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晚清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其所留文献资料自为学界重视。曾国藩的集子已有多种，辑录内容的丰富、全面尤以岳麓书社的《曾国藩全集》为最，仅其书信一类，就有10册计收8322通 。即使如此，因曾国藩的信函浩繁，流落之处必多，也实难一举网罗净尽，仍有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末刊”或“漏辑”件的拾遗工作似难说穷期何在。笔者检阅郭立志编《桐城吴先生年谱》，其中引录有曾国藩于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871年12月7日）写给吴汝纶的一封长达千言的复信 ，即为岳麓本全集中所亦未收载者。本人限于孤陋寡闻，也尚未见有人钩稽出来。这封信所包含的信息颇为丰富，文字上也很考究，并且基本可以判定，是曾国藩给吴汝纶的最后一信 ，就显更不平常。先标点和分段予以录出（对个别字词随文加注），再就其写作背景和所涉各事进行简要的考论。

复吴汝纶

（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八月接诵惠书，具聆一一。以外出巡阅，刻无暇晷，裁答稍稽。比审侍闱多祜，新履深州，政祉懋介，身执百务，劳yi倍常，至以为念。

承述所过见闻之状，曲为奖饰，自省在畿辅年余，无一可信幽独，可质交亲，不过循途守辙，涉笔画诺。其礼贤一节，豪（按：通“毫”）无实际，而李君更招慢士之议。最后天津之役，物论沸腾，冒大不韪。而僚属犹殷殷存问，如来书所云者，则以体阁下爱仆之情，为一体相温之语，聊佐寒喧，岂足为去思之征验耶？

翰泉求还，目下断难设法。迭阅新闻纸内，彼族颇责罗使未能力持府县抵偿之议。李相盖深知其难，故不复答翰意外之求。阁下既询翰泉家属，知戍所尚不甚苦，将军（按：指黑龙江将军）复以优礼相待，即望以书告渠，劝其忍耐且住，勉效苏子卿、洪忠宣久居绝域之所为。若处之过于迫蹙，便觉度日如年，徒增郁闷，而于事仍无济，非自全之道也。

直隶淫霖为灾，津郡附近各属，几成泽国，为近数十年所仅见。荃相截漕十万，赈济灾黎，犹难遍及，旋疏请饬江浙两省各办米二万石，改解折色十万金。又函商鄙人，于淮鹾内筹捐二十万金。又谋及江浙官绅，捐棉衣二十余万件。当可补救一方，不致终成饿莩。深州向困于水，今年想更浩瀚，难于措手。一省办赈，则宜多用好官；一州办赈，则宜多用贤绅。阁下文学渊雅，识解迈伦，更能力矫视事太易之弊。目已察而尤恐未精，心已明而犹恐自是，不泄于迩，不忽于小，则绅富之气易通，贫民之情易达。苟无款筹则已，如省中有饷可拨，本境有银可捐，则得一钱一粟，必有实惠及民。古来良吏，岂有异术，亦惟心诚求之，临事不苟而已。

官署岁入无多，只有节用之一法。仆平生好讲“俭”字，而署内实失之奢靡，由不能检察细务。阁下宜以为鉴，米盐薄物，事事减损，宅门以内，食者少而用者舒，则不至妄行挪欠。即使一旦因公亏累，亦为上下所共谅，神明所共鉴，弥缝终有时也。

鄙人目光昏meng 日甚，无术可以挽回，眩晕疝气诸症，幸未复发，近惟两足浮肿，步履稍觉不便。内子沉疴就痊，第以两目无光，右脚比复痿痹，亦生理之极艰。大小儿正月生子，七月惊风殇亡，殊用郁郁。

八月十三出省补行大阅，先至扬州、淮、徐，后及镇、常、苏、松，十月十五日回署，应俗之酬酢，镇日纷扰，不特久疏文字，即公牍亦多所停阁（按：同“搁”）。足下治公有暇，仍当从事书史，幸无（按：通“毋”、“勿”）废学为要。诸希心鉴，复颂台祺不具。国藩顿首。

