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学术界关注较多，也取得不少研究成果，而对其处理扬州教案，至今未见专文。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一些考察，以弥补缺憾。

扬州教案的发生，有大背景，也有其具体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在通商口岸租建基督教堂进行传教的特权。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又取得内地自由传教的特权。“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可是这些传教士和鸦片烟一样不受中国人的欢迎。恭亲王奕訢就曾对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说过：“把你们的鸦片烟和你们的传教士带走，你们就会受欢迎了。”为什么传教士和鸦片烟同样不受欢迎？因为虽然他们高举着十字架，口口声声要来传布“福音”（不排除纯粹出于宗教热诚来华传播宗教教义者），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却是列强侵华的“急先锋”，他们搜集情报，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鸣锣开道。美国公使田贝就说：“这些先锋队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文化情况，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侵华）是很大的。”西方列强为了掠夺中国，不惜亵渎基督圣灵，把传教士当成侵略中国的工具，甚至认为，一个传教士可以抵上一个营的军队。传教士因有炮舰作后盾，往往肆意妄为，欺压民众，霸占房产、田产，甚至干涉中国的内政。这自然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慨。“教案”迭出，原因就在于此。中西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所以中国人对西方宗教也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和排斥心理，捍卫儒学道统成为19世纪80年代以前绅士阶层领导反洋教斗争的一面旗帜（80年代后民间秘密会社成为反教斗争的主导力量）。在此过程中，曾国藩的《讨粤匪檄》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1862年2月10日国藩在与友人书中说：“昔年所作檄文，偶及粤匪之教，天父天兄，昆父姊母，大紊伦纪。文字粗浅，不足称述。近乃有好事者为檄，痛诋天主教，词旨鄙秽，展转传播，颇滋事端。”（《曾国藩全集·书信》，以下简称《全集》）这是国藩始料不及的。

扬州教案的发生，除了上述大背景外，还有它具体的原因。

1867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为了达到“在中国每个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的目的，创设了“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第一年中，内地会在内地11个城市开办了传教站，其中的一个就在运河沿岸的扬州。1868年8月，在扬州租赁房屋，设立教堂。但胡作非为的传教士“立即遭到了麻烦”，受到扬州人民的责难。与英国开办教堂的同时，法国传教士金缄三（Joserh Seckinger）在扬州三义阁开办育婴堂“行善”收养弃婴。可是育婴堂刚办不久，堂内的婴儿一个接一个死掉，“情形可惨”，据育婴堂人员陆荣仁供称：“今年死掉四十多个婴孩，皆乳妈糟踏死的。”（《全集·批牍》）激起人们对“耶稣教强盗”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驱逐洋教。他们散发揭帖，揭露传教士虐杀婴儿的罪恶行径，有的揭帖指责传教士“挖去垂死的人的眼睛，开设育婴堂来吃孩童，剖取孕妇胎儿做药”，等等，民情汹汹。8月8日，扬州士绅开会共商驱逐洋教。18日，这是扬州府举行科考的日子，参加府试的士子，火上浇油，群起攻击洋教。人们群情激昂。22 日，又传来孩童失踪的消息。人们怒不可遏，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暴动，参加暴动的人数不下2万人。人们赶走传教士，关闭育婴堂，放火烧毁了英国内地会的教堂。这便是震动一时的扬州教案。

对扬州教案的发生，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陈述说：

这次袭击完全不是传教士惹起的；
 
这是由一般文人和绅士们所煽动起来的；

这显然是有预谋的；
 
中国官方虽然预有警告，但并未认真去制止或缓和这次骚动；
 
事后曾采取一种步骤，逼迫传教士轻视这一事件；

官方迄（今）未对祸首的行为表示任何谴责。（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

这表明，扬州反洋教斗争是由绅士领导的，同时也得到官方的认可，至于说不是传教士惹起，当然言过其实了。但教案的导火线则是法国传教士金缄三开办的育婴堂虐死婴儿事件，关闭育婴堂是理所当然的，而焚烧英国教堂，这是英国侵略者所不甘心的。

事件发生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W·H·Medhurst），于9月8日到镇江调查，引起镇江人民的愤怒，他们威胁中国官吏，不得偏袒洋人。麦华陀接着带卫兵70人，气势汹汹到了扬州，意在寻衅，他向扬州知府提出惩办祸首、赔偿损失、赔修教会房屋、开释教民等要求。如此重大的外交问题，扬州知府岂敢作主？赶忙把这个棘手的问题提请两江总督曾国藩来裁夺。

