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引刀就戮于北京菜市口。纵死犹闻侠骨香。他生前的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后此诗广为传诵，人们在为戊戌变法失败感叹唏嘘的同时，也为谭嗣同本人的慷慨赴义而感动落泪，甚至干脆把这首《狱中题壁》诗理解成了就义诗，尤其是后两句，最是流行，认为是谭嗣同崇高人格的极佳写照。而对前两句却极少提及，甚至遗忘。窃以为，导致这样的阅读效果，首先是与中国传统的诗歌阅读习惯密切相关的。传统诗歌理论认为，“诗言情”，诗的灵魂是其中蕴含的情感，情感首位意识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所谓“情动于中而发于言”。甚至有人批评“宋人以理入诗”把诗歌引入了死境，重情轻理似乎成了诗歌创作潜规则。这样的文化传统导致我们在阅读时，很少去深入探求诗歌中蕴藏的理性精神。

不敢强作解人，只是抛砖引玉。笔者认为，谭嗣同的这首绝命诗的真正价值恰在于它所传达的理性信息，那就是谭嗣同作为变法运动的重要领袖，对变法失败的个中原因的深沉思考，由于谭嗣同本人是这次变法的当事人，因此，这种思考就显得弥足珍贵，但传统的重情轻理的阅读心理和文化习惯却使我们在阅读时，买椟还珠、剑走偏锋，与这首诗所蕴藏的理性思考失之交臂。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么，谭嗣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其念兹在兹、萦怀难舍的究竟是什么？他要通过绝命诗传达的理性信息究竟是什么？要弄清这两个问题，关键是文本所提到的两个历史人物——张俭和杜根。据范晔、司马彪《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和《后汉书•党锢列传》，二人的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张俭，字符节。为人正直，东汉延熹八年，中常侍侯览残暴百姓，所为不轨。张俭上书弹劾，因乡人朱并构陷，反为侯览诬陷为结党营私，张俭被迫逃亡，“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兼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鉴于张俭的声望，连追捕他的官吏也不忍抓他，于是得以幸免于难，而“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这一细节充满了传奇性。

与张俭相似，杜根本人的经历同样具有传奇性：杜根，字伯坚。性情耿直，急公好义，东汉邓太后临朝时期，外戚专权，杜根上书直谏，请汉安帝亲政，惹怒邓太后，被捕入狱。《后汉书》记载：“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执法者以根知名，私语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载出城外，根得苏。太后使人检视，根遂诈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酒家知其贤，厚敬待之。”

通过以上的记载，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史实：在党锢祸起，处士横议的东汉桓灵时期，张俭和杜根以其高尚的品行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以至于“俭等亡命，经历之处，皆被收考，辞所连引，布篇天下”。这一史实是我们理解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主旨的重要门径。何以如此？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戊戌变法的基本经过：

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的100天时间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其他幕后策划者颁发了40多道改制诏令，几乎涉及到了国计民生的所有方面。事与愿违的结果是，这些诏令在全国仅有湖南一地响应，其他各省要么拒绝执行，要么阳奉阴违搪塞敷衍，这是这次变法在运作上的致命失误，这些一厢情愿、名目繁多的诏令不仅遭到守旧派的抵制，连老百姓也大多置若罔闻。古语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维新党人的这种急性病，必然会给当时的社会基层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其难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也就不足为怪了。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任何社会变革，如果缺乏比较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相对充足的社会动员，要想成功，不亦难乎？社会资源的稀缺是维新运动的第一个致命伤。

戊戌变法运动的另一个致命缺陷在于，尽管维新党人有着澄清天下之志，但他们所依仗的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大权旁落于后党的现实与东汉外戚专权的史实极为相似，加之维新党人大多地位卑微，年龄偏轻（以“戊戌六君子”为例，刘光第时年39岁，杨深秀时年49岁，林旭时年23岁，杨锐时年41岁，康广仁时年31岁，谭嗣同时年33岁），在政权结构中人微言轻、缺乏政治经验，也是其缺乏号召力和推动力的重要因素。应该说，政治资源的短缺是戊戌变法又一致命伤。

揆情度理，谭嗣同作为戊戌变法的策划者、实践者、鼓动者，他见证了整个变法过程，对变法运作上存在的缺陷自当感触良深，这不能不引起他在生命最后关头的苦痛思考。笔者以为，谭嗣同的《狱中题壁》正是他和着血泪对变法失败的深沉反思：张俭和杜根在党锢之祸中的传奇经历，最能引起谭嗣同关于家国身世的强烈共鸣，因为谭嗣同当时的处境和命运与张、杜二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适逢帝后两党的激烈斗争。但与张俭、杜根两个传奇性人物相比，维新党人最为缺乏的当是群众的强烈支持，假使维新党人也能像张、杜二人那样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能在罹难之际得到老百姓的拼死相救，变法失败，不亦难乎？然而这一先天性的缺陷又绝非人力可以回天，这也许才是谭嗣同临刑绝命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所嗟叹感喟的真正所在，面对这样的历史悖论，谭嗣同惟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以自己的热血为惊雷唤起民众，权当慰情、聊胜于无的补偿，这才是他的真正的良苦用心，恰是有“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的期望预设，他才会有“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坦然。

“一诗一词双峰峙，轰天撼地侠骨香。”

“不忧不惑不惧，即仁即智即勇；可以出生，可以入死。”这是谭嗣同以生命去颂唱人生的正气之歌，是我们探寻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不二法门，也是谭嗣同用生命对戊戌变法所作的椎心泣血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