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凡仆之所志，其大者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与刘蓉书）
曾国藩出身科举，崇尚理学，他的政治思想自然以孔、孟学说为指归。孔子主“仁政”，孟子主“王道”。孔子说：“仁者爱人。”又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使天下运如掌”。孔、孟的旨意是在实施省刑罚，薄税敛、重农桑……等仁政来让人民安居乐业，从而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曾国藩袭孔、孟的馀绪，立志“欲行仁义于天下。”在治军时，看到社会风气腐败，“人怀苟且，士习婾惰，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而洪秀金又托天主教猛力冲击我国旧的礼俗，他毅然以移风易俗为己任，并把它当作政治上头等大事来抓。
他认为社会风气的形成是由于一二贤者的倡导。“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见《原才》）又说：“朝有媕娿之老，则群下相习于诡随；家有骨鲠之长，则子弟相习于矩護” （见《陈仲鸾之父母七十寿序》。因此他与胡林翼说：“若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则侍与公所藉以报国者也。”
其后，他与胡广揽人才，选用忠诚朴实能耐劳苦的血性男子，量材器使，悉心培养。他又提出“勤以补拙”、“俭以养廉”、“忠以侍主”、“诚以待人”等信条躬身率行，“卒之众人效其所为，咸以苟活为羞，避事为耻”，胜则相让，败则相救，终替清王朝挽回半壁江山，吏治也出现起色。
他还把孔子和学生论“仁”的话辑成《论语言仁》一卷，奉作圭臬 ，他要求部属做到“行军不扰民”“为官不要钱”。每夺取一州一县，即散放耕牛和种子，资助农民恢复生产。他进驻安庆后，“整吏治，抚疮痍，培元气；训属僚若师弟，视百姓如家人；生聚教养，百废具举。”（见何璟疏）移驻江宁后，招回流亡，赈济灾民，垦复荒地，减免税收，整理盐政，疏浚秦淮河，修建钟山、尊经两书院，奖励孤寒子弟入学，举行乡试。任直隶总督二年，“举贤任能，吏治为之清肃”；“治河练兵，次第筹办”，清理通省讼狱积案四万一千余起，民免讼累。
他的一生事迹，清史比之于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
（二）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孔子教学生，“非礼弗视，非礼弗听，非礼弗言，非礼弗动”。孟子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后世学者为了把“礼”落实到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分别制订朝、庙、会享、冠、昏、丧、祭等礼仪，令人幼习壮行，从而明尊卑、辨等级，笃忠孝、维纲常，把阶级服从看成是自己的分内事。
曾国藩当过礼部侍郎，除继承繁琐的旧礼之外，复著文说：“古之君子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见《杂著》《笔记》二十七则）
他把礼的内涵看作克己工夫，即朱子、程子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之事。把礼的外延扩展到经世之学，即朱子、程子所谓“治国”“平天下”之事。道光二十二年（1842）他在京师师事理学大师唐镜海先生，又日与倭仁、窦兰泉等以实学相砥砺，以克己省察为务。自定日课十二项，把“主敬”、“静坐”列在首要地位。“主敬”工夫要求做到整齐严肃。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静坐工夫要求每日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每日写日记，省察身过、心过、口过、力求改正，多痛自刻责之言。他晚年在金陵督署官厅题联云：“虽圣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寮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由于他严格要求自己，磨炼自己，卒能忍苦耐劳，临危不惧。作事有定见，有远识，有毅力。如在祁门被困、鄂赣告急之时，他不弛安庆之围；苏浙失陷，朝野促救，他拒撤金陵之师。在权势鼎盛之日，迅即遣散湘军，避让财路。自奉节俭，每食不过四簋，男女婚嫁率限二百金。官中廉俸多用以周济穷亲乏友，助官中之用，不买田建房。不准戈什哈及内眷接受馈赠。
他熟悉历史，熟悉清代掌故则例。每草一奏，必精心构思。援古证今，条分缕析，至数夜不眠，故所请辄准。每举一事，必周谘博访权衡利弊，妥订章程，使僚属有所遵循，故效果显见。他的正、诚、修、齐、治、平等工夫确有独到处。
（三）天道不能有虚而无惨，王道不能有恩而无威
曾国藩本儒家者流，重仁政，尚礼治，后来看到农民起义运动如狂风疾雨般兴起，便说“法不可不行。”“爱禾者必去稗，爱贤者必去邪，爱民必去害民之吏，爱军必去蠹军之将。”(见《家书》P425岳麓书社本)又说：“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而致乂安”（见《杂著》《笔记》）。
咸丰三年（1853）他出办团练，上奏称：“湖南会匪名目甚多，近年有司掩饰弥缝，任其猖獗，非严刑峻法无以销遏乱萌。”疏入立准。于是他在长沙城中鱼塘口设立审案局，“拿获匪徒，立予严讯，用巡抚令旗即行正法，或即毙之杖下。”（见《年谱》P24岳麓书社本）前后枭、斩、杖毙几二百馀人。门生益阳知事李瀚章劝他缓刑，不从。旋移驻衡州，见府、县差役多诈索乡闾，倚势作威，他访得恶差数人诛戮之。自此获得了“曾剃头”的恶名。
他驭军纪律严明，有川兵三人在长沙强封民船，讹索钱财，立即枭示江干。鄂中溃兵逃窜湖南，劫掠行旅、捕斩以徇。营官李金陽失陷府城，张光照未战先逃，诬陷主将，杨复成侵吞军饷，并在军前斩杀。鲍超所部营官陈由立、余大胜、郑阳和等三人卓著战功，已补至总镇，因弃军别投，被革职押解回营看管，挚友李元度相从患难，于他有救命之恩，因为失守徽州，受到严参革职处分。地方官有不称职或贪污挪用公款的，无不从严惩处。
