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已过去近百年，在这一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湖南境内的沅水、澧水流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形成了一个相对集中的以革命志士为主体的“人才群”，其核心人物是：宋教仁、蒋翊武、刘复基等等。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关注，前人的个案研究已经硕果累累，但尚未从人才群体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致使这一群体中的其他历史人物没有得到相应的研究，没有得到客观的评价。本文将以武昌首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阐述辛亥革命时期沅澧流域革命志士的事功，以此揭示其中的人才群体现象，并初步探讨这一人才群体崛起的原因。

　　一、参与武昌首义的沅澧流域革命志士

沅水发源于云贵高原的黔东都匀县云雾山，全长1033公里，流域跨湘、黔两省，是湖南四大水系中最长的河流，流经芷江、会同、洪江、怀化、溆浦、辰溪、泸溪、沅陵、桃源、常德等10个县市，在常德市的德山注入洞庭湖。澧水发源于武陵山脉北支湘、鄂边境的八大公山，全长388公里，流域跨湘、鄂两省，是湖南境内四大水系中最短的河流，流经桑植、永定、慈利、石门、临澧、澧县、津市等7个县市，在津市的小渡口注入洞庭湖。本文论及的沅澧流域人才群体的地理范围主要是指沅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经分别隶属常德、澧州二府，在今天则基本上属常德地区的范围。

直接参与武昌首义的沅澧流域革命志士，主要有澧县的蒋翊武、杨载雄、龚霞初、常德的刘复基、桃源的胡瑛、慈利的李达武等。

蒋翊武（1884-1913），澧县人，1909年投入湖北新军，加入军中秘密组织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发起组建文学社，在湖北新军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为辛亥首义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1911年在刘复基等人的协助下，蒋翊武积极促成了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合并，并被推举为武昌起义总指挥。起义前夕，时任起义总参谋长的孙武在汉口试制炸弹失事，武汉军警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相当危急。蒋翊武认为“再无他法，只有提前，或可死中求生”，当即草拟了起义的第一道作战命令，促使起义在仓促爆发的情况下有序地走向成功。其后，蒋翊武积极襄助莅临武汉指挥的民军总司令黄兴，“其军事设施，多出自蒋翊武之策划”。汉阳失守后，蒋翊武临危受命，任护理总司令，坐镇指挥，在武昌保卫战中取得了“劫强敌，守危城”的成绩，牵制了北洋两镇的精锐兵力，有力地支持了其它地区的革命斗争。

刘复基（1885-1911），武陵县（今属常德市）人，1909年秋与蒋翊武同赴武汉，共同创建军队中的革命团体文学社。为了加强湖北的革命力量，刘复基极力促成文学社、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的结合，并担任文学社首席代表。“共进、文学两团体之合并，复基有大力，殆革命党中之一智囊也”。刘复基具有极强的协调能力，多次成功地调解革命团体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随时化解各种意外事件，因而深得文、共两团体的人心。两团体联合成立起义总指挥部之后，刘复基被举为常驻军事筹备员。蒋翊武随军驻防岳州之后，“军中计划多出尧（刘复基）统筹，与军事筹备员不时议论，拟具略案，凡各标营届时应负任务，预向各标营代表分别具告，临时依命实行”，为起义准备了详尽而周密的计划，奠定了首义成功的基础。1911年10月9日，武昌起义的前夜，小朝街起义总部被军警包围，为掩护同志，刘复基挺身而出，投弹拒敌，受伤被捕，次日凌晨英勇就义，与同时遇难的杨宏胜、彭楚藩并列为“首义三烈士”。

据周秋光教授《文学社及其前身参加人员综录》统计，除了蒋翊武、刘复基两个关键人物之外，参加武昌起义并有一定影响的沅澧流域革命志士还有8人。

胡瑛，桃源人。1904年7月在湖北秘密筹建科学补习所，且以之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准备策应湖南华兴会起义。1906年冬，因湖北日知会遭破坏被捕入狱，判为终身监禁。由于他的革命经历和威望，在文学社的建设和发展中起到过重大参谋作用，文、共两团体合并时，他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员，首义后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

