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武器，作为战争观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虽然早有研究，但是大多是浅尝辄止，在几千部中国传统兵书中，较为深刻的论述几乎很难见到。直到近代，当封建兵学家们面对资本主义船坚炮利的现实，才不得不重新审视奉之为神灵的制胜宝典。什么才是战争制胜的真正法宝呢？与现代一样，晚清兵家对此问题探讨时，也不得不在人与武器这两大要素上去寻找答案。一代儒学大师、封建政治家、军事家曾国藩，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对人与武器思想进行专门阐释，以其深刻独到的见解留给后世太多的思考。
一、曾国藩人与武器思想产生的背景
鸦片战争的爆发，较为全面地检验了封建军事思想。在战场上，双方武器装备以及基于此的军事思想的优劣高下立见分晓。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进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开始正视“不如人”的现实，致力于对军事思想的合乎时代的创新研究。林则徐提出了“器良、技熟、胆壮、心齐” 稍后，魏源也提出了“心灵胆壮，技精械利” 尽管这两个提法都只有八个字，但是却包含有丰厚的内涵。很明显，林则徐和魏源正是从人与武器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传统军事思想，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从而“奏响了中国军事思想近代化的强劲号角” 。
但是，由于“不能逃脱不可抵抗的习惯势力和东方生活的萎靡不振德樊笼” 和“中国人民柔惰怯懦之风不易改变” ，中国军事领域变革显得异常迟钝和缓慢。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外军事斗争渐趋缓和，清政府的军事变革决心烟消云散，“都门仍复恬喜，大有雨过忘雷之意”，由林魏在传统军事思想上打开的缺口被保守思想重新填上。传统军事思想依旧老态龙钟的蹒跚而行，军队建设如往依旧。
然而，外患才暂告段落，内忧又风起云涌。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天平天国运动。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向两湖地区进军，一路上所向披靡，奉命前往堵截镇压的清军八旗兵和绿营兵，腐败无能，纷纷溃退。清政府慌忙之中，一边继续调兵遣将进行防堵，一边下旨兴办团练，以助攻剿。乱世造就枭雄，一代儒臣曾国藩走到历史的前台来，他意识到绿营八旗固不可持，非正规的团练也不可取，因此在兴办团练的旗号下，他组建了一支新型的封建地主武装——湘军。随着这支新型军队的出现，历史的方向和速度都发生了变化，封建军事思想也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人与武器思想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也反衬出曾国藩军事思想的胜利，更标志着曾国藩人与武器思想的胜利。在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中，人与武器思想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战争角智，但是最终还是要角力，并且角智是通过角力来实现的。人与武器是战争的两大基本因素，是战斗力的两大源泉。如果不能对此有正确的认识，就会犯下战略思维的错误，进而导致战争的失败。湘军在与太平军接仗十几年，胜败次数几乎持平，这也体现了曾国藩军事思想的正误参半。
经过十余年的拼杀，湘军最终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人与武器思想也通过曾国藩的论述而一跃上升到封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层次。
但是太平天国的失败，使得曾国藩陡然失去了一个顽强的对手；湘军的裁撤，也使得曾国藩失去了军事实践的有力机会。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没有多大的发展，人与武器思想也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二、曾国藩的人的思想
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儒臣，他为京官时，推崇程朱，尊敬唐鉴，并与倭仁关系密切，经常相互交换日记，互相讲求内修功夫，因此他的军事思想里充满了浓厚的程朱理学和封建儒家色彩。在曾国藩的头脑里，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和古典兵法中的“人本”思想构成了其军事思想的主要基础，在建军宗旨、战争态度、选勇择将、战争原则等方面，曾国藩首先把“人”作为最迫切和最优先的出发点。“人”是一个较为宏大的概念，在实际操作中，人才是“人”的缩影。
他把“忠君勤王，捍卫礼教” 作为建军的宗旨，并且认为“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根本” ，这实际上是“人”的基本范围，其主要内容为“忠君勤王，捍卫礼教”。很显然，这是封建政治思想在军事领域的体现，这既体现了曾国藩鲜明的政治立场，也表露了曾国藩对“人”的核心要求。
