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达峰（1887—1911），号大鹏，字掬森。在长沙读书时，又称焦煜，流亡日本时，改名冈头樵，回国后，曾化名左耀国，自署焦达峰。

　　

　　1902年，焦达峰于浏阳县立南台高小毕业后，即加入浏阳姜守旦所领导的洪福会。次年元月，在焦家桥附近的黄家桥，秘密成立会党机关，开展反清活动。后因机密泄漏，出走长沙，进入长沙高等游学预备科学习。同时，又入黄兴在小吴门所举办的东文讲习所，加入黄兴所建同仇会，从事联络会党的工作。

　　

　　1905年春，焦达峰浮槎东渡，进入日本东亚铁道学校。8月，同盟会成立，加入同盟会。后同盟会设联络部，焦达峰任部长，负联络会党之责。

　　

　　1906年，焦达峰奉黄兴指示，回国参加萍浏醴会党起义，曾任浏阳会党铁血军总司令李金奇的联络参谋，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

　　

　　1907年，焦达峰在日本东京组织“四正社”，入东斌步兵学校学习，与张百祥、邓文辉、刘公等倡组共进会。8月，共进会在东京清风亭成立，焦达峰任交通部长，负责联络事宜。

　　

　　1909年，焦达峰奉令回国。4月，与孙武设湖北共进会总机关于汉口法租界长清里，策划长江流域会党举行两湖暴动。计划流产后，于8月回到长沙，设立湖南共进会总机关，将湖南会党以洪江会名义统一在共进会的旗帜下。焦达峰在浏阳普迹镇主持召开了有湘、赣各县共三十多个会党龙头大哥参加的山堂，被推为总龙头大哥，成为湖南会党魁首。

　　

　　1911年10月22日，长沙起义一举成功，焦达峰、陈作新被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正、副都督，次日就职。任职十天，即于31日，在湖南立宪派发动的血腥政变中惨遭杀害，时年二十五岁。

　　

　　焦达峰出生在一个开明绅士家庭，祖父焦添龄（1834—1920），幼年时因家贫，仅读书二年半，便学制水烟，壮年在焦家桥开设水烟店，家境日富，置田产约百七十余亩，并在南岭建新宅，称南岭新屋，凡四十余间，焦添龄深感幼年失学，发家后，便延师开办家塾，并喜藏书，从而其子孙读书成风。

　　

　　焦添龄有三个儿子，焦达峰父焦舜卿居长，焦翰芹次之，焦鸣琴最幼。他六十岁那年，将田产房屋平分给三个儿子，自己只留下二十余亩，作为周济亲房贫困户之公产。

　　

　　焦添龄中壮年时，正值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时代。焦家桥地处长、浏、平古道，南来北往人多，消息灵通，关于太平天国和浏阳会党响应太平军的革命斗争史事，盛传一时。焦添龄深表同情于太平军。所以，他支持焦达峰加入会党，从事反清革命。1903年，焦达峰离家出走长沙，他误以为孙子是被儿子逼走的，痛斥儿子、儿媳。迨焦达峰出国留学，他才恍然大悟，并慨然将自己的养老金拿出，资助焦达峰革命。

　　

　　1920年，焦添龄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父亲焦舜卿（1864—1928），幼年在家塾读书，壮年则在家塾教书，他富于民族意识，对满清统治中国，奴役汉人，大兴文字狱等，深为不满。

　　

　　1894年，他们兄弟分家时，分得田产五十亩，南岭新屋房子十二间，并负责管理家塾学舍及三间藏书室。

　　

　　焦舜卿原配沈葆贞，系浏阳春田里秀才沈荣全之长女，知书识礼。结婚后、生五女：木兰、玉兰、春兰，五兰、六兰，二男：达峰、达人。沈氏四十岁时，难产去世。继配阎氏少陵，生二男：达悌、达巅。

　　