杨载雄，澧县人。早年参加湘军劲字营，后转投湖北新军41标。1907年5月，考入陆军特别小学堂，1910年5月毕业，仍回原标见习将校团兼教练。文学社成立时被推举为参谋，文、共两团体合并时任军事筹备员，首义后任第六协统领，战功卓著。

龚霞初，澧县人。1909年与詹大悲等人接办《商务报》，以记者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积极配合蒋翊武开展革命组织和武装起义工作，文、共两团体合并时任政治筹备员。阳夏保卫战中，曾指挥所部与清军激战七昼夜，攻克了德安城。他所著的《武昌两日记》一书，由黄兴题写书名，宋教仁、蒋翊武分别作序，多次再版发行，成为记载武昌首义较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李达武，慈利人。1905年投入湖北新军第41标当兵，不久考入陆军特别小学堂。1910年，被派往新军29标任排长。经同乡唐牺支的介绍加入文学社。武昌首义中，李达武冲锋陷阵，奋不顾身，颇有战绩。在民军扩编之后被任命为第四协第七标标统。

此外，与唐牺支、李达武同乡的张文选，不仅是军队同盟会的成员，而且是群治学社的发起人，后来加入了文学社，参加了武昌首义。

综上所述，在武昌起义的准备和发动过程中，沅澧流域革命志士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表现出了明显的群体化特征。这个群体以武汉地区为中心，以开展新军运动为载体，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甚至领导了文学社，使之成为武昌首义的主要革命力量，其核心人物是蒋翊武。这批革命志士的出现奠定了沅澧流域人才群崛起的基础。

　　二、响应武昌首义的沅澧流域革命志士

除直接参加武昌首义之外，沅澧流域革命志士还进行了积极响应。他们之中，有的一直就是武昌起义的直接筹划者，只是在武昌首义前夕被调离了武昌，未能直接参与起义，如唐牺支、黄贞元；有的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如宋教仁、陈复初（未参加武昌首义）；有的是在武汉以外的地区策动反正的有功之人，如林德轩、孙道仁、王正雅等。

宋教仁（1882-1913），桃源人，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同时也是近代湖南人才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和典型代表之一。1910年7月31日，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部同盟会，鉴于孙中山在南方边远省份领导的多次起义未能取胜，宋教仁主张把活动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根据他提出的“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北伐”的战略方针，中部同盟会制定了在武昌首先发难，在湖南、湖北、南京、安徽和四川等地响应的军事计划。武昌首义爆发后，宋教仁与黄兴联袂武汉，一文一武，亲密合作，黄兴领导了阳夏保卫战，宋教仁主持制订了《鄂州约法》。同时，为了维护革命党人在湖北军政政府中的领导权威，宋教仁与蒋翊武、田桐等人积极谋举黄兴为大都督，对统一革命意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林德轩，石门人。先后在长沙、奉天、四川新军中任排长、管带、协统等职。1904年参加华兴会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并成为中国同盟会的早期会员。武昌首义爆发，时任四川新军标统的林德轩积极响应，于11月27日向全国宣布四川独立。四川省各界一致推举他为四川省大汉军政府临时都督，他固辞不就，改推蒲殿俊充任[5]。12月，林德轩作为四川省代表赴南京参加17省军政代表大会，拥戴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被任命为总统府警卫旅旅长。

孙道仁，慈利人。其父孙开华在任福建陆路提督期间，因在中法战争中坚守台湾有功，得到朝廷的赏识。他本人以荫生（袭父功）赴北京应考，任京府通判。1906年，孙道仁出任暂编陆军第十镇统制；1909年，他因办学有功被朝廷赏封提督衔；1911年，他被任命为福建提督，赐一品衔。武昌起义爆发后，孙道仁经革命党人彭寿松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1月8日，他率领福建新军正式起义，并亲自督战。11月11日，福建组建军政府，孙道仁被推举为都督。

