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清道人，江西临川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清亡后，隐居上海，自署清道人，以卖书画为生，书名大振。有“南曾（农髯）北李”之称，曾任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总办（校长），是近代著名书法家、教育家，《清史稿•列传•文苑三》有记载。李瑞清虽然出生于十九世纪后半叶，但他与前清遗老思想不同，主张兴办新学，提倡艺术教育。本文就李瑞清的教育思想实践进行初步探讨。
1.救国救民只能依靠教育，办教育是神圣的任务。李瑞清的观点是办教育不能只是依赖于统治者，而是每个人都应有的责任，教育办好了，可以影响整个社会风尚，弥补政治上的缺失，教育事业是救国安民的事业，教育者应该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应以爱国爱民之心作为出发点，不应该错误地把教育仅当作一个人的职业，而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处处计较个人得失。唯有动机明确、理想伟大，才能把教育彻底办好。李瑞清对教育的态度十分诚恳，执行起来也十分认真，在委身教育工作期间，目睹有些政府官员对教育事业不加重视，十分忧心，有文表其心志：“清官江南，有类食康，上见压于度支，下见迫于谘议，吾国诚贫穷，乃省及教育经费，此环球所未有也！譬彼困乏子弟失学，望其家之兴，盖亦难矣！谘政闭院，五老当来，力小任重，深惧颠陨也！”（《清道人遗迹》）由于学堂的兴办，急需师资，于是才有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的创办。时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总办的李瑞清广泛地咨询了中外师范艺术教育的情况，同时学生竭力争取，于是呈学部“竭言极应添图画手工科的缘由”并获准。李瑞清认为废科举、兴学堂，需要大量的师资，与其耗巨资派遣留学生，不如添办艺术专科，聘请少数外国学者来中国教学更为经济简便。李瑞清还亲自讲授中国书法。图画手工科连续办了两个班，甲班三年半毕业（1906年秋—1909年冬），乙班亦三年半毕业（1907年秋—1910年冬），共培养了第一批教育师资69人，吕凤子、姜丹书皆为该科毕业生。图画手工科不仅“为欧西画法直接由国人率先推行于新艺术教育上嚆矢也”，也使中国在高等学校首次开设书法课程。改变了我国传统书法私塾式的传授方法，成为高等学校艺术学科类的一部分内容，这使得接受书法教育的人能够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准和广阔的视野，翻开了中国现代书法教育的重要一页。书法博士生导师、学院派创始人陈振濂先生称李瑞清为“第一位值得纪念的艺术教育家”。李瑞清对中国美术、书法教育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拓荒作用，因此被尊为我国近代美术、书法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并将其讲学的地方命名为“梅庵”。
2.尊师重教，教育是拯救中国唯一可行的途径。李瑞清是精忠爱国之士，其见解与出洋游学之士不同，他对封建君主制度还抱有希望，政治思想偏向保守，故而很长一段时间将他定格在清末遗老的位置。但他大公无私，以保国安民为己任的精神，是值得钦敬的。李瑞清不赞成“中国游学之士，自海外归者，不问其宜与俗，以燕间之余时，革数千年之国政，以为壹法欧西，便可致富，成太平矣”。他认为要保持传统的文化、制度等一味地效仿西欧，并不能使中国强盛太平。他赞成立宪，其师赵仲弢往昔居两江总督魏光焘幕中时曾倡言立宪，他赞之曰：“远识如此！”他以为要使中国富强进步，必先以统一安全的政局为前提，再以教育为手段，只要教育办得成功，便可达到富强。曾语“自古以来，未有无学而国不亡，有学而国不兴者，故师重焉”，“中国前途，除办学外，更无第二条生路”，“送一人，即将来救中国多一人之力”。（《清道人遗迹》）致力于尊师重教、培养人才，如此办学态度，已到了忘我阶段，姑且不论其政治思想是否合时宜，他的办学精神与魄力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应有一定的位置。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属于高等师范教育，在清末全国优级师范学堂中办得算较好的。两江师范优级学堂于1904年冬正式开学，初设最速成科、速成科，1908年开始设立优级本科。张之洞在学堂设立之前，曾派总教习缪荃孙等人专程去日本考察，因此学堂课程、规章深受日本影响，开设文学、数理、史地、农博、理化等科，并重金礼聘日本教习数十人。