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由于文治、武功或经营企业等事业而崛起的人物不知凡几，但是他们的成就能为其后人承袭而继续发扬光大的究属少数，大部分人则如昙花一现，快者及身而灭，慢者也不过经过一二代就日渐式微而云消雾散。因此，成大功立大业的能人志士莫不思教育子弟维持事业的方法，希望能传之久远。然而世事难测，子孙的贤肖难以期待，如没有一套好方法，伟大的事业很可能毁于旦夕或败于一人之手。
然而为人父母，谁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此可以断言，家庭教育，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严格一些的，则有耳提面命的督责；温和一些的，则有和风细雨的劝导；热切一些的，则有佛口婆心的训诲；当面教育的，则有孔夫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十二字真言；书面教子的，则有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二十篇弘论。此外，孟母断杼，岳母刺字，更是历代传诵的教子佳话。
但是，如何才能教子成材，却一直是个困扰的天下父母的绝大难题。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无论古今，无论贵贱，懒惰、忤逆、骄矜、自私、懦弱、羞怯等等，都是孩子们作为一个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所时常表现出的缺点，这恰恰又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父母所不能容忍的。反过来，诸如勤奋、孝顺、帮助他人、勇敢大方等等导致成材的那些最可宝贵的素质，孩子们又往往较为缺乏，而这又正是天下父母所热切期望的。于是，人们在从事家庭教育的同时，开始留心「别人家的好子弟」。留心左邻右舍自然是一种参考，追溯历史往事则更是一种效法。
一个多世纪以来，曾国藩的家训几乎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关注焦点。论及他个人的是非功过，人们有可能各有己见，但是对于他的家训，则似乎是赞誉倍至、五体投地：一来是因为他的子孙个个成材，其中著名者有大儿子曾纪泽成为外交家；二儿子曾纪鸿成为数学家；孙子曾广钧成为名诗人；曾广铨亦成为外交家；曾孙曾宝荪、曾约农均是毕生从事春风化雨的名教育家。另外，他的几位弟弟的子孙们，也大都谨守家训，在科技、教育领域各有成就；二来便是他的家训极有参考价值，说得合理，说得合法，说得透彻。
此外，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竞争的剧烈，社会节奏的加快，要想「各领风骚数百年」是不可能的，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世事如棋，人生如梦，几十年弹指即过，多有苍凉与恐惧。因此之故，人们都渴望成功，那怕是舍身之崖，即使一鸣惊人，也不怕粉身碎骨。当然，这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另一方面，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总保持一颗平淡心，一颗静如止水的心灵，一颗超然物我的襟怀，这恐怕更常久。曾国藩生活在清朝向近代迈进的时候，竞争并不比今天差多少，但他强调「常」的意境，着重「悠久气象」，并把它视为传之子孙的「至宝」。他要求家道的悠久，就是要希望他的家庭气运，不要经他一世而衰。如何才能达到这个愿望呢？则须在势之时，善自惜福，而又有贤子孙，如此这个愿望，才能达到。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家书中表示：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属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
当然世上没有永不凋谢的花草，人间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如果仅从自身着想，有权有势时，大呼小叫，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那必然是在势时车水马龙，失势时门庭冷落，这样的冷暖变化太令人不适应。因此一般人不愿放弃权力，惟恐一朝失去，变为蝼蚁。但正常的人生，合理的人性并非如此。而要以「常」来贯通，才能「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给社会留祸害，不给子孙留孽障。基于此，曾国藩总结出「居家四败」、「惜福之道」乃是「悠久气象」的关键。他说：
居家四败：──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仕宦之家，不犯此四者，庶有悠久气象。
