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1839－1890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外交家与思想家。他诞生在鸦片战争前夕，接触西学也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侵略祖国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深藏着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他迫切渴望祖国通过自强来抵御列强的侵略，这也是鸦片战争后几代中国有志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作为清末主流知识分子的一员，曾纪泽有着更多的政治优势与社会资源，他不仅继承了其父亲曾国藩的洋务思想，而且得以能接触更多更新的西学思潮，因而少了几份前辈们回应西学那种盲目“排外”的感性与冲动，多了一些对西学的全面系统的理性思考。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曾纪泽采取了开放的心态，批判性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扩大了西学在中国的影响，为中国的近代化探索迈出了向前的艰难一步。

　　一、实事求是：“变”以应西学

西学东渐的源头虽然可以上溯到至少是明朝以前，但由于各统治阶级采取了严厉的闭关自守政策，所以西学的流入也只限于国内极其狭小的空间。大规模的西学东渐是随着西方列强们的疯狂侵略而涌入的，经由鸦片战争, “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  ，在当时的朝野内外，无不视西学如洪水猛兽而鄙弃之。

但是，极少一部分有如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承认西方某些方面存在优势，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而真正将这种主张付诸实施的则开始于曾国藩等力主的洋务运动，他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终于认识到西方列强的厉害，为了求福自强，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学习与制造西方的先进武器，开办工厂，甚至设立同文馆，并向西方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不过，这种接触并学习西方的实践仍然笼罩在一片复古和保守的政治大气氛中，他们经常受到掣肘与排挤，曾国藩最后在处理天津教案中因朝廷不满而不得不以“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自责至抑郁而终。另一名中国第一任使西公使郭嵩焘因《使西纪程》中介绍并有赞美西方文明之意而被诬陷为对清廷有二心，被撤职回国，《使西纪程》被毁版，湖南老家亦受到顽固分子的冲击，可谓“声败名裂”。

作为第二代洋务派代表之一的曾纪泽，继承与发展了父辈们的“师夷长技”的主张，他倍感当前的祖国处于列强觊觎侵略的紧迫，也力主必须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学，以西学来自强，于是，他勇敢地与顽固守旧派进行了思想上的交锋。

首先，曾纪泽以“变”的观点批判了极为保守的士大夫们“受其所未知，拒其所未闻”的迂腐与食古不化，认为他们所持的“事非先圣昔贤之所论述，物非六经典籍之所记载，学者不能过而问焉”的观点是何其偏狭平庸，他主张，“天变人事，会逢其适”，“盖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未有之创局也”，必须“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只有参照西学，今后 “或以于济闻，或以文藻显，中国声明文明、彝伦道义。先圣西贤，六经典籍之教未始有损也，而复益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则谓是编为岷源之滥觞焉可也。”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顽固守旧派将会给国家带来的恶果，无不体现着他深深为祖国前途的担忧与对保守派“怒其不争”的厌恶，他说，“吾华清流士大夫，高论唐、虞、商、周糟粕之遗，而忽肘腋腹心之患，究其弊不独无益，实则贻误时机，挫壮健之躯，以成羸弱之疾，此其咎不全在读书酸子，亦当事者惮于缔构，怯于肩任，有以酿之。” 在此基础上，曾纪泽告诫清议者们：“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以明矣。”“吾党考求事理，贵能易地而思之也。”

其次，曾纪泽充分肯定了西学的进步，认为只有博采西学之所长，才能国势昌运。早在其父亲曾国藩的幕营中，曾纪泽就体会到了西学的价值，他认为，“泰西之学，条别派分，更仆难数。学成而精至者，大抵撼风霆而揭日月，夺造化而疑鬼神。” 尤其是到了欧洲之后，“目睹远人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艳羡之极，愤懑随之，然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属而和着几人，只能向泽山穷谷中一喟三叹焉耳。”

而从哪些方面取“变”以回应西学东渐呢，曾纪泽认为，“变”要系统地变，不能只限于武器的改善等，政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政治上，曾纪泽虽然没有触及清廷，但他注意到必须改变内政，提高各个部门的职能效率，尤其要反对腐败贪污等；在教育上也要革新，教育“变”要从儿童始，即使是西学“发蒙之书，浅近易知，究其所谓深远者，第于精微条目益加详尽焉耳，实未始出此书所记范围之外，举浅近而深远寓焉，讵非涉海之帆楫，烛暗之灯矩欤！”

