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县人。光绪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与永顺王翰林，为近百年中湘西希有的两翰林”。熊与康有为极友善，参加过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政变失败被罢官，宣统初复晋升为四品卿衔，还先后当过湖北交涉使，东北盐运使和财政监理官等。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与梁启超等拥护袁世凯窃国，出任过袁政府的财政总长，并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组织所谓“人才内阁”，任国务总理，一时为袁世凯所利用。蒋介石窃取政权后，除担任过蒋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外，“其他官职概行辞卸，仅在北京创办香山慈幼院，办理红十字会及其他慈善事宜。虽政府屡邀出山，君以既安于社会事业，不愿再问政治为辞……。”总之，熊希龄在学识上比较渊博，是当时湖南省的大知识分子，他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颇有一些名气。

熊希龄对醴陵瓷业的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他为什么会热心于醴陵瓷业?他对醴陵瓷业作过哪些有价值的分析?他对振兴醴陵瓷业又提出过哪些值得赞许的主张?他的主张对醴陵瓷业有什么促进作用?研究这些问题，对于了解醴陵瓷业的发展历史，都是很有必要的。

熊希龄热心于醴陵瓷业的原因

熊希龄这样一位颇负盛名的政治人物，为什么对醴陵瓷业的发展会感兴趣呢?有人说，熊希龄是湖南人，醴陵隶属湖南，熊希龄关心湖南经济，必然会注意到醴陵的瓷业。当然，乡土观念不无关系，但我们认为，这决不是主要的。如果熊希龄的乡土观念很重，那末，他所创办的慈幼院等慈善事业，就不会设在北京，只会出现在湘西。

从很少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熊希龄热心于醴陵瓷业，有其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

熊希龄是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本身既具有旧知识分子动摇性的弱点，同时也有着知识分子敏感性的特点。当他参加戊戌政变失败，被罢官后，他便回到了湖南老家。既然变法维新的改良主义道路行不通，他于是开始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企图通过办资本主义企业来振兴国家。但是，到底开办什么企业，他脑子里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促使他致力于瓷业开发的直接原因，我们认为，基本上有下列两条：

一条是，出访日本时受到的启发。颇受慈禧太后宠信的原湖广总督端方，奉命于1905年赴欧美各国考察宪政，预备回国搞君主立宪来抵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熊希龄被老上司端方看中，也随其出国跑了一趟。在访问中，他发现许多国家称中国为支那（China），“支那”一词包含了“瓷器”这个意思。中国者，瓷器的发源地也。日本的瓷业技术，就是从中国学到手的。从此，熊希龄脑子里办实业的念头,开始有了具体对象─瓷业经济。

另一条是，对醴陵瓷业生产的实地考察，更坚定了他的想法。光绪末年，醴陵大学士文俊铎，发现醴陵的瓷土质佳产富，而瓷土制品却很粗陋。为了广开销路，以振兴醴瓷，他曾独自搞试验，改良制瓷方法，并借拜谒熊希龄的机会，一方面将试制成的新产品送熊氏鉴赏，另一方面则在熊氏面前大力宣传开发醴陵瓷器生产的重要性，从而增强了熊希龄在醴陵兴办瓷业的兴趣。在文俊铎的感染下，熊、文二人一道，亲来醴陵县的沩山、东堡等处，进行了实地调查，由此而坚定了他开发醴陵瓷业的决心和信心。

基于此，熊希龄于1905年7月，写下了《禀请湖广总督端方设立瓷业公司呈文》（以下简称《呈文》，全文附后）。在《呈文》的开头，熊希龄就说明了他之所以要求开发醴陵瓷业是因为醴陵的瓷土资源丰富，瓷器生产有基础。他说：“查醴陵瓷土最富，产地最多。如沩山、赤脚岭、青泥湾、老鸦山、茶子山、唐山口、邓家渡等，共有七处，……”仅沩山一处，就有“窑户六十余家，每家年出瓷器价值洋三千余元，六十余家共二十余万元。合其他六处统计，该县共年产瓷器洋三、四十余万元，实为大宗入款。”所以，“醴陵瓷器一宗，近夫国民之利而利，较易设法改良”，而且“略有把握”。