曾国藩是在他去世前不到百日之时写的此信。收信人吴汝纶，安徽桐城人，曾在曾国藩幕数年，此时刚任直隶深州知州不久。是职之授，与曾国藩前在直隶总督任间的举荐直接相关 。曾国藩是在两江总督任上于同治七年（1868）调任直隶总督的，他于同治九年（1870）又回任两江总督，则缘于这年天津教案发生，他办理此案陷入窘境，又恰遇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曾国藩南返时，想仍把吴汝纶带去，继任直隶总督李鸿章认为，吴氏既“已奏保改外，专为畿辅吏治为言，此时不便调往他处” 。这样，吴氏被决定留在直隶。但他还是陪侍曾国藩南下，顺便回乡度岁，然后奉父母、携眷属北返。途经两江总督驻地金陵，他在此逗留十多日，屡屡谒见曾国藩，两人倾心恳谈，泛论古今，曾国藩特教以“居官之法”，吴氏深感“所言多可牖启志气者” 。此前曾国藩就已致函李鸿章，要其待吴氏到后“速饬履任，随时训勖而奖成之” ，其关照可谓尽心尽力矣。这年（同治十年）的六月，吴汝纶到深州之任，到任旬日后，即给曾国藩写信 ，禀告北返行程情况、到任后的见闻、所委办事宜的结果、辖境灾况民情等事。

在当时的邮递条件下，曾国藩接到吴汝纶此信已在八月间，他正忙于外出巡阅之事，故没有立即回信，等巡阅告结，遂复是函。曾国藩首先即说明有关情况，并表示了对刚履任深州的吴氏的祝颂和关心。这便是以上录件第一段的内容。

其第二段是写信人议说自己在直隶任职期间，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感念的作为，而原直隶僚属殷殷垂问，只是鉴于自己与吴氏的亲密关系，而“为一体相温之语”，客套寒暄，不必当真。这中间，既有着曾国藩自谦的表示，也可看出他与吴汝纶说话能够比较推诚。从实际情况看，曾国藩在直隶为时仅年余时间，说不上有特别突出的政绩。查吴汝纶的来函中，亦有“吾师在北，无赫赫之名，而去后之思如此”之句，也透露出这种意思。曾国藩不但实说自己，对李鸿章（信文中的“李君”），也直言其“更招慢士之议”。尽管李鸿章这时在权位上已似可与曾氏抗衡，但他毕竟曾为曾国藩的门生和幕僚，又小曾氏十二岁之多，曾国藩在给吴汝纶信中对他作评，无须虚文浮说。

录件第三段中议说“翰泉求还”之事。“翰泉”为张光藻字，其人为安徽广德籍，天津教案发生时正在天津知府任上，与此案有所牵连 ，外国方面曾有将他和天津知县刘杰处死的胁迫，结果他俩受到遣戍黑龙江的处罚。这对于清朝方面的办案者来说，已是尽可能回护了，但曾国藩心中一直对此抱憾。当初他曾致函张光藻和刘杰，说“鄙人办理此（津）案，实昧机宜，致阁下等受此无妄之祸，自觉无面目相对”，函中向张、刘两人交待了戍事的有关情况，特别是到戍后纳银赎还的筹策，告以他和李鸿章已为之筹措了银两 。张光藻到戍后急于求还，曾国藩自然也希望促成。从吴汝纶给曾国藩信的中“承委以翰泉求还事，致命李相”之语，可知吴氏北返时，曾氏是要他到直隶与李鸿章晤商此事的。吴汝纶与张光藻同为皖籍人士，对张光藻涉案获咎的境遇，吴汝纶也深表同情，不但曾致函慰问，张离天津时他还陪送至西沽 。对曾国藩委办的此事，他自然会尽心，但李鸿章的回答是：“津案未久，时有余波，目前断无赐环 之望。翰泉既系同乡，又有勋绩，苛可援手，无不尽力，知其无济，不可妄办。曾师办理此事，本未过当，不必时抱歉衷。”吴汝纶致曾国藩函中转达了李鸿章的这番话 。并且，随后李鸿章也直接写信给曾国藩，说“张翰泉日望赐还，梦中说梦，真可悯耳” 。从曾国藩复吴汝纶信中看，他是对此表示了理解，并告以从报纸上获知，外国方面（所谓“彼族”）“颇责”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所谓“罗使”）未能力持让张光藻、刘杰辈偿命之议，这更表明曾国藩确实感到事情的棘手。曾国藩从吴氏函中既知吴已向张氏家人询得戍所“尚不甚苦”的情况，复信又嘱吴氏写信劝慰张氏，要他“勉效苏子卿、洪忠宣”的榜样。这两人分别是指汉朝的苏武（字子卿）和宋朝的洪皓（字光弼）。“苏武牧羊”的故事为人熟知，不待赘述；洪皓作为宋臣则有被遣使金遭拘留十五年、坚贞不屈而终得归宋的经历，因被比以汉之苏武，卒后得谥“忠宣”。可见，曾国藩是希望张光藻能以为国蒙冤受辱而励志尽忠的情操来支撑自己。从张光藻的情况看，他未必能够如此，但对曾国藩则的确一直没有怨恨之心，反有感戴之情，认为“津事参劾，非侯相（按指曾国藩）意” ；戍地逢自己生日，还感怀抒诗“寄呈曾相国夫子”，表示自己的感念情思；及至闻知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又作《哭曾相国》诗，悲悼怀念之情，更是溢于言表。这些诗作都辑录在他的《北戍草》中。这样联系起来看，足见曾国藩的真心能为张光藻体察，藉此也更让人感知天津教案的复杂和所涉人际关系的微妙。顺便说明，据知情者言，张光藻“谪戍黑龙江，客居两载赐环南归” ，可知张氏在戍所的时间并不太长，当然“赐环”之事曾国藩生前未及见知。

