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曾国藩农本思想形成的根源
1.1思想根源
“曾国藩是一个农家子……他祖父凿石决壤，讲求农事，饮琢养鱼，排难解纷。”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总结了著名的“八字”字训——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其父竹亭公谨承庭训，继续倡导耕读之风，可惜履试不售，感慨万千，撰写一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钜付儿曹。”由于恭行耕读之道，曾国藩家道逐渐殷实，并得到地方的尊重，曾国藩生长在这样一个依靠农耕养家供学的家庭，对农业的理解与了解，比一般的士大夫自然要深刻而全面。并且，其祖父倡导耕读并行，形成了自己独具内容的家教文化，这对曾国藩在农事之余，还能对农事进行思考。而他作为一个致力仕途，熟读古今典籍的知识分子，还从书本中了解到全国与各地的农业状况及农业的发展演变。咸丰九年（1859），曾氏作《圣哲画像记》，所录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中，不乏范仲淹、柳宗元、杜甫等众多的集文学、政治、思想于一身而又关心农业的人物。曾国藩对农业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且于农业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农民的生活状况与思想要求，农村的社会状态和组织构成均了如指掌。从家庭教育及圣贤著述中所受到的农本思想的影响，是曾国藩形成农本思想的思想根源。
1.2社会根源
中国的农业于18世纪达到了发展的最高水平，当时的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之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的。并且，当时的农业政策也有利于小农。农民税务负担很轻，1711年颁布敕令禁止增加任何税额，即使在增加人口的情况下也如此。但到乾隆执政的最后20年是，由于朝廷、官吏生活奢糜，财政状况恶化，国库空虚，强加给农民的负担飞快增加，以及大地主通过放高利贷等手段对农民加深剥削，形势已开始恶化。十八世纪的休养生息，导致了中国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1741年为1.43亿，1762年为2亿，1812年为3.6亿，人口持续增长到1850年，达至4.3亿。因而，乾隆末年国家财政收支失衡，腐化行为在统治阶级内部和官府职员中蔓延，19世纪持续的人口增长，疆域的过分拓展，1820至1825年间贸易的巨额亏损，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的起义。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在《天朝田亩制度》中，也无非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农民的凄楚处境与现实要求，使得清朝统治阶级必须直面农业问题，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或作一个湘军这支农民军的统帅去镇区，另一支农民军太平军，使得他离不开对农业的关注。
而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战争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减少了人口的压力并减轻了备受缺地之苦的农业经济的负担。农业经济的恢复在战后具有最大的优先性，其他位甚至优于工业的现代化。曾国藩作为封疆大吏，恢复耕田，重建堤坝、水库、粮仓、为新垦殖移民提供种子、农具等必不可少的农业资本，以及最大限大限度地减轻农民阶级的负担，成为他必须面对与解决的课题。因此，复兴农业的优先性，是曾国藩农本思想形成的重要社会根源之一。
2.曾国藩农本思想的实践
2.1向朝廷积极建言
早在道光三十四年，曾国藩即在《清级坛诉雨疏》中提出了“民生6人稽事为先，国计以半年为瑞”的观点，曾国藩性格倔强，忍辱负重，精于“治术”，以“唯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断吸取养分，注重实际，勇于实践，以一种内敛的方式发散出平实的文化影响力。（《以晚清文化地图》P84）。因而，他清楚地认识到“民生”、“国计”的关键。封建社会以农业经济为根本，咸丰元年二月，曾国藩在《备陈民间疾苦疏》对农民作了深刻剖析：一日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二日资贼太众，良民难安也；三日冤狱太多，民气太伸也。并认为“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直戴了当地说出了农业的重要性。
