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清（1867—1920）字梅盦，又字梅痴，江西临川人。其“高祖李宗瀚是清中叶著名书法家、收藏家。李家传世所藏的金石拓片及书画，使他从小就与钟鼎、碑碣结下了不解之缘。其父李必昌，后人又称荣禄公。在湖南为官三十年，曾任长沙司马摄武陵县令。”他幼时读书取法甚高，“少治《公羊》学，为文学司马迁、范蔚宗，诗宗汉魏古直苍凉……。”于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为江苏候补道、江宁藩司等。辛亥革命后，改儒服为道服自号清道人，寓居上海，鬻书画以自给。综观他一生，在书法创作、书法研究与书法教育上是“融三位于一体”的学者，并逐步形成有规模的书法艺术体系。更有积极意义的是：由他的几代传人不断补充、建全、完善并传衍至今。他的建树为书法艺术从实用性渐入艺术性，从“文人余事”、“文人雅事”进入学科化、体系化与高等书法教育（含硕研、博研）诸领域，有创榛辟莽、开拓新路及奠定基石之功绩。
一
说起李瑞清，不能不提“三江师范学堂”。
1902年初夏，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遵奉谕旨，组织专家学者商量如何办学。先后邀请并与之讨论的有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光绪状元）、缪筱珊（1844—1919，江苏江阴人，两榜翰林出身）、罗振玉（1866—1940，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淮安）与李瑞清。不久，李又由道员改任江宁提学使，于该学堂兴办事宜参与更多。未料，尚未办妥，刘坤一病逝。原两湖总督张之洞继任两江总督。同意从办师范学堂入手。既可以省钱，又能解决日后师资问题。张氏有《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各国中小学堂教员咸取才于师范学堂，此学堂为教育肇端之地，关系尤为重要。”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此三省各州县应设中心学堂为数浩繁，需教员何可胜计……经督臣同司道详加筹度，唯有专力大举，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则且前之力甚约，而日后发展甚广。兹于江宁省城、北极阁前，勘定地址，创办三江师范学堂一所。凡苏、皖、赣三省士人皆得入堂受学……”从文献上可看到具体招生计划、学堂建造经费、学堂的主要建筑，制度与课程设置以及中、日教习各自担任的课程，行政管理的模式等详况。
1905年，三江师范学堂易名为两江师范学堂。“两江总督周馥任命著名学者临川李梅庵（瑞清）任监督（即校长）。梅庵先生继承乾嘉朴学传统，从治经、治史、治诸子发展至考订金石文字。其时该校设置的‘图画手工科’是我国最早在高等师范学堂中设立此科的”。该学堂“亦称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学制照旧”。对于李瑞清的任命，就他个人而言是从一个参与者转变成为该校的最高行政长官。1906年，他赴日本考察学务，见闻良多，此后他不仅加强了全学堂所有学科的理论教学，对“写字”课（即书法课），也要求教习适当介绍书法史、书法理论，这在“图画手工科”显得更为突出。换句话说，从原来传授毛笔字的书写技巧，提高到一定的理论层面。古人云：教学相长。于是，该学堂成为李瑞清书法艺术学思想体系孕育的第一个“基地”。也开始注意培养品学兼优的书法“苗子”。
笔者根据胡小石、陈中凡两位先生生前所言，李氏出任监督后，常自开书画课程。擅引经据典，讲述碑本法帖时，不仅要讲结字、章法、行款，也详述风格特征，地域文化特点等。让学员了然中国书法的来龙去脉，将书法的艺术性，视之为文艺理论的组成部分。
二
20世纪初的上海，已成为世界闻名的通商口岸。被洋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它不仅商业兴旺，文化新闻出版事业也相当发达，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必然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场所。因为远离北京，又与南京近在咫尺，遂为许许多多传统型知识分子，以标榜清高，寻求自我开脱的栖息之所。
李瑞清凭藉个人声望、高超的书法创作造诣，“鬻书画以自给”是颇为得意的。约两年以后还写信给好友曾熙（1861—1930，湖南衡阳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曾主讲石鼓书院）邀其举家来沪。曾氏从1915年起也在上海卖字。李、曾二人少时同学书法，李后来自号北宗，曾自号南宗，故书坛上有“南曾北李”之说。在沪上相处后“未尝一日离”。由于社会地位、胸襟、品位相同，李瑞清在上海还结识许多朋友，沈曾植（1851—1922，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进士，官安徽布政司。在学术上，沈对历史地理的研究至为突出，著有《元秘史笺注》、《蒙古源流笺证》、《乙卯稿》和笔记数十种）是“往还甚密”、“切磋学问”的好友之一。他们之间的门生弟子皆可以“互教”。例，胡小石是李氏及门高弟，胡还可以去沈府请益，足见彼此友情诚笃。