曾国藩对军事人才急切渴求，尤其是面对太平军强大的攻势，曾国藩倍感压力：“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苦。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 因此，他首先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行军之道，择将为先” 。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二者之间，德字为先，并进一步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
他说：“其带勇之人，概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 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忠义血性，在政治取向上是十分明显的。“忠义”就是无条件地效忠封建王朝，随时做好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准备，永远做清政府的绝对效忠者，对农民起义军，要采取仇视和镇压的态度。“血性”就是指存在于人们身上的一种刚强正直的气质，尤其是在缺少世故的热血青年身上表现强烈。
“忠义血性”把人才的标准表述得几近完美，但曾国藩却没有停留在“仁、义”等空泛的层面，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曾国藩不尚空谈心性，而注重虚实结合、体用互补。在对“德”的界定上，曾氏就尤为重视务实精神，他眼中的理想人才必须“遇事体察，身勤、心到、眼到、口到” ，具备“劳苦忍辱”的品格。
在德的标准上，曾国藩与传统标准在内涵上是基本一致，在才的看法上，也与传统认识相差无几。曾国藩受“以文取士”的影响，认为“气节、文章二者缺一不可”，难免有以文才偏盖其他才能的倾向。但是，曾国藩还是在传统的人才观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即部分修正了传统人才观轻视和排斥科技人才的态度。如奏请成立京师同文馆，建立相关军事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招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华衡芬等入幕。这种传统人才和近代人才并重的思路，有利于改善人才的知识结构和确立近代知识人才的标准。
关于“德’与“才”如何结合的问题，曾国藩有一段专门论述:“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揖栋梁之用。” 在他看来，德是人才的本质，才是人才的效用、两者缺一不可，但又有体用之分。这个论述显然尚未摆脱传统泛道德主义的影响，例如他曾明确提出:“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
很显然，在曾国藩的眼中，人的核心标准无外乎就是“忠义血性”和诗文水平。因此他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礼仁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熏陶官兵。所以，较之以前，曾国藩在对人的论述上虽然简练，却更为深刻，可以说是对“人”下了一个最高水平的定义。然而作为封建统治秩序的忠实卫道者，曾国藩不可能在人才思想上走得太远。
在曾国藩主持军事近20年中，他所认定的军事人才标准不外有三：一是以我国封建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为中坚，即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二是必须具备外语能力；三是必须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其中关键是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知识。
如果说第一条是旧式传统人才观的标准，那么第二、第三条就是近代新式人才观的样板，尽管这快样板还不是很尽善尽美，但是毕竟与旧式人才标准划开了界限。
三、曾国藩的武器装备思想
曾国藩对武器的态度，在情感上是复杂的，在理性上是薄弱的。为何这样说呢？因为，曾国藩的思想体系中，传统文化因子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因此，“君子不器”的意识往往左右他对武器装备的认识；但是客观现实却对传统文化提出史上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战争实践把武器装备摆在了极其显要的位置。“手枪战胜利剑，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论者在这里也应相当明了，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为实现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
尽管曾国藩“君子不器”的意识占据主导，但是，却并非一尘不变。随着军事实践的不断深入，他也认识到，没有武器装备是不行的。然而，他所处的境地却要求他必须在策略上不能对武器流露出格外青睐，因为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战斗力的主要生长点必然要放在人的精神方面，没有谁愿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曾国藩往往违背自己内心的想法，发出一些“重人轻器”的论调。所以说，曾国藩在情感上是复杂的。
情感的复杂并非标志着情感的糊涂，曾国藩也有过重武器的言论和行动。但是，作为封建文化的代表，他的认识广度和深度都是极其有限，因此，对于完全陌生的异域文化中的军事科学技术和物化成果，曾国藩不可能带着封建思想的眼镜观察出资本主义的奥秘，自然也就不可能看清人与武器的真实面目。因此他在理性上又是薄弱的，而不能接近科学的精髓。如此一来，他的武器装备思想没有清晰的特征和定位，实际上是一条让人难以琢磨的不稳定思想路线。