2.2对下属官员的要求
吏治、经界、开垦、增产和水利诸问题，都是农业经济的基本要务，曾国藩非常重视吏治，从考察、奖惩上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他有一联“德业旧传霄汉上，政声多在道途间”，又有一联题州县官厅“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视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教导下属官员重视农业发展，关心农民疾苦。
2.3对农业技术的关注
年六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信中谈论读书写字之先，用大的篇幅介绍农业技术，吾现在莒课勇夫种菜，每块土约三丈，五尺宽，官者四尺余宽，务使芸草及搞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孝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四川菜园极大，沟浍终岁行水长流，颇得古人井田遗法。吾乡一家圆土有限，继无横沟，而直沟则不可少。吾乡老农，虽不甚精，犹颇认真，老圃则全不讲究。我家开此风气，将来荒山旷土，尽可开垦，种百谷杂疏之类。我家开此风气，将来荒山旷土，尽可开垦，种百谷杂疏之类。如种茶亦获利极大，吾乡无人试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试种之。年六月初六，在给弟弟们的信中说：“江南之妇人耕田，犹之河之男人给却也湖南如浏阳之夏布、祁阳之葛布、宜昌之绵布，皆无论贫富男妇，人人依以为业。此并不足为骇异也。”
2.4在家乡推行“社仓”与“置义田”（安良会）
“社仓之制”，朱子做过详细的非常详细的规划其方法是：先捐谷几十石或几百石，贮存到一个公仓内，到了青黄不接的月份借贷给饥民，到秋后十一月份加息二分收还，若遇到小歉收的年景则扣除一半息谷，遇到大歉收的大年则全扣除息谷，只收取三升损耗谷而已。朱子社仓的办法起源于福建，以后便天下效法，后世推广，当时各县的所谓社仓谷正是沿用这种方法，其实都名存实亡。曾国藩着力在家乡推行社仓。自家先捐谷二十石，附近各户富裕人家也劝其量力捐谷。在夏月里借给贫户，秋冬月加一分息收还（每石一斗）。丰年不增，凶年不减。凡贫户来借，必须在四月初告知经管社仓的人。经管人称量好谷子的多少，分配给各借户，让每人写一张借券，冬月里归还谷子，销毁借券。如有不还的，同社人都据理指责他，判罚他加倍偿还。以后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几石。或有地方争议事件发生，理曲的就罚他量力捐少许社谷。这样每年增加，不过十年，可积到数百石。那我家乡就没有饥民了。大约夏月工资谷价昂贵，秋冬谷价渐渐平落，数月之内，一转移之间，而贫民已大占便宜，受惠穷了。我家乡过去有吃双谷的，这种风气近来想未止息。如实行这种办法，则食双谷的风气可以止息了，社仓之法，既可以照顾到远方人家，又可以坚持长久，施舍者不至于因行惠过多而受损，得谷者也不至于为保体面而受害，就是中等贫穷而体面的人家也可大享其利。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禀父母》
我家现为乡绅，万不可入置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均讼，贫官长疑为倚势凌人。
据调查，曾国藩及其四兄弟家族，延至今近两百年间，其出有成就的人才240余人，如此长盛不哀之家，在中国历史上实属少见。（《晚清》P83）
2.6家教中对农业的关注
我国一向是农业宗法社会，人民习于勤苦守旧的生活，以孝友来维持彼此间的关系。曾国藩总结历代家庭兴衰，得出一个结论：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全尽。……能庆延一二代者鲜奂。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在这一经验教训的指导下，曾国藩对诸弟及子女的教诲中，在灌输封建伦理道德之余，总不忘谈及支撑封建社会家庭的经济基础的“耕”字。
年四月初四，在给儿子纪泽信中说：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来多兴旺。晏起无蔬菜之家，类多衰弱，尔可于省城菜园中，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或二人亦可。（9478）在给纪泽、纪鸿信中写道：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妇须讲求纺织酒食二事……尔等亦须留心于莳牙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同治五年九月十七日又说：家中外须讲求莳蔬，内须讲求晒小菜，此足验人家之兴衰，不可忽也。
