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与新建陆军均为晚清重要的军事集团，在晚清军制改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两军都是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战争刺激的产物，所以存在相当共同之处，如：强烈的私属性；营制建设上的额设夫役制度；厚给薪饷，稳定军队；对士兵进行封建伦理纲常的教化等等。那么，两军有哪些差异？为什么会出现差异？本文对此进行解析，以期加深对中国陆军近代化的产生过程的认识。
一
晚清处于一个外患内忧交织的时代，统治者为了保卫边疆和巩固封建统治，必然对旧式军事制度进行变革，所以湘军与新建陆军存在种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物质基础。装备的改善，是军队战斗力提高的首要条件。
湘军初起时所使用的武器基本上沿袭明代以来的旧式武器，以冷兵器为主，如弓箭、大刀、长矛、前膛式枪炮之类。1860年初，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曾国藩等人看到了“西洋火器之精”、“功效之速”，开始考虑购买洋枪洋炮事宜。1861年8月23日，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谈到“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已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小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路。”此后，湘军开始使用外国武器，曾国荃部最先使用，到1862年9月，其军营“洋枪颇多”。同时，湘军也使用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的武器，走上了使用中国制造的近代武器的道路。但是，湘军武器装备混乱，“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自始至终，冷热兵器并存。
新建陆军是当时装备最优的军队，不仅彻底丢掉了长矛大刀，而且改变了武器装备繁杂不齐的状况。军用器械全部从国外购买，整齐划一，士兵全部改用奥国制造的口径八厘米五响的曼利夏步枪、马枪、左轮六响手枪及格鲁森快炮，这些都是当时国际上的先进武器，如曼利夏步枪和马枪，都是1895年出厂的，出厂后即被新建陆军购进采用。各营军官一律佩带左轮六响手枪和佩刀，其他一般装备，如望远镜、指南针之类，也比较齐全。所以，从武器装备来看，新建陆军确为一支近代化的军队，绝非湘军所能比拟。
（二）军队编制。
军队编制受武器装备的影响，所以两军在这方面迥然相异。
湘军采取以“营”为基本单位的兵员定编制。每营500人（营官、哨官在外），数目固定不变，若兵员增加，营跟着增加。营下设哨，哨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营以上无固定编制。这种编制，相对于绿营来说，平时利于训练，战时有利调遣并便于布阵，大大改善了统帅的指挥功能，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但是，也有其弊端。营的兵种类型尽管有陆师、水师、马队之分，但统领所辖不同兵种类型的营的数量并没有一定的规定，不少统领所辖的为单一兵种。这种单一营制，不但军种之间难于合成统一，就是本兵种之间也难于协同作战，发挥整体战斗力，只适应于双方均采用旧式武器的战争。
新建陆军确立了近代营制，规模要比湘军大得多，实行多兵种混合编制。一军分设左右两翼，左翼步兵2营，右翼步兵3营，另外还有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等。翼设统领管辖，统领下设分统，负责各营的训练，营设统带，管辖一营。营下设队，队下设哨、哨下没棚。以步队为例，一营有1008名士兵，分为4队，每队3哨，每哨84名，一哨又分为6棚，每棚14名。营、队、哨、棚4级编制与西方军队的营、连、排、班建制基本相同。显然。这种编制，既层层节制，又节节策应，有利于诸兵种协同作战和发挥近代武器的威力，是一个符合火器时代作战的需要的近代化军队的编制，使晚清陆军的编制，从封建旧式的湘军勇营体制，逐步过渡到近代军队的编制。
（三）军官选拔。
军队能否有战斗力，关键在于将领的选拔是否得当。尽管两军将领的设置都由统帅决定，兵部不能过问，但两军的选将标准却大相径庭。