诚然，李瑞清既以卖字谋生，要满足各方面收藏家需求，也要抵制“洋画”（不少春宫画）的竞争。客观上，要求他在艺术创作上，不断创新、变化。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李氏从南京携家人来沪后，先后住过三牌楼吉羊里对巷、王家湾等地（直至病殁，按其生前所嘱，葬于南京南郊牛首山，碑文为曾熙所题）。可以说上海是李瑞清书法艺术学思想衍化形成的第二个“基地”。
笔者以为研究一代宗师，先抓住历史背景、文化氛围之要素，再筛选、梳理其理论主张，理论是导向。此后才是得其创作之要诀。有关李氏书学研究的论证，原本庞杂零乱，有不少又为前辈所口授，不足以考辨稽核。今人崔尔平选编之《清道人论书嘉言录》是从李氏遗著中辑出编定，开了研究此老书学之先河，功德无量，幸也。此录未署详细年月，前为李氏所见友人、藏家之碑帖拓本与同好、本人临本之跋款，心得之言，颇具卓识；后为《玉梅花盦临古各跋》与《玉梅花盦书断》。从人品、书品入手，较有条理地研究碑帖之源流。本文试以此，选择要点展开考辨、阐释，期以正本清源，条分缕析。便于看出李氏学书之主张、学书之方法，与人个学养之关联等。
兹分五点论述如下：
1、强调人品学品
《玉梅花盦书断》：书学先贵立品，右军人品高，故书入神品。绝非胸怀卑污而书能佳，此可断言者。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贵矣。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正统的儒家思想的深刻反映：人品、学品、书品。
李氏开章明义突出人品气节，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读什么书？李氏未细说，从此老遗著中不难看出是经、史、子、集。也就是今人所言“字外功”的涵义。
不过，“右军人品高，故书入神品。绝非胸怀卑污而书能佳……”李氏此论有偏激之嫌。在中国书法史上，北宋蔡京、南宋秦桧、明之严嵩、张瑞图……尤其是张瑞图为阉党之帮凶，为魏忠贤出谋划策，做了很多坏事，可是这些人是奸佞之臣，但书法艺术水平都很高，不能因人品气节而否定他们的书法成就。话说回来，对此老也不能苛求，要一百年前的学者、书论家接受辩证的唯物主义，似乎是不现实的。而后人治学理当客观、公正。李氏说“右军人品高，故书入神品”。证实他对“帖学鼻祖”王羲之是极为敬重的，是不是右军的书法全是神品，另当别论。但他绝不排斥帖学又迥然有别于其他倡导碑派书法的专家学者，下文将继续深入地探讨。此例恰如其分地说明他是很讲究人品的，包容学术观点不同的人也是一种美德。
2、提倡学书法从篆分入手
《自临毛公鼎跋》：伏处沪滨五年于兹矣，今年余年五十，远道门人集资欲为余辑刻著述诗文以传。余知术短浅，学殖荒落，生平偶有述作，固无可观者，国变以来，散佚亦略尽矣。近亦间有所作，多诙诡荒唐谐谑卮言而已，讵可以示通人硕士？近鬻书因临《毛公鼎》一通，影印之，以塞诸门人之望，使知学书必从学篆始。
此论断为李氏“今年余五十”时所写。按古人寿命的概念，已近老年。所谓“天命”之年，故此论可称“人书俱老”时的感悟心得，当是有理、有据的。更妙的是无独有偶：
《跋自临散氏盘全文》：容恢五弟年始三十，饱更忧患，自南洋归，气益静，行益谨，多购书籍，将力学海外。近复学书，问笔法于余。书法虽小道，必从植其本始，学书从篆入，犹为学之必从经始。余近写《郑文公》，好习《散氏盘》，因为临之，他日学书有悟，当知古人无不从鼎彝中出也。
纵观中国书法史，历来的书论家大都主张学书当从篆隶入手，探本求源。他们认为：“学书非从篆隶入门，则其趣不博，其意不高，其家数亦必不能大。篆像规圆，隶像规方；篆工间架，隶精笔力；篆以其会通，隶以坚其壁垒。”李氏并非纸上谈兵的理论家，好就好在善于由表及里，深入书法艺术本体的方方面面。常抓住结字、用笔（笔法），特别是用笔，且能上下贯穿，连绵不断，从殷虚人辞下达行、草书，若未尝亲自入木三分地临定，断无此体会。
正因为李氏擅长从书法源流（包括古文字学）上考辨稽核，以实物论证风格特点、审美取向，细微到用笔的具体情况。如此处所谓柔笔即今人谓之“羊毫”。事实上，不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的界定方法，皆出自于朴学家的实证。弘扬了乾嘉学派“持之以故，言之成理”的学风。常在人人熟稔又为之神往的大书家身上，寻觅到让人服膺的出处。