曾国藩在家教中念念不忘一个耕字，固然是他希望后辈能兴旺发达，而他不是依靠敛聚钱财，造屋购回来为后代筑建安乐窝，而是教导以养家兴家的根本。并将之提升到理论的高度“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家书》P29），并且身体力行，自己在军旅中也“营课勇夫种菜。”总结出大量的农业技术。其实耕读，只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二者都是天下至苦至累的事业，代表着一种坚轫不拔和奋发向上的文化、精神，能够发扬这一种精神，无论去做什么，总是能向着成功的目标迈进的，这一文化、这一精神也是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实现的途径。曾氏衣裔人才辈出，或可作为他家教中关注农业成功的佐证。
3、曾国藩关注农业的影响
3.1对清代政治经济的影响
曾国藩被称为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是近代伟大的人物，他不仅要救满清，而且要救中国，不仅要维持我国的旧文化，而且要提倡科学的新事业，他的思想见解，超越刍时的土大夫阶段（《清史大纲》P164）。
曾国藩平生所致力的是经世学，经世就是古人所说的“有体有用”、“内圣外王”之学。而经世学的目的是“明道救世”。他在实现自己事业的过程中，过农业这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促进是在情况之中的。首先在于他实现事业有赖于农业的支持，然后在于他实现了事业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曾国藩承续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大力倡导，亲身实践，成为洋务运动早期领袖人物，“外园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之，然后可以徐图自强”（《调陈兰彬江南差遣片》）。当然，当时最为急者是“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并且中国的农业在世界也不为落后，但对引进农业技术与农业产品上，作了思想准备，而他力促容宏（1829—1912）官派留学生出洋学习计划的实施，为农业的交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选拔了大量的重农业、懂农业的官吏，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积极条件。
3.2对双峰茶业发展的影响
曾国藩对双峰茶业发展的影响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其一，曾国藩一生与永丰细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时间上无论道光、咸丰、同治，地域无论京师、江西军次、南京两江总督府，他都指明要家里购买永丰细茶给他寄去。多的时间“收到茶叶一篓，重二十斤”，甚至“接弟四月初一，夜之信并茶叶十篓”。曾国藩个人不可能需要这么多茶叶，或是用永丰细茶送人，或是其幕府之员也恋上了永丰细茶，与之同享。至同治十年八月（曾国藩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金陵谢世），曾国荃信造曾国藩“本家长四先生，适寄有细茶六十斤，酱油五十斤，为督署之用。”可见曾氏个人习惯极大地影响了金陵督署上下之用，都食用永丰细茶、酱油。曾国藩对永丰细茶的推广，实关系甚大。其二，明清之际，双峰已属产茶之乡。与永丰细茶同时发展的还有永丰红茶。清道元年间，曾国藩的妹夫王待聘即在永丰“恶升典”帮办茶务，咸同年间，洋务运动的兴起，海禁大开，中外商人互做生意，汉口辟为通商口岸，茶叶为我国出口的大宗货物。曾国藩是洋务运动首倡之一，他又经常将在所见所闻所感以书信送递老家，加上跟随在曾国藩身边的人数不少，双峰虽处于内地，却信息异常灵通，迅速地将茶业发展起来，至民国五年，双峰境内已发展有茶园27000亩，产茶785吨，其中外销红茶433.5吨。