湘军选将要求较为严格，其标准大致可分为忠义血性、勤恕廉明、简默朴实、智略才识、坚忍耐劳五个方面，不拘资格，但非常重视文人，所以湘军将领多为有功名的儒生士子。据统计，在179名有出身身份可考的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为104人，占58％；武途出身的为75人，占42％。统帅3人与15个重要幕僚均为书生；统领13人，书生占8人；分统43人，书生占28人；帮办10人，书生占9人；营官98人，书生占41人。曾国藩夸耀他的将领，是可以“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的儒将。湘军选将制度，改变了过去清军选将重骑射、轻枪炮；重体能，轻战略战术；重资历、轻实绩；导致将领年龄老化，军事素质低下等弊端，相对来说提高了将领素质，而且开了书生为将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重文轻武的风气。但是，由于这些将领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不具备近代军事知识，所以仍属于封建旧式将领。特别是，由于湘军选将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对付农民起义，而不是为抵抗外敌，因而标准不高，只能适应于冷兵器时代，根本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甲午战争的惨败，雄辩地说明了问题。
新建陆军对于军官的选拔，改弦更张，非常注重近代文化和军事技术，规定各级军官应以军事学堂出身的人充任。其军官除了少数是科举、行伍出身外，大多是从军事学堂毕业生中挑选的，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芝贵、王英楷、陆建章、李纯、曹锟、陈光远、张怀芝、雷震春等人，均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以1895—1896年袁世凯所提拔的新建陆军的主要军官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在该部任职的39名主要军官中，就有29人是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占74％。而且，袁世凯在练兵的过程中，还创办了4所随军学堂，用近代的军事科学理论与知识去培养将官。这样，军官的军事素质大为提高，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
（四）募兵制度。
湘军重视募兵的质量，实行将必亲选，兵必自募的募兵制，严定募兵标准，内容有三：一是所募勇弁必须是农民。为了保证勇丁必是合格的农民，“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并取具保结，以存档备查，加强控制。二是必须由统兵亲自招募，不假手他人。“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三是在原籍招募（领兵与勇弁必须有某种同乡关系）。湘军初起时，“添慕义勇以湘乡人、宝庆人为主，而他县人亦时用之”。到湘军水师创办时，都用湘乡人，曾国荃部“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即使后来出省作战，也仍由统兵将官回籍招募。所以湘军多湖南人，尤多湘乡人。这种募兵方法，对改变兵员素质具有一定作用，而且有利于维持军队的团结，加强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但是也种下了兵为将有的祸根，成为近代军阀私家武装的发端。
新建陆军改变了湘军勇营由统兵将弁竖旗招募的办法，仿效西方的募兵制，结合清朝的现实，实行较严格的招募制。选拔标准严格，按年龄、体格、品行及文化程度等条件从严招募，如在年龄上，一般规定16—22岁，最高不得超过26岁；在体格上，身高规定官裁尺4.8尺以上，南方人躯体较小，酌减2寸，体质较弱及有目疾暗疾者不收；在品行上，有不良嗜好或犯有事案者也不收，另外，还注重兵丁的文化程度，“应募兵丁如其秉性忠贞，誓志报国，考验才技果属优长必将不次擢用”。“凡募兵必须遴派委员分赴风气刚劲各处，厚给口食，逐细挑选”。经过这样挑选的兵丁素质远远优于湘军。
（五）军事训练。
军事训练受装备的限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两军武器装备不同，导致军事训练迥然不同。
湘军武器装备落后，其军事训练除按曾国藩所制定的《日夜常课之规》7条进行训练外，主要操练技艺和阵法。练刀、枪、拳、棒等技艺，提高个人的战斗力，“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鸳鸯阵、三才阵、一字阵、二字阵、方城阵、四面相应阵等阵法，提高队伍的整体作战能力，“欲数百人如一人”。这种训练方法，尽是传统之法，仅适应于冷兵器时代的战争。
新建陆军武器装备先进。由于洋枪洋炮与中国旧式武器相比，具有技术复杂和性能先进的特点，所以给训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新建陆军实现了军事训练的科学化，具有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近代内容，基本内容为队列、操法、兵器、测绘、筑营、桥梁架设等，这些内容既科学又切合实战。在训练上，一切操法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以外国军官和军事学堂毕业生充当教官，选用外国的操典进行操练。这种新法训练，大大提高了士兵的军事素质，而且能适应于近代战争的需要。