熊希龄是怎样分析醴陵瓷业状况的

经过实地调查，熊希龄对醴陵瓷业作了—个比较客观的分析，既分析了醴陵瓷业落后的原因，又把醴陵瓷业和日本瓷业进行了较全面的比较。　　

熊希龄认为，醴陵的瓷土资源虽然丰富，产地也不少。可是，“惟瓷器粗陋，仅供下级贫民购买。”而且，近年以来土货滞销，价格大跌。以前一筒（十个）粗花大碗，在本地卖80文钱，运到汉口卖100文钱；但到光绪末年时，在本地只能卖68文钱，运至汉口也只能卖80文钱，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而运输商人在收购瓷器进行议价时，还要打个八折。这样一来，“窑户仰屋而嗟，工人辍业以待。” “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一言以蔽之曰：“瓷业情形危险。"　　造成醴陵瓷业肖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熊希龄在《呈文》中列举了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条：

第一，技术和设备落后。首先，瓷土杂质很多，挖掘出来的瓷土，没有能够很好的筛洗，每百斤瓷土，一般只用水冲洗掉一二成，剩下的土质很粗。其次，釉药质量也很低，调釉药的原料，是一些烧尽的糠灰。糠灰和釉药掺和后，变成了黑泥。将这种黑泥涂在用粗瓷土制成的器皿上，烧出来的瓷器色均带青，而鲜洁白。”除釉药外，绘画用的石墨也不是上等的，故瓷器“所烧之色甚暗。”而“由景德镇购得釉药一块，施之醴陵土质制成器皿，色极洁白，与景德镇窑无异。”再次，瓷窑式样很旧，百余年一贯制。熊希龄将醴陵的瓷窑与日本瓷窑作了一个比较，发现醴陵窑比日本窑有三大差距：一是窑层低，盛瓷器量少。“日本每窑八穴、九穴……高至六七尺”而“醴陵窑仅五穴或六穴，高不及六尺。”二是费燃料，烧日本窑时，点燃第一穴的柴火后，就会自动逐级燃烧到第九穴。“柴料由第一穴燃起，以徐达于第九穴。”而醴陵窑却做不到，各穴的柴料必须分别点燃、分别增添。“柴料于各穴陆续增加。”三是无匣钵。日本窑“所烧之器均用炼土制成之皿或四柱盛之。”器  ，与器之间互不相碰，使瓷器质量得以保证；而醴陵窑的“瓷器每十个层累一套，无盛之者。”这就是说，每件瓷器周围，没有任何保护物，势必大大影响瓷器的质量。最后，手法粗笨，工艺守旧，和景德镇的技术相比，差之甚远。比如，从事瓷器生产不久的江西萍乡县，由于“雇佣景德镇工人两名，加工制造，比醴陵稍精，故醴陵贸易遂为所奔夯（“奔夯”两字疑为“夺字”之谈）日见减色。”

第二，资金不足。要提高技术，改进设备，没有大量资金是不行的。因为资金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但是，醴陵从事瓷器生产的，基本上是小商品生产者。“各窑户资本不足，每家田（“田”字疑为“赀”字之误）财不过数百串钱，难以延请上等工人，制造新式。”当然，更买不起先进的机器设备了。醴陵的瓷器生产者，不仅缺乏改进技术、增添设备的资金，有时，由于成品卖不出去，价值暂时实现不了，资金周转不灵，甚至还需“向运商预贷一二月购货之钱。”在这种情况下，运输商人便趁机放高利贷。大敲竹杠，即使经过斗争，窑户仍“吃亏尚巨。”　　

第三、管理混乱。在手工业的工场里，劳动定额只强调数量，没有质量标准。“工价以器之多少为定，故工人贪多贪速。”至于各瓷业户之间的生产，就更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因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间，是不可能实行计划管理的。）瓷业生产的无计划性，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瓷土的开发乱七八糟。瓷土是制作瓷器的基本原料，它分布在全县的许多平原、丘陵和高山地带，有的质量高有的则含杂质多；有的浮在表面，有的则埋藏在深处；有的蕴藏量丰富，有的则较贫瘠。各个窑户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瓷土毫无规则，率开争挖浮土，捷足前得，未能深入，故多杂以黄泥等。”其次，烧窑用的木柴也是胡乱砍伐，结果，“近窑之山，薪木砍伐净尽。”窑户所需燃料，不得不到远离产区的外地去购买，待运回来以后，“其价极昂，故瓷器成本因之加重。”

