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他编译书籍、开设译书馆，为清末发展科技创造了理论基础；他创建安庆内军械所，成立江南制造局，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形成其独特的科技思想，然而每一种思想的形成，都有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在此，笔者想就曾国藩科技思想的成因进行一下探究。
科学史家巴萨拉在分析科学史研究的状况后说“科学史研究应跳出无休止和无结果的内外史之争的圈子，而把重点放在研究科学的社会背景对科学产生的根源问题和科学对于社会产生的结果，即研究科学的社会史上。同时他强调指出在研究科学内史的同时，应更注重对技术史和科学社会史的研究，因为科学赖以存在的条件是社会而不是科学本身 ”。由此可见，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曾国藩科技思想的形成也就是曾国藩为什么会重视科技和利用科技的动因？
1、以“内忧外困”的社会环境为前提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最为激烈和动荡的时代。大一统的封建政治体制，随着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到乾嘉时已趋于极顶。在盛世华衣下，清廷统治早已腐朽不堪。且不说吏治上的腐败，仅在在军队及其组织方面，八旗、绿营“孱怯极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 ，形成了“卒于卒不习，将于将不和，胜则相忌，败不相救” 的局面。曾国藩曾这样描述说：
“兵伍之情况，各省不一。漳（州）泉（州）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它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带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錮习”。
不仅如此，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再加上土地兼并严重，灾荒连年，各地人民群众纷纷起来起义，1840年后将近十年的时间，汉、壮、苗、回等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不下100次，几乎遍及全国，当时杰出的思想家龚自珍称此时为“将萎之华，惨于槁木” ，已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 ”的衰世。
正在清政府为内部矛盾而烦恼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取得了巨大胜利，此时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 ，德、美、法等国工业革命也正在进行。恩格斯说过，掠夺是殖民者的天性。为了寻找新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列强开始了殖民扩张和侵略的热潮。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一纸《南京条约》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但使二千一百万两白银流到了侵略者手中，而且割让了香港，中国的门户首先在“五口”洞开。1843年8月29日，清廷与英国签订了丧失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权等的《虎门条约》。从此，人为刀俎，我为鱼肉。1848年《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的先后签订，使得偌大的中国遍体鳞伤，国将不国，民陷水火。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在政治上逐渐丧失独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也日益解体。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直视为“天朝大国”的晚清政府受到了奇耻大辱，深深地激发了朝野人士的忧患意识，从此，“严夷夏之防”的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国人再也不能安于现状了、夜郎自大了。于是，学习西方“长技”的自强运动应运而生，王韬曾对这种社会现象有过形象描述：“咸丰初年，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 ”。
在如此动乱的环境中，许多有志之士开始了探索西方世界的创举，他们看到封闭式的古老的传统已不能制服外夷，在痛定思痛后，他们迅速把眼光看到了国外，早在明朝末年，由于火器在军事上所显示的巨大威力，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呼吁朝廷重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购置西方枪炮。正如徐光启在其《西洋神器既见其益宜尽其庸疏》中写道：
“西洋神器，既见其益，宜尽其用，恳乞圣明，亟敕当事诸臣，早夜拮据，以图战守万全事。臣窃见东事以来，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一见于宁远之歼夷，再见于京都之固守，三见于涿州之阻截，所以然者，为其及远命中也。所以及远命中者，为其物料真、制作巧、药性猛、法度精也。……惟尽用西术，乃能胜之。欲尽其术，必造我器尽如彼器，精我法尽如彼法，练我人尽如彼人而后可……今天下之臣民耻甚矣，怒甚矣，欲用其耻与怒，莫若使之造器以杀敌。”
虽然徐光启上书历陈西洋神器的妙用，但是由于当时环境的影响，时代的不同导致当时的最高决策者们还没有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甚至有人说徐光启是“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越俎代庖其罪小，而误国欺君其罪大。” 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说成是欺君误国的事情，足以见当时施展科技抱负之难。
