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故居富厚堂中厅铸有一碑，上书“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理学家，这“八本”是饱经磨难的曾国藩倾其一生感悟到的人生精要。内蕴博大精深，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究其根源，在一“和”字。曾国藩处在腐朽没落的时代，裹挟于各种落后的文化洪流，却站在国家、民族、劳苦大众的高度立身处世，积极探索，从而绽放思想奇葩。这种“和”的思想精粹，即使放到今天，对于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仍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一、勘“乱”——求大和

曾国藩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的初衷在于“卫道”，即保卫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儒家正统文化。随着战争的逐步深入，他认识到稳定是国家发展强盛的大前提。

太平天国借“拜上帝教”聚集信众，教旨否定各种神佛菩萨之类，对中国儒教及科举制度进行猛烈抨击。儒家文化长期以来是我国正统文化，其思想精髓已浸润于民族之魂。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彻底破坏，无异于采取脱离群众的自杀政策。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代表，曾国藩回家奔母丧途中，亲眼看到太平天国打倒一切偶像，焚毁一切庙宇、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感觉痛心疾首，“卫道”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咸丰二年，曾国藩丁忧在家，作《保守太平歌》，劝地方士绅组织起来，预防或对付农民起义。后在朋友再三劝说下，奉旨出山。树起扶持名教、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招慕人才，组建新军。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水陆湘军二万人，由衡州出发东征，行前发布《讨粤匪檄》。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檄文》先声夺人，道出了曾国藩的真实感受，剥离了太平天国的群众基础，对太平天国内部也起到了很大的分化瓦解作用，从而为军事进剿铺平了思想道路。

从国家社会治乱的角度看，农民起义必定带来动乱，统治者为维护治安，职责所在，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平息的手段。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允许天下大乱。办团练初期，曾国藩日感社会动荡，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对违法乱纪者大开杀戒，获“曾剃头”恶名，但其本意非嗜杀，想借重典澄清社会治安，后认识到这种方法过于偏激片面，渐渐采取了更理智温和的办法。打仗是以暴制暴的非常手段，稍有失控，将给民众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曾国藩深谙此道，治理军队始终把不扰民奉为第一要义。曾国藩出身于普通农家，亲自做过农活，对农民的疾苦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在日记中写道：四民之中，农民最苦。曾国藩经常给部下灌输“爱民”思想，为严肃军纪，亲书《劝诫营官》：“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为了使爱民思想深入人心，曾国藩亲自起草要求全体将领和士兵都要遵守的《爱民歌》。《爱民歌》第一条讲安营扎寨，第二条讲行军打仗，第三条讲军营纪律。从这三个方面要求自己的兵将，非常明确具体地规定了爱民的要求。发现扰民事件，决不姑息：对骚扰民众的士兵予以格杀，对纵容士兵扰民的将领则严参。经过十二载苦战，终于把太平天国打败，达到了澄清天下的目的。此时，面对别人的劝进，曾国藩并未头脑发热，而是采取了裁撤湘军自剪羽翼的举措。其中固然有明哲保身的意味，但与曾国藩一贯以来重视民生，不愿民众再陷水火的思想是分不开的。通过曾国藩的苦心经营，晚清政权终于迎来一个相对安宁的局面，为中国的近代化打下了较好的社会基础。

　　二、为官——求政和

曾国藩一生大半辈子为官，不管处顺境逆境，始终苦心孤诣，未雨绸缪。自己则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言传身教，引一班正人作为种子播撒全国各地，一时间，晚清政风为之一清。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问题。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观贤者在位，则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他将人才问题提到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封疆大臣军营统帅遍布全国，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不但善于发现与识别人才，同时善于磨砺和教育人才。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初入曾的幕府，性情懒散，很不习惯早起。曾国藩每日总是早晨六点开餐，且要求幕友同食，以便督责。一天，李鸿章以头痛为由未来用餐，曾国藩不断派人催请，自己则正襟危坐，停箸等待，李鸿章只好起床就食。曾国藩正色道：“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而已。”席间再无多话，李鸿章为之悚然，自此改变早晨恋床的毛病。曾国藩就这样利用一切机会随时随地对手下及身边人进行雕琢，使之不断成熟完善。在他的教导下，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不菲的业绩。曾国藩在用人上还具有超常的远见卓识，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曾国藩在奏稿中建议大清每年选派十三四岁至二十岁的年轻人三十名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对国家各条战线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曾国藩非常注重官德，对上对下，崇尚“血诚”。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曾国藩犯颜直谏，虽没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更激起他为官“不要钱，不怕死”的决心，他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忠义血性成了曾国藩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藉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内核；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思想保证。曾国藩崇尚勤廉，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统军十余年，位至督抚，始终身无长物。勤廉二字看似平淡、浅显，施行起来却很不容易。曾国藩的这种勤廉工夫使他赢得极大的尊敬，也使他的许多施政纲领得以顺利落实。

