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由上海交通大学回长，胞弟时康在重庆二十一兵工厂，任总工程师，来电要我将全家带去重庆。我因为夫妻儿女，母亲岳母八人，要去广西金城江，找汽车为难，不想离开长沙。当时警报频繁，我家住所局关祠被炸，家中幸未中弹，  因在上海见敌机轰炸惨状，对警报非常惧怕，某日友人偕我至唐生智先生家附近防空洞躲避，这里设备很好。几日后，这位友人来告我说：“唐家因为听我说，你大学毕业，中英文都有根底和你为人的一切，想要你去他家教书，要我同你商量。”我说：“我不愿教书，上海我还未辞职，汕头重庆都有人要我去，等一等看看情况再说”。友人为我分析情况说：“长沙有沦陷的可能，你一家八口，行动不便，唐家对你愿包下，待遇从优，又不搞长期合同，你有机会喊走就走，，那你又何乐而不为呢?”经友人再三劝说，我就答应下来了，第二天送来聘书，待遇也出我意料之外，过一天我就去上课。当时学生只有唐生明、唐淑沅的几个小孩和他几个亲戚。大约一个月后湘北紧张，唐家把小汽车送我至零陵愚庄私邸，原是柳宗元谪居的地方，风景优美。约过两个月，又送我至东安赵家井本宅，并在他家附近，置了几间住房，将我全家接来，暂时安居在这里.　　

接着，唐先生把学校改为耀祥书院，请顾畴做山长，学生有小学中学大学三种程度，教员有三十余人，生活也很安定。

唐先生我称他总监，他有八兄弟，如唐生明先生，我称他四先生，唐家普通都称他四大人，唐先生父亲的如夫人王氏，也生了四个男孩，均称他们为五、六、七、八大人，唐先生称顾畴为掌法，对他特殊恭敬。　　

唐先生在重庆，但常回东安，同时唐先生父母均在，我到唐家刚半年，唐先生父亲唐承绪老先生病故，我记得写了一首挽联：　　

明德荫庭兰，半年西席承优礼，　　

十原苦烽火，十月东安丧老成。　　

唐老先生之丧事，治丧—月余，门口搭三个台，设湖南、河南省府的乐队和本地的一班清音队，每日中午开酒席二百桌，男女各一百桌，当时湖南主席张治中，来过二次，一次代表湖南省和他自己，第二次代表蒋介石，各省大部份派有代表，我所知道，以云南主席龙云送礼最多最重，后来我在他家，常见云南有汽车至冷水滩，满载火腿、白药、三七、红花等珍贵物品，这些物品，唐家每次都送给我一点。听说龙云曾拜唐老太太做干妈，我不知是否属实。　　

唐老先生坟墓是用黑色大理石砌的，墓志铭是顾畴撰文和书写的，由长沙著名青来阁刻石，挽联祭幛甚多，许多没有挂出来。　　

我对唐先生为人，也是在这次丧事中开始认识的，他写了一篇祭文，四字一韵，情感至诚，哀痛欲绝，可说不要更改一字。以前我对他的看法，认为他是一介武夫，完全错了，他文很有根底，而他待人接物方面，亦很谦虚有礼。他家人口很多，平日中午，常是开饭五六桌，某次吃午饭，有宾步程、雷铸寰都在坐，大家推首席，你推我让，但无一人提我的，唐先生在侧说：“推什么，就要黄老师坐个首席算了。”因此后来还发生一个笑话，有一天一个恶叫化到我家乞，我给他—个铜板，他把铜板用力摔掉说：“是什么人，给我一个铜板。”当时在旁者说，“他是唐总监请坐首席的黄老师。”乞丐无语而去。

暑天，唐先生常爱一人坐在门前草上，几个卫士站在遥运的地方护卫，他家人很多，但很少有人陪他坐在一起扯谈的，常常叫卫士请我去扯谈，有一次他说： “我家请的家庭教员很多，有当大使的，有算八字的，但都不能教书，见面总说我的子侄好，聪明、祖德高，将来定有出息等等的奉承话，但我听说你打人，还骂学生没有人气，畜牲，人家说他们聪明，你说他们没人气，人家说有出息，你说是畜牲，今天我请你来，请你对他们灌输一点人气，变人。”他这一讲，当时我确实慌了，但见他笑容满面，我也无所谓了，我说：“ 总监，我性情不好，没有修养，我看见他们亲兄弟对着骂娘，所以我信口而出，真对不起，再则我对一些事情也看不惯，如上课时，这个丫头送来白木耳，那个丫头又送来燕窝，假若这些东西是吃了补的，那就会把这些小孩补死，这些小孩的妈妈，多半是姨太太，不求自己的儿子多读一点书，多认几个字，只求养得胖，就是他们的本钱。”唐先生听了后大笑说： “我小时家境并不好，也未曾吃过白木耳、燕窝，以后再有人送这些东西，请打掉碗，还打送的人，你说这是我亲口讲的。”我要回家吃晚饭，向他告辞，他也起身送我，这样使我才安下心来。 有一次唐先生为我讲守南京经过，同时我也听过他由南京带回来的王正才，他是宪兵司令部排长和当时在南京他家当传达的北方人，所讲的都与解放后的几个记载不同，我把它写出来，把这次事情弄清。