唐牺支，慈利人。1907年入湖南西路师范学堂，后投入湖北新军，考入武昌陆军特别小学堂，肄业后在第21混成协第41标第一营服役，由正兵、正目升任排长。他是群治学社的发起人，后参加了振武学社、文学社等革命组织，是湖北革命党中人的重要成员。武昌起义前夕，唐牺支所在部队开往宜昌驻防。当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宜昌时，他与其他革命党人积极响应，迅及光复宜昌，被推举为宜昌革命军司令长官，从外围上减轻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压力，有力地支援了首义之区武昌。12月18日，他在王正雅的配合下，光复荆州。湖北军政府授予他荆宜施鹤总司令，办理荆沙善后事宜，节制宜施鹤军政、民政。

黄贞元，澧县人。他是蒋翊武在湖南西路师范的同学，因参与华兴会起义被校方开除，不久即投入湖北新军21协41标。他还是蒋翊武进入新军的介绍人。武昌首义前夕，出任起义总指挥部军事筹备员，其后，随军驻防宜昌，参加了宜昌反正和光复荆州的革命行动。蒋翊武任民军护理总司令时，黄贞元任参谋，为蒋参赞戎机。

王正雅，慈利人。因科举入仕途，历任云南通判、宝宁县知县、富州厅通判、赵州直隶知州、广南开化府知府、蒙自道台等职。武昌首义之后，湖南都督谭延任命在家尽孝的王正雅为湖南“西北路安抚使”，率师援鄂。在会同宜昌军司令唐牺支围攻荆州的战斗中，他腿部中弹不下火线，仍亲自督队前进，加速了荆州的光复，得到孙中山致电嘉奖。

陈复初，沅陵人。1900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四期；1905年加入同盟会，年底回国，在学友王隆中部任参谋。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率先响应，时任湘军第49标标统的陈复初，率部首批援鄂，有力地支援了湖北武汉的革命斗争。在战时总司令黄兴的指挥下，他带兵坚守汉阳，与北洋军激战月余，身负重伤，荣立战功。

覃振，桃源人。他曾经受同盟会总部的指派，潜回湖南发动革命，结果在长沙被官府抓捕，判为终身监禁，解回原籍羁押。湖南反正之后，他从桃源监狱逃出，受湖南都督府的委派，以湘桂联军督战官身份赴任湖北军政府秘书，与蒋翊武、谭人凤等部署武昌防御。

除上述人物之外，石门县的李执中、津市的杨道馨、桃源县的吴景鸿、常德县的林支宇、赵必振，以及临澧县的林修梅、林伯渠等人，都在辛亥革命前后有一定的表现和影响。据邱渭波整理的《辛亥革命中的常德人名录》，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沅澧流域人士共计103人。这里不再一一述论。在这些响应武昌首义的沅澧流域革命志士中，宋教仁是政治地位最高的一个，也是这个人才群的核心人物之一。历史上将辛亥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桃源志士宋教仁、覃振、胡瑛，并称“桃源三杰”。这也可看作是对沅澧流域人才群崛起的局部描述。

　　三、沅澧流域人才群形成的原因

沅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常德地区），是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地区之一。有学者称常德是近代湖南五大人才分布地带中环洞庭湖人才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地区在某一重大历史时期中，涌现出如此众多的重要人才，不是偶然现象。笔者认为，沅澧流域人才群“以武昌起义为标志，以宋教仁、蒋翊武为核心”，其崛起速度如此之快，波及范围如此之广，成员数量如此之多，必有其特殊原因。

（一）得益于湖湘文化的熏陶

在近代湖南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湖湘文化经世、爱国的内涵在不同的时期有着特定的导向作用。在辛亥革命时期，湖湘文化不仅给沅澧流域革命志士带来了经世致用的人生哲学，更使他们接受了爱国主思想的熏陶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1899年，18岁的宋教仁进入桃源县城漳江书院读书。当时的漳江书院山长瞿方梅，学问渊博，重视经世致用，并指导学生阅读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著作。另一位教师黄彝寿对宋教仁也深有影响。他富于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感，曾在书院悬联激励学生：“堂堂华夏愤膻腥，要大家励精致气，以湔国耻；纳纳乾坤运枢纽，看此日从新化政，懋育群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宋教仁积极关心国事，逐渐萌发了反清革命的思想。