（六）军饷来源
湘军虽然一度成为挽救和维护清朝统治的军事支柱，但毕竟不是清朝的经制兵，只是临时性的募集，在国家的预算中没有其兵饷之专项开支。当然，清朝在太平军起义后，国库日绌，饷源日窘，已无款可拨。所以湘军饷需自筹。这关系到湘军的作战以至生存发展，湘军只得自癖饷源。其筹饷范围很广，初建时主要饷源为劝捐和协饷，后来又有厘金、盐务，漕折、关税、其他杂项，几乎遍及清朝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由于随地筹饷，饷源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稳定性，时而充足时而短缺，官兵粮饷荣枯无常，大多难以按时全发，大量积欠，欠饷数月以至半年，成为普遍现象。如湘军进入江西，“弁勇万余，嗷嗷待哺，……有两月未给饷者。”曾国藩为此曾哀叹：“今之办贼，不难于添兵，而难于筹饷。”
新建陆军是国家的经制兵，清政府相当重视，把它视为中国自强的“关键”，在经费（军饷）上予以充分保证，从开始筹建，就下令“一切饷章，著照支发”，每月由户部按时拨付，所以，丰足稳定。新建陆军编练迅速，素质较好，军费充足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二
两军存在上述差异，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主要原因则在于：
（一）目的不同。
从表面上看，两军创立的目的都是清统治者维持“大清帝国”生存的需要，然而，透过现象进一步考察，两者不尽相同。
湘军编练缘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需要。清朝最早的军队是旗兵，当年，满清凭藉八旗劲旅横扫关内而得天下。入关后，清政府又收编了汉族地方武装，组成“绿营兵”。八旗、绿营共同担负着维护清朝统治的任务，但在乾隆末年就均已渡过了黄金季节而步入垂暮之年。太平天国革命自金田村爆发后，蓬勃发展，清政府调兵遣将，实行围剿，八旗，绿营均一败涂地，无力阻止太平军的攻势。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咸丰帝急令各省官绅兴办团练，以扼杀太平军。于是，曾国藩的湘军在战争中迅速崛起。
新建陆军的编练，是为了充作“御侮之资”。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参战的陆军，大部分溃散，号称“北洋精华”的北洋海军也全军覆灭。泱泱大国竟然惨败于东邻的蕞尔岛国日本之下，举国骚然，朝野上下为之震惊，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从1895年前后开始，内外臣工，条陈时务，大都以“筹饷练兵为急务”，要求建立一支新式武装。在“内外文章，争献练兵之策”的气氛中，清统治者为了苟延残喘，决定采用西法，训练一支新式陆军。于是，短短三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初具规模。
两军建立的初衷可以从1897年户部的一个奏折得到证实：“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楚军、淮军、毅军。及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足恃，于是依照西法添设新军。”
从上面可以看出，两军的建立都受当时社会矛盾的制约，湘军建立时阶级矛盾居于首位，新建陆军建立时民族矛盾居于首位，这样，面临矛盾的侧重面不一样，决定了两军的目标不同。湘军的目标主要是为了对付农民军，即“安内”，农民军装备、组织和训练水平都不高，实力较弱，所以，湘军各方面的标准也就不高。而新建陆军主要是为了御侮，即“攘外”，对手是近代化的外国侵略军，实力较强，如甲午战中，日本不仅拥有近代化的武器装备，而且采用军、师、旅、联队、大队、中队、小队的编制序列，和步、骑、炮、工、辎混合编制的建制，显然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要对付近代化的侵略军，光拥有近代的武器是不够的，必须拥有近代化的军队，所以新建陆军在各方面的要求比较高，不再局限于以往军事装备改进的狭小范围，而是深入到军制、军事技能、军事教育训练等方面。
（二）时代和环境不同。