同治五年（1866）五月十五日，他致函澄弟、沅弟说：“天道不能有舒而无惨，王政不能有恩而无威，近日劾吴少村及驱逐在徐之王、刁两团数千人全回山东，亦似稍失之薄，然非此实办不动也。”
他气度恢宏，能吸取各家之长。尝谓“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谨。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见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手书日记》台湾本）黎庶昌称其师，处功名之际，则师老、庄之谦抑；持身型家，则尚禹、墨之勤俭。而治军从政，又效法乎中、韩。百川东流，一归于海，故能成其渊深浩大。
（四）帝不沿乐，王不袭礼，物穷则易，固其理也
曾国藩说：“自古养士，未有三百年不变者。帝不沿乐，王不袭礼，物穷则易，固其理也”。（见《送江小帆之母寿序》）又说：“礼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贤犹因时适变，不相沿袭。况乎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岂有可泥之法，不敝之制”（见《楚军水师昭忠祠记》）。他考究天下大事如官制、财用、盐政等问题，自称“皆以本朝为主，而上潮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于简易。”又说：“前世之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见《湘乡曾氏文献》P3367）。
他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确能与时变化，不履故常。如治学：初宗宋学以明义理，后为补救宋学的不足，又兼攻汉学以通训诂。如组建湘军，採明戚继光束伍练技之法，结合当时实际，酌加损益。在战争中，不断充实发展，终成劲旅，如办水师，自云屡试屡改，渐推渐广。前月所立之法，后月觉其不便而又增之；今岁所行之事，明岁觉其不便而又改之：巨艇不甚灵活而全用舢板；弁勇不可陆居而另给座船。”（见同治七年三月初五日奏折）
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山地战为主，采取围城打援的战略，专恃湘军。占领江宁后，湘军暮气渐重，立予遣散。他北上剿捻，以平原战为主，采取坚壁清野，四镇蹙敌、扼河防守、纵横驰击的战略，改用淮军，卒收效果。
他看到洋枪、洋炮能及远，杀伤力强，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委近代科学家徐寿、华衡芳主持制造，并试制出一个木壳机动轮船——黄鹄号。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他奏派容闳赴美采购机器，运抵上海后，就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总局，旋又附设上海江南造船所，造成第一号轮船——恬吉号，亲自试航。还附设翻译馆，翻译外国科学书籍。
他不仅师夷长技发展军事工业，还进一步打破我国历史上的“以夏制夷，未闻以夷猾夏”的传统思想。在两江督署内陈列地球仪，翻印几何原本，仿效西洋练兵法操练士兵。同治十年，又和李鸿章派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同知容闳选带聪颖子弟赴美国学习，成为清末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他的两个儿子都会英语、算学，纪泽任出使英、法、德、俄外交大臣，是一位著名爱国外交家。纪鸿是一位数学家。
（五）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禀祖父母说：“此次抚议（指签订《南京条约》）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这时，他尚束缚在“柔远人”的儒家思想里。
到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他接到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三国和款。在同年十一月三十日日记中写道：“闻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这时，他对“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开始感到忧悸。
同治元年（1862）五月初七日，他和幕友金眉生谈夷务说：“洋人在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这时，他已打定了“内图自强，外示友好”的外交政策。
他在办理外交事务中，力求维护国家主权。如清政府征询他对修改条约的意见，他复奏说：“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不可许也”。如借洋兵助剿，他复奏说：“许其来助，示以和好而无猜；缓其师期，明非有急而求救。”又说：“同防上海则可，借攻内地则不可。若洋兵攻入内地城市，败则洗劫一空，胜则后患无穷”。又如英人李泰国代清购买船舰七艘，欲用英海军少尉阿思本为将，英水兵管理船支。他认为有损国家主权，助长侵略势力，宁可赔钱退船，责令阿思本押带英水兵回国。清政府一从其议。
同治九年（1870）五月，天津百姓讹传天主教堂遣人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以为药料，人情汹汹。会法领事丰大业恃势暴戾，枪伤天津县令刘杰仆人，路见者起而鼓噪，欧毙丰大业，焚烧教堂数外，击杀数民及洋人二十余人。清政府令他前往查办。他以国穷兵弱，不足抗衡，便按皇帝旨意力保和局，将天津府、县革职，送刑部治罪，处死肇事群众二十人，军徒二十五人，一时舆论大哗，有人甚至斥之为卖国贼，要系过激之论。丁日昌有言：恃清议易，处实事难。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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