时至清末，由于社会的内忧外困，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先进科学技术在军事上、日用上的重要性已经在朝野上下引起很大反响。并主动提出购买西方先进船、炮等武器，“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训练纯熟，则器利兵精，临阵自不虞溃散 ”。清廷决策者常常主动传谕曾国藩，敦促其“购买外洋船炮，以利军行而维大局。”朝廷上下已普遍认识到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清政府迫切的需要一位有思想的权臣“向西方采购先进武器、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以先进科学技术挽救衰败的清朝王权。” 而曾国藩正是在此时适时的提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 的主张，并提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的思想，可以说曾国藩恰是在这种依靠自上而下的决策来推行西方科技的时候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借助这股动荡的时势的东风为中国近代科技事业做出了筚路蓝缕之功。
2、以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为支撑
中国历史上对科学技术的见解与曾国藩相同或高出一筹者不乏其人，单就宋、明两代而言，宋有沈括，而明有徐光启。可以说，他们两人对于科技的见解都不在曾国藩之下，但由于他们不具有稳定的社会地位和实际权力，致使其科技思想未能及时转化成政策而得到推广。而曾国藩独特的地位和身份，使得他在实现其科技抱负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曾国藩由于具有良好的封建正统文化修养，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的特殊历史机遇，被视为挽救清王朝衰亡的“中兴”名臣，被朝廷赏于太子太保衔，并被封为一等侯爵，开了清代“文人封侯”的先例。更重要的是，曾国藩具有长期稳固的军政实权，是清朝建立二百年来被赋予军事大权的第一位汉人。早在1861年11月20日，也就是攻克金陵前，安庆攻陷战后，清廷便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三省并浙江省军务，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曾国藩的显赫地位和稳定的军政大权，为其发展科技的抱负提供了历史和社会条件，他于1861年成立安庆军械研究所，1865年成立了江南制造局，由此可见，曾国藩位高权重使其科技思想的实施有了良好的支撑。
在曾国藩之前，位居高位又有科技见解的人也很多，但与曾国藩显赫而又稳固的军政大权相比，终因挚肘太多、权威不稳而难以实现自己的科技抱负。沈括作为“中国科学史上中最卓越的人物” ，然而，他在太史令任上主持重修历法时，却遭到了司天历官们的严重牵制，在他的《梦溪笔谈》中，他将这件事表露出来：“熙宁中，予领太史令，卫朴造历，气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薄可验。前世修历，多只增损旧历而已，未尝实考天度……是时司天历官，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历者，恶朴之术过已，群沮之，屡起大狱。虽终不能摇朴，而候薄至今不成。”
明末的大科学家徐光启对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科技的远见卓识，远非曾国藩所能企及，徐光启曾任大学士，授太子太保衔，与曾国藩相同，然而徐光启掌握实权的时间并不长，“他主要是一位精神领袖，而不及曾国藩兼具精神领袖与事业领袖的双重身份，因之徐光启虽然在科学技术的研究上大有作为，但在科学技术的社会组织上作为却不大。” 正如王重民教授在其书中所说：“计算一下，徐光启全部入阁时间仅一年四个月零十八天；如果扣除病假，那么真正入阁办事的入值时间就更少，仅一年零两个月了。假如他能更长寿一些，执政的时间也更久一些，情况又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大致不难回答，即：他科学上了能给后代留下更多一些遗产，而对当时的政治则不会有多少作为，因为，明代末期，明王朝的整个统治机器已经腐朽透顶，已经不是任何个人所能为力的。何况徐光启虽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却并非一个出色的政治活动家，正如他一生的行藏出处所证明了的那样。”
而与之同时代得魏源，一位近代学习西方科技思想的先驱，推出《海国图志》这一巨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较早地认识到东西方军事与科技的差别，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并设想了“师夷”的途径和方法，“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火器局。行取佛兰西（即法兰西）、弥利坚（即美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棺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 。以期实现“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他还尽力设想扩大“师夷”的范围，认为“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据、水据，火轮机、火轮车、自来水、自转雄、千斤称之属，凡有意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 从而产生了以军事工业带动民用工业发展的想法。但是由于他所处的身份地位不同，因此其科技思想也只能是设想，而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
曾国藩是幸运的，历史为他提供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政治地位，使其科技抱负得以实现，使其科技思想得以发展。而他也善用了这种地位，广揽人才与自己麾下，从而又为科技思想得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曾经深入安庆曾国藩幕府的容闳曾在其书中说：“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 当时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思想精英和科技精英，冯桂芬、徐寿、华蘅芳、薛福成、李善兰等都聚集于曾氏幕府之内，这使原来处于自发分散状态的现代化推进力量以幕府为中介，实现了一次大聚合。而这种大聚合又从一定的侧面影响了曾国藩的思想，正如李鼎芬在《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中指出，“曾氏之精神思想文章影响于诸人者尤巨，而曾文正之所以为曾文正，又未尝非诸人之影响也。 ”
正是由于其特殊的身份，才使其有这种吸纳和融合的条件，从而为其科技思想的延展奠定了根基。
3、以中西文化冲突为基础
“十九世纪中叶，中西文化交流所具有的国际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则已直露无遗。如果说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基本上是两种既成定型的文化体系间相对平静而持恒的切磋琢磨、汲补吐纳，那么，近世的中西文化交流，已变成急剧动荡的国际局势所左右的、瞬息万变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选择。”
