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继往开来的代表性人物。无论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领域皆有不凡的建树，其中，曾氏的外交思想与交涉原则亦自成体系，影响深远。曾国藩长子曾纪泽长期从事外交事务，曾先后担任清朝驻英、法、俄三国公使，回国即入主总理衙门参与朝廷对外交涉及管理事宜，成为享誉世界的外交家。父子二人都为中国近代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父子俩的身份、地位及其经历的不同，其外交观念和业绩仍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拟对比曾氏父子的外交，探讨其异同点，以求教于研究曾国藩、曾氏家族以及近代社会的专家学者。
（一）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致认定，曾纪泽是一位爱国外交家。而对曾国藩的外交，虽不像李鸿章遭垢骂之声不绝于耳，却一直备受斥责，“妥协媚外”“投降”成了曾氏一生的大污点，父子二人俨然成了近代外交正反派的代表。可喜的是，近年已有论著重新审视曾国藩的外交，评价比较客观。笔者也认为，曾国藩的外交思想是适应当时中外局势变化的产物，他的外交活动也并非卖国投降。其实，将曾国藩父子的外交思想予以对照，确有其共同之处。
首先，曾氏父子都提出了“诚信”外交的主张。
19世纪中叶，由于外国强敌大规模入侵，陈腐落后的清王朝不得不接受开放通商、派驻使节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体制，再也无法割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联系。面对欧美强国的威迫，弱国如何处理国家间的关系，采取甚麽手段通过何种途径与外国进行交涉，力争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权益，成为清政府既陌生又急迫的课题。在中央政府内，除了奕訢等少数倡导洋务的官员外，皆回避现实，继续抱持陈旧的华夷观念不放，甚至以与洋人接触为耻，不屑于涉足外交之事。
在地方，以曾国藩为首的开明大吏较早地接触到西方的物质文化，参与中西往来事务，对西方强国有了更多地了解和认识，能够正视条约国家的客观存在。曾国藩首先提出，对外交涉“总以必诚必信为主”，所谓诚信，“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个字”（《曾国藩全集》书信第5365页）。意即尊重他国，讲求信用。在此，“诚信”不仅仅属于道德规范，也是善待他国，平等交往的主导思想，是对外交涉中的大前提和基础，是总的精神，必须要遵循。
同时，曾国藩也意识到“信”是不说假话，“然却极难”，特别是作为弱势国家，如何在大的原则下，保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曾国藩针对中外强弱悬殊的现状，主张以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衅端”，惟一的办法是“守定和约”，不失信于人。即在遵守已有条约的基础上，力争自主，维护本国利益。他还说，与外国交际，“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执；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五十四卷，第1-2页）
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作的。例如条约中关于允许外国派遣驻京公使一节，清廷朝野上下反对之声甚烈。曾国藩却奏陈道：“遣使一节，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主张遵约设使。关于外国人传教之事，他也在一片质疑声中，建议朝廷可以随时行文予以保护，“但不必再添条款”，一定要将外国传教者的行为限制在条约所允范围之内，不许他们别生枝节。因此，曾国藩曾力劝李鸿章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不要“耍痞子腔”，同样出于“诚信”这个基本原则。
又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曾接受赫德等人引进新式舰船，建立海军的建议，由英国人李泰国出面操办。可是，李泰国竟违背指令擅自招募一批外国军人，肆意授权英国人阿斯本为舰队司令，力图借机攫取中国的军权。为此，曾国藩公开表示反对李泰国的越权行为，坚持把握中国舰队的指挥权，决不能让外国人说了算，免得失去自主权（《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225页）。曾国藩的守约是“诚信”，反对外国违约还是“诚信”，目的是以“诚信”约束条约双方。
