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时作的挽联。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学界乃至全社会对他的评价仍然是毁誉不一，毁之者称他为“汉奸、卖国贼”，誉之者称他为“中国近代化走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相差不啻霄壤；也可以说是：百年沉浮，盖棺尚未论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从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打破，整个近代社会就进入了一个空前剧烈的大动荡、大分化、大转型的时代。一方面，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世界也在走进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各种矛盾错综交织，当时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纷纷提出各种说法和主张，试图寻找出强国富民的济世良方，真可以称得上是风云际会，思潮激荡。而李鸿章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庭，国人一片唾骂。于是，就有曾经担任李鸿章机要幕僚、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吴汝纶挺身而出，为李鸿章辩诬止谤。他在给友人潘黎阁的的信里说：“自倭事起至今，傅相为中国士大夫所唾骂，此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弟以傅相经营远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必出亲裁。现拟将此三书辑录成册，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俱在简册，亦止谤之一道也。” 又在给周馥的信里说：“某区区欲删定合肥文集，不欲使贤相身后令名淹没于悠悠之口，以为功名本末具在此书也。” 这就是传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来，共有奏稿八十卷、电稿四十卷、朋僚译署海军蚕池口教堂函稿等四十五卷，计六百余万字。吴汝纶编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李鸿章在当政期间所作的业绩也即所谓“事功”，展示给世人，即所谓“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 为此他把幕府历年保存下来的文稿逐一考订，分为详、简两套本子。但一是李氏后人能够拿出的经费有限；二是有些文稿涉及清政府最高机密，在当时出版还有禁忌；三是吴本人因劳病交加，集子未编完就早逝了，所以后来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吴芝瑛的丈夫）完成编印出版的这部全集只是简本。尽管字数已经不算少，但它只占详本的三分之一强，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这套包括详简本在内的底稿，总字数大约在一千七八百万字左右，1949年后因为负责保管李氏直系后人前往海外，几经辗转，最终得到原上海图书馆馆长、已故著名版本学家顾廷龙先生悉心收集保护，至19世纪80年代前，一直尘封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

二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学术繁荣，经顾廷龙老先生的一再倡导，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依据这部底稿重新编辑出版《李鸿章全集》，但由于经费和编纂体例等诸种原因，这套《全集》从1985到1987年只出了三册《电稿》便告停止。此外，在李鸿章去世以后，陆续出版的李氏文稿还有：（一）光绪三十一年，李鸿章孙子李国杰编印的《合肥李氏三世遗集》，其中《李文忠公遗集》收录了李鸿章的诗文；（二）民国五年，李经方、李经迈出资，将李鸿章另一个机要幕僚于式枚保存的李鸿章信稿三十二册石印出版，题名《李文忠公尺牍》；（三）民国七年，李鸿章的同乡兼门生黄书霖把他所保存的李鸿章在咸丰三年到同治元年致曾国藩的亲笔信札二十八通和便笺三通交给坊间石印，该石印本印数极少，题名《合肥李文忠公墨宝》；（四）商务印书馆1957年12月出版的《捻军史料丛刊》第二集和1958年6月出版的第三集，分别收录了《李鸿章信稿》、《李鸿章信稿补遗》，这实际上就是刻本《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里散失的同治四年至六年三月的部分，由当时李鸿章的幕僚钱恩棨（字芝门）携带回原籍江苏太仓，1954年江苏省文管会在接受前太仓图书馆的资料时发现，由江世荣先生整理考订后出版；（五）1960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这是年子敏先生根据潘鼎新儿子潘永龄保存的李鸿章给其父的145封信、以及安徽社科所历史研究室从安徽博物馆辑录李鸿章残缺信稿4封整理而成；（六）1984年，合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征集到李鸿章致吴赞诚信稿十二封；1986年，苏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发现李鸿章光绪十六年信稿一册共57封；前者经戴健、后者经董蔡时、陈珍棣先生整理后，分别发表于《安徽史学》；（七）1989年，广东省丰顺县政协内部出刊的《丰顺文史》第二辑，发表了由江村先生整理的《李鸿章致丁日昌函稿》102封；（八）1992年，由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津租界档案选编》里，存有李鸿章为列强在天津设立、扩充租界的各种批扎以及当时地方官给李鸿章的禀帖10余件；（九）1997年6月，《近代史资料》总91号，刊发了辽宁博物馆藏《李鸿章手札》25封（刘金库整理）；（十）1998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了由王庆成先生编著的《稀见清史史料并考释》，其中收录了他在他在英国伦敦图书馆藏“戈登文件”里发现的李鸿章致戈登的函、札和批复11件；（十一）2004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的《历史文献》第七辑，收录了辽宁省图书馆藏李鸿章函稿26封（王清源整理）。另外，还有一些零星发表的李鸿章佚稿。总共出版的字数大约在七、八百万字之间。