　　1898年，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推行新政，在长沙成立南学会，焦舜卿前往参加。旋在浏阳发起成立南学分会——群萌学会及不缠足会，负责各乡宣传、发展事宜，并积极开拓公益事业。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1900年，自立军起义又告失败，唐才常等相继牺牲，他非常悲愤，不再公开谈论维新了，后来却暗中支持儿子焦达峰、达人加入会党、革命党，投身反清革命。

　　

　　1903年，焦达峰在浏阳黄公桥建立会党革命机关，风声走漏，谣言纷起，守旧派沈少白等谋密告衙门，焦舜卿遭受非难。处境危急，为解脱困境，乃对儿子的行为表示“赫然震怒，扬言将儿子“驱逐家门”，暗地里则鼓励儿子“外出革命”。于是，假戏真演，达峰扬言“革命自家庭始”，表示与家庭决裂，奔赴长沙。

　　

　　焦舜卿生活俭朴，粗茶淡饭布衣裳，一件棉袍穿十几年；但为资助儿子出国，却十分慷慨，不惜倾家荡产。不仅将父遗田产五个亩卖光，房屋亦只剩下三间，而且连农具、家什也卖掉。以致后来一贫如洗、生活艰难。然而，焦舜卿不以为悔，且很乐观地向外人说：“掬森这孩子变好了，深知以功名事业为重，迫切要求深造。他很聪明，大有希望，所以甘愿把田卖光，以成全他的远大志愿，免得他在国内跑江湖，不务正业，误了大事。”

　　

　　1928年，焦舜卿谢世，享年六十有四。

　　

　　焦达峰夫人沈菁莪（1887—1930），生于浏阳县绥和团春田里一个世代书香之家。

　　

　　其祖父沈荣全，是浏阳有名的秀才，曾官任奉政大夫，藏书颇富，门首悬一“奉政大夫第”金字匾额。父沈寅谷（1861——1890），也是读书人，为人风度潇洒，秉性豁达，无意功名。能诗会文，擅长书法，字体秀拔，县内外漆板金字匾额、对联、招牌等，多出其手。处世开明和善，乐于济贫，交游甚广。家境小康，有祖业良田三十余亩，可收租谷百石，而其润笔收入，尚倍于年租。有人劝他捐官置田，他慨然说：“虚名不足为荣，田多末几是福，何况世变无常，富贵岂能长久！”其胸怀淡泊如此。可惜，只活到二十九岁，便与世长辞了。

　　

　　菁莪母亲焦詹兰（1862—1930），是浏阳焦家桥秀才焦琴喈之女，琴喈出身世家，思想开明，倾向维新，曾参与修纂《浏阳县志》。丈夫早逝，她年二十八岁，即肩负着抚育一子一女重任。六岁的儿子名叫仙舟（1884—1944），三岁的女儿就是菁莪。詹兰年轻守寡，寡妇孤儿，无人从事生产，坐食山空，家道遂微，每靠卖田典物度日。为生计所迫，十二岁的仙舟，不得不弃学从商，遂投身舅父的夏布庄当学徒。他聪颖伶俐，勤工苦学，不到几年，便出师独立经营。儿生财有道，母持家有方，几年辛苦，又渐入佳境，重振家声。

　　

　　菁莪资质聪慧，自幼半功半读；知书明理，能文会诗，颇有父亲遗风，九岁与焦达峰作文字游戏，达峰出对：“菁莪眉翠”，她不假思索，立即应对：“掬森手高”。掬森，达峰字也。

　　

　　时社会等级森严，男尊女卑，女婴被溺，司空见惯。菁莪嫉恶如仇，对溺婴事，非常愤慨，十岁时曾有诗云：

　　

　　人道何存溺女婴，呱呱堕地命归阴；

　　

　　世间多少不平事，女贱男尊最不平！

　　

　　另—虐待妇女的恶俗，就是强迫妇女包脚，菁莪对此，深恶痛绝，决心抵制。她与焦达峰就是以反对包脚而结为夫妻的。

　　