3.3对农村风气的影响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非常讲求治家之法，提出了“八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第一早起，第二打扬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其余四字即为“耕读”。他的父亲竹亭公也作联倡导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译。至于曾国藩，提出了“八本家训”，曰“读书以训估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亲以得观心为事，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充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内容上虽有所发展，而其主旨仍然在于勤奋、孝友、宽容，也就是他的三致祥“孝至祥、勤致祥、怒致祥”。
曾国藩对治理水患非常重视，赴保定上任途中，他就先顺道察看经常发生水患的永定河的河工。
有清一代，直隶是水旱灾害最常发生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因为直隶毗连京师，水旱灾害所造成的民生和社会问题又与清朝的统治是否稳固密切相关，所以清朝统治者对直隶的水利工程比较其他地方要格外重视，常常不惜动用巨资整修。但是从咸丰初年直到曾国藩任直隶总督之前，因为连年的战争，包括内战以及与英法联军的战争，耗尽了政府甚至民间的财力，对水利工程的修建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现在战争已经基本结束，该是治理多年为患的水旱灾害特别是水灾的时候了。这也是曾国藩上任前奏报的直隶应办三件大事中的一件。
作为北方省份，直隶的水旱灾害有它的特点。这里雨水稀少，十年九旱，但是一旦有较大的雨又会造成洪水肆虐。直隶的河流与黄河的情况非常接近，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河水携带大量泥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河床常常比堤外的民田和平地还要高，变成了象黄河一样的“地上河”。一遇大水，河水或者漫溢而出，或者冲垮堤坝，造成巨大的灾害。最让人气馁、棘手的是，在同一个时间，直隶一省竟又有的地方大水成灾，有的地方大旱为害。曾国藩上任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
据曾国藩的分析，直隶共有九条大河，发生水患主要有两条河，北面是永定河，南面是滹沱河。永定河发水的时候，河水常向南窜入大清河，导致新城、安州、雄县等地受灾。滹沱河发水的时候，会向北改道，导致深州、饶阳、任邱、文安等地受灾。水旱灾害几乎年年都有。就在同治七年也就是曾国藩上任的上一年，永定河于三月、七月两次多处决口，滹沱河也向北改道。据曾国藩自己的研究，仅在束鹿县境内，自清代顺治到乾隆年间，一百余年的时间，滹沱河已经迁徙25次。一个县已经如此，整个流域可想而知。
前面说过，曾国藩上任途中首先顺路视察了永定河。他首先到灰坝地方查看减河。所谓减河，类似我们今天说的溢洪道，当正河水位过高时，可以把水泄到减河中，以防止洪水冲垮堤坝。但是曾国藩看到的是，由于泥沙淤积，正河河床已经高出减河之堤，造成河水不从正河走，反而在本来以备万一的减河中流淌。接着又查看去年决口的地方，其中一处去年决口一百五十余丈，上年冬天修复了七十余丈，其余的要赶在雨季来临之前修好。上面所述，都是曾国藩第一天看到的情形，第二三四五天都是连续查看河工。几天下来，除了疲倦外，曾国藩已经深深感到了永定河修复工程的难度。
曾国藩原当京官的时候，对治水问题是曾经研究过的，他的老师唐鉴编撰有《畿辅水利备览》一书，曾国藩曾认真研读并极为重视 。现在经过实地考察，再与官员们研究，曾国藩制定了一个方案：第一，加固堤坝，这现在主持河工的官员们已经在做，但是有许多地方不能令人满意，曾国藩在视察中甚至觉得有的地方的工程马虎得就象是儿戏，令他十分生气。所以加固堤坝必须加紧进行。第二，作为根本的措施，曾国藩决定疏浚河道。视察中，他看到许多地方泥沙已经在河床中积成了小山，使河道又窄又高，这样堤坝再高再坚固也禁不住河水的冲刷。曾国藩计算，每年除雨季及冬天土冻不易施工外，尚有五个月的少雨季节，或叫旱季，可以施工疏浚河道。疏浚一段就少了一段危险。但是这需要时间、毅力和经费。曾国藩打算先试办一、二处，见效之后，再全面推广。在上任途中视察时，他已经命将河中最影响河水流通的部分淤塞段疏浚，并追加经费。除以上两点外，目前最急的，是要赶紧把去年决口的地方修复。几处决口的修复，需要银十一万两，由此可见河工需用经费的浩大。
实际上，若要从根本上杜绝水患，除了河道河堤工程外，还须保持好上游的植被及整个流域的生态平衡，良好的植被可以有较大的蓄水能力，不会一下雨就弄得河水盛涨，也不致使过多的泥沙随水冲入河内。此外最好能够修建一些能够调节河水流量的水库，既可以在干旱季节放水灌溉农田，也可以在雨季蓄水有效防止水灾。但是，当时人的科学知识还看不到这些问题，而施工修建水库，也是当时的物力财力和技术条件所难以做到的。