尽管曾国藩不愿从理论上对武器装备进行理直气壮的解释，甚至一度对武器装备根本不发表任何看法，但是他并没有对武器给予绝对的否定轻视和抛弃。在组建湘军之初，他派人到广东去购买船炮，并在衡州进行自造。这说明，他很早就意识到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并非纯粹的泛道德主义和唯意志论的奉行者，受经世致用思想到影响，他也认识到，没有一定的物质器具，军队在战场上会陷入很大的被动，甚至失败。
随着战争的进程逐渐进入激烈，曾国藩的武器装备思想呈逐渐明朗趋势。随着其创办湘军后，武器装备成了他家书尤其是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咸丰三年二月，曾国藩就要求“团练一事……多制器械……耰锄竹木，皆为兵器。” 七月，武器需求问题摆上议事日程：“调赴江省之兵勇，前已饬拨军装、口粮，并配给火器等件。兹恐江省军器不敷，又经陈札饬省局另备火药三万五千斤，火绳三万五千盘。” 到了十月，曾国藩就开始为武器供应问题而担忧了：“臣现据饬省局，赶紧筹办饷银及军装炮位器械等件，以供支用。” “器械未齐整，训练未精，此则不持非男之意，亦并非璞山之初志也。” 并且认为，保卫湖北必须以具备武器为前提：“若为保卫全楚之计，必须多备船炮，乃能堵剿兼施。”
然而战争形势并未给曾国藩以喘息歇息之机，其湘军水师屡败于太平军的水军，而“无防制之方”让曾国藩感到十分苦恼。十一月，曾国藩上奏皇帝：“皖省情形甚属危急。总由江面无水师战船拦截追剿，任令贼船往来自如，以致逆匪日肆鸱张” ,“更须添造二三十号……乃足以壮军威而摧逆焰。……闻张敬修遵旨购买夷炮、广炮千尊，由韶州一带来楚，臣专俟此项炮位前来，乃足以资配放。” 在缺少船炮等武器装备的日子里，曾国藩寝食难安，日夜盼望船炮到位: “查张敬修在广东购炮千馀尊，分为十起运解来楚，现在头起业经到衡，仅八十位，其后九起，尚无信息。臣屡次咨催，又专差迎催，……实为十分着急。”
咸丰四年，战争对抗升级，曾国藩对武器的重视也与日俱增。每当一战役结束，曾国藩都要考察武器装备的得失，失则向家人流露难受，得则向家人表达喜悦，这在他给其弟的家书中，几乎无一拉下。如：“夺获贼船四十七只，夺得木城一座” ；“军器全失，……此番大挫，尤焦灼也” ；“若配齐船只，尚须十馀日乃可行也” ；“水师于未刻至称陵矶。适有贼上来。开炮轰击，贼舟奔退，乘胜追下至擂鼓台。烧贼船约二十馀号，夺获贼船约七十馀号” ；“追至称陵矶江边，逼下水者不下千人，……大约抢到骡马六七百匹，大炮数十位，抬枪数百支，鸟枪刀矛以数千件计” ；“自金口至武昌。不只贼船尚存若干。此番若能乘胜直追下去，武汉竟易收复。可惜我水师尚须添募，船炮亦未齐全。” ；“此外添募之勇的用快蟹，长龙，三板等船，但恨无好炮配之。……若在广西借得洋炮急至，则振兴气象，较自省起程时尚远胜之，但恐炮难遽至耳。”
正所谓理论来源于实践，客观决定主观，正是不断升级的战争强度和烈度让曾国藩的人与武器思想不断修正和提升。例如在咸丰五年正月给其弟的信中就提及了武器是对湘军造成巨大伤亡的主要原因：“此军自破田镇后，满拟九江不日而下，不料逆贼坚守，屡攻不克。……而士卒力战于枪炮雨下之中，死伤甚众。” 同月，曾国藩再次写道：“初四日大风击坏战船三十馀号……桅折楫摧，多不堪战，不知回至上游，果尚足以御贼否？” 二十日他在家书中谈及南康之战时，在失败的忧郁中倍感欣慰：“幸战舟炮位毫无损伤，犹未不幸中之大幸。”
因此从前期的作战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十分注重硬摧毁中的武器装备摧毁。在谈及战争，总是以损坏或者获得太平军多少战船炮位和刀矛旗帜大为欢喜，以损失多少己方战船炮位而闷闷不乐。尽管在言词上没有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武器装备的重要性，但是却旁敲侧击地传递了对武器装备的重视。换句话讲，曾国藩在军事行动中十分注重武器对军队的装配，并且十分重视战场上双方武器装备的得失消长，并以此作为双方的战斗实力的对比状况的一个重要参数，说到底就是将其作为影响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
咸丰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出来了一个在他的人与武器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要求，信中说道：“吾乡有三眼铳，亦有单眼铳，喜事用之，响振山谷。吾意单眼铳若装子弹于内，尽可打贼。乡间用木削铳尖，往往打得四五十丈远。请澄弟在吾乡打单眼铳数竿，用硕木为把，试装铜扣、小石之类于内，是否可打半里远？如期合用，即可多打数十杆或百竿，交魏荫亭之水勇带来，其钱兄由营寄回也。”
这几句话看似其貌不惊，其实却是暗流涌动。首先，曾国藩主动要求其弟为其试制军火，表明了曾国藩已经把武器装备建设列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其次，从试制军火内容来看，曾国藩已经初步明白了火药的冲击力能够造杀伤力；再次，曾国藩要求家人组织力量试制，势必想到会形成一个小型的加工作坊，这为后来的军事工业思想作了一个小小的模拟演练。
在家人面前，曾国藩可以随意流露对武器装备的重视，没有任何思想顾忌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随着战争对抗的升级，在皇帝面前，曾国藩也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讳来表示对武器的重视。咸丰四年七月十一日，曾国藩向皇帝呈上《调浙江龚振麟来楚造炮片》这一奏折，该奏折的历史意义在于，这是历代封建王朝中，首次由身居高位、手握要权的朝廷重臣专门以专奏的形式为技术人才请调。