15世纪末，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 ，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机器工业开辟了道路，并且引发了交通运输业的革命，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自从蒸汽核心的工具机把酒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
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在他的带动下，法、俄、德、美等国也相继开始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完成，更加加快了资本主义掠夺的本性，为此，他们开始加紧制造武器，到十九世纪初，英国的军队中，来复枪的使用已占了相当的比例，平均每个旅有3个轻装来复枪连，并且配有炮身轻、机动性大、精确度高、攻击力强的榴弹炮，拥有各类舰船400余艘，与清朝在鸦片战争时所使用的御用枪，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作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在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由于中国文化传统 的专制性，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其大国的优越性。面对西方的外来文化，当时一般守旧的士大夫以“国粹主义”的专制方式来应付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并本能的用一种传统文化的优越感和安全感的心理作后盾，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吸收异文化的成功案例，例如：印度佛教中国化就说明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但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在明清之际的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与印度佛教传入的情形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科学文化在传入中国时已经成长为一种强势文化，而中国文化却正在走下坡路。这和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时的情况正好相反。” 因此，在西方文化入侵时，并不是那么顺利，遇到了许多的阻拦。
早在16世纪中西文化便开始了第一次大碰撞，当时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天主教义，顺便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但由于近代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历史渊源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的科学技术还没有大面积的产生影响，所以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第二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和挑战，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和西方文化的输入，一些进步人士逐渐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是建立在中西文化冲突上的潜在危机，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缺失感。这种缺失的危机感促使了他们迈出了学习西方科学的第一步。
曾国藩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一员，自点翰林在京做官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对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并没有太大的接触，因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里，他对中国文化始终保持一种乐观态度，也就是传统文化的优越感。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至其领导湘军后，曾国藩真正懂得了西洋船炮的效用，以前那种道听途说已经形成了“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 的理性认识，已经成为了阅历之后的切肤感受。凭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深入了解，他深刻的明白“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 。正是这一观点使曾国藩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文化的心理模式和思维习惯，认识到以“华夷”对峙时代形成的对外部世界一概闭关自守的态度模式来应付西方科技，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愚妄之举，此时，洋人的技艺已显示出巨大的杀伤力，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当务之急，就应该接纳西方文化，接纳其进步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因此，他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的主张，并且称洋务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曾国藩明白要保住本阶级的统治，仅仅依靠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宝库中儒、墨、道、法、佛的思想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此基础上突破“夷夏界线”，师夷长技，兼采西学。但是由于多年传统思想的渗透，他本能的用一种传统的文化优越感和安全感来作后盾，在这种浓厚的精神氛围和西方文化的入侵下，曾国藩产生了一种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既非那种视中国传统礼乐教化不如西方近代文化的自卑心理，也非那种视西方文化源于中国说，或者西方无礼乐教化可言、唯我中华独有的狂妄虚骄之论。