曾国藩时时践行中国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古老命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其思想的真实写照。曾国藩关心民众疾苦，认为农民受苦的时间太久，必然造成田地荒芜，无法生产粮食；军队没有粮草，必然骚扰民众；民众没有粮食，必然起而响应太平军；太平军没有粮食，必然变成流寇，从而天下大乱，无有宁日。因此锐意改革，不断简化条例，防止弊端；采取措施降低租税缓解农民财力，减轻劳役使农民安定，让农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曾国藩针对国民素质低下，列强环伺的事实，接受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倡办洋务。同治四年，曾国藩决定建立江南制造总局，在他的大力经营下，制造局终于在同治七年造出第一艘轮船“恬吉号”。由此开创近代洋务运动的先河。曾国藩秉着一腔爱国热忱，多处着手，极力挽救清王朝即将灭亡的命运，使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渐渐呈现一线生机。

　　 三、交友——求真和

曾国藩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办大事在于得人和，在当时的天下，他是朋友最多的人，因此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办什么事情，都有人伸手帮忙。而他对朋友，也是推心相许，从而成为朋友的好师好友好榜样。

人无完人，要想交到更多的朋友，没有宽容之心是办不到的。曾国藩把这种交友的方法归纳为“恕道”。他在给弟弟的书中写道：“吾兄弟须以‘恕’字痛下功夫，随时皆投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往，就很能体现一个‘恕’字。曾左二人同为湖南老乡，曾国藩奔母丧期间，二人便有了交往，后曾国藩发现左宗棠是不可多得的济世之才，极力举荐，二人关系一度水乳交融。然而在表面友善的背后，并非毫无矛盾。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敢，是非分明，嫉恶如仇，而曾国藩却为人谨慎，老成持重，个性的巨大差异导致嫌隙渐生。特别是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伪幼主自焚于宫中，被左宗棠识破，上折严参，弄得曾国藩十分狼狈被动。自此二人关系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付之东流。但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意见归意见，大局归大局。曾左以后多年音讯不通，但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才华历来击节赞赏，在他处于危厄之际，伸出援助之手荐举他以四品京堂襄赞军务。使之掌握军队实权，立有大功位至督抚，终于赢得左宗棠的“自愧”。曾国藩死后，左宗棠亲书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一切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充分包容的结果。

曾国藩平时非常注意结交朋友。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以文会友，除了师理学名家唐镜海，倭艮峰外，其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惠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来主动与曾国藩结交，对主动来投的他在日记中都有记载。其中一篇日记记道：“又有王少鹤、朱谦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曾国藩交友的目的很明确，希望借助友人来指出自己的缺点，促使自己进步。他说：有师友的扶持鼓励，即使懦夫亦能立志。同时，他也以这种观念去影响和对待朋友，曾国藩结识的大都是才堪大用的人，但他却反感朋友之间相互吹许的庸俗作风，认为大家同处中年，处于可以成为圣贤也可以成为狂妄之徒的关键时候。只有互相规劝，提醒对方的过错，才能消除彼此的自以为是之心。他自己秉着一颗真诚善良的心，时时关注朋友，及时指出朋友自身存在的缺点，苦口婆心、不厌其烦，使朋友不断进步。曾国藩认识到榜样的巨大作用，从八个方面遴选    历代名人三十三人作为自己效仿的楷模，在自我激励的同时，曾国藩逐渐成为朋友的好师好友好榜样，受到朋友的衷心钦敬。

　　四、持家——求亲和

纵观古今，凡达官贵人之家，大多好景不长，因其子孙逐渐骄奢淫逸，过不了两三代，便门弟没落，日落西山，气息奄奄。唯独曾国藩兄弟五人的家庭，至今190余年间，绵延至第八代孙，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余人。曾氏治家，奥秘在于贯彻严谨勤俭，从中滋生和睦兴旺。

曾家祖祖辈辈都是勤劳节俭、忠厚善良的农民，曾国藩从小受家庭影响，半耕半读发奋苦学成材，后因战功卓著封候拜相官至极品，四个弟弟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齐如雁阵皆受皇封同做高官，赢得满族荣华。但他时时处处谦虚谨慎，对诸弟尤其对子侄要求很严。经常告诫：