沅澧流域人才群体的另一核心人物蒋翊武在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之初也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蒋翊武在年少时非常喜欢屈原、杜甫等人忧国忧民的诗，深受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稍长，他又阅读了王夫之等人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思问录》、《黄书》等著作，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其中的反清思想。蒋翊武于坊间购得《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两本具有强烈反满倾向的作品后，感叹道：“满人待我汉族残暴，无复人理，自古夷狄入主诸夏，岁不满百，今神州陆沉二百余年矣，胡尚无兴吊民伐罪之师者耶？”他由此萌生反清革命并勇于献身的革命思想。

刘复基也不例外。少年时代，他“得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诸先生遗书读之，富有种族思想。”湖湘文化的熏陶，培育了他们爱国、激进、重视民族大义的思想。

（二）得益于会党举事的斗争锻炼

大多数会党“反清复明”的宗旨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容的。会党长期的反清斗争为沅澧流域人才群体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常德为湘省西路极为繁盛之区，水陆交通，五方杂处，党人最易潜踪。”根据周育民的《中国帮会史》统计，19世纪末叶清政府破获的52个会党山堂中，仅常德一地就有6个，在全国范围内的会党案中占11.5%的比重。由此可见，常德地区历史上会党势力比较雄厚。早在太平天国时期，由广西入湘的太平军在常德澧州等地得到会党势力的积极响应，太平军与当地会党的反清斗争，在这里播下了民族主义的思想种子。1903年，某清吏来湖南西路师范训话，极力标榜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的忠君思想而贬低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领袖，当时身为学生的蒋翊武当众驳斥道：“洪、杨民族功臣，曾、左民族罪人，岂有攘斥功臣，而效法罪人者乎？”足见其影响之深。

在辛亥革命期间出现了一批素质较高的会党领袖。他们或是会党头目，后接受革命党人的改造而投身革命；或是革命志士，为了联络反清力量而栖身会党山堂。常德的会党领袖和组织对辛亥革命志士的成长起了有力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出身桃源的辛亥元老陈犹龙即是哥老会“富有山堂”的“总堂主”，他在桃源与另一会党首领杨吉阶先后发动了宋教仁、胡瑛、覃振等人加入“富有山堂”，积极响应汉口自立军起事。杨吉阶见到覃振“常就广场演讲清军辱国，联军蹂躏北京，同胞受害情事”，觉得覃的革命主张与“该党反清宗旨相合，愿纳交”。其后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覃振“能秘密进出于长江长游一带，毫无阻碍”，主要得益于杨吉阶及其领导的会党组织的积极协助。刘复基本是湘西金凤山“刑堂”，1903年至1906年，曾联络蒋翊武、刘全等进步学生在常德祗园寺设立机关，招纳沅、湘之间的会党，得同志数百人，准备伺机起事。

从1900年自立军起事到1904年华兴会长沙起义，以会党势力为基础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成了“五路响应，省会发难”的战略格局，常德是五路响应的重要地区之一。长期的会党反清斗争为沅澧流域人才群提供了成长的温床，以宋教仁、蒋翊武、刘复基为代表的革命志士积极投身其间，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走上了坚决反清革命的道路。

