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其狱中题壁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此广为传诵。人们在为戊戌变法失败感叹欷歔的同时，也为谭嗣同本人的弥天大勇、慷慨赴义而感动落泪，甚至干脆把这首狱中题壁诗理解成了就义诗，尤其是后两句，不仅最为流行，而且还被认为是谭嗣同崇高人格的极佳写照；而对前两句，或不提及，或草草了事。笔者以为，导致这样的阅读效果与主观认识，是与中国传统的诗歌阅读习惯密切相关的。传统诗歌理论认为，“诗言情”，诗的灵魂是其中蕴含的情感，情感首位意识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所谓“情动于中而发于言”，甚至有人批评“宋人以理入诗”，把诗歌引入了“死境”。重情轻理似乎成了诗歌创作的潜规则，当然也成了分析鉴赏诗歌的出发点。这样的文化传统导致我们在阅读时很少去深入探求诗歌中蕴藏的理性精神。

不敢强作解人，只是抛砖引玉。笔者认为，谭嗣同这首诗的真正价值恰在于其所传达的理性信息，那就是谭嗣同作为变法运动的重要领袖，对变法失败的个中原因的深沉思考。谭嗣同是这次变法的经历者、当事人，因此，他的这种思考更显得弥足珍贵。然而，传统的重情轻理的阅读心理和文化习惯却使我们在阅读时得椟还珠、剑走偏锋，与这首诗所蕴藏的理性思考失之交臂。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么，谭嗣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其念兹在兹，萦怀难舍的究竟是什么？他要通过题壁诗传达的究竟是什么？揆情度理，要弄清这两个问题，关键是文本所提到的两个历史人物，即张俭和杜根。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裁：张俭字符节，为人正直，延熹八年，中常侍侯览残暴百姓，所为不轨。张俭上书弹劾，但因乡人朱并构陷，反为侯览诬陷为结党营私而被迫逃亡。但张俭在大众中声望颇高，故而“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兼容”，而且连追捕他的官吏也不忍抓他，虽“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但张俭得以幸免于难。应该说，张俭的这一经历是充满传奇性的。与张俭相似，杜根的经历同样具有传奇性。据《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载：杜根字伯坚，性情耿直，急公好义，邓太后临朝时期，外戚专权，杜根上书直谏，请汉安帝亲政，“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然而，“执法者以根知名，私语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载出城外，根得苏。太后使人检视，根遂诈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酒家知其贤，厚敬待之”。

由《后汉书》有关张俭、杜根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史实：在党锢祸起、处士横议的东汉桓灵时期，张俭和杜根以其高尚的品行在大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以至于“俭等亡命，经历之处，皆被收考，辞所连引，布篃天下”。谭嗣同在题壁诗中提到张俭、杜根，故张俭、杜根的言行与经历无疑也是我们理解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主旨的素材与门径。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戊戌变法的基本经过：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依靠康、梁等其他幕后策划者颁发了40多道改制诏令，几乎涉及国计民生的所有方面。这些一厢情愿、名目繁多的诏令不仅遭到守旧派的抵制，连老百姓也大多置若罔闻。从全国看，仅有湖南一地响应，其他各省要么拒绝执行，要么阳奉阴违，要么搪塞敷衍。从一定意义上说，政令难以得到实施是这次变法在运作上的致命失误。古语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维新党人的这种急性病必然会给当时的社会基层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其难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也就不足为怪了。任何社会变革，如果缺乏比较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相对充足的社会动员，要想成功，是非常难的。应该说，社会资源的稀缺是维新运动的第一个致命伤。

戊戌变法运动的另一个致命缺憾在于，尽管维新党人有着澄清天下之大志，但他们所依仗的是一个在事实上没有实权的皇帝，加之维新党人大多地位卑微，年龄偏轻（以戊戌六君子为例，刘光第时年39岁，杨深秀时年49岁，林旭时年23岁，杨锐时年41岁，康广仁时年31岁，谭嗣同时年33岁），在政权结构中人微言轻，在决策与行政方面缺乏政治经验，这是他们缺乏号召力和推动力的重要因素。应该说，政治资源的短缺是戊戌变法又一致命伤。

谭嗣同作为戊戌变法的策划者、鼓动者、实践者，经历与见证了整个变法过程，被捕入狱后，不能不引起他在生命最后关头的深刻思考，也自当对变法运作上存在的缺陷感触良深。笔者以为，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正是他和着血泪对变法失败的深沉反思：大权旁落于后党的现实与东汉外戚专权的史实有相似之处，东汉张俭和杜根在党锢之祸中的传奇经历，也最能引起谭嗣同关于家国身世的强烈共鸣，因为谭嗣同当时的处境和命运与张、杜二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适逢帝后两党的激烈斗争。但与张俭和杜根两个传奇性人物相比，维新党人最为缺乏的当是大众的理解与支持，设使维新党人也能像张、杜二人那样在大众中享有崇高威望，能在罹难之际得到老百姓的拼死相救，变法失败，亦当有奇迹出现。然而，这一先天性的缺陷又绝非人力可以回天，这也许才是谭嗣同临刑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所嗟叹感喟的真正所在。回顾历史深刻反思，面对现实积极应对，在对这样的历史悖论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谭嗣同惟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以自己的热血为惊雷唤醒民众，用诗句言志明理，用行动激情呼吁，这才是他的真正的良苦用心，他的言行不失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的期望预设，惟其如此，他才会有“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坦然。

狱中题壁诗是谭嗣同以生命去认识生命、颂唱生命的正气之歌，也是谭嗣同用生命对戊戌变法所作的椎心泣血的注脚，还是我们探寻与分析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重要视角与一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