由于以上一些原因，醴陵生产的瓷器，物不美，价不廉，竞争力低，销路不畅。面对这种状况，熊希龄颇有感慨地说：“倘再因循不改，将恐此粗货一宗，亦将尽归萍乡商人之手。数千人所仰赖的衣食财产，有不忍言者矣。”至于细瓷，则更无力抵制外国货的输入了。

熊希龄在分析醴陵瓷业的落后状况及其原因的同时，在与景德镇瓷和日本瓷的比较中，也充分注意到了醴陵瓷业还有几大优势。

和景德镇相比，醴陵的地理位置优越，它离两广和云贵川诸省都比景德镇近一些。这些省份所需的瓷器较多，醴陵的瓷器送去销售，肯定比景德镇瓷器的运费要少、损耗低。如果注意改进技术，醴陵瓷器的价格必然会比景德镇的便宜，从而这几个省就可成为醴陵瓷器的广阔市场。　　

“与日本瓷业相比，我之成本尤轻。”为什么呢?熊希龄讲了两条原因：一是醴陵的瓷土成本比日本的便宜几倍。在日本，经过涤净的瓷土，每一百斤需中国钱币960文，而涤净后的醴陵瓷土，每一百斤只需成本120文。“若照日本洗法，亦不过加倍，而只至二三百文，较彼每百斤需钱960文相去甚远矣。”二是醴陵瓷业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比日本的低廉得多。日本瓷业工人的日工资，折合中国银元是每人三角或五角，即345文或575文（一个银元可换1150文钱），画工加倍，每人六角至一元。即690文至1150文。而中国制瓷工人的日工资不过270文，精细画工的工资也只402文，分别比日本的工资低一倍以上。

既然日本瓷业的成本很高，且“均仿中国式”，但是，为什么日本一年内输入到我国的瓷器竟达银洋近六十万元?为什么日本的瓷器，“近年专运北方奉天、直隶等省。销路极大”呢?熊希龄认为主要原因是：日本资本家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在瓷器上画着中国消费者喜欢的各种“吉利花样之物”适销对路。他们即使以“粗糙之器”，也可“得我重价也”。

所以，熊希龄认为，只要发挥醴陵瓷业“成本最省，运本最轻”的优势，“其必然抵制输入可无疑矣。”

熊希龄发展醴陵瓷业的基本主张　　

在对醴陵瓷业作了全面分析的基础上，熊希龄还明确地提出了振兴醴陵瓷业的途径。

一、兴办学校，培养人才。

醴陵瓷业落后的原因很多，关键还是技术水平低。技术改进不了，劳动生产率就难以提高，质量好、成本低的瓷器就不容易生产出来。总之，积极提高瓷业工人的技术水平，是发展醴陵瓷业生产的根本前提。

怎么提高瓷业工人的技术水平呢?熊希龄认为“必先施教育方可得其烂熟”。他在《呈文》中的第一个主张，就是“立学堂”，抓人材培养。熊希龄办瓷业学校的主张，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教学内容上，要以培养目标为依据，对学生进行专业化的现代科学教育。醴陵的土瓷，长期处于个体商品经济状态中，专业分工不细，清朝同治以前，从制坯到彩绘，都是一个人承担。后来，分工虽有所发展，但仍不能适应当时产品质量提高的要求。为了克服这个缺点，熊希龄建议在瓷业学校中，应设置辘轳、模型、陶画、窑务各科，对学生进行分工更细的专业技术教育，以便迅速提高学生的专业技术水平。同时，熊希龄还强调这种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学校，除必须具备各种专业机械设备外，还应该设置展有各国新式瓷器的“标本陈列室”，供学生“仿造用”，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谋改良”的能力。可见，熊希龄开办学校、教育学生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瓷业科学知识的、掌握制瓷专业技术的、并有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材。