（三）得益于学生运动的思想启蒙

地处沅澧流域的湘西北民众，“民风古朴，体质健美，实为国家优等之民”。但是由于地处偏远，万山重叠，以致于文化相对落后。20世纪初，随着交通的发展和新式学堂的兴起，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得以启迪一代常德学子的心灵，激发了他们心中潜在的爱国、尚武的文化基因。1903年前后，以西路师范为中心的常德新式学堂对沅澧流域革命志士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由于水路交通条件较好，常德与湘潭被开辟为“寄地港”，允许西方列强的轮船开展运输业务，交通的发展不但带来了帝国主义更直接的侵略，也带来了东京、上海等地出版的进步书刊，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种子开始在常德落地生根。当时，西路师范附近有一“启智书局”，“专贩卖港、沪出版之新书，累架甚富，任人取阅，业务兴盛”。西路师范的学生，“每于课余之暇，群集书局，口诵心惟，耳濡目染，参透感悟之后，酝酿成为咤风云进步思想”。他们经常在学校幽静的音乐教室集会，高谈时事，后为监学查禁。他们又在校外祗园寺设立秘密机关，“存放各种排满革命之书报，如《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洞庭波》、《浙江潮》等，分途密卖”，秘密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以西路师范为中心，进步学生运动在常德兴起，其核心人物有：西路师范学生刘全、蒋翊武、黄贞元、朱昌燕、翁家雍、杨晓东、黄承均等人，常德中学学生孙安漠、覃振等人。与进步学生们有着密切关系的刘复基居中联络。他们与湘西会堂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促进了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04年，为庆祝朗江书院设立小学及图书馆，常德官绅咸集西路师范，参加集会的各校学生达千余人。覃振在官绅致辞之后，从人丛中登台演讲，“驳斥官绅忠君爱国之说，发挥救国必须革命之论，慷慨激昂，官绅惊骇失色”。类似的事件在作为沅澧流域最高学府的西路师范时有发生，例如，前面提到的蒋翊武当众驳斥清吏的事。由此可见，常德的进步学生运动是广泛而深入的，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蕴涵在这些革命志士身上的“敢为天下先”和“卓励敢死”的湖湘文化精神。其后，校方监学在清政府的授意之下，严密监视学生的言行，视线集中于刘全、蒋翊武等学生领袖身上。进步学会与监学双方，“彼此监视，终因学生人多，消息灵通，监学人少，鞭长莫及”，因此学生的秘密革命活动始终未被发觉。值得一提的是，从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沅澧流域这样一个具体的地方的传播情形，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发现蒋翊武发展文学社开展秘密的革命准备工作与个人成长之间的某种因果联系。换句话说，蒋翊武等人在西路师范领导学生运动的经历为其在武昌开展革命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四）得益于核心人才的引领作用

在一个人才群体中，由于核心人才的主导职能和引领作用，使得群体的外延不断扩大，群体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在沅澧流域人才群中，核心人物的引领作用是相当显著的，尤其是直接在武汉地区从事革命的领导者，其引领作用更为突出。辛亥元老陈犹龙是这一人才群体中的始祖，在他的引领下，吸收和发展了宋教仁、胡瑛、覃振等人，宋教仁很快成长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之一”，在宋仁教的引领下，刘复基、蒋翊武走上了革命道路，而蒋、刘二人又聚集和带动了黄贞元、梅景鸿、杨载雄、龚霞初等人。在核心人物的指导之下，从自立军起事到武昌首义，辛亥人才群体现出层层递进、不断拓展的趋势。1904年，长沙起义前后，刘、蒋先后在宋教仁的影响下投身革命，发动会党和进步学生积极响应。起义失败后，宋教仁逃亡日本，委托刘、蒋“在常经营一切”。刘、蒋努力经营，并与远在东京的宋教仁保持联系，了解全国革命形势。西路师范的进步学生运动在蒋、刘等人的领导下，卓有成效。1905年，祗园寺机关响应马福益洪江举事失败后，清廷密令各地严密搜捕党人，并附“格杀勿论”之条，蒋、刘闻警远逸上海，“从此西路师范的革命活动，亦沉寂无闻”。其后，受刘星瀓、黄贞元等人的引荐，他们辗转来到武汉，投身新军，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拳脚，团结了更多的沅澧流域的革命志士，使辛亥沅澧流域人才群体得到充分发展，为武昌首义和辛亥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孙道仁、王正雅等前清旧官僚顺应历史潮流而反正，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