朱应声同学灵机一动，忙把一只脸盆扣在头上，当作钢盔。

到惠州军部后，我才认识程潜。他身体挺结实，态度和霭，平易近人，俨然有儒将风度。程潜别号颂云，醴陵人，一九○八年日本士官学校炮科毕业，又是老同盟会员，为孙中山先生所器重。因此，程潜当过大元帅府的军政部长，在旧军人中声威较高。程潜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进步的左派人士。我到军部报到后，被派在军参谋处第一科当中尉参谋，不过一月，又晋升为上尉参谋。并派我到湖南茶陵招募新兵。这样，在北伐进军的前夕，我就来到了湘赣边区的茶陵县。

　　(二)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第六军被派为总预备队。七月二十日程潜率部自广东英德北伐。七月三十日抵达郴县后，改道向永兴经安仁、攸县到达醴陵、萍乡。先头部队继续北进，于八月三十日到达湖北崇阳。我原奉命在茶陵招募了百多名新兵，在平江县南江桥赶上军部归队。从此，即改任军长程潜的随从参谋。这时，军部接到总司令部命令：第六军开回通城，向东警戒，大部队驻扎萍乡、浏阳、醴陵一线待命，支援第四军攻打武汉。八月二十九日，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相继攻占了汀泗桥及贺胜桥。九月一日，北伐军打到武昌城下。至此，武汉已无险可守，总预备队之设也就没有必要了。第六军奉命转而攻打江西。

北伐途中我们打的第一仗，是九月七日打修水。这是一场遭遇战，打得相当艰苦。修水之役的战场，并不是在修水县城，而是在离城五华里的凤凰山下、修水河边的一条狭隘小路上。孙传芳军阀第四师师长谢鸿勋部的一个营，从下马坳败退下来，就埋伏在河湾里的一个小岛上，占据着十分有利的地形。六军前卫四九团先头部队疾速前进，不意中了敌人的埋伏。先头部队一打响，随前卫团行军的军长程潜，立即登上一高地，观察战阵，当即作出了部署，下达命令。在这次战役中，程潜表现得沉着勇敢，不避危险。由于我军很快布下了阵势，乍一遭遇时的被动局面，立即扭转过来，并发起了攻势，跟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部越打越勇猛。敌军不支，很快就败退下去了。我部边打边追，残敌败退。就这样顺利地进驻修水县城。修水之役因是遭遇战，我部伤亡较大，计有营、连长七、八人负伤。

　　(三)

六军攻入江西后，战事节节胜利，修水、铜鼓等县，次第克复。全军将士，斗志昂扬，乘胜向南昌进击。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程潜率领的第六军担任前卫的五四、五五两个团，与邓如琢部在南昌城下稍一接触，就把敌军击溃，没费多大力气，首先攻进了江西省会南昌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王柏龄师及第二军的三十六团，接着也进入了南昌。但第二军及第三军主力部队却在樟树镇一线，按兵不动。

六军进入南昌城之后，军部驻扎在江西大旅社。住了两天，倒也平安无事。不料第三天深夜，突然四处枪声大作，后来才知道，从南昌败退的邓如琢一部，白天“假装国民革命军潜入城内”，待到半夜与城外的敌军搞了个里应外合，从四面八方打进来。程潜事前毫无所知，半夜里仓促应战，部队乱了套。当他率部突围出了南昌城，在莲塘车站又陷进敌军的重重包围。在危难的乱军之际，程潜乔装了一番。他把胡子割了，穿上一件农民的蓑衣，头戴一顶农民的破草帽。看样子，既滑稽又狼狈，恰似曹操下宛城时的“割须弃袍”，才得以死里逃生。拂晓，部队突围到了万寿宫下，伤亡惨重。记得我突围部队，西渡赣江时，既无船只，又无浮桥，全靠游泳渡江，那些不会泅水的官兵，在滔滔的赣江里丧了命。我们参谋人员都有战马，由战马把我们渡过急流到达彼岸。直到这时，部队才摆脱敌军的追击。过江后又继续西行七、八十里，到达高安奉新一带，部队才停下来进行整训。