鉴于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死后不久，梁启超在所写的第一本《李鸿章传》里，就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并且提出：“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据笔者粗略统计，一百年来，海内外已经出版了四十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著（大约是欧美、台港澳、中国大陆各占三分之一）和一千六百多篇论文。研究成果数量竟如此之多，表明了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关键人物的高度关注。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么多的研究成果，主要依据的就是这七八百万字的已刊史料。这样一来，势必会给李鸿章的研究和评价带来很大的片面性。因为任何科学全面的历史评判，首要前提就是充分占有史料。但史料的不足又使得研究结论不能尽如人意。例如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说过一句名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 其实这只能说他比较准确的解读了吴编《全集》的原意，而不能说准确评判了李鸿章。

三

新编《李鸿章全集》是由顾廷龙、戴逸两位著名学者担任主编，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独家出资，组织全国三十多位学者于1993年春正式启动编纂的。十年磨一剑，目前已经在做付梓前的最后校勘。整个整理编纂的情况大致如下：

编委会首先从上海图书馆接收了吴汝纶当年所编《李文忠公全书》包括奏电函在内的全部底本、以及该馆馆藏（并包括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李鸿章其他各类函札共约1900万字，接着又收录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十八册李鸿章信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函稿》，加上安徽、山东、江苏、辽宁、广东等地陆续发现的散稿，和上述公开出版的李鸿章各类文稿，合起来也有约三、四百万字。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跑遍了李鸿章曾经活动过的十余个省市，得到了各地图书、文博、档案部门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当然也遇到过不少障碍和困难，期间甘苦，真可以应了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的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

在这些稿件中，数量最大的是奏稿，由幕僚抄录，基本上按农历一月一册，从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担任江苏巡抚起，到光绪二十年底止，一共348册。甲午以后，李鸿章到北京入阁办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投闲置散时期，或是因为无钱也无多少事可做，或是因为当京官体制上有规定，更可能因为避嫌，他没有能像在直隶和北洋那样再请有数量庞多的幕僚，所以从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约后到二十五年底的奏稿没有底本。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他出任两广总督，又有六册《督粤奏稿》，此外还有上图长乐路书库的两大册奏稿散页。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我们发现，这些奏稿，虽然都经过吴汝纶的圈阅，留下编选的痕迹，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无准确日期。于是，戴逸主编便出面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打招呼，看看从军机处录副档里能否再找出一些来，进行补遗和对勘。这样一来，一档馆也作为编纂单位参加，有三四位先生从1993年底开始花了将近三年功夫进行搜寻和复制，结果惊人！一共从军录副档里复印出李鸿章各类奏折和附片9600件约四万多页、宫中电报档九包。另外，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发现了一套较完整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的题本，一共24纸箱约3000万字，于1996年10月全部复印妥运到合肥。

所谓题本，就是直隶总督督署，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由县、州、府层层上报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盖上直隶总督的官印，再汇总以李鸿章的名义上奏。虽然严格说并不能算李鸿章本人的文字，但它对研究当时直隶乃至华北地区的吏治和省情，颇有一定价值。面对这样一大堆珍贵的资料，我们又喜又忧，喜的是新编《李鸿章全集》总算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全集了；忧的是工作量又要加大，原定在2001年也就是李鸿章去世一百周年以前完成编纂出版的计划要推迟。题本如果全出，字数要膨胀将近一倍，体例上也要做重大调整，加上出版社财力也有限，因此全部收入《全集》势所不能。好在题本每一份奏折上，都有当时抄录者即“笔帖式”所作的摘要，也就是所谓的“贴黄”，每份数百字到千余字不等，仅这一部分“贴黄”就有260万字，目前已整理就绪，拟作为奏稿的附录部分收入新编《李鸿章全集》。这样，剔除重复稿件，新编全集的规模大致是：奏稿包括贴黄1400－1500万字，函稿600余万字，电稿500万字，诗文不足100万字，总计约2600－2700万字，如果加上目录和索引，总字数将达到甚至突破3000万字，堪称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