其次，在学制的设置上，学校教育既要注意提高，又要重视普及，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加快人材培养。为此，熊希龄主张瓷业学校分设两科——速成科和永久科。“速成科”属于短期训练班性质，对象是熟练工人，“由各窑户中挑熟娴工作者数十人为速成科。”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在职的熟练技工进行半年短期培训，提高他们对本职工作的“烂熟”程度，以满足当时瓷业生产中技术力量严重缺乏的迫切需要。“永久科”属于长期的正规教育性质，学制四年，对象是有点文化基础的青少年，由“各窑户中之子弟，择其年在十五岁以内，文理清顺者为永久科”，培养年轻的具有较高制瓷科学技术知识的专业人才，以适应醴陵瓷业日后打入国际市场的长远要求。　　

再次，在师资来源上，由于醴陵制瓷技术落后，文化水平低下，办一个既有速成科又有永久科的瓷业学校，靠自己的师资是远远满足不了要求的。为了尽快培养人才，在瓷业学堂中，熊希龄自兼校长，文俊铎任监督兼历史、语文教员，常先任教务长兼理化教员，沈明熙任庶务长兼算术教员。关于制瓷技术课程，熊希龄则明确提出了“延请外国技师”来传授的主张。由于熊希龄的倡议，1906年学校创办时，就从日本聘请到安田吉任图画卫生科教员，图画工人大凡里吉、模型工八里安大郎、辘轳工松井弥三郎、窑务工松布兵七等任实习教员。

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技术师资为什么不从邻省江西景德镇解决呢?这是因为“江西景德镇私规最严，不准工人用于他省，又俗传景德镇承办御窑，可用红绿颜色，他省不准仿办。”这就是说，当时的景德镇，对外技术封锁非常严密，不大可能从那里聘请到师资。

二、成立股份公司

振兴醴陵瓷业，在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同时，熊希龄在《呈文》中还提出了“设公司”的主张，即成立瓷业股份公司。如果说办学校是利用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折光作用的话，那未，设公司则是改变瓷业生产关系的重大措施。

如前所述，醴陵瓷业从雍正到光绪末期的近二百年中，都是以小商品经济为特征的个体手工业。他们因循守旧，本小利微，既缺乏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更没有添置新设备的经济条件。怎样改变这种小商品的个体生产关系呢?众所周知，小商品生产者是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发生两极分化的。在分化过程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价值规律的作用中产生，是一个很缓慢、很漫长的过程。在当时醴陵瓷业生产者之间的分化现象还不明显，如果等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小商品生产的分化中自发产生，醴陵瓷业是不可能迅速发展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输入到醴陵瓷业生产中来。 

股份公司是以股票形式联合起来经营的资本主义企业，是资本集中的重要形式。它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广泛流行于资本主义各国。股份公司不仅大大优越于小商品生产，而且比个别资本推动的生产力也大得多。熊希龄注意到了股份公司这一新生事物，明确主张在醴陵也搞个瓷业股份公司。资本从何而来呢?  《呈文》中说，由他等“招商承办，集资三万元即成立。”不久，他一方面通过《长沙日报》登载筹组瓷业公司的广告，公开招股；另一方面，还派专人到上海、长沙等地游说，当面向有关官僚富豪募集。由于以上措施，不到一年时间，瓷业公司的资本就达十万元，大大超过了熊希龄原来的打算。

以瓷业公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以后，没有也不可能消灭瓷业中的小商品生产者—一个体窑户。因为熊希龄倡导创办的瓷业公司，规模毕竟有限，它不可能垄断醴陵瓷器生产的全部；同时，它也没有必要把众多的个体窑户全部吃掉，这些个体窑户不仅不是公司的对手，不会对公司造成任何威胁，而且还有可能补充公司的不足。于是，这就出现了两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状态，既然这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成分，就势必会发生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缉希龄预见到了，在《呈文》中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熊希龄把这种办法叫做“均利”；“均利”的意思就是说，要使公司的资本家和个体窑户两个方面，都能得到合理的经济利益。

靠什么来实现“均利”呢?熊希龄建议采取“次第交换之法，”所谓“次第交换之法”，就是指瓷业公司和个体窑户这两种经济成分，根据不同情况，在不同年份实行分工。比如：开始头两年，公司生产细瓷，个体窑户继续从事土瓷生产；两年以后，个体窑户可以逐步生产一部分细瓷，而公司则“专制西式各器，抵制外货之输入。”五年以后，“各窑户如有进步，能仿西式”的话，也可以从事西式器皿之生产，而公司则“精益求精，专求制造输出各国之品。”这种交换之法一举数得：既可以保证两种经济成分的利益，又能促进整个瓷器生产技术水平的逐步提高；既可以抵制帝国主义又对我国的商品输出，又能扩大醴陵瓷业产品的市场。