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星冈公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肃然不可犯；盖亦具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余于弟营保举银钱军械等事，每每稍示节制，亦犹本「花未全开月未圆」之义。
悠久气象，是他治家的最大愿望，而时时存在于心目中者，则为「花未全开月未圆」的现象。有了这个现象在心目中，更有一个追求悠久的最后目标，自然不敢想苟安佚乐，富贵骄人，并且还要战战兢兢，以此为戒了。他有这样深远的眼光，去维持他那世代相传的严肃家风，而其子孙亦能如此所期，代有名人，因此不得不令人感念曾氏治家教子的精神了。
虽然近代以来，曾国藩的家训一直是民间广泛流传的一部治家宝典。然而，其内容并非条理分明的系统，而是借着家书的形式随时表达一些他对治家原则的提示。曾国藩虽然也有心要作一部有系统的曾氏家训，但是惟恐流于割裂零碎、毫无线索，因此始终未能成帙。他曾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之家书中言及：
前立志作曾氏家训一部，曾与九弟详细道及，后因采择经史，若非经史烂熟胸中，则割裂零碎，毫无线索；至于采择诸子各家之言，尤为浩繁，虽抄数百卷犹不能尽收。然后知古人作「大学衍义」「衍义补」诸书，乃胸中自有条例自有议论，而随便引书以证明之，非翻书而遍抄之也，然后知著书之难，故暂且不作曾氏家训。若将来胸中道理愈多，议论愈贯串，仍当为之。
由上可知，曾国藩的家书，不但思想细腻周详，文笔委婉畅达，而且内容不论谈国事、谈家事、或教导晚辈，都充满了诚恳的情味，细读之下，就如与曾国藩当面对谈一般真实亲切，在我国书牍之作中，是最丰富，也是最出色的作品。对于我们做人处事、进德修业，大至治国、治军、治民，小至治身、治学、治家，都有极大的助益与启发。
尽管曾国藩的家训并无明确的系统，但是依旧有脉络可寻，首先即是他秉承自祖父曾玉屏的遗教；其次是他自身处世的经验；再来则是《颜氏家训》、《聪训斋语》等前人治家典籍的影响，其中尤以《聪训斋语》最为深远。
曾国藩自认他的一生受到祖父曾玉屏的影响极大，而他对子弟的训诲，在许多方面也是秉承曾玉屏的遗教而来。例如他所常称诵的「八字三不信」与「八好六恼」，就是归结曾玉屏治家的原则而来：
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
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鱼、猪、考、早、扫、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
所谓「书、蔬、鱼、猪、考、早、扫、宝」八字指的是八项治家之法：书指子弟读书，蔬指种菜，鱼、猪指家中畜养之物，早指早起，扫指打扫洁净，考指诚修祭祀，宝指善待亲族邻里，有疾必问，有丧必吊。这八项中的前四项可视为家庭的生计，后四项则是治家待人的基本原则。
曾国藩对子孙读书一事十分在意，认为子孙努力于此，「决不怕没饭吃」，并且希望家中「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在传统社会中，读书是士人的晋身之阶，也是士大夫家庭保持地位的必需手段，因此子弟读书不单纯是教育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视为一项广义的生计，所以无怪乎曾国藩认为家庭的兴衰视此为转移。至于种蔬、饲养鱼猪等事，则是乡间一般人家的日常经济活动之一，曾国藩认为这些劳动之中含有一种生机，是家政的要务，而且由这些活动的成绩可以预窥一家的兴衰气象。因此，尽管他处于兵马倥偬之际，仍不忘叮嘱家中注意此事。总结说来，书、蔬、鱼、猪四件事与传统所谓的耕读，在精神上确有相通相连之处，这是一种可进可退的生活方式，而曾国藩也认为以此为本才是长久之计。
至于考、早、扫、宝四项治家待人的原则，大抵皆是承袭先人的家风。譬如早起一项：
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
时辰始见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
等，此尔所及见者也。余近因黎明即起，思有以绍先人之家风。尔既冠授室，当以早
起为第一先务。
又如善待亲族邻里方面：「星冈公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从前星冈公之于彭家（按与曾氏两代姻亲）并无厚礼厚物而意甚 殷懃，亲去之时甚多，我兄弟宜取以为法。」
其实这四项原则都十分平易浅近，一般人家或多或少皆可切实践履。然而其真正可贵处在于能代代相承，不因家运盛衰而一改常度，在这种环境的长期影响下，家中子弟也自然会受到熏陶而延续家风。
其次在曾国藩自身的处世经验方面，他感受最深的莫过于「盈虚消息之理」，因此处处戒慎恐惧，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早在曾国藩北京任官时，他对此点即十分注意：
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