再说曾国藩，三江两湖是他的地盘，虽然湘军裁汰殆尽，但朝廷仍然不放心，9月13日，调他为直隶总督。直隶是京师所在的地方，总督一职，非资深大员是不能担当此任的。曾国藩出任直督，乍看起来，这是朝廷恩宠有加，无尚荣耀，其实不过“明升暗降”，以便直接监视罢了。国藩他调，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未到，扬州教案如何处置？的确让他犯难。不久，朝廷命国藩继续查办扬州教案，何时解决何时到任。

在国藩看来，扬州教案的发生，曲不在我，麦华陀的要求，更属“蛮横无理”，国藩的立场是不卑不亢。他在《批扬州府孙守扬州营朱参将会禀戴德生来扬传教民人获有尸孩动忿解散由》（《全集·批牍》）的“批牍”中就说：“阅江都县另禀，查验起出死婴，均系女尸，情形可惨。其有无取眼取脑情事，介在疑似之间，无怪乎民间公忿，不约而同，即如该堂之陆荣仁所供‘今年死掉四十多个婴孩，皆乳妈糟踏死的’等语，此尤为切要供词。是育婴而反以害婴，其中即无别故，亦不足取信于民。”这说明曾国藩对扬州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表示同情。9月11日，麦华陀一行七人来到两江总督署，曾国藩据理力争，“伸论良久”（《全集·日记》），结果不欢而散。

英国侵略者从曾国藩那里没有捞到便宜，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便逼迫北京政府向英国侵略者让步，“不论如何，必须将该地方官民严惩”（《清末教案》第1册，第613页），否则要大动干戈，结果可想而知，“阿礼国爵士从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获得最满意的关于补救办法的保证和约定，另外，他们又训令总督曾国藩，在他把扬州事件作满意的解决之前，不要离开南京来就任直隶总督的新职”（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国侵略者惟恐曾国藩不就范，便以武力相要挟。11月9日，麦华陀带着四艘兵船，开到南京，向曾国藩施加压力，同时，“强夺了恰好到来迎接这位总督的一艘新汽船，作为一种物质的保证”，向曾国藩发出最后通牒。谈判中，曾国藩与麦华陀“反复辩论”，麦华陀“桀骜而兼糊涂”，使国藩“殊堪愤憾”（《全集·日记》）。最后，在来自内外的压力下，曾国藩被迫接受英国提出的条件：扬州知府、知县革职；所损失的财产按实际价值赔偿；在教堂立一道石碑，申明保护传教不受干扰。这些条件经曾国藩和他的继任者马新贻的一封“联名信”肯定下来。但是，有一点倒是值得注意的，即“对于绅士们则未能证明他们在这次袭击中的共谋罪，尽管这个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应该说这是国藩力争曲护的结果。

扬州教案本来是外国传教士虐杀中国婴儿引起的，可是国藩对此问题的处理就有些软弱了，说“婴孩死伤虽多，是医生乳妈之咎，非教士之过”，为传教士开脱罪责。那位金缄三是虐杀婴儿的首犯，国藩为“护教士而全和好”，竟不予追究。为了防止类似教案发生，国藩还苦口婆心，开导洋教士，今后不要再设育婴堂：“育婴一项，乃中国自办善举，与外国人无涉，故条约内无此名目。况教士纵有善心，而经理之人不妥，与乳妈任意糟踏，死伤婴孩太多，使教士暗损阴德，又累声名，殊属不便。务望该总领事力劝教士，嗣后到处，只宜传教，不可设堂育婴。庶民间知传教系条约所准，育婴乃条约所无，既不育婴，即无挖眼挖心之说，人人共晓，何患谣言不息？何患民教不能相安！”（《全集·批牍》）看来国藩对洋教士还缺乏了解。设堂育婴，与传教是分不开的，传教，说白了就是进行文化侵略，为了减少阻力更方便自由地“传教”，势必要有点善行，赚点“文明”的名声。

对扬州教案的处理，国藩“以办法太软弱为歉”（《全集·日记》）。平心而论，曾国藩并不甘心屈从西方列强的无理要求，从教案的发生到处理完毕，足足拖了三个月的时间，其间国藩也是据理力争，总想使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然而处理的结果却是屈辱的，国藩自然要负责任，但朝廷的“保证”他能推翻吗？过去的研究盖棺论定，把扬州教案的处理结果全归咎于“两江总督曾国藩媚外投降”，看来过于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