曾纪泽自幼接受父亲的言传身教，所受影响甚深，无论礼教、修身、学术乃至书写日记的方式大都一致。光绪初年，曾纪泽出任了驻外使节，也遵循和恪守父亲的“诚信”外交理论。他说，“今日之计，宜开诚布公，相信于无事之时，则有事时彼亦慨然相信。”（《曾纪泽遗集》第345页）即以诚信作为彼我交往的基础。又如，曾纪泽到英国之初，在答谢郭嵩焘诗中亦有“从来忠信行蛮貉，莫讶戎王问故侯”（《曾纪泽本传》第73页）的诗句，当然，这里的“蛮貉”二字是泛指外国，而非贬意。
在实践中，曾纪泽把审视彼我之长短，方不致孟浪从事，视为办理外交的圭皋和指南。他说，理之所在，百折不回，可许者开口即许，不可许者始终不移（《曾纪泽遗集》第194页）。例如，曾纪泽主持参与中俄伊犁改约谈判，精心制定的重边界轻通商的交涉原则，即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他指出，“分界既为永定之局，自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既属按期修改之约，似宜权宜允许”，对俄方所提条件，或准或驳，“均贵有一定不移之计”，力戒事前胸无主见，届时就事论事，讨价还价，先允后翻的做法。他认为，谈判时出尔反尔，“此市井售物抬价之术，非圣朝所以敦信义以驭远人之道也。”（《曾纪泽遗集》第29页）曾纪泽的这些立论与其父辈办理洋务要有“一定之至计”，重信义，贵果决的外交之道亦无二致。
其次，两人都坚持以自强为后盾的外交战略。
外交属于政治范畴，也是政治的继续，既有联合又有竞争，然二者都需要以实力为后。实力不足自然没有联合的基础，力量弱小更无抗争的可能，从这个意义而言，实力外交具有普遍性。曾氏父子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相当落后的国家，与西方国力相差悬殊。而要维权抗争，摆脱被动挨打的地位，除徐图自强外别无他途。
曾国藩明确指出，“款议虽成，中国未可一日而忘备”，只有“隐图自强之策，庶有补于万一耳”（汪世荣：《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89页）。所谓战略，即意味着长远之计，中国的自强不可能一蹴而就。曾国藩是19世纪60年代所兴洋务运动的鼻祖，他提倡增强军队武备，强化国防，不仅仅为平定国内的反清起义，其长期目标在于“勤远略”，抵御外侮，惠及外交。他曾颇有自信地说，如果“思深虑远，当使兵力财力均能取胜于彼，庶几可刚可柔”。有了强盛的国力，外交使者能够在谈判桌前刚柔相济，谈笑自如，这是曾国藩最最期盼的。
诚然，在国势处于下风，力有未逮之时，惟有力避刀锋，消弭战祸，用力自强。因此，曾国藩在处理关乎个人声名的天津教案中，千方百计缓和冲突，免资外国借口动用武力，以图维持和局，即使遭到官绅们的詈骂也在所不惜，也是曾国藩欲实现自强外交的战略使然。其实，每次发生民教冲突，中国总是最吃亏的，官员们往往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其中缘由比较复杂。尽管曾国藩处理这次教案的手段过于用柔，但不能抹煞自强外交战略的正确性。
曾纪泽也是自强外交战略的推行者。他身在异国他乡，承受着来自国内国外的重重压力。当清政府下令拆除英国人修建的凇沪铁路，遭世人耻笑之际，他在海外简直无地自容。看到西方文明富强，自己国家封闭落后，曾纪泽“只能向深山穷谷中一唱三叹”，孤独地在内心呐喊，因此，他非常期盼中国快些强大起来，自己可以得心应手地办理交涉事件，伸张正义，张扬国威。
事实上，在中俄伊犁谈判中，左宗棠陈兵西陲，无疑给了曾纪泽以后盾之感，深切体会到，没有国家富强就难以取得平等交往的国际地位。回到国内，曾纪泽一如既往，反复陈述振兴国家的主张。在修建铁路的大论战中，他上长篇奏折论证道：“方今环球诸国各治甲兵，惟力是视，其往也非干羽所能格，其来也非牛饩所能退，全视中华之强弱为相安相扰之枢机。”（《曾纪泽本传》247页）他坚定地相信，中国强大了，完全可以遏制西方肆意动武的欲望。竭力支持修铁路发展近代交通运输，继承父辈的自强大业，提升中国外交的国际地位。
（二）
曾氏父子的外交之道既有共同点，也出现明显的差异。
一是父子两人的近代外交观念存在程度的不同。
所谓近代外交，即国际外交，其内涵是遵循国际法准则以和平方式平等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作为一名外交人员，只有具备国际外交意识，熟稔国际法及外交规则才称得上达到了近代水准的外交官。
以此标准衡量曾氏父子，曾国藩的“诚信”外交距国际外交水准还有较大距离，基本属于经世致用阶段。经世致用，是开放初期有识之士和开明官绅应对“千古变局”的思想反映，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曾国藩将经世致用思维应用于外交领域，的确冲出封闭走向开放，超越了怀柔远人的“羁縻”外交范畴，但对近代外交内涵的理解尚嫌粗浅，而其自强战略亦处于由中体西用向近代外交意识转变的过程中。