阴历四月初，永清县境内永定河去年决口的地方大坝合龙，曾国藩抱病亲自去查看验收。合龙的这段永定河堤，本是曾国藩上任途中已经查看过的，他看到有的危险地方已经按照他的指示办了。但是能否经受得住将来的洪水，曾国藩还是毫无把握。他向朝廷奏报说，现在是枯水季节，此时合龙，叫做合旱龙。永定河合旱龙，是民间最不放心的。曾国藩说，这就如同新练之兵，没有上过战场，能否取胜，指挥官没有把握。要经过一次涨水，才知道堤坝是否牢靠。
转眼到了阴历五月，雨季来临。五月初三日第一波洪峰到达新筑的堤坝之处，至初六日洪水汇入凤河。曾国藩接到报告，总算松了一口气。五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将洪水通过新筑堤段，堤坝无恙的事情上奏。不料就在他发出奏折的第二天，传来了永定河再次决口的消息。这一天，曾国藩觉得既难过又难堪，他“忧愤愧悚，不能自释。旁皇绕室，不能治事”。原来永定河新成的大堤最险的地段，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此，事先做了比较周密的准备，洪水来时，大家并力奋战，勉强渡过了危机。但是因为连年战争，永定河河堤多处失修，顾此失彼。当大水来到的时候，从北四上汛十三、十四号地方，到北四上汛三、四、五号地方，二十余里旧堤，一片汪洋，水势直漫堤岸。这里不是去年决口的地方，人们开始没有注意到，待到发现险情，当地地方官和负责河工的官员赶紧招集士兵和当地村民堵御，但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五月二十一日，正是曾国藩出奏永定河新筑堤坝遇水无恙的同一天，大水冲垮了北四下汛五号地方，大堤崩塌三十多丈。好在垮堤的这一段河床经常南北迁徙，附近人口较少，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曾国藩只好奏请将自己交部议处，并按惯例将负责河工的官员和地方官予以处分。
大水冲毁堤防，虽然令曾国藩相当难过，但更增强了他疏浚河道的决心。以往堵塞垮堤和漫口的地方，只是将漫口堵住，将“引河”即河道中平常流水的地方挖通就算完事。这次修复堤坝，先从下游河道的疏浚着手，让河水能够畅通，并将原来弯弯曲曲的河道挖成直河。他发现原永定河道不能胜任，便请朝廷另行任用，而由熟悉河工的候补道蒋春元署理永定河道，负责堤坝的修复。直到十月，才将大坝合龙。合龙时，曾国藩又一次亲临检查，半年多的时间，他已是第三次检查永定河了。永定河的决口处大坝虽然合龙了，但水患的威胁还远远没有解除。曾国藩奏请增加经费，先疏浚下游河道。他听说洋人有机器，能用于疏浚河道，命上海江南制造局询问是否真有这种机器，如果费用不高，他打算使用这种机器。
永定河水患虽然难防，但总还有个方案，而对付滹沱河的水患，却更让曾国藩伤脑筋，因为连一个方案都难以确定。前面说过，滹沱河百年之内曾迁徙25次，可见治理难度之大。直隶有五条大河，子牙河为其中之一。滹沱河就是子牙河的上游。滹沱河发源于山西，从平山县入直隶境，河水一到晋州（晋县），就不老实起来。本来河道是由晋州一直向东，在武强会合滏阳河，经过献县以后名为子牙河，然后汇入海河入海。但是两年前，河水改道，向北绕了个大大的弯，跑到了现在的白洋淀一带，并且极不稳定，十几个县都受到它的祸害，尤其是文安县成了沼泽地，当地百姓称之为“文安大洼”。在新河道与旧河道之间，留下了许多象河道又非河道的沟沟。说它象河道，是这些沟沟曾经是河道，说它不是河道，是因为泥沙的淤积，这些旧河道只是沟沟而已，已经无法再成河。曾国藩与下属们反复研究，拟订一个方案，准备将滹沱河引向南，经晋州、赵州（赵县）、宁晋等地的一条滹沱河故道，导入滏阳河。但这样需要二十万两银的巨款，曾国藩一面上奏朝廷，希望懂水利的官员们讨论，以便集思广益，一面筹备款项。但是他的计划还没有实施，就已调离直隶总督的职务。
如果说在练军、清理积案和整顿吏治两方面曾国藩都办出了成绩，至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的话，那水利工程方面的成绩就大为逊色了。这是因为治水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毅力。而且，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科学知识条件下，根治水患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河北省也就是过去的直隶修建了许多水库，修整了堤坝，基本上杜绝了大规模的水患，但是由于人口太多，土地负荷过重，生态平衡的问题还是没有很好解决。在曾国藩的时代，人们的主观努力只能做得好一点、减少一点水患而已，可是还没等曾国藩做出进一步的努力，霹雳一声，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爆发了。曾国藩只好去天津处理教案，不久就结束了短暂的直隶总督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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