第三，曾纪泽认为“变”要根据中国实情，形势不能不“变”，但也不能盲目照搬西方之学。曾纪泽非常赞赏古人的实事求是之学，秉承经世致用的精神，坚决立足于目前实际来解决问题。在此点上，他继承了其父亲曾国藩的坚忍风格，立足实际，用“打掉牙和血吞”来解决实际问题，决不好高鹜远沽名钓誉，这在与郭嵩焘的比较上也能可见。他在评价另一使者刘云生所写的《英轺日记》为“有意吊誉，立言皆无实际，不足取也。” 与后来郭嵩焘看法一致，郭嵩焘认为《英轺日记》多为转述外国人之言，“并无所谓心得”，“而其推衍人伦之旨、仁义之言，一皆以济其逢迎诡合之术，是以识者能辨知之。”

郭嵩焘力举实事求是，认为中国古人与现今洋人都重视于此，他说：“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对于张焕纶在上海所呈给曾纪泽的六条，曾纪泽认为其部分难以适合实际外，大部分“则与余平昔持论大致相符” ，肯定中有所保留。郭嵩焘在肯定张焕纶能知洋情的卓见外，也指出其“不知测知中国之能行与否以求得其所以然，殆犹知彼而不能知己者也。”同时指出他关于蒙养书院章程，谓“大致以西法佐中法，而实不外古人实事求是之意。”

　　二、以人为本：培植“通”西学之才

自古以来，当政者皆以人才为治政之主要因素，如三国时诸葛亮就以“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来告勉后主刘禅，现代政党也以“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来号召各地要有注重与培养人才的紧迫感，可见，任何政治行动与思潮传播，都与为此行动人才的数量质量密切相关。

在西学东渐上，曾纪泽既然主张以开放的心态来吸收西学，那就从内心需要更多的“通”西学的人才来扬弃西学，以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在他独当一面之前，他更多地注重自身西学素质的提高；而在被任命使西准备以钦差大臣独撑危局时，他尤其迫切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通”西学之才来帮助自己实现“师夷强技以自强”的宏愿。

在培养“通”西学人才方面，曾纪泽早就认为，“中国办洋务，必须多得通达外国情形之人”。而为了达到此目的，他主张在中国设立学塾，聘洋人担任教师以教中国子弟之好西学者；同时，在英法美德等西方强国内也应该设立中国学塾，聘请国内外通达之士教导洋人子弟中之向华学者，这样“久则声气相孚，可以择幽洞微，暗获助益。而所费仅塾师之束修，赁屋之价值耳，其效甚速而远。”

在使用“通”西学人才方面，曾纪泽也尽量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鉴于各国之间相隔距离之远，文化各异，“于是讲求经济之学者，以通知各国语言文字为当务之急。” 曾纪泽认为任命驻外公使务必“博究中西之学，深通交涉之宜”，才能“堪以胜任”。在涉外事宜中，“翻译官为最关紧要，既须博通言语，精究文字之员，尤须深明体制、砥砺廉隅之士。” 曾纪泽见新加坡商业非常繁荣，感觉到此地的各国领事馆“实有联络邦交，保护商民之责”，因此他于1880年向光绪帝提议派左秉隆出任负责领事馆，主要因为该员“学识俱优，通达和平，有为有守，熟悉英国情形，通晓西洋律例。”

在自身带头实现“通”西学方面，曾纪泽也是苦心孤诣，力求通彻。为了全面了解西学，曾纪泽不仅同洋务派的朋友们广为交流，而且也结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尤其在他发觉自己必须学习英语以直接了解西学后，他十余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从《英话正音》开始，到学习《英语韵编》，再到《英国话规》，循序渐进，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事实上，他在出国前英语水平已经相当的高了，基本上能用英文交谈。他刚到欧洲，郭嵩焘与他一起去拜访别国要人，曾纪泽“以英语酬答”，外国政要皆“大喜”，“相与握谈甚畅”，郭嵩焘也认同“出使以通知语言文字为第一要义，无可疑也。”