“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勿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具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习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衣褂、俯拾即是，与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趋于奢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

曾国藩对祖父遗下的“治家八字决”甚为推崇：“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即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起、扫屋、祭祖、睦邻八件事情）。其住宅取名“八本堂”。此外，曾氏祖传家风还有三不信：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三致祥：孝致祥、和致祥、恕致祥；以及“勤俭孝友”四字要诀：勤劳俭朴持家、孝敬父母长辈、友好兄弟姐妹、团结左邻右舍。

曾氏的家庭教育，以八本为经，以八宝为纬，以四字要诀三不信三致祥穿插其中，经纬连贯，脉络相连，形成一套完整可师的治家理论体系。曾国藩对此终生奉行不二，在具体操作中细化量化。他开列详细的功课单，规定欧阳夫人亲自督导并带头行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已午刻，纺花或绩麻；午饭后，铸针黹刺绣之类；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且亲自验功：食事每日验一次；衣事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五日验一次；精工每周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官宦人家，如此繁复而严格的要求，叹为观止！其他对儿子进业修德的有关规定，也制订得严格而详细，曾氏后继有人，也就不足为怪了。曾国藩的治家教子之道，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深寓哲理，一般人不易也不会象他那样去做。以今日的社会心态，父母眼光，大都认为应该让孩子过得舒服些，痛快些，抖得威风些。天下父母都望子成龙，结果往往使之成“虫”，父母地位越高，家庭条件越好的越是这样。曾国藩的这种近似严苛的治家之道，反而营造出一种夫唱妇随、兄友弟爱、子孝父慈的家庭氛围，使整个家族氤氲出一团祥和之气。

　　 五、治学——求内和

曾国藩认为求学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主张学贵有恒，终生学习。通过学习，不断增长知识，涵养道德，提高办事能力。同时认为求知应讲究方法，力争做到活学活用。

读书是治学的主要途径。曾国藩认为读书学习不能企求速效，企求速效必定会像拔苗助长那样，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移山般坚持不懈，天长日久，终究必有豁然开朗、思想贯通的时候，越是企求快速就越是禁锢遮蔽，束手无策。为做到有恒，必须心存“耐”字，他指导诸弟时说：“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何止读经，读其他书也应如此。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自然，有恒的“苦读”，绝不同于“呆读”、“死读”。曾国藩说：“蛮读、蛮记、蛮温，断不能欠熟，徒耗日功而已。”告诫子弟只有从治学中得到乐趣，才有一股促人有恒的鬼使神差的精神力量，若终日索然，必难持久。要求子弟治学要专，不可见异思迁。他打比方说，读书譬如掘井，掘数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见泉。教育子弟要有选择地读书，指出精深钻研文学是学习的关键。他解释说，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意思，用文字则能曲折周到地传达出来，文字是用来代替语言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流传到千百代的工具。读书人学习圣人贤人，需借助文字来考察古代圣人的行事，从而推究他们内在思想之所在。古代圣人的精神思想言谈笑貌都寓于其中，使用文字时稍有丝毫的差异，就可能导致很大的谬误。文词气势或平缓或峻急，文章韵味或醇厚或淡泊，写文章的人稍有不慎，表达效果就立刻发生变化；读文章的人稍有不慎，就会迷茫不得要领。因此，深入钻研，仔细鉴别，才能去伪存真，有所领悟。

曾国藩深知：一个人的学问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平生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鉴对他一生的治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唐鉴告诉曾国藩：经世治国，主要是熟读历史，古人过去所作所为，所立的法律和戒条，历代的典章制度，都在史书中。指出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功夫，其余文章词典，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其中的“经济”一词，是经世济用之学的简称，又称作经世致用之学，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和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理学大师唐鉴的一番高论，使曾国藩初步贯通了毕生为之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这之前他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取功名，治学内容限在八股文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内。唐鉴的教诲使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从而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在以后的治学过程中，曾国藩以谦虚的心态广泛涉猎，注重打好基础，开阔视野，同时，注重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学养。把治学、治政、治军、修身等贯通起来，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身体力行，使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得到升华。“诚于中，则行于外”。正是这种极力求知达到的内和，使曾国藩内心中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成为他建立卓越功勋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六、修身——求性和

曾国藩离世一百多年了，对他的评价有时相去天壤。但立场、观点截然不同的人物却同在曾国藩面前五体投地。究其原因，除了曾国藩创建的巨大业绩，更重要的是他克己修身的功夫，足令世人钦慕佩服，自叹不如！