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夬
也者，姤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出悔
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
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阙斋，盖求缺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
在这种认识之下，他随时提醒家人，家运愈盛，愈须格外小心，以免招致咎戾。
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
家门大盛，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之念，或可自保，否则颠蹶之速，有非意计
所能及者。
家门太盛，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人人须记此二语也。
因此，他常以「花未全开月未圆」来譬喻其事。太平天国平定之后，他所处的地位更是「高明逼神恶」，非但一般人可能怀有忌妒之心，即使满清王室对他也十分防范。处在这种情况之中，曾国藩戒慎恐惧的心理更是有增无已，深怕随时都可能遭到不测之祸。
吾两家门第太盛，人忌鬼瞰，处处皆是危机，时时皆伏祸胎，除却耐劳尽忠四字，别无报国之道，亦别无保家之法。至嘱！至嘱！千万！千万！
因此，他在消极方面极力劝诫家中「富贵气不可太重」，并且要求子弟戒奢傲，去骄逸，以为长久之道。
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可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绿，过于绚烂。尔教导诸妹敬听父训，自有可久之理。
余在外无他虑，总怕子侄习于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
在积极方面，则要求家中务必以勤俭二字为持久之计。
近日家中内外大小勤俭二字做得几分？门第太盛，非此二字断难久支，务望慎之！
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再来则是他从事平定太平天国之役时的切身感受。首先他对其弟曾国华之死深觉愧咎，以为都是由于家中不能和睦所致，并且忧虑如此将会导致家运走向败途，极为强调家庭和睦的重要。
吾兄弟断不可不洗心涤虑，以求力挽家运。第一贵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变，嗣后兄弟当以去年为戒。
兄弟姒娣总不可有半点不和之气，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诸弟试在乡间将此三字于族戚人家历历验之，必以吾言为不谬也。
其次则是知诫子弟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以免造孽并且为人所非议。
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
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闲。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
口实。
曾国藩早年的仕途可谓平步青云，再加上他领导湘军所建立的不世之功，这些炫人的成就以及骤然而得的高名爵禄，都足以使他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然而他却能反躬自省，居高思危，并且告诫家中必须力戒骄奢，崇尚勤俭，以图家道长远，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确实有过人之处。
曾国藩每日自晨至晚，不断工作，不稍歇息。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很少假手他人。晚年右目失明，仍然阅公文，写作诗文日记。他所写日记，直至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
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一意清理狱讼，重大案件均亲自鞠讯，半年之间结案四万一千余件，多年尘牍，为之一清。举此一例，即可知其工作之勤。
曾国藩自幼至老，读书之勤，世所罕见。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七日，曾国藩自订十二种功课，力行不懈：
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读史：丙申购二十三史后，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