在奏折中，曾国藩称：“所有炮位一宗，必须广为储备。且从前失陷城池，炮位皆为贼有；现在克复岳州、常德，将来克复武汉、黄州，皆须多备炮位，乃足以资防守。除及其请饬催两广督臣续解夷炮数百尊外，查有浙江候补知县龚振麟及其子龚之棠精于造炮，自制铁模，与洋炮无异 。合无仰恳皇上天恩，饬下浙江抚臣飞调候补知县龚振麟并其子龚之棠迅速来楚；其曾经造成之大小铁炮模，一并带来，以资速铸。臣等一面奏闻，一面咨商浙江抚臣黄宗汉，专差迎提，搬取铁模等件。”
同日，曾国藩还呈上了《请催广东续解洋炮片》这篇奏折，在该奏折中他说道：“查水师事宜，以造船置炮，二者为最要。至于炮位适用之品，最为难得。此次蒙皇上屡降谕旨，饬令两广督臣叶名琛购备洋炮，为两湖水师之用。现已先后解到六百尊来楚，皆系真正洋装、选验合用之炮。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惟原奉谕旨购办千馀尊，现止来六百尊，尚属不敷分配……水师尚须增添，尤须有洋炮陆续接济，乃能收愈战愈精之效。相应请旨饬催两广督臣，将应行续解之夷炮数百尊。赶紧分起运解来楚，于江面攻剿，大有裨益。”
需得一提及的是，当时中国最然遭受了鸦片战争的失败，但是仍然还未从失败中惊醒过来，统治者上至皇帝，下至县令，大都依然昧于世界大势，对外掩耳盗铃，对内因循守旧。过分偏重谋略和道德，贬斥器物和技术的“重道轻器”思想，使得外洋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在“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有伤国体，乱我人心”的声调中被等而下之。
因此在当时能够如此公开在正式官方文件中肯定器物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并为技术人才的调动而专门上书皇帝，的确还需要“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作为严格遵循封建传统儒家经典思想到曾国藩来说，在当时能够做到这一点，足见他对武器装备的重视程度。
就在曾国藩与太平军鏖战之际，英法练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湘军没有参与对英法军队作战，但是八旗清军的惨败再一次震动了曾国藩的内心，加上自己军事经验的累增，曾国藩开始认真审视武器装备在现实中的功效。他分析指出：“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 ，也看清了这正是“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 的症结所在。因此在后来的借师助剿上，他虽然反对俄国提供海军援助以镇压太平军的建议，但却提倡“师夷智”，并且试图制造西方枪炮和建造汽轮船。
然而，战争的对武器的需求实在超出了曾国藩的能力范围。武器的不足不仅严重困扰曾国藩的内心，也严重挚肘了前方的军事行动。曾国藩心理明白，“君子不器”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然而，风气未开，供应吃紧，在现实中高弹武器论调，必然会影响前方的部队的战斗力。综合权衡，曾国藩最后不得不说道：“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和张在张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 “凡兵勇须有宁拙勿巧，宁故勿新之意，而后可以持久。” “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如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籍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则浮矣。至嘱。”
这些言语，可以说是在人与武器问题上的专门阐述，在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第一次较为系统的论及人与武器的关系和定位。无论是对当时时局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这些话也成为他重人不重器的最明显的证据。
尽管其后他对此作过展开论述，但是这并不表示他反武器态度的成立。因为在这之前，曾国藩的言论里重武器的还是居多；在这之后，他开办和主管过军事工业、成立翻译书机构译书机构、派遣留学生学习近代科技知识。这都是与不重器思想相背离的论据。如何解释他的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历史的真假问题。即：曾国藩的关于武器的所有论述，有真有假，关键是看是一种策略手腕，还是一种思维意识。很明显，曾国藩的“兵事在人不在器”是一种应对时局的政治军事策略。
四、曾国藩对人与武器的关系以及战争制胜因素的认识
曾国藩对人极其重视，对武器也不敢否定，相对而言，在二者地位上，曾国藩明显偏重人许多。那么他自己又是如何看待人与武器的关系以及对战争的作用呢？笔者认为，曾国藩虽然对人极其重视，但并非一开始就将人和武器进行对比，也不是一开始就提出人比武器重要 。是战争事态的发展促使曾国藩必须在人与武器上作出一个表态，从而为前线杀敌的将士找一个战斗力的落脚点。
然而，这个战斗力的落脚点却让曾国藩一度焦头烂额。受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封建儒家文化的影响，封建意识观念的内容成为其人与武器思想的关键性指导。曾国藩总是力图从人出发，寻找制胜的法宝。