大批日本教习来华执教，其间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李瑞清上任后，发现这些日本教习并非日本教育界知名人士，而且教非所习，不能保证教学质量，但又因聘期未满而无法辞退，为此非常忧虑。于是李瑞清亲自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广聘积学之士，又聘总教习一人，负责教习的日常工作。对国内的名师，他也不惜重金重礼求聘。他还咨询校中诸国教授，汇集东西各国师范教育设科成例，拟订艺术科类办法。他对教师非常尊重，就连一般的职工、校役也视同家人，不分彼此。他还严格制定了各项条约，收到很大效果，“先后毕业者两千余人，考最为各省冠”。
3.重视教科书的编写，提倡寓教干乐。李瑞清认为儿童学习知识，应按其年龄特点，将知识贯穿于游戏之中，通过娱乐、游戏的途径来让儿童掌握知识。这与古罗马贺拉斯“寓教于乐”教育思想同出一辙。教科书的编写不但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知识结构、认识能力，还要结合中国实际、参照外国经验，内容要深入浅出，因繁就简，这样才能编纂。教科书先要在师范附小试用，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待修订、完善后全国推行。李瑞清对商务书馆、中国图书公司承印教科书不负责任，只顾金钱利益的做法深感痛心。他在《与某君书》中道：“贫道前在江南学司任内，见学部所颁简易识字学堂教科书，偶阅一课，即见其不合用，今不复忆其何课上有‘果腹’二字，明明‘饱’字，上通经书、下可通俗而不用，而‘果腹’二字，与儿童言之，恐二三十分钟犹不能了然也！而外间学堂通用，则多商务书馆，今又有中国图书公司，皆为射利起见，以中国孩提幼童之教育，皆付之一般书贾，诚足痛心！彼二局之书，未尝读之，不知其如何，未敢妄说。去年在江西，于友人案夹见商务印书馆之《文字源流》一书，曾经贵部鉴定，又著之功令，中学通用者，其中荒谬百出。”教科书上的知识首先要保证正确，通俗易懂，使儿童易于接受，李瑞靖认为以上对教科书的编纂态度是不负责的，缺漏甚多，误人子弟。
4.重视师范教育。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教育改革和清末新教育制度的建立几个阶段，即从十九世纪初，是中国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和内容，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的近代教育体制确立的时期。李瑞清就处在清末新教育体制的建立阶段。传统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之下，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开始了巨大变革，教育界的变革起源契机之一就是废科举、办新式学堂，中国新学校的开创者们意在通过新式教育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持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的废除，意味着高等教育将以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专业人才为主。来自于欧美尤其是来自于日本的教学制度、课程设置、教科书和教育方法都为中国的教育变革增加了刺激因素，并成为行之有效的参照系。在这样的变革时期，中国的新式学堂虽然还没有最后走出封建的阴影，然而中国旧式文人学士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功能，却必须经历逐渐适应于现代化需要的变化，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卷入了这场规模空前的文化转型之中。李瑞清认为救国之道应该停止科举、广办新学，主要是办好师范教育。在废科举、兴学堂的大潮推动下，三江师范传习所（即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于1902年在南京成立，由李瑞清任总办。
李瑞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远不止本文所涉。研究他的教育思想为探讨当代高等教育新出路是有所启迪的。李瑞清的教育思想缺乏系统性，散见于《与留美预备学堂诸生书》、《上端陶斋尚书书》、《诸生课卷批》、《与某君书》等，使之更加系统、完善，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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