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十月廿二日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
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做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国藩的自课十二条自订立起终身坚持，后来他曾手抄此「功课」，让他的子弟们「效法」。
一般而言，父母兄弟，一家共处，其乐融融，长辈好的品行不经意间为晚辈所取法，这就是熏陶的功夫。所以有人说，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师。但是，仅仅强调这种「自然的陶冶」是不够的。从教育心理学上说，人在未成年时，对是非的判断很模糊，对好坏的界限也不清楚，有必要进行「灌输」，这些东西输入子女的头脑后，再加以实际的例证，就会印象深刻。曾国藩是典型的主张言传与身教兼而并重的人物，他写的上千封家书，绝大多数是针对子弟们的教育而发的。同时，他又言行合一，要求子弟做到，自己一定先做到，可以说是率先垂范的典型。
深受曾国藩推崇的家教蓝本之一，《康熙庭训格言》中说：「凡人有训人治人之职者，必身先之可也」。《大学》有云：「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曾国藩的教子，讲求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他经常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先做到。因此，他在各方面给他家人及子女们作为榜样。
首先他在生活上为家人留下典范：
食：曾国藩每餐只蔬菜一品，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节俭，无异于寒素之家。时人以其每餐只菜一品，而呼之为「一品宰相」。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曾巡视扬州一带，扬州盐商以总督至，特备盛宴，山珍海味，罗列满桌，曾国藩仅就面前所设数菜，稍食而已。饭后语人曰：「一食千金，吾不忍食，目不忍睹。」
在南京城里，每见房东老人及其子孙，早餐时仅吃开水泡饭一碗，不得多吃。问之，则曰此曾国藩遗规也。
衣：曾国藩秉性节俭，平时不衣帛，他三十岁刚过时，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在家时从不轻易穿上，惟遇庆贺及新年穿一下，故藏之三十年，犹如新衣。他曾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曾国藩之女崇德老时回忆曾说：在江南督署时，李鸿章请曾夫人和小姐吃饭，姊妹二人，仅一绸裤，相争至于哭泣。曾国藩闻之安慰曰：「明年若继续任总督，必为你添制绸裤一条。」时崇德年幼，一闻此言，便破涕而笑。
住：湘乡白扬坪曾家老屋，已百余年，曾九帅（曾国荃）以家中人口增多，另建新屋一栋，费资三千余串。曾国藩闻之，大不高兴，去函责弟说：「新屋落成之后，搬进容易搬出难，我此生决不住新屋。」两兄弟任总督、巡抚，花了三千多串钱，便发誓不住新屋，并谓搬进容易搬出难，所见至为深刻。即曾国藩尝谓「花未全开月未圆」之意，实堪玩味。
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治家宝典中，曾国藩先后提到《五种遗规》、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张英的《聪训斋语》、以及康熙皇帝的《庭训格言》等，其中谈得较多的则是《聪训斋语》。
五种遗规四弟须日日看之，句句学之，我所望四弟者，惟此而已。
颜黄门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张文端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尔兄弟各觅一册常常阅习，则日进矣。
张文端公所著聪训斋语皆教子之言，其中言养身、择友、观玩山水花竹，纯是一片太和生机，尔宜常常省览。鸿儿体亦单弱，亦宜常看此书。吾教尔兄弟不在多书，但以圣祖之庭训格言、张公之聪训斋语二种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
申夫（李榕字申夫）新刻之聪训斋语与吴漕帅（吴棠，时任漕运总督）所刻之庭训格言，不特可以进德，可以居业，亦并可以惜福，可以养身却病。…昔年曾与阁下道及逆亿命数是一薄德，大约读书人犯此弊者最多，聪明而运蹇者厥弊尤深，富贵得志之人亦未尝不扰扰焉。沈溺于逆命亿数之中，惟熟读聪训斋语可袪此弊。……近将张公书告舍沅弟及儿侄辈，兹并以奉勖。