然而，军事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1860年前后，湘淮军与太平天国已经进入到战略决战阶段，此时的每一场战争都有着决战的意义，谁拥有充足优劣的武器，谁就占有更多的制胜希望。由于太平军使用了大量洋枪洋炮，使得对抗强度和烈度不断提高，这就逼使身处前线的湘军将士对武器的提出水涨船高的需求，曾国荃多次要求曾国藩提供充足的武器装备供应。但是，湘军的武器供应形势越来越严峻，时时捉襟见肘。这使曾国藩的武器思想受到极大的挑战，并一度使他进退两难。毕竟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对太平军的胜败态势，最终关系到曾国藩本人的名誉和命运，为此曾国藩不得不高度慎重对待。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曾国藩明白，在缺乏武器装备的情况下，如果再强调武器装备的作用和功效，无疑火上浇油，势必更加激起前线将士对武器渴求的急切心理，曾国藩只有说服前线将士把战斗力的基点放在“人”之上，才能激发湘军的战斗力，从而缓解武器装备供给问题给他的压力。
但是，亲临前线的曾国荃深感武器的功效和作用，不断催促身处后方的曾国藩供应武器装备。到达上海后的李鸿章，也对洋枪洋炮推崇倍至。曾国藩对于李鸿章对洋枪洋炮的啧啧称赞，一般是采取不理不睬的冷处理态度，可是次数多了，曾国藩也就感到十分不爽，有时甚至使用批评指正的口吻。自然，他对李鸿章还算委婉，但是对其弟弟曾国荃就不会那么客气。他曾在一个月内，五次给曾国荃写信，要曾国荃少用洋枪洋炮洋药。
为了使得他的观点被曾国荃接受，他在人与武器上大肆发挥：“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和张在张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
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上，曾国藩脱离了军事理论自身的起码要求，从自己文化骨子里的传统认识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出发，把“兵事在人不在器”的道理，发挥到荒唐可笑和不伦不类的地步：“凡兵勇须有宁拙勿巧，宁故勿新之意，而后可以持久。” “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如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籍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则浮矣。至嘱。”
对于李鸿章的武器论调，曾国藩也采取半提醒半教导的口气：“舍弟索洋枪洋药甚切，想有书奉凂左右。鄙人诫以在人而不在器，谓和、张洋枪极多，而无救于庚申之溃。公或可以少许酬之，不宜多也。” 他后来的信件中，多次举例证明自己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鄙人尝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忠逆之攻金陵官营，亦有炸炮，亦雇洋人在内，官军不因此而震骇。舍弟亦还以炸炮御之，彼亦不因此而动。左帅以四十余斤炸弹打入龙游城内，贼亦不甚慌乱。顷水师在金柱关抢贼船百余号，内有洋人，一律乞降免死。然则洋人、洋器亦会有见惯不惊之日也。”
乍一看，曾国藩的这些未免过于牵强。在战例的使用上，胡乱挪用、强作论据。实际上，曾国藩是“暗吞黄莲还说甜”，有苦难言啊。
在对镇压太平天国后，军事斗争明显弱化，即便是镇压捻军，它也他无须再为武器装备供应难的问题而担忧，也无须再不遗余力强调“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思想的束缚和限制一旦消失，就会露出它的真实面目。从他上奏开办兵工厂和师夷长技的言行来看，他开始正确对待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
总体看来，曾国藩人与武器思想可以说进展十分缓慢，主持军事近20年后，即1871年，在他大阅江苏兵勇之际，他才发现“近年各处兵勇，俱用洋枪、铜帽，精而且捷。风气一开，人人以鸟枪、门药为太苦。在上者，虽有大力，不能强遏人情”。至此他才从内心真正承认“军事最贵神速，而最忌迟钝。准情度势，恐不能不全用洋枪，而各种器械，亦有当用洋制者。” 才第一次真正主动聘请驻防江南的淮军吴长庆代为教练，训练他新募的六营湘军洋枪洋炮。并感慨道：“将来湘军阵法，或能步淮军后尘，则大慰矣。” 晚清重臣、中兴名将、一代儒学大师曾国藩在人与武器的看法上终于向科学理论的本来面目靠近了一些，可惜为时已晚，曾国藩于1872年离世。
五、曾国藩人与武器思想的特征和影响
1、特征：
（1）、曾国藩人与武器思想的发展水平与他的军事实践程度成正比
“一般来说，军事变革的第一种基本的内在动力是对威胁评估。” 对威胁的评估首先是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然后才能形成系统的理论。认知只能从实践中来，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参与战争程度不同的湘军将领对于武器的认识是不同的，从大体上说，对武器认识的程度是与参与战争的程度成正比的。因此，前后方、参战和未参战者之间的军事思想有差别，处于第一线的将士和深居帷幄的指挥官的认识有差别，个体认识在战前和战后也有差别。例如，曾国藩办团练，其最初的想法只“不过是临时应付而已，并非愿意一直做下去。” 是军事实践逐渐改变他的想法，尤其是曾国藩被逼出长沙城，在衡州建立起自己的部队尤其是建立水师后，曾国藩才坚定了走军事道路想法，因为“水师是曾氏力量的真正所在。” 从此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在战争实践中快速发展。