然而，由于朝廷的腐朽与经费的贫乏，曾纪泽培养通达西学人才的计划难以实现。他以前所主张办理的学塾，由于“经费不敷之际，亦只能托诸空言”。即使他在欧洲期间，在那见到诸多有为与通达西学之华人，应该来说，培养与发挥他们的才智更为容易，但亦因“经费方苦不敷，兹事未易举行也。” 到1883年，曾纪泽所欣赏之人，或为调离，或已过世，因而他心情更为抑郁，操心之事也愈来愈多，常有心力交瘁之感。他喟叹：“自汪席臣去后，余左右皆耳无闻、目无见之人，余操心劳力倍于往年，而犹不免常有失误，以此见用人之关系不浅也。”

　　三、从器物到制度：自强以依“法”“和西”

近代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识，开始于对其器物层面的膜拜。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鄙视西人称之为“夷”，而在鸦片战争武力争锋失败后，洋务派将此失败之咎归于兵器之不利，认为只要拥有开花之炮、飞驶之轮，就可以打败洋人，而对西方的制度文明充耳不闻。他们自认为自己文明先进于西方文明，仍然将自己封闭于“天朝大国”的封建伦理之中。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出国门接受了西学的沐风栉雨，感受到了西学清新的先进气息；同时，由于政治的需要，一批批留学生与使臣的派往欧洲，也客观上刺激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他们的所见所闻，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刺痛了统治核心层，并遭到他们的反弹，但仍然事实上开始了接受西学由器物向制度层面的转变。

器物我所欲，制度亦我所欲也，曾纪泽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也开始觉察到西学中的制度层远远重要于器物层，于是他在探索西方先进武器的同时，对借用西方制度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固然，在近代战争中，两国直接交锋，武器杀伤力悬殊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已经饱受了武器落后之苦，大刀长矛根本不能应付坚船利炮的轰击，渴望能与西方匹敌的武器一直是近代国人的迫切期望。曾纪泽内心自然也有这一情节。

在购买武器上，曾纪泽秉承“机器利钝，价值贵贱，宜随时采访，以免欺骗”的原则，拒绝西方贩卖他国已经逐渐开始废弃的武器，力求在武器方面占据世界的制高点。为了进口西方最好的先进战舰，曾纪泽亲自去各地制造现场考察，毕竟因为战舰制造的各个部件出自不同的工厂，所以得各地督察 ，又亲自到克虏伯厂配置当时最先进的后膛螺纹大炮，时人称，该炮不仅杀伤力强，而且“不占炮后地段，亦能保护炮手” 。在巴黎，“有人以新式后门枪见示，求中国购买，（曾纪泽——笔者加注）阅视良久” ，最终决定代替清廷购买此种先进枪支。

不过，曾纪泽绝对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购置武器上，而是立足自己外交大使的身份，用西法中各条原则，折冲樽俎，据理力争，为祖国与国人争平等、求发展。

第一，利用西法，保护商民，发展工商业，达到强国富民。在出使欧洲前夕，他就看过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为其中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民俗民风的内容所打动，到了欧洲之后更是觉得郭嵩焘“所记，无一字不符者。” 而对于马建忠所发议论如“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史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币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 之言犹为重视，特将其摘入日记多加揣摩。

为了发展保护在外国的侨民，曾纪泽建议在各国设领事馆以保护中国商民的合法利益，同时要求当地国给予中国商民以合法保护，并尽量降低各种税收。为此，他设法与欧洲各国大使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诚如他自己所言，“中国为保守成法之国，本爵既为中国使臣，与兹会诸绅，气谊相孚，是以隔数万里而可以联结友谊也。本爵颇好留心西学,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

第二，利用西法，捍卫祖国主权，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在维护边界问题上，曾纪泽力图避免战争冲突，希望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他要求中国各地方政府也要学会并逐渐精通《万国公法》等国际法律及制度，用公法来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在曾纪泽心中，因为公法总体上可以维护国际平衡，保持弱国主权利益。

在国家领土方面，曾纪泽 “查西洋定约之例有二：一则长守不渝，一可随时修改。长守不渝者，分界是也”，“随时修改者，通商是也”，因此他“以为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大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 ，对国家领土必须丝毫不让。在同沙皇俄国进行伊犁问题谈判之中，曾纪泽正是抱着领土不能随便拱手相让的原则，“虎口索食”，终于使俄国同意改约。

第三，利用西法，通过修约，维护国家利益与关税自主。曾纪泽认为，西方各国在很多方面还是可以“讲理”的，可以通过西法的合法性来维护国家权益。对于如何从西方大国那收回中国主权之有关修约问题，曾纪泽主张从小国开始，因为年年有修约之国，年年有更正之条，“至英、德、法、俄、美诸大国修约之年，彼亦迫于公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则中国收复权利而不着痕迹矣。”