前面提到李氏“少治《公羊》学”，即指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有《春秋公羊传》。从经学史上讲，研究此学古有严、颜二家。“蔡邕《石经》所定者，《严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颜氏春秋》也”。足以证实此老之学养渊深，不同于书家仅爱此碑笔画是“铁画银钩”而已。此处河南指褚遂良，北海指李邕。他还从结字、用笔、章法上，指出上溯下逮的源流关系。等同告诫后人，不读书不行，不通古文字学也不行。
《跋胡光炜金石蕃锦集》：学魏碑者，必旁及造像；学汉分隶者，必旁及镜铭砖瓦。学鼎钟盘敦者，以大器立其体，以小器博其趣。此《蕃锦集》者，余门人胡光炜（小石）平日所得拓片辑成者，其考证确实家胜前贤者，震亚主人假影印之，以示学者。
这个跋款可以看出李氏率先提出“以器分派”的思想的脉络。
三
李瑞清作为清末民初书坛的一代宗师，他一生究竟有多少弟子，已无法统计。但有四位门人，各自发挥了不同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1、李健（1881—1956）字仲乾，别号霍然居士、霍道人，书斋名“时惕庐”。江西临川人，为李瑞清亲侄，读书勤奋常过目而不忘。清光绪己酉科拔贡，与柳诒徵、叶玉森、陈含光、黄鸿图同年。后官内阁中书。辛亥革命后随叔父寄居上海，深受家学熏染。他的书法能得李瑞清亲传，以“神游三代，目无二李”、“求篆于金，求分于石”为宗旨。于篆隶、魏碑、行草无不是“李派”神髓。因篆籀功底深厚，他治印，当时在上海颇有声誉，以入印文字准确，刀法犀利、分红布白大方著称。先后任湖南长沙大路师范、上海美专教席。其理论颇多警语，曾云：“作画而不通书理，则其画无笔；作书而不通画理，则其书无韵。”曾熙推其为“今之书学教育家”。李健有《中国书法史》、《书法通论》、《金石篆刻研究》、《时惕庐印景》等编著。
2、张大千（1899—1983）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又名季爰，四川内江人。一度为僧，法号大千，还俗后以法号行。早年曾来南京就读于两江师范学堂，为时不长后退学。1917年随兄善仔去日本京都，习绘画并研究染织工艺。1919年回国，拜李瑞清为师，从其学习诗文书画，并得以饱览李氏家藏历代名作与金石碑版，眼界为之大开。1936年受聘为设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他的书法虽渊源于李氏，后又受曾熙点拨，远窥三代鼎彝石鼓，遍习汉魏六朝，尤得力于《石门颂》、《痤鹤铭》、《郑道昭》，深悟古朴俊逸、内柔外刚的笔意。此公在书画上的临仿能力为同辈中罕见，他若临某古人名作，维妙维肖，可以乱真。纵使有造诣的专家亦难辨真伪。中年后，他在继承“李派”的基础上进而又将黄庭坚的峻峭抖擞，颜真卿的凝重厚实，钟繇的秀雅疏朗，一并化入其书作中，书体愈发空灵飞动，豪迈潇洒，人称“大千体”。
1972年侨居美国。1978年回国，居台北，后寄寓南美洲等地多年。所以张氏的书画艺名在国际上影响颇大，究竟有多少受业者，无法统计。除公认的何海霞外，他在国内时曾收一书法弟子名凌云超（1914—1985，初名馥康，名则刚，别号云斋主人、鲤砚斋主，江苏扬中人），此人自幼爱好书法，因家境贫寒，辍学从商。然后学之志不逾，先后问学于李键、简琴石与张大千。凌氏以擅临百体而著称南洋群岛、东南亚一带。凌云超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经营制造牙膏等日用商品），生前为香港中国书道协会会长、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所著《中国书法三千年》一书，张大千为之序，曾在香港、台北等地出版发行，可见影响之深远。1987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校订本，赵朴初为之题辞“博学深思，笃行远瞩，论书观史，汲古溉今”。张大千读凌氏临写他特有的行书后，也不禁捋髯称赞：“可以乱我矣。”
3、吕凤子（1886—1959）原名浚，号凤子，早年画名江南凤，后改凤先生，江苏丹阳人。十五岁时考中秀才。1907年考入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因有一定书画基础很快为李瑞清赏识，后与胡小石成为李氏入室弟子。1909年以优秀成绩毕业，留在附中任教一年，1911年在家乡创办正则女校。1912年起历任武进女师、常州五中、长沙师范、扬州师范等校教师。1917年北上，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教授，1920年任上海美专教授兼教务长。1927年任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系）主任兼国画组首席教授，1935年任正则学校校长，1940年任国立艺专校长，1944年兼任国立社教学院艺术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苏南文教学院艺术系教授、苏南文联委员，江苏师范学院制图系教授、江苏省国画院筹委会主任等职。