由于曾国藩远离残酷激烈的阵地前线，所以他认识到船炮为急需之物，却不看成是必需之物；他重视铸炮造船，却不懂创新；他虽然让人试制枪炮，却从心里看不起先进武器。而他的弟弟曾国荃以及他的部下却直接面对敌人，对武器十分青睐，多次在信件中催要洋枪船炮，催要之急，一度激起曾国藩的反感。形成如此大的态度反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二者在战争实践的程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曾国藩虽然自始至终指挥着与太平军作战的第一线部队，却未直接亲临火线，很多时期都是“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也就是说他还是未能亲身感受先进武器的威力，从而也就缺乏对武器装备的真正认识，也就没有改善武器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因此，湘军与太平军接仗10余年，却未见对中国武器近代化作出多大贡献。
换句话说，是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逐渐推出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战争的客观要求迫使武器装备必须成为人的重点认识对象。实践推动理论的发展，随着武器装备被人认识，势必与已经在战争制胜因素中取得绝对权威地位的“人”形成对立，在理论中“一山难容二虎”，人与武器对战争胜败的影响，一度发展成为“非此即彼”。例如曾国藩就认为战争胜败与武器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纵览曾国藩军事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他的人与武器思想总是在战争或者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中被动响应式发展。因此，军事斗争成为人与武器思想发展的最大动力，人与武器的发展速率和节奏又与军事斗争的紧迫性和激烈程度成正比。这也应证了中国的传统弊病：“外国的侵略与挑战和对外战争中的失败常常成为引发大变革的动因或催化剂” 。可见，战争这个军事思想的最大实践，是推动军事思想发生变革和发展的基本动力。
（2）、“重重轻轻”贯穿曾国藩武器装备思想发展的始终
曾国藩对武器有着复杂的感情和薄弱的理性，因此他对武器的态度实际上是摇摆不定。无论是从他的行动上，还是从他的言论上，我们也不能简单草率地说他轻视武器，因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他对武器的态度是不同的。如他在前期就十分注重船炮和依靠船炮，每战结束都要考察船炮得失情况；在湘军水师武器装备不到位的情况下，咸丰帝三次下旨命令曾国藩出击，他都没有行动。但是后来，每当武器供应不足时，他就开始有意着重论证武器影响因素如何之小。
曾国藩的人与武器思想确实不是那么容易被理清，但是他的武器装备思想却很好界定。曾国藩在主持军事之始，手边最近的战例就是鸦片战争，与其他士大夫一样，他也只能从英军的船舰炮利中去认识武器装备的威力。因此，曾国藩一开始就比较看重船和炮，不但派人购买，还在衡州设法自制。在洋务运动发起之时，他就把“购买外洋船炮”提到“救时之第一要务” 的高度。于是，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内军械所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艘火轮船“黄鹄号”。李鸿章在管理江南制造总局时，偏重枪械和火炮，对兵舰不甚感兴趣，引来曾国藩的质疑，他要求李鸿章试制火轮船，他接管江南制造总局后，随即就开始了火轮船的试制，1868年，该局第一艘木壳轮船“恬吉号”下水。可以说，曾国藩在对武器的论述中，青睐笔墨大多泼洒于船炮之上。
但是曾国藩对单兵武器装备就缺乏应有的认识，从他给家人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初期的曾国藩还没有认识到洋枪的力量。在后期的战争中，他都告诫曾国荃远离洋枪洋药：“弟前索洋枪，又托少荃至上海购买。……余不甚喜此物，盖其机最易坏，不过打二三十枪即需修整。弟……当以余言为然也。” “少荃代买之洋枪，今日交到一单，待物到即解弟处。洋务机括太灵多不耐久，宜慎用之。” “洋枪洋药，总以少用为是。……凡兵勇须有令拙勿巧、令故勿新之意，而后可以持久。弟莫笑我为老生迂谈也。” 可见，曾国藩对洋枪洋药有着内在的排斥，他没有认真研究单兵武器，而是从所购买的劣质和过时产品中去评判洋枪洋药的功效，从而得出洋枪不如已有的土枪好用。
对此曾国藩有过一个比喻：“吾以洋枪比诗赋杂艺，而以劈山炮抬鸟比经书八股。” 于是他再三告诫曾国荃：“洋枪机括，弟营既善收拾，又善擦洗，余当令筱泉于粤厘项下购买。然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借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则浮矣。至嘱。”
这里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在中国自己制造的武器能充分供给之前，购买外国武器是当务之急。所有的欧洲人都向战火连天的中国（和美国）出售过克里木战争的剩余武器，这些武器的绝大多数在欧洲早已过时。” 由此可见，曾国藩所能接触到的西方枪炮，无疑在质量性能上大打折扣。但是曾国藩却认识不到这个事实，他不作深入分析就轻率地否定了洋枪洋药的威力和功效，足见其对单兵枪械装备忽视程度。这无疑与今天哪个将军因为一两台破电脑而否定整个信息战一样愚蠢。
综合来看，曾国藩的武器装备思想可以用“重重轻轻”来概括，即重视重型大型武器装备，轻视单兵枪械等轻武器。
（3）、“刺激—反应”型和“被动后生”性
晚清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嬗变以及新军事思想的萌生，都是新的战争实践的呼唤结果。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促使了曾国藩的人与武器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这符合唯物辩证法原理，物质决定意识，客观决定主观，有什么样的战争形式就需要什么样的战争指导法则。战争是有内在的规律的，如果不积极研究，仅仅是受外界刺激，那就会导致被动、消极、后发的弊病。不幸的是，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正式以这种形式演变发展的。
