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但是中华传统文化集大成者、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清末湘军首领、中兴第一名臣，而且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首领和倡导者，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本文试就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和进步性,作些必要的探讨。
一、曾国藩提出“师夷智”的远见卓识。
明清时期，将与外国交往的事务统称为“夷务”，却没有“洋务”之说。“洋务运动”这个名词是后来史学界的特定称谓，它专指晚清时期以曾国藩为首的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引进西方先进机器设备的运动。洋务运动始于1860年11月，当时《北京条约》刚刚换约，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即向恭亲王奕䜣表示，愿派兵船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并提出可联系美商帮清政府采办洋米，经海路运往天津，接济北京。清政府拿不定主意，令各部院大臣和地方督抚议奏。曾国藩在咸丰十年11月8日《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中说：“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船尤可其永远之利……是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不在水，此时我之陆军势不能遽进金陵，若借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不能遂收夹击之效。应请饬下王大臣等传谕该夷酋，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 ⑴。这不但是曾国藩本人和洋务派人物最早提出的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曾国藩对俄兵助剿用的是缓兵之计，其要旨则在于“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和“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当时，清廷对太平军作战的形势处于被动，但曾国藩的湘军正围攻安庆，攻其必救，藉以消耗太平军的有生力量。而在取得安庆之后，可以“建瓴之势，直薄金陵”。清廷一筹莫展，乐于借俄兵助剿，曾国藩却认为大可不必，而着眼于发展外交关系和“师夷智以造船制炮”，“期永远之利”。可见曾国藩倡导洋务运动的构想从一开始便极具远见。
二、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是一场图强御侮的运动。
1840年和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由“华夏独尊”的老大帝国日益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全国上下，都有一种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感，有摆脱穷困，抵御外侮的共同要求，洋务运动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发动起来的。1862年11月7日，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说：“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⑵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认为倡办洋务既可“安内”，又可“攘外”，并开宗明义提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买外洋船炮，学做船炮，对内可镇压太平军及捻、苗、回等暴乱，稳定国内政局，“得纾一时之忧”，达到安内的直接目的。从间接目的和长远利益看，中国只有各方面都发展壮大起来了，才能自强和富裕，也只有自强和富裕才能有效地抵御外侮，才能使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平等待我，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曾国藩在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写了这么一段日记：
“与幕府诸君畅谈，眉生言及夷务，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⑶曾国藩的这段日记，上半段“着眼”、“大者”、“小者”、“德”、“怨”等等，都从“欲制夷人”而发，字里行间，明显可看出曾国藩对洋人的痛恨，下半段更把“挟持无具”的弱小民族面对强暴贪婪的侵略者无可耐何的愤慨之情，勾勒无遗。根据他当时那种愤慨的心情和现在“欲制夷人”的主张，不着眼于关税、礼节，而着眼于自强之道。“救时”就是挽救那濒于危亡的局势，对外国人之“不伤毁我宗庙社稷”和“助我攻剿发”用了一个“德”字，则应理解为明以为德，暗以为仇，记其“大德”，忘其“小怨”，不闭关自守，不夜郎自大，通过洋务运动，达到“图富图强”、“自强御侮”的真正目标。1867年，中国自造的大型兵舰“恬吉”号下水，曾国藩在自造轮船成功时满怀豪情地说：“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⑷“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⑸图强御侮的目的更是非常明显。
三、将构想变成现实——曾国藩对洋务运动的伟大创举。
曾国藩办理洋务运动的思想启蒙于1860年，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提出“图富图强”，“自强御侮”的目标，愿望是强烈的，旗帜是鲜明的，实践证明他们这样想，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向外国购买洋枪、洋炮、船舰；2、引进外国的科学知识、先进技术和设备；3、派遣留学生赴外国学习；4、聘请外国人当教习。
1861年，曾国藩在攻克安庆后，广泛罗致人才，“设内军械所制洋枪洋炮”。1863年1月（同治二年十二月）在安庆造出了第一条木壳小火轮。这是他办理洋务首见成效。
1863年9月，曾国藩在安庆两江总督任上，接纳了留美大学生容宏，并派他领款6万8000两赴美购买机器。1865年容宏买机器回国，此时李鸿章在上海高昌庙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这些机器并入了该局。这是洋务派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
1868年，江南制造局造出第一条轮船，曾国藩“登舟试行至采石矶”，并命名为“恬吉”号。此后又建造了三艘，分别命名为“操江”、“测海”、“威靖”。
随着制器的发展，曾国藩认识到翻译与介绍西方科技书刊之重要，他在江南制造局内设翻译馆，由徐寿芝主事，聘英、美人参加翻译，译出了大量科技书籍。1872年，他又派留学生30余人赴英留学，詹天佑就在其中。后来不少人都成为了我国第一批科技专家。
四、曾国藩的“师夷智”与魏源的“师夷长技”的甄别。
1840年鸦片争以前中国人对西方几乎没有什么认识，“清朝统治者在执行闭关政策的过程中把自己关闭在“天朝上国”的圈子里，盲目自大，顽固保守，从来也不睁眼注视世界的变化，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情况茫无所知，自认为除了“大清”以外其余都是蛮夷之邦，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新事物和进步的文化紧闭大门。”⑹魏源的《海国图志》也主要是震撼于夷人之长技——船坚炮利。“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含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含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份。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
五、曾国藩倡导洋务运动的历史成就。
19世纪的中国，政治、经济尤其文化基本上保持秦汉以来的传统模式，固步自封。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人物，从封闭的铁桶里探出头来，向西方瞭望，向近代化问津，堪称一次历史的跃进，因此，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倡导下，建立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它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使用机器生产的大型近代化工厂——江南机械制造局，它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兵舰和第一台车床，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它炼出了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它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这许多“第一”，说明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有首创之功。而曾国藩并不满足于这些“第一”，而是继续推行洋务运动的发展，更由他的接班人李鸿章等继续开拓前进。于是乎，大批军用民用近代工矿企业迅速兴起，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惨淡经营，但军队装备更新，部队素质和战斗力显著提高，这才有左宗棠收复新疆和冯子材镇南关大捷的丰硕战绩。左宗棠驻军新疆，又成为曾纪泽对俄谈判的坚强后盾，废除了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改订《伊犁条约》，收回大量土地，并取消了俄国人的一些在华特权。洋务运动实现了曾国藩生前规划的海防蓝图，建立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与日本势均力敌的近代海军，在甲午中日战争黄海大战中曾打成平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并非败于海军实力不足或海战不力 ，实败于清政府对这场必不可免的战争迟疑不决以致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被动挨打而能打出黄海大战的壮观场面，给敌人以重创，说明洋务派苦心经营缔造的这支海军是经得起考验。从反侵略而论，洋务运动对罅日本1874年侵台战争扩大，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对中法战争战场上的胜利，对一再挫败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对推迟甲午战争的爆发，都产生了切实的积极作用。
当然，洋务运动没有达到“富国富民”，“自强御侮”的最终目的，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有十分深远意义的：它是振兴中华的救国运动，它促进了中国的产业革命，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革命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受洋务运动的影响，倡导变法维新；戊戌维新之后又有辛亥革命……最终导致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参考文献：
（1）《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270页
（2）《曾国藩全集·奏折》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603页
（3）《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48页
（4）《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七第6页，传忠书局版
（5）《曾国藩全集·奏稿十》第6092页
（6）林增平《中国近代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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