湘军创建于19世纪50年代（甲午战前），新建陆军则创建于19世纪90年代（甲午战后）。甲午战争前，清朝车队的建设主要是处于更新武器，实现“船坚炮利”的阶段。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廷中的洋务派官僚，从清军在西方军队面前一败再败的事实中，开始意识到武器的优劣，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查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由于传统的封建文武制度的影响根深蒂固，又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所以，一直坚持“中体西用”的方针。直至甲午战争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对西方军事优势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船坚炮利”的技术表层，没有深入到近代军事制度。湘军受当时环境的影响，不可能将体制的革新提上日程。甲午战后，清朝军队的建设主要是处于变革军制，实现军制近代化的阶段。甲午一战，无论是对一贯以“天朝”自居的清朝统治者，还是对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士大夫阶层，都不啻是“天崩地坼”的震撼。尽管清军拥有近代的枪炮、船只，但仍一败涂地，说明中国军队之败主要不是在武器上，而是在组织制度、官兵素质、士气和对近代战争规律缺乏了解上。所以，朝野上下普遍认为日本是“专用西法取胜”，中国“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着重练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否则虽有精械，转恐资故”。清政府痛感失败，统治者才看到兵制变革的必要，“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下决心全盘采用西法编练新军。从军队开始筹建，就严令切瞩“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在这样的氛围中，新建陆军必然在编制、训练、装备、战略战术和官兵的选拔上都采用西方的军制兵制，也就从技术层面深入到军事制度层面。
（三）两军主帅的经历，思想不同，治军的风格不一样。
曾国藩和袁世凯都是晚清的“封疆大吏”，但在通向权力顶峰的仕途上，两人所走的道路迥然不同，所以治军风格也大相径庭。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科举正途出身。1839年中进士，京宦13年，历任清朝礼、吏、兵、刑、工诸部侍郎。其青少年时代，不仅长期生活在湖南一个闭塞的山村，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又处于闭关自守的社会环境，受到西方的影响较少。后来，入京以后，虽开阔了眼界，但大部分时间仍埋头于古书中。他研读了许多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典章制度、兵法、经世致用等方面的书籍，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1853年，奉旨办团练，他从中国的兵略、兵法中寻找思想资料，“很参考了一些兵书，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戚继光的《练兵实纪》。”他认为练兵之法，“宜参照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所以，湘军的创立主要是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学习的结果，其军制，是对传统的变革，渊源则是明朝戚继光束伍之成法。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少年入塾，两度乡试均名落孙山，愤而弃文从武，赴山东投靠养父之友吴长庆，在其部当“营务会办”，1882年随军赴朝鲜，开始踏人仕途。从此，他处心积虑地以军干禄，对军事上的事情处处留心，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战术之类的军事书籍，又随部队出操或野外演习，以便观看。学习。虽没有受过军事教育，但渐渐地由外行转变为内行。又奉命替朝鲜国王编练“新建亲军营”，在训练中，他摒弃淮军操法，采取英德式的操法。这段经历，使他学习积累了一些近代军事知识和经验。甲午战争开始后，他弃朝回国，利用各种关系，运用各种手段，投机钻营，获得李鸿章等朝中权贵的青睐，被举荐为新建陆军的“督办”，在天津小站练兵，而当时主张练兵的清政府官员普遍认为“陆军以德国为第一”，所以，编练新建陆军，不可能从古代军制中寻找出路，而是仿效西方近代军制建设，其军器、编制、训练、操典等均仿效德国。
综上所述，湘军的崛起与新建陆军的创建，是晚清统治者为了维持“大清帝国”的生存，对维持统治秩序的主要工具——军队进行变革的产物。湘军自招、自练、自有的募兵制替代了世兵制的八旗绿营兵制，拉开了清末兵制改革的序幕，在近代中国军事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成为从传统兵制向近代兵制过渡中的一种媒介。新建陆军“是我国军制改革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比起旧有军队，它大大前进了一步，实开我国陆军近代化的先河。”两军在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