四

由于李鸿章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各个领域，这批数量浩繁的新史料的即将问世，对于近代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乃至对李鸿章个人的评价，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从奏稿来看：上海图书馆的底本一共有一万五六千件折、片，吴汝纶的刻本从中选取的只有约两千件，不足五分之一，而且多是按事抽样，互不连贯。新编全集通过和军录副档的对勘，一是将其中大多数折、片校准了上奏日期；二是军机处在收到折、片后，由笔帖式照录下朝廷所附在后面的谕旨，反映了最高当局对李鸿章呈报各事的处理意见，这在由幕僚抄录的底本里是没有的；三是除了上谕之外，在底本里还附有一些其他大臣的奏折，往往是就洋务海防等重大问题发表意见，而由太后和皇帝发给李鸿章让他“妥议具奏”的；四是军录副档的9600件，虽然不能涵盖上图底本的15000多件，但两相对勘，除去重复的，另外还有2300多件折片也是稿本里所没有的，除了补上光绪二十一至二十五年散失的以外，主要是李鸿章凡涉及边防军事、人员密保、对外交涉等机密大计，不能假手于幕僚，必须亲笔拟稿，所以在宫中留有底稿，弥足珍贵。就拿密保人才一项来说，通过上千件保举属吏将弁的折片，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李鸿章作为淮系集团的首领，是如何网罗人才，左提右挈，扭结成这样一个近代堪称最庞大的洋务派实力集团的。这可以说就是李鸿章“做人”的一面。

从做事的一面来说，李鸿章的奏稿，作为官方的正式文献，在对清政府内政外交各项举措的研究和评价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目前奏稿的整理已经尽量趋全，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往往是一折数片，加上附录上谕和其他大臣的折片（用仿体字另行排出），我们即可以清楚地了解清朝官方在一些大政方针上的决策过程。举个例子来说，许多近代史学者曾反复引用李鸿章同治元年十月十二日（1974年12月12日）的《筹议海防折》，有的认为它“振聋发聩，开了中国近代重视海防之先声”；也有的认为它“提纲挈领，揭示了李鸿章的洋务总纲”。其实这份奏折的起因是当年5月发生日军侵台事件，总理衙门先是在11月5日向清廷最高当局递上《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办法，11月19日，正在广东老家养病的淮系大员丁日昌得悉后，通过广东巡抚张兆栋把他1867年写成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代呈朝廷，于是，清廷就把这两个“六条”发给沿江沿海的总督巡抚讨论，由此而引发出的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李鸿章不只是自己上奏参加讨论，同时又去信给丁日昌，示意他可以进一步发表意见，于是，丁日昌专门针对总理衙门的“六条”，又写了一份一万六千余字的《六条》（即我们现在整理出来的《丁日昌议复总理衙门海防原奏条陈》），由李鸿章在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十九日附片密呈，这后一个六条，洋洋洒洒，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军事吏治的全方位改革，从而被保守派官僚于凌辰、王家璧谩骂为“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而清廷最后的上谕是对于、王二人的谬论“着毋庸议。”长期以来，丁日昌的《后六条》原文一直找不着，甚至有不少人把丁日昌1867年的《前六条》亦即《海防水师六条》混同于他的《后六条》。在吴编《李鸿章全集》刻本里也只有李鸿章本人的这一份《筹议海防折》和他本人对于总理衙门《六条》的议复。现在的新编《李鸿章全集》，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加上了总理衙门的奏折和前六条原文、朝廷的附录密谕、以及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的密折；在光绪元年正月补上了李鸿章本人的《代奏丁日昌议复海防六条折》以及丁日昌的《后六条》全文；在二月补上了李鸿章的《遵旨保荐将才折》，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次海防大讨论的来龙去脉。尤其珍贵的是，经过中法战争，清政府痛定思痛，在廷臣疆吏中又开展了第二次海防大讨论，最后决定成立海军衙门，“大治水师”。我们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初四日，又补入军录副档留存的李鸿章《遵议切筹海防善后事宜折》原折全文及其附录上谕，这实际上是第二次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的主导意见，而过去一直不为人知。诸如此类大量能够揭示历史真相的文献档案的披露，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李鸿章是既做事，又做人。

函稿一共收录了一万余封公私信函，其中已发表的不到三千封。大量的未刊信函里，尤其在和亲朋好友的私房话里，多有李鸿章真实心态的流露，以及他对内政外交、国计民生的思虑。有学者说李鸿章“匮于学植”所以没有理论，其实从李鸿章信函里所讨论的问题来看，他应该还是有着自己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和较鲜明的立场观点的。至于电稿，更多的是反映李鸿章在战争状态和对外交涉中的应对和权变。新编《李集》，奏、电、函、文，四大部分都各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

随着新史料的大量披露，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细化，由以往宏观的定性的评判，转向微观具体的、有特指对象的量化分析。当然，这也与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学术视野和角度拓宽分不开。如李鸿章和淮系集团的研究，可以着重剖析这一集团在中国近代社会进程中的功用和地位；李鸿章在近代军事外交每一件具体事情上的具体做法，都有详尽的资料可供研考；再如李鸿章的吏治手段，李鸿章的赈灾举措，李鸿章的富民思想和理财经验，李鸿章的人际关系，李鸿章的教育改革等等，无论其成败得失，他山之石，对于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参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