三、选择厂址　　

熊希龄除提出了培养人才和建股份公司的主张外，还把瓷业公司厂址的选择问题单独提了出来。瓷业公司建立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呢?从表面上看，这好象仅仅是个地区问题，其实远非如此，因为厂址的选择，关系到瓷器的成本、价值和竞争力的高低。对此，熊希龄在《呈文》中说：“近窑之山，薪木砍伐净尽，所用柴料，购之远方，其价极昂，故瓷器成本日之加重。”因而，减少燃料运输费用，是为当时降低醴陵瓷器成本的主要环节。  

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减少运费、降低成本呢?熊希龄认为，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选择厂址是一条重要途径。他经过实地考察，首先否定了把公司设在盛产瓷土的沩山一带。他认为，一方面“醴陵沩山距县城25里，虽道路平坦，然购采柴料极难，加以脚力价复增昂。”即不仅买柴难，而且运费贵，很不合算；另一方面，在沩山制成瓷器后，则先须用人力运至县城，然后从县城装船输出外销。这样一来，不仅产品的运费高昂，而且瓷器易碎，经过辗转装运，势必提高破损率。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熊希龄决定将瓷业公司建在县城附近的姜湾。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今天看来，也有重要意义。姜湾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首先，它紧靠渌江江边，渌水是湘江的支流，全长160余公里，航运业比较发达；同时，姜湾离株萍铁路也很近，仅七八华里距离。（株萍铁路是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盛宣怀为了解决萍乡煤运到武汉的困难而奏淮修建的，1900年开工，1906年1月全线正式通车。）在姜湾这个有利的地理位置上建立公司，既“易于采购柴料，省去运费”，即省去了由县城把收购的薪柴运到二三十里外沩山的运费，又对“制成之器上船亦甚便也”，即就地生产，就地装船、装车，有利于减少成品运费，降低破损率而且能缩短流通时间；另外，还为进口先进的机械设备创造了条件，因为公司“即滨河，学堂需用机械不难登岸。”

瓷业公司建在姜湾，唯一不足之处就是离瓷土资源的产地较远，将瓷土从产地运到姜湾，也需要费用。但是，熊希龄认为，这并不会增加运费。因为如果公司设在沩山，必须将产品运到姜湾装船，现在公司建在姜湾，等于“以运碗之脚力改为运土，二者费亦相等。”最后还是节省下了运柴薪的费用。不仅如此，熊希龄还主张”于沩山设一条泥厂，将土制净，再运姜湾。”即将瓷土在产地加工后再外运，这样做“尤为省费。”

  四、引进外国设备

熊希龄主张从国外购买先进设备和新式产品，“如水簸场之除水器，调制室的椭圆皿、成型机、素地土捏机、釉药粉碎机、原料粉碎机、湿式材料粉碎机……以及锅炉等件，皆须备置。”除此之外，他还要开辟一个“标本陈列室”，“须将各国新式瓷器可供模范者，一一购买。”目的是“以便仿造”，使醴陵的瓷器生产迅速摆脱落后局面，并打入国际市场，“求能为中国收回利权。”

关于开办和常年经费，熊希龄主张从两条途径解决：一是“提拨公款，以资商办。”即先借公款垫支，而后从厘金局抽取的瓷器税收中弥补；二是从株萍铁路的票价收入中找出路。他很赞赏日本从汽车、电车的乘客票价中加收税额的办法，并建议将这种办法移植到株萍铁路上来，因为这条铁路是专为运煤而修建的，如果也照日本通行的税利，从每个乘客的票费中“加抽数文，由铁路局代收。”这样既保证了铁路收入，又解决了瓷业学校的常年经费开支，家为一举两全。

根据熊希龄的主张及其具体实践，不难看出，他从“实业救国”的观点出发，通过提高生产力（如引起先进技术，培养技术人才等等）和相应地改变生产关系（变个体手工业的生产关系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正确途径，对促进醴陵瓷业的发展，的确起了重要作用。回顾这些主张和实践，对于探索醴陵瓷业发展的轨迹，吸取前人创办和管理企业的有益经验，也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