中国知识分子，最富忧患意识和报国情怀，历代仁人志士莫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认为：身修则家齐，家齐则国治，国治则天下平，而在四者之中，修身最重要，乃万丈大厦之基，身不修则一事无成，万事蹉跎。曾国藩非常重视修身，且在数十年的人生过程中多有体悟。总结出一套完整的修身方法：持身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入事务之中则专心致至，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什么时候，拿出一定时间静坐养性，反省体悟自己天性中隐现的仁义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早早起床，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不再恋床；时刻注意说话谨慎，保养真气。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彻里彻外光明正大，所作所为毫无羞于对人说之处；乃至写字、夜不外出等事都与修身联系起来。曾国藩认为修身宜从“广大”二字着手，主要效法四端：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慎独，就是说遏禁私欲；连非常微小      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时时如此，内省而无愧，所以心泰。主敬，就是说仪容整齐严肃，内心思虑专一，端恭不懈，所以说身体强健。求仁，有民胞物与之怀，大公无私，所以人们敬慕热爱。思诚，就是说内心忠贞无二，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感应万物，所以神灵钦敬。达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效验自然而至。在具体的操作中，曾国藩喜欢把修养的要求、目标、做法具体化，罗列成条，便于实践。经年累月，终于成就道德。

曾国藩一生多病，特别注重养生。认为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身体，心是治病的神医。凡是疾病缠身，依靠自己的力量大概有两种方法可以加以控制：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以静制动。一个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都是由于气弱。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稍有改变。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有怕死的想法，困扰于心，就是睡梦之中，也难以安适，必须将生前时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去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感觉来，从而在寂静之至时，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曾国藩面对挫折磨难，善于化解忧虑，认为人在遭遇困难忧虑的时候，正是其品德修养进步之时，只要把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乐观的心胸，有坦荡的襟怀，即使身体受到外部伤害也不至伤到身体内部。曾国藩还注重从细微处着手，如临睡洗脚，饭后三千步行等。日日践行，身体大获裨益。

李鸿章评价老师曾国藩之有成，在于善治心。曾国藩认为治心不是单纯的对心理欲求的限制，既包括心理活动，也包括行为规范，是治心、治身、治口的统一。主张治心的方法，应先除去心的毒害，外在的毒恶是忿怒，内在的毒恶是私欲；治身的方法，需防备身的恶患，刚烈的恶习是暴躁，柔懦的恶习是散漫；治口的方法，一是谨慎说话，二是节俭饮食。出现上述毛病，以礼来居守恭敬，以乐来导致和顺。外表刚强的恶习，用和来调适它。内里柔懦的恶习，用敬来把持它。饮食的不节制，用敬来检束它。说话多的过失，用和来收敛它。敬达到完美则表现为肃肃，和达到完美则表现出雍雍。尊敬和睦，表现出有德的容貌，雍容表现在外表，实际根植于内心。动和静交互颐养，温雅润泽就见于面，盎于背，成为有德者的仪态。正是这种内外交融的高度和谐，使曾国藩步入内圣外王的康庄大道。也正是这种和谐使曾国藩具备超强的心理素质，从而既干出壮怀激烈的大事，又保持了宁静谦退的心境。

毛泽东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俱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话语中的“学”，有深刻广阔的内涵，主要是指曾国藩思想中的精髓。曾国藩为人处世成大事的种种心法，被人争相仿效，其本人也被后世许多人奉为楷模。曾国藩去世后的近百年间，湖南出现人才辈出的局面，特别是湖南读书人重政治、以天下为己任的习性和精神，不能不说受到曾国藩思想的浸润和引领。曾国藩故里荷叶，民风纯朴，至今耕读之风仍浓，成为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时下，我们处在相对和平的年代。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长足发展。人们在享受丰厚物质生活的同时，慢慢涌现出各种不良思潮，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一些为政者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律己律他不严，滋生出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曾国藩的这种克己奉公、严于律己、鞠躬尽瘁的作风，正是这个时代所欠缺的，也是大家所必须学习的。曾国藩思想中的精髓，效之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是医治不良风气的精神良方。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需全方位推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其中重要一环。就人的因素而言，和谐社会的构建，首先需要人的和谐，人的和谐需要思想和谐，和谐思想需要和谐文化的熏陶。曾国藩思想内蕴中的“和”正是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根据时代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成为培育和谐个体、和谐家庭、乃至和谐社会的文化力量，有着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