曾国藩人与武器思想的这一特征，也正是整个中国近代化的特征。“崇仰祖宗盛德的自然情愫异化为不谙时势的偏执，进而凝结为逆拒社会近代化与世界一体化趋势的民族心理屏障。千百万人用传统心性熔铸而成的习惯势力，比人类文明史上的任何‘铜墙铁壁’更坚韧千百万倍。” 精通程朱理学的曾国藩，自然积淀了丰厚扎实的传统心性，在他的军事思想结构中，传统军事文化无疑居于核心和主导，他在组建湘军前，就十分推崇《孙子兵法》，其组建湘军制定的各种制度也多以祖先成法为准：“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 无疑，传统军事思想在曾国藩头脑里形成了“习惯势力”实际上成为湘军的军队建设指导思想。
尤其是这个“习惯势力”，更是极大的迟滞和阻碍了人与武器思想发展的节奏和进程，如果不冲破它，他就走不出“泥古”的怪圈。一位学者说得好：“如果不是招受外力的重大刺激和挫折并威胁到民族的生存时，便不易触发政治上和体制上的变革” 。这句话的进一步阐述就是对近代军事弊病的诊断了：“如果不是外力的刺激和重大挫折并威胁到统治利益和民族利益时，就不会引起军事领域的变革，也就不会触发人与武器思想的发展。”
曾国藩的武器思想正是在外界刺激下，一步步发展成形的。从最初的粗浅认识，到后期的系统论述，整个过程都是源于客观现实的迫切需求，这是典型的“刺激—反应”模式，也就是被动后发模式。
由于这种模式只着眼于解决已出现的问题，而不关注问题的发展方向；不关注问题的发展方向，就不会主动积极地去作深入探讨。所以，曾国藩的人与武器思想怎么也达不到科学的水平，因为，他不明世界军事变革大势，其思想认识总是落后于客观现实，注定不能突破传统军事思想的既定的理论界线。
（4）、儒家思想左右人与武器思想，影响其军事科学性
在封建社会中，儒家文化不但构建了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成为指导于人们实践活动的最高准则。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也是在封建文化观念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封建意识观念的内容成为其武器装备思想的关键性指导。
作为封建思想卫道者，曾国藩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思想是指导他一切言行的根本意识源泉。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文化作为高级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有着极大的反作用。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事实上，在一个社会中，文化的影响是作用于社会的每个方面，军事文化就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作为‘道德型’的中国文化，不讲或很少讲脱离伦理学说的智慧，有关宇宙论和认识论的探讨，都从属于或落脚于道德问题的基点上” ，据统计，《论语》全书用了五十四例关于自然的材料，“无一则的结论不是在政治道德等方面导出其意义和价值” 诚然，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精神使儒学并不绝对排斥某些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理论和技术，但不能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理论与技艺便被排斥为“屠龙之术”，“不急之务”。 。只有那些与国家功利直接相关的科技门类（如天文历算、工程技术等）才能得到国家的赞助，其他科学学科只能在草野民间自生自灭。
中国政治型的文化不能为学术、技术的发展创造必须的自由空气，重政务的倾向把轻自然、斥技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封建统治阶层眼里，除了那些直接服务于“求治”目标的项目外，科学技术是不为封建统治者及其士人所重视的。反映这种社会倾向的中国封建时代的正宗思想—儒学，对自然哲学和科学技术不感兴趣。技术和工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武器是特殊的工具。因此，武器也只有落得“君子不器”的境地。
在军事问题上，曾国藩正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起点和归属。因此儒家思想对人与武器的态度，在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中几乎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展现。
2、影响：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内忧外患并起，中国不仅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也感受了军事革命的部分物质成果，并初步参与其中。因此，曾国藩的人与武器思想也经受了各种军事实践的检验，其所有的对错正误和成败得失，都为后世进行军事理论创新尤其是人与武器思想的创新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和强有力的历史证据。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提炼出来抽象为一般的军事思想，从而为后世军事变革提供理论支撑。