它的基本特征是：在曾国藩眼里，具有至善至美的儒家礼乐教化的中国人业已受到了在“技艺”、“机巧”和“术数”方面更为强大、更为先进的域外远人的侵凌和威胁。” 作为一个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程朱理学为身心性命之学的封建士大夫，这种危机意识对曾国藩的观念体系的冲击范围，也就仅限于了“徐图自强”。这样，就很自然的出现了互为异源的双重价值尺度并存的现象，为了平衡这种双重价值尺度，曾国藩采取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这个中西文化取舍模式，来作整体的局部调整。例如：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他一方面提出“卫道”的口号，号召受儒家思想熏陶已久的人们奋起卫道，推翻西方教义。另一方面，又引进西方先进的船、炮来消灭太平军；在派遣留学生出国时，他又特别指出：出洋幼童“肆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并定期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他力图通过这种中西结合的教育方式，把留学生培养成既通晓西洋技艺，又恪守封建纲常、维护封建统治的人才。
可以说，中西文化冲突所产生的这种文化危机，使得曾国藩产生了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避害反映和避害价值尺度，这也就是其科技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4、以军事技术实践为平台
任何一个理论的形成，都必须有实践作为平台，曾国藩科技思想的形成也一样，既有其思想来源，也有其实践基础。他是以战争的发展为契机，在不断的军事技术实践中实现自己的科技思想的。
由于曾国藩早期的政治生涯基本和其科技思想无缘，因而其早期的科技思想只具备纸上谈兵的理论，而缺乏实际实施的实践，但随着湘军的日益壮大，也为其科技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平台，使其科技思想逐渐成熟起来。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是晚清的主要战斗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他们更为直接的感受到西方军事力量的先进性和军事威胁的紧迫性。据台湾学者研究，“早在1853年，太平军已经开始大量的从洋商那里购买洋枪” ，并出现了全部装备洋枪的“洋枪队”。由于“洋枪队”的出现 导致太平军强而湘军弱，因此湘军只能购买和仿制西洋枪炮，以应战时之需。曾国藩此时认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并且请求在衡阳筹备战船，并委岳州守备成名标监造，随后又在湘潭设一分厂，当时湘人只知战船有长龙、快蟹，不知有舢板。后得黄冕相助“诉说其形”，曾国藩始让工匠依式制造，到1854年正月，共造成拖罟1号，快蟹40号，长龙50号，舢板110号。这些战船在与太平军的对抗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咸丰十一年九月湘军攻占安庆，军事形势对湘军十分有利，而此时曾国藩又拥有节制苏、赣、皖、浙四省的军政大权，为了满足战争中武器的应用，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开始筹划兴建近代军事工业，于年底建立了安庆军械所。安庆军械所原是曾国藩大营中的内军械所，咸丰八年秋曾国藩再次出山后在江西建立，咸丰十一年湘军攻陷安庆后，随曾国藩大营迁入安庆，“可视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技术研究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科技研究所，第一个科技试验工场。” 它的规模虽然不大，且基本上是手工生产，但它却是中国近代化军事工业的雏形，它制造的不是刀矛箭戈，而是“洋枪洋炮” ，在曾国藩及科研人员的努力下，研制出一部具有当时居世界先进水平的往复式蒸汽机相类似的轮机。对于这部轮机的结构，曾国藩在其同治元年七月初四的日记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写道：“中饭后，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次试演。其法以水蒸气，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机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演试一时。”不仅如此，曾国藩还欣喜的写道：“窃喜洋人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第二年又开始制造小火轮船，同治二年年末，即1864年年初，中国的第一艘蒸汽机轮船——黄鹄号，在安庆内军械所建成，这是中国造船史上的一个创举。“这艘船船体很小，重25吨，长55尺，高压引擎，单汽筒，回转轴长14尺，锅炉长11尺，直径2寸。
随着太平军的失败，曾国藩的军事实践进一步拓展，其科技思想获得了进一步施展的机会。1865年，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并且设立兵工厂和翻译馆，使其科技思想在军事实践的基础上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军事上取得了与太平军作战的胜利，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要自己造船的想法，他提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购买外洋船炮的认识是不同的，它不仅看到了外洋船炮可以“剿发逆”的军事用途，而且认为火轮船必然成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反映出其科技思想的成熟与发展。对于购买的外洋轮船，则雇募科学研究者和能工巧匠模仿研制，“师夷智”成为他的主要思想。
结论：
十九世纪中叶，近代化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性的历史潮流，自英国于十八世纪开始工业革命后，其他各国也相继开展了工业革命，此时，闭关锁国的中国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可以说曾国藩的科技思想形成既有其时代的背景特点，打着时代的烙印，也有对中国传统科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表现出了中西文化融合的特点，又表现出吸收后再创新的特色，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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