吕氏是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代美术教育家”。“人生制作即艺术制作”是他求学治艺的格言。他一生从教50年，对李瑞清的“体系”有两大贡献：一是他作为“中大”国画组首席教授，曾与其他教师倡导并通过，规定“书法篆刻”是国画专业“五大必修课”之一。因他本人精擅书法治印，曾在该校开过此课，这比当年“两江”的教育模式既是继承，又有补充。二是，凤先生的书法是“李派”嫡传，他不论条幅、横披还是为友人题写款识（如为《杨仲子印谱》的跋语），更妙者，他每画必题，每题必是从“李派”蜕变出来的方整而“篆隶融合”间有行草的书法，例《十六罗汉》（1943）、《郁孤台》（1944）、《自赋浪淘沙》（1944）等。这在客观上，为“李派”书法，远播四方，弘扬中外。这方面受其影响的除了吕去疾、吕去病外，学生有几代人，如曾在社教学院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苏州市文化局局长的谢孝思先生，题画也是这类书风，错落有致，古朴淳厚。当然，凤先生究竟以中国画画家著称，对李瑞清“体系”发挥重要承传作用者是胡小石。
4、胡小石（1888—1962）讳光炜，号倩尹，又号子夏、夏庐、晚号沙公。祖籍浙江嘉兴，自父季石公迁居南京。1907年，他考入两江师范学堂，插班入农博分类科，学习生物、矿物、地质、农学。毕业后至长沙明德中学任教一年，后去上海。就馆于瑞清先生家，兼从先生学，同时又请益于沈曾植、陈三立。后任教于北京女高师、武昌高等师范、西北大学、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云南大学、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国立中央大学。新中国诞生后，他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后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并创建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被公推为主席。计主讲席者，前后53年，“及门弟子不下数万”。“令人瞩目的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设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胡小石开设书法理论课。这是当时最高形式的书法教育。此举意义有三：1、与经学、小学、史学、诗学一样，书法也列为国学研究科目；2、改变了以往书法教育只注重实用书写技巧的传授；3、书法作为一门学科应当建立较高的理论体系。”又“1934年……请胡小石讲授书学史，离李瑞清故去已十余年，可见‘李派’声誉之高，在高等学府影响之大。仅胡小石本人的书法弟子就有几辈人。而胡氏本人在创作上既有师传又有发展……再从李瑞清以器分派的主张到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绪论》中的引证、比喻方法，继而延伸到胡氏晚年弟子侯镜昶（1933—1990，江苏无锡人，为胡先生最后一名研究生）于1982年出版的《书学论集》，对汉碑的分类方法，比较科学地廓清唐宋以降的笼统而模糊的提法，实在是‘李派’的一脉相承而又有所发展。”以上引证出于拙著《民国书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999年8月27日《光明日报》第11版又摘登该书中“民国时期五大书法流派”（吴昌硕、康有为、郑孝胥、李瑞清、于右任）。限于篇幅就不多说了。至今为止，尚无不同意见见诸报端，笔者斗胆以为是符合史实的。因胡小石是博学融通的学者，他在金石文字、《楚辞》、杜诗等方面都有真知灼见，论著赡富。受他书法熏陶的有国学研究生班的如曾昭炳、游寿、朱锦江等人；大学本科的有常任侠、吴白匋、佘雪曼、台静农、程千帆、尚爱松等人。恪守“李派”传统的如曾昭燏、游寿、侯镜昶；“师其意而不师其迹”如常任侠书法以写经生体著称，吴白匋精研楷、行书，程千帆写行、草书。不论是继承还是按自身条件去塑造个人书风，都属于一个流派的学术（或艺术）在发展。如侯镜昶为国家培养三名硕士研究生。承前启后，代不乏人。
因胡先生长子令德、三公子令闻等长期在美国任职、任教；还有留美的学生，后在美国各大学任教者如张隆延等，说明“李派”影响远播欧美。而日本早在民国期间即有学人研究，尤其是“李派”在创作上的成就，日本《书道全集》即有收录；在理论方面更多，如营野智明《玉梅花盦论篆——在近代碑学理论开展中的位置》等。足见学术影响之大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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