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则日臻成熟。出使外国使他的眼界愈其开阔，对国际法的理解愈其加深，并进一步认识到自主外交，主权国家的重要性。曾纪泽出任清朝驻外公使后，中俄伊犁交涉是真正经受严峻考验的一次外交实战。他能够审时度势，正确分析中俄双方理与势以及纷纭复杂的国际关系，制定出“重界轻商”的正确方案，成功地修改崇厚所定诸多失误的伊犁条约，去其严重危害中国主权的条款，标志着曾纪泽近代外交观念的完全形成，已经步入了成熟外交家的行列。
二是父子两人的外交策略有所不同。
曾国藩主张处理对外交涉事务，要以“守定和约”为前提，力争限制对方肆无忌惮地侵略要求，出发点不错，但守约有余，策略不足。如天津教案谈判之初，他也想化大为小，从中保护地方官，结果不仅遭到法国的强烈反对，甚至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一味担心战事骤起，中外决裂，遂一再忍让，委曲求全地满足了法国的全部要求。事后，自己也深感内疚。
天津教案的结局对曾纪泽的打击也很大。他既痛恨气焰嚣张的外国侵略势力，又惋惜其父不了解法国面临普法战争的实情，而替父亲叫屈。于是，他在对外交涉中汲取了父亲的失败教训，力争在恪守“守约”的大原则下，以诚信和抗争两手，采取灵活的策略应对谈判。外柔内刚，据理驳辩，争重让轻，利用矛盾，化解压力等，都是曾纪泽获得成功的谈判策略和技巧，得到中外人士的高度赞扬。
三是父子两人的外交业绩差异较大。
就业绩而言，曾国藩的洋务外交不能说一无是处。非但他的外交立论及战略产生较大的正面影响，而且他所策划的幼童留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支持派遣驻外使节，坚持把握舰队的领导权等，皆属于自强外交范畴，应予充分肯定。不过，其子曾纪泽显然远远超过了他的父辈。
在伊犁问题之后，又有中法越南交涉、中英鸦片税厘交涉、中英会商缅甸分界与商务等大都承办得力，获得国内上下官绅的交口称赞。只是中法之间关于越南问题的交涉旷日持久，最终失败，战争爆发。但不能归罪于谈判使者，排除法国志在必得越南的客观因素，清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其他如建立与完善使领馆制度，扩大国家对外交往，以及有关总理衙门的事务管理等，也超出了同时期各任驻外公使，其功绩有目共睹，不一一列举。
（三）
从上述曾氏父子外交事业对比，大致得出两点启示。
其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宝库，已经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应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是如此，用于外交亦如此。曾氏父子的诚信外交理论来源于古老的传统文化，诚信有礼，讲信修睦是中国久已形成的优良传统，它不仅是指导中国外交的一个准则，也适于世界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强国在内。因为诚信是平等交往的基础，符合国际外交法则，具有近代性质。曾氏父子外交理论的开创与继承，说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过去曾创造过辉煌，现在依然有久远的开发价值。文化，有继承性，外交也是文化，同样带有继承性，在继承中创新，其生命力永恒。
二是变革的时势造就一代又一代变革的人才，“变”的幅度必然受到条件、环境的制约。中国近代，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在世界大势的强烈冲击下，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无论敌对之抑或漠视之，都无法改变正在汹涌袭来的世界潮流的方向。经过近二十年的撞击和思考，少数密切关注时世，政治敏感的中国人提出了“变局”论，开始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千古奇局”，主张多从“设法”“用人”方面缓冲不平等条约的冲击力，减小凶横的外国侵略势力带来的负面作用，曾国藩、李鸿章等这小一批人是这一代从被动开放到“守约”“自强”战略的标志性人物。
但必须指出，曾、李等人是世受清廷“国恩”的大官僚，他们的开放眼光，对世界发展趋势的理解，有很大局限性，因而阻碍了他们意欲变革的脚步。倒是由曾、李一辈大吏推荐派出的外交信使，大步迈向新世界，不仅熟谙国际政治，有的掌握了一、二门外国语言。身处强盛的西方世界，以及国际外交意识，促使他们增强了抵拒外国欺辱的民族自信心，大胆提出解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进而改变半殖民地外交的不利地位。在曾纪泽日记和信函中就流露出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倾慕与向往，这些都是其父辈无法企及的。至于在曾纪泽身后的公使、大使们更不乏要求彻底变革中国的人士，应是近代变革的形势所造就。
他在继承其父所创外交思想与原则的基础上，悉心学习国际法常识，吸纳近代外交理念，积累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