唐先生说：“保卫南京前夕，我是训练总监，没有军队，也无权力，很久没有带兵，那天开军事会议，蒋介石是主席，他问南京守不守，众人都说非守不可，有些人还分析，一定可以守住，还有人说，守南京等国际局势变化，讲得头头是道，慷慨激昂，蒋问谁人来守，马上鸦雀无声，当时蒋的目光望着桂系领袖，想他自动出来报名，谁知他低头不语，好久后，蒋才说：“不错，南京是首都之地，有国际影响，非守不可，既无人来守，我来守。”唐先生说：“从开会到此，我未发言，听蒋说后，我起立说：南京非守不可，假若无人愿守，我来守，委员长，身为国家元首，日理万机，要统筹全局，怎么能自己来守呢?”蒋听我讲完后，马上说；“我本想你来守，但因为你好久未带兵，又没有自己的军队，今天你既愿意守，就决定你来守。”当时他讲了几条，嘱在旁的参谋记下，南京全部军队，宪兵和上海撤回的军队，都归我指挥，会也开到这里，我知道这是千难万难的事，现木已成舟，只好干起来，我这人做事，向来说话就算数，明知会失败，也要等得失败那天，绝不后悔，哪知除宪兵和城里一点军队外，上海撤下来的兵，根本不进城，向汉口溃退。我要周鳌山做运输司令，当时没有什么要运输，我派一条小船，一排兵等着，万一离开有条船可走，不久蒋连电要我撤退，我也未撤退，最后限我撤退我才不能不走了。我带了几个人，走到街上，见王正才带一排兵喊我，我说全部撤退他说无路可走了，我说有条船，有一排兵守着，王说根本没有，船，同到江边去看，果然没有，只见有一条船满载了煤，于是大家下去把煤弄掉，才过了江。我问周鳌山，有人说在前面土地庙里，我叫他来，我说鳌山，今天论公论私，我要枪毙你，论私几十年朋友，论公你是运输司令，你一人逃走把我留下，鳌山跪地求饶，我叫他起来同去汉口，我说我的性命也不知怎样，他讲到这里打止，后我问周鳌山，周笑说：确实如此，周1932年年和我在扬州盐运使公署同事，我认识他，有次我见了他，我说你怎么能当司令呢?你玩一辈子笔杆子，怎开玩笑去玩枪杆子，几乎脑壳也玩掉了。

唐先生由南京带回的北方传达老人，和那位王正才排长，当时都在东安唐家，我们相处几年，在他们口中也听了一些，关于守南京的事，那位北方传达老人，我不记得他姓名，他是一位忠厚老人家，有一次他对我说：“总监离开南京早几天，叫我去说：“南京不守了，你带着这张佛菩萨，马上去汉口等我，并给我伍百元，我看见总监烧文件，又叫别人都走，我怕总监会自杀，我不忍离去，就躲在屋后——间房里，过两天总监也准备走了，我走出来喊他，他问我为什么没有走，我没有答话，我两手捧着这张佛菩萨，马上同总监过江。”唐先生回东安，带回三个人，还有个南京理发师，1942年底，我去重庆看唐先生，看见王正才仍在招扶唐先生，他原是排长，那天我见他，已着少将服了。

有一次，我与唐先生在门前谈话，他家总管贺乐樵送来这个月帐目，唐先生随手一翻，看见这个月他家的狼狗吃了十几只鸡。他家有八条狼狗，请了一个狗教官，还有助手，唐问贺，怎么狗吃鸡，贺说：是狗咬死了人家的鸡，都要赔钱的，每月十几只，唐要贺秘书，写信给广西柳州张发奎，把狼狗和教官一起送给他。后来，张派人来将狗和教官都接受去了。

唐先生信佛，在乡下修了一座庙，竣工成立那天，有许多人前来受戒，由顾畴主持，我们学校也放假，都去参观。

当时抗战，唐家虽在乡下，但有电灯，有部柴油机发电，家中有西医一人，系同济大学毕业，姓唐，中医一人是唐海容，西餐厨子一人，上海人，秘书二人，一姓谢一姓沈。

唐先生原配邓氏，早死，有一女，次凌柯早离，还有一个邢氏，有一女唐仁斌，抗战时送回南京娘家，还有霍夫人广东人，生三子，即仁曼、仁理、仁和，大女仁怡，二女仁斌，三女仁诚。仁斌、仁和、仁诚，解放后都是我的学生；仁诚后来和我外孙萧宗诉结婚。

1941年底，重庆发表我为黔桂路两六段段长，由广西六寨到贵州两路口，我向唐先生辞职，他要我再教一年，许我一个县长，他说：“湖南张治中、广西李、白、黄，保你一个小县长大约没问题。”我说：“总监，三年多感激你的事太多，对你不住的事也太多，教书没有教好，可说是真正误人子弟，做县长么，我二十几岁时，我姑父陈嘉勋的弟弟陈嘉任，做民政厅长，要我去当县长，我知道县长有时要依国家的法律杀人，我生平怕杀人，所以我不能当县长和军人，自问也不够做县长的料子，谢谢您的好意，唐听后说；“好吧，就这样吧，将来有什么事情，随时可来找我，因此我到今天，对唐先生印象是很好的，我也感激他，敬爱他。

唐先生是患肠癌，死于湖南医学院，当时我在北京探亲，我接到家里来信，说唐先生死了，冷冷清清，那时林彪还在，林常说：“湖南和平解放不和平，三条黑线又粗又长。”唐先生也是受压的，我接信后百感交集，写了一首挽词，这首挽词在四人帮垮台后，湖南省为唐先生开追悼大会时才挂出来。

避难去东安，三年西席承优礼，

探亲来北国，一封南讣太凄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