由上文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聪训斋语》的确特别推崇，而其中实有极为深远的考虑。张英的《聪训斋语》固然是谈治家之道，但是基本上却是为世家子弟立言。桐城张氏为清代三大仕宦家族之一，累世显赫，而张英则是这项基业的创始者，曾国藩的处境与张英有相似之处，自然会思仿效，所以他曾对桐城张氏的累世公卿硕学深表仰慕之意。37加以清廷对曾国藩极力笼络，兄弟二人同时封爵，门第鼎盛，曾氏世家的地位已经确立。处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更思取法张氏的教训以图长远的规模，而《聪训斋语》的内容正足以符合他的要求，因此他会表示「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
当然有宝贵的家训是一回事，至于家人能否遵行则又是另一回事。曾国藩固然屡次谆谆训诲家中子弟力行家风，然而财富与权势转移习性的力量似乎更为强大。就曾玉屏所笃行的三不信而言，曾氏家人很早就未能履行。
今年做道场二次，祷祀之事闻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节已失家风矣；买地至数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节又与家风相背；至于医药则阁家大小老幼，几于无人不药，无药不贵。
而随着身体与年龄的衰老，即使曾国藩本人对此三事也渐渐失去了坚持：
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而（咸丰）八年五月三日扶乩预料九江一役之必败，厥后果有三河之变；及昨(廿九)日写铭旌时，异香满室，余所亲见亲闻，又觉神异之不尽虚妄也。
兄向来不信择日风水，老年气怯，遂徇俗见，惟弟亮之酌之。
乃病体日深，殊觉支持不住，余力守不药之戒，竟不能坚持到底。
至于在勤俭方面，曾国藩对家中的状况也不甚满意。
家中妇女近年好享福而全不辛劳，余深以为虑也。
吾家因带兵太久，规模太廓，余虽力求收敛，尚觉用费过多。
惟署中所用弁仆妪婢等太多，食口众则用度浩繁，又兼治病医药，百端奢靡，入少出多，江督岁中进款竟不敷一岁之用！曩者尝怪澄弟日用太侈，不能节俭，以致欠债甚巨，今余因用度不俭亦将欠债，深为可讶！
平心而论，不信僧巫、地仙、医药三事固然是一种理性的主张，然而，即使在科学昌明的今日，许多现象仍不能加以充分解释，因此这三事在人心中自然很难完全免除，就此而言，曾国藩对之未能坚持实在未可厚非。这其中固然是习俗的力量所致，不过可能也涉及曾国藩晚年心境的转变，至于此点则仍有待深入的探讨。而在勤俭方面，曾国藩本人确实有心力求保持家风。然而随著名位的增高，家中规模也无可避免地呈水涨船高之势，情况终究难以遏抑，因此在他看来会觉得家中日趋奢华。
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受命处理天津教案，由于他当时抱病在身，加以情势又十分险恶，惟恐就此不起，因此于行前对家中有所交代，这篇文字或可视为他的遗嘱。在文中，他除了交代处理身后事的原则之外，并且以不忮不求、克勤克俭以及孝友三事谆谆告诫二子，期勉他们就此三事痛下功夫，切实讲求。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三件事视为曾国藩经过多年的阅历之后，对治家原则最后的，也是最为坚持的心情。
古今中外，为人子女往往依照父母的榜样，形成他自己的德行。父亲在兄弟中不和的，其子女亦往往互相怨怼。母亲在妯娌中不和的，其女儿嫁到婆家，还会演出妯娌不和的闹剧。这虽然不是绝对的因果律，但是至少可以说是有极大的影响。此即由于朝夕熏陶，取法太易呀。反之，假如父母在兄弟妯娌中，是绝对的谦让为怀，子女自然亦熏陶成性，而无乖戾之气，何况已有先代遗风，规模极好，只须遵而行之，家风即可不败。因此曾国藩的许多家教方法被他的儿子曾纪泽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曾纪泽对长辈仁孝，待子侄慈爱，特别是教育后代细心、耐心，为孩子们的成人成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适宜的环境。他重视言传身教，亲自教儿女们英语、数学、音乐、练书法、改诗文、讲解经史典章。回国后，在给儿子请塾师的同时，仍不放弃学习英语，特聘请教授得法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夫妇为师，期望下一代个个成长为中西合璧的现代人才。
曾纪泽是严师也是慈父。他在闲暇之余常和妻子儿女下棋、弹琴、游玩；常常自写乐曲和儿女共弹齐奏，更喜欢看孩子们唱歌、跳舞。有时生病休假，要女儿为他弹奏钢琴曲，能坚持听上几个小时，给他带来无限的快活和欢乐，忘记了病痛，排遣了烦恼。
总之，家训所强调的治家原则与实际状况之间的差异，恐怕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一项矛盾，这种现象应该不仅只限于湘乡曾氏一家而已。家训固然有其教育性以及部分规范性的功能，但是我们切不可因为其内容的美好，就将之与实际的状况混为一谈。由此看来，家训的有无或者确实遵行与否，应该不是世家得以维系的惟一条件，其它客观实质基础所占的地位恐怕还要来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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