六军攻入南昌，一则由于战士们勇敢作战，再则也是程潜将军的求功心切。似乎有个“先入咸阳者王”的君子协定，谁先打下南昌，谁就可以做江西省主席。可星，程潜与蒋介石一向不睦，他瞧不起蒋介石的奸诈作风，蒋介石对他则有戒备。见他捷足先登，进入南昌，心中已经不悦。所以，当程潜在慌乱中退出南昌，蒋介石竟密令鲁涤平的第二军和朱培德的第三军，不去支援，见死不救。

　　(四)

直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才最后攻克南昌。江西省主席却为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占据去了。程潜的第六军只得驻扎在九江。次年一月，东征的军事部署就绪，程潜担任东征中路军的江右军总指挥，仍兼任第六军军长；江左军总指挥为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二月下旬，江左、江右军同时东进。

程潜的江右军自九江循彭泽、马当一线东下。三月四日，原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在芜湖宣布起义，六军不战而进入芜湖。军部驻扎在芜湖天主教堂内。一天，江右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李明灏派我出差，给江右军的第三纵队指挥官贺耀组送个命令。并限定次日中午送到。贺部驻在当涂，走陆路有一天多行程，途中尚有残敌未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须化装乔扮一番。我当即向县政府借来一乘轿子，又向军部沈参谋借了—套便服。由于乔装打扮，耽搁了一点时间，直到上午九点，尚未起程。参谋处长李明灏走来一看，就大发雷霆，当即宣布撤销我的公差，指令朱参谋代替我出差。他又写下一纸便条，着人送给程潜，说什么冯志远“遇事因循”，应予撤职处分。程潜则不以一时一事来判定一个人的功过，坚持要全面地看待一个人，认为我还是称职的参谋。因而也就没有同意李明灏的意见。可是李明灏个性特强，固执己见，为此与程潜大吵了一场。最后他威胁程潜说：“你不撤冯志远的职，那么，我就走吧。”程潜的秘书彭源翰是我军校的同班同学，把此中内情全部告诉了我。一听之下，我也十分生气。心想既要化装，以策安全，耽搁点时间，那能全都怪罪于我呢!听说李明灏坚持要撤我的职，我的自尊心受到刺激。当即下定了离开六军的决心。我主动去找程潜，表白我的态度，并要求他帮助我去苏俄学习军事。程潜见我去意已决，李明灏余怒未息，没有硬性挽留，只得答应我的请求。当即写下便笺，让我到汉口友益街六军办事处，找党代表林祖涵同志，请林设法联系送我去苏俄留学深造。临别，程潜又赠金三百元。这笔钱，我到九江六军军需处主任罗迈那儿领取的。

当我赶到汉口，去苏俄的轮船已经启航。就这样，我赴苏俄留学未成。但过后不久，我便转到鲁涤平的第二军工作去了。从此，离开了程潜将军统率的第六军。

　　(五)

大革命失败后，程潜也就离开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在新军阀争权夺地的混战中，程潜由于失去了赖以自恃的势力，同时也不满蒋介石集团打内战，搞独裁专制的反动统治。自一九二八年起，他被迫离开了军旅生涯，隐居上海租界当了寓公。

这期间，程潜过着俭朴的隐居生活，进出没有汽车，妻子也都离散了，只有一个随从的警卫肖家吉留在身边。饮食起居，一切从简。每天习武读书，吟诗练字。后来出版的《颂公诗集》，好些诗就是这个时期写下的。每当烦极无聊，程潜也到附近的番摊馆去解闷散心，搓麻将乃至赌博，借以消磨时光。程潜虽曾身居要职，但能廉洁奉公，一向没有积蓄。所以，在此期间的居家费用，全靠老朋友及旧部属接济。即如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李国良就慷慨地解囊相助，每月馈赠程潜三百块银元，补贴颂公家用。李国良曾任第六军少将参议，其时任国民党陆军辎重兵学校校长。我在该校任教官，李国良馈赠的生活费用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间，都由我按月送去，面交颂公本人。有次到程潜家久候不遇，经警卫肖家吉指引，我就到番摊馆里去会他。颂公坐在赌摊前，抬头见我，只是苦笑一下，算是招呼，继而又聚精会神干他的事……