在解决国际间争论上，曾纪泽也主张利用西法可以消弭矛盾。如中国在关税自主方面吃亏不少，曾纪泽认为，“因思西洋各国，无论大小强敌，其于税饷之改，皆由海关自定，颁示海关，一律遵照办理”，“客虽强而大，不能侵夺主国自主之权”。如英、法等国对外来税收征收很重，中国亦应该效仿，“加税之权，操之在我，固可不问公使，不问外部”，“断不至因此肇衅”。 而且在事实上，曾纪泽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功，仅洋药厘税一项，正如薛福成指出的，清朝的“洋药厘税并征条约，成于惠敏之手，岁添币项四五百万金，颇有裨于国计。”

　　四、余论

历史证明，曾纪泽以开放的心态来学习西学，对西学东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他在出使欧洲的八年期间，为中西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当时与后世影响都很深远。郭嵩焘在告别欧洲时对其他各国公使说：“曾侯贤能，必能如约。” 对曾纪泽给予了高度肯定。西人评价说“曾侯办理外务，亦颇有名” ，其逝后能加恩予谥，“得此无愧” 。薛福成对曾纪泽外交方面极其赞赏，认为其诸多举措“诚为卓见” ，并将他当作是“光绪初年以来出使星洋，究以曾惠敏公为第一”，“至今为洋人所钦慕”，地位与影响已经超过了郭嵩焘。

首先，继承与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的西学思想。应该来说，从睁眼看世界、看西学的视角来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曾纪泽是第三代典型代表，他虽沿袭了林则徐、魏源等第一代“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但更多是继承了父亲曾国藩的洋务派风格，既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也有着学习西学的务实精神。曾纪泽受曾国藩的影响很大，在曾国藩的督导下，他专攻古文并经常给曾国藩评阅电评，曾国藩在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还经常给曾纪泽解读《孟子》。在曾纪泽出使欧洲后，他经常翻阅先父所著的《文正公奏议》、《文正公批牍》等，以对照自己的言行。郭嵩焘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他俩的关系非常密切，郭嵩焘经常给曾纪泽以指导，尤其是曾国藩去世之后，其作为长辈的关爱与出使前辈的教导，都给曾纪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曾纪泽在出使前在西太后面前评价二人时说的“拼却声名，以顾大局” ，这也是对自己出使后一切行动的基点。

其次，与他个人对西学的精神密切相关。曾纪泽确实是以认真学习的态度来对待西学，他为了系统懂得西学，在国内时，不仅致力于洋务运动之中，而且主动学习外文，以直接能了解世界动态。出使前，他翻阅了有如《使西纪程》等大量国内介绍西方之作，在国外，他仍不辍阅读国内外的报纸与书籍，如国内的《申报》，他是几乎每张必看，他还翻阅了众多的外国书籍，如《中西见闻录》、《罗马史记》、《公法便览》、《条约类编》等等，这些都给曾纪泽了解西学的精神有关。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曾纪泽身体经常不适，特别是严重的胃病给他带来很大的折磨，而这不但没有摧垮他学习西学的意志，相反更加培养与锻炼了他与其父亲一样面对逆境勇于克服的坚忍精神。

最后，曾纪泽以全面观点看待西学，对后继者也有很大借鉴作用。显然，鸦片战争以来涌入的西学不是“拿来”的，而是他们送来的，其间夹杂了很多的侵略成分。曾纪泽认为不能盲目照办，而且要有分析有区别地看待。所以，他在购买西方先进的武器时，总是要亲临现场考察与实验，避免上当受骗。在利用西方公法谈判时，他觉得“公法者，虽有无数专家编辑成书，然弱国恃以自保，而强国时时犯焉”，且“西洋状师不甚可靠” 。在与沙皇俄国交涉中，如俄“肆意要求，全不论理，则虽请他国之君专延律师评断，彼亦将悍然不顾” ，显然也有以强凌弱之势。而且，曾纪泽对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考察，认为君民共主可能更为理想，而法国所谓的民主制实际上弊端重重，如其“商民势大，政府权轻，政府之所行，一商一民足以把持而梗阻之，政府所不愿行，一商一民足以摇惑众心而挟制之。此近年法国政府之所以屡次换人也。” 总之，如此等等，这些批判而又客观地看待西学的观点都给后继者深远影响，并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