如近代军事教育家蔡锷编著的《曾胡治兵语录》，其中很多内容都是论及人与武器、二者关系以及结合问题。这部著作奠定了近代军事教育的基础，后来作为黄埔军校人手一册的基本教材。蒋方震对曾国藩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近世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十分推崇曾国藩，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奉为宗师，他提倡阅读曾国藩的著作，到处发表演说，言必称曾胡，叫喊“要救国复兴，就不可不效法曾、胡” ,并且“通令军将，通读公书” 。蒋介石还在《曾胡治兵语录》基础上编成《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把自己的心得体会融入其中，要求黄埔军校学员，“人各手持一篇，为将来治军、治国之蓝本。”
曾国藩与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在军事思想上的历史渊源关系，国内已有学者对此作过专门的研究，结论说道：虽然“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对前人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历代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诞生的母体。” 但是“由于毛泽东受湖湘文化传统的熏陶最为深刻，同样，湖湘文化中的军事文化和军事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也就最大。” 并进一步指出：“曾国藩等著名湘籍军事家的军事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更为深刻。”
早年时期，毛泽东对曾国藩就极其折服：“近人之中，独服曾文正”。因此，在毛泽东人与武器思想中，无论是从结构看，还是从内容上看，都可以从曾国藩人与武器思想中找到影子，可以说毛泽东的人与武器思想是对曾国藩的人与武器思想的最后总结和升华。例如曾国藩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立足劣式装备夺取战争胜利，以及对人和武器关系的形象比喻都对毛泽东人与武器思想形成有直接的影响。曾国藩注重人的精神力量和主观能动性，这与毛泽东强调人的精神力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尽管二者代表的是不同阶级的利益，但是其中的军事哲理却是一致的。曾国藩说：“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 这与毛泽东所说的“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武器是重要因素”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从某种角度上讲，毛泽东与曾国藩一样，也有着“重人轻器”的倾向。在毛泽东对战争的制胜因素的阐述中，仅有一处谈及武器装备，其余都是与人相关：“首先要依靠人民军队与人的密切合作，兵民是胜利之本；政治上、军事上的正确路线和战略、策略，是取胜的决定因素；建立根据地和发展经济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政治工作、政治动员是战胜敌人的重要保证；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武器是重要因素；统一纪律，是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和保证；党的领导和主观能力对战争的胜利有决定性的意义。”
重人轻器的思想对毛泽东老年的一些重大决策也产生了消极影响，“重思想和道德和政治的力量轻经济生产与流通的倾向，也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出现国民经济建设指导一再失误的深层原因之一。”
尽管曾国藩的武器思想有着感情和理性之间的矛盾，但是从经世致用的理念出发，他还是不敢抹煞武器装备等作战工具的作用。他能将武器和军事工业问题堂堂正正提出来并与一些士大夫展开辩论，这个行为本身就有利于扭转整个社会对于“器”的认识。因为“机器是具体的物，在改变外部世界、增强人的物质力量方面，有着直接的效果。对一般人来说，机器的效用也许比基本科学著作更有魔力，更值得相信。机器生产又同科学知识紧密相关，接受机器便不能抗拒科学，这是不可抗拒的逻辑。就是说，科学不仅以书本知识，而且也以机器生产，打开了近代中国人的眼界。” 因此，曾国藩在历史的激荡中充当了不自觉的工具。
六、结论
总之，这一时期，曾国藩的人与武器思想是以人为主，同时不轻视武器。但是对于武器却不能果敢和主动地去论证其合理性，以致于曾国藩的武器思想显得十分粗糙、零散和贫乏。国外有学者曾指出：“中兴的政治家们肯定对“人才”的思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兴军在人不在器’这句格言所代表的观点，甚至浸透了技术性最强的军事讨论”， “在严格军事问题上，他们也注重人和社会方面的精神面貌” 。因此，曾国藩在探讨人与武器这类严格的军事基础理论时，总是从传统的儒家军事经典中去寻找依据，因而在人与武器观点上尽管添加了不少新的内容，但是仍然没有实质性的发展。科学出版社,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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