到一九三五年，经老友杨杰劝驾，程潜才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去当陆军参谋总长。抗战爆发后，程潜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南岳会议，重新调整战区，程潜则升任天水行营主任。李国良为行营的军训部长。其时，辎重兵学校已迁到贵州龙里，我仍在该校代理教育处长。有一次，李国良从湖南去天水路过龙里，郑重地对我说：颂公邀你去天水当汽车兵团长。我确也想去，只因辎重兵学校教育处长无人接手，终未成行。过不久，就听说天水行营遭到日寇飞机轰炸，恰值行营在防空洞内开会，—枚炸弹把防空洞炸塌了，程潜和李国良等行营高级幕僚，均被埋在洞内。当即进行紧急抢救，但把程潜抬出来时，他已被窒息得奄奄一息了，经过多种手术，才得以苏醒过来。据说程潜的大脑受伤颇重，经过长期治疗才慢慢地恢复正常。可是，程潜患难之交的老友李国良，终因伤势过重，休克时间过长，经抢救无效身亡。

　　(六)

抗战胜利之后，程潜曾出任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一九四七年，我在国民党军队后勤总部的运输学校当教育长，该校设在汉口的硚口区，有次我去行营见颂公，他向我透露：他在武汉行营的日子不会长久，很快就要回湖南。并嘱咐我去找彭源翰具体谈谈。彭对我说：颂公在武汉行营，凡湖南同乡找他，要钱给钱，要事干也尽力妥当安排。这表明，颂公是重乡土感情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在团结湖南同乡，结成一股较大的势力，以备不测风云。彭源翰还说：武汉的警备司令陈明仁，表面上同桂系白崇禧打得火热，愿意为蒋政权卖力，其实他同颂公的关系极为密切。陈明仁也是醴陵人，系小同乡，又是颂公创办的攻鄂军讲武堂的学生。这种同乡兼师生之谊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了。颂公回长沙，陈明仁也会到湖南来的。最后，彭源翰说：我们这批人，只有跟颂公走，才会有我们的出路……。

一九四八年，程潜回到了长沙，运输学校也从武汉迁到湖南耒阳，这时，我又一次到长沙去看程潜将军。他对我讲了一些不满蒋介石搞独裁打内战的话，并叫我离开国民党军队，到长沙去住。他说：不要跟他们送葬了，到我这里来吧。一时不好安排，就是打流，也没有关系哟。

一九四九年，国内战争的战场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崩溃的迹象日趋明朗化了。运输学校又要搬迁，校长王镇主张搬迁到四川成都去。这时彭源翰给我来信说：颂公叫你不要走，就到长沙来吧。早在武汉时，我就想脱离国民党军队，怎奈时机未成熟，现在到时候了。因而趁运输学校迁去成都之后，我立即偕同全家到了长沙。程潜将军委派我为湖南保安司令部少将高参，借住在长沙韭菜园老友唐星的家里。唐星当时充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乃湖南和谈的首席代表。

解放前夕，陈明仁率领的三个军已编为国民党陆军第一兵团，也开到了长沙。此时的白崇禧对陈明仁还颇为依重，总想利用他来监视程潜的行动。可是，在四平街战役之后，蒋介石撤去他的军长职务，陈明仁耿耿在怀，尽管白崇禧帮了他一把，但实际上他与程潜早有默契，到长沙之后，陈明仁已是唯程潜的马首是瞻了。

一九四九年程潜发起并领导的长沙和平起义，起初也并不是公开搞的。他只是在自己的老部下和学生中酝酿，表面上还是叫喊着“戡乱建国”的。白崇禧虎视眈眈地盯住长沙，如果暴露过早，程潜的实力就无法保存下来，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还要遭受打击。所以需要造一种保护色，这是一种权术。我们当年在长沙的第二军校同学有五十多人。六月里的一天，我们云集在同学黄仁访家里开会，每人出一元钱会餐，实则是利用机会通过一则电报文稿。我们集会通电的主要目的，则是表示我们决心脱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投向革命。此事曾先经过陈采夫(黄埔三期同学)的同意，并报告颂公，得到他的默许之后，由我同左作霖起稿，彭源翰、黄仁访和我领衔签发。电文中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对毛泽东主席表示致敬和欢迎。当即派人送往武汉，因故未能及时送到。直到程潜在长沙宣布和平起义之后，我们这份电报才公开发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程潜将军首次去北京，毛泽东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据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到机场迎接的客人只有两位。一位是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另一位就是程潜将军了。这也说明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对湖南和平起义之举是十分赞赏的，对湖南和平起义的领导人程潜将军尤为钦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