录件第四段主要是议说直隶的灾情和救灾之事，特别就吴汝纶在辖区赈灾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委婉地进行训导。当年防灾抗灾条件有限，自然灾害多发，特别是水旱之灾影响尤大。这段信文中，道出了当时直隶尤其“津郡附近各属”水涝灾害的严重性，并言及李鸿章（所谓“荃相”）赈灾的筹度。深州一带也是重灾区之属，吴汝纶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以“几汇为泽国”状之，并愁叹“初登仕版，遽遭灾岁，真属莫知所措”。曾国藩则从用人之道、自省之要、以“惠民”为念、心诚而又认真做事等方面，教以“办赈”之策，言之谆谆，吴汝纶自当受益。他在官期间，除了注重文教之外，赈灾惠民方面也有循声。

录件第五段的内容是教以官署“节用”、俭省之道。曾国藩说自己“平生好讲‘俭’字”，当非妄言。他素以所谓“八德”自勉 ，而“俭”则为其中之一项。保持节俭，也是他家教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幼女纪芬，也就是享有高寿的“崇德老人”，在其《自订年谱》和《廉俭救国说》文章 中，即列举到乃父的诸多持俭守廉的事例，应该说基本可信。而曾国藩的此部分信文中，在肯定自己好“俭”的同时，又直言其“署内实失之奢靡”，并省察到根由在于自己“不能检察细务”，教吴汝纶以此为戒，又告以具体做法，意在让吴氏警惕，勿因奢靡亏公而遭身累。这中间显然也是把“俭”与“廉”联系了起来，旨在教人一体持守，从而戒奢防贪。对于官员来说，“俭”与“廉”、“奢”与“贪”确实是不好分割的事情。对于乃师颇含深意的这般告诫，吴汝纶自能入心。特别是把“检察细务”四字，简直是作为座右铭，以后说起，尝表示“尚当三复此四言” ，就是说要对这四字再三温习。并且这已不是仅就官署用度之事而言，而是扩展到一种更广而用之的理政方法。从持守俭、廉方面看，吴汝纶也确实能够注意，其为官期间似没有贪婪豪奢的表现。并且，他对风气败坏的官场越来越失却兴趣，最后终于主动选择了弃官从教之路（于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正式辞官而就任莲池书院教职）。

录件第六段中，曾国藩告以自己和夫人的身体情况，都是抱病之躯，生理艰难，又言及纪泽（所谓“大小儿”）添子旋又殇亡的不幸之事，故而自己心绪不佳，“殊用郁郁”。身事家事都非能全遂己愿，曾国藩这等人物也难例外。

在录件的最后一段中，曾国藩简述他此番巡阅的行程及返署后的情况。可以想见，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坚持完成历时偌长、历地偌广的巡阅之事，难免劳苦，其人的“勤政”于此亦可见一斑。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出巡活动，过后身体更每况愈下，旋即病逝。虽然复吴汝纶此信时曾国藩还没有预感到死期会这么快即来临，但疲病之中难免影响到正常的公务和多年一直坚持的学事。也许正因为自己衰老疲顿的感受日深，信末他特别谆嘱刚过而立之年的吴氏，要坚持抽暇“从事书史”，“幸无废学”。师之厚谊，于此可谓至矣！这当是吴汝纶最后一次接受乃师函嘱，既然如此，那么日后在其心目中留下的印象自会非同寻常。接此信不久，即有乃师去世的噩耗传来，吴氏“惊骇无已”，有“痛何可言” 的由衷之悲，自在情理之中。这样看来，曾国藩此函对吴氏来说有着“绝笔”的纪念意义。

一封书信，涉事多项，看以杂沓，实则形散神聚。我们既可藉以知晓当时的一些史事细节，又可以从中体察曾国藩对有关问题的识见和心理反应，也能作为探究曾国藩与吴汝纶关系特别是曾氏对吴氏影响的一条重要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