　　达峰与菁莪原系表兄妹，达峰母与菁莪父乃属同胞兄妹，，他们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1896年，菁莪母三十五岁生辰，达峰随母前去祝寿，舅母笑问达峰说：“把表妹嫁给你，愿意吗？”达峰含笑应诺，只提出“不包脚”为条件，菁莪也高兴地跗和说：“包脚受罪，不包才好呀！”就这样一唱一和，把婚约订好了。

　　

　　旧时包脚不包脚的问题，事颇不小！这桩不包脚的婚事，曾引起了一场风波。沈姓族长、绥和团团总沈少白（1840—1911）和房长沈笏阶联袂登门问罪，百般指责菁莪，并威胁说：“不包脚是无法无天，如不改正，就要召开家族会议按族规从事。”年幼的菁莪，不仅不为威胁所屈，并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不包脚，不仅不是无法无天，而是复兴圣人之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时代，哪有包脚的事情！这个恶习，只是晋朝以后的昏君才兴起来的，圣人复出，此种恶习必除！”菁莪的外祖父焦琴喈，是浏阳著名的并具有维新思想的秀才，闻讯后，前往开导沈笏阶等说：“扬汤止沸，不如去火抽薪，我们一同前去拜望沈少白先生吧！”

　　

　　焦琴喈义正词严地向沈少白进言：“妇女放足、合天理、顺人情，事在必行，本来一双健康的九寸天足，硬要强迫包成三寸金莲，折骨伤筋，日难行路，夜不安枕，妇女何辜，受此折磨！谁无母亲，试问良心，岂能安此！何况莪妹子所说不包脚是复兴圣人之道，不无道理。圣人以仁治天下，而包脚恶习，是昏君兴起的。后世君主，相率效尤，摧残妇女，莫此为甚，先生领袖名流，何以见不及此！不揣冒昧，直陈愚见，望先生赐教！”沈少白无言可答，一场风波，不了了之。

　　

　　到1898年，放足一事，已引起社会人士普遍地关注，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倡导成立“不缠足会”，指出缠足七害：废天理、伤人伦、削人权，害家事、损生命、败风俗、戕种族。从此菁莪的放足主张，进一步为社会所公认，并颂扬她“年纪轻、有远见、有胆识，带头放足，自救救人，不愧为先知先觉人物，巾帼英雄！”

　　

　　1903年焦达峰创立会党机关于浏阳黄公桥黎家大屋，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一时谣言迭起，沈姓家族，因与焦姓联姻，深感不安，担心连累，以沈笏阶为首的沈姓人士，纷纷威胁菁莪，说：“焦达峰是乱臣贼子，能与他解除婚约，免受牵连，乃为上策。”菁莪不为所动，并大义凛然地予以拒绝。说：“表哥达峰，是有道德、有学问、有志气、有作为的血性男儿、说他是乱臣贼子、证据何在？说他杀人。决不可信，”后经黎尚姜。周海文向沈、焦双方家族巯通。并分析利害。主张及时举行婚礼。以转移视听，平息谣言。而安人心。于是这年农历三月，便择口举行婚礼。他们就这样结为患难夫妻。菁莪成为浏阳第一个天足新娘载入史册，开妇女放足的先声。菁莪结婚后。一面将娘家陪嫁的金银首饰悉数献出，资助达峰从事革命；一面又排除困难，投入长沙第一所女子学校——周南学习。

　　

　　1906年，焦达峰参与领导萍浏醴会党起义事败；清政府追捕甚急，为亡命日本求取川资，深夜潜行回家。菁莪泪眼汪汪，取下手上金戒子二只，交给达峰。达峰充满信心地说：“满奴正要抓我，不能在家停留。我在外，四海之内皆兄弟，满奴其奈我何？家里就让老爷子装着和我决裂，你回娘家吧，我们暂不能通信了，有机会找朋友捎口信给你。别着急，革命一定会成功的，成功了再见吧。”

　　

　　武昌首义后，达峰领导长沙起义成功，首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都督。任职十天，惨遭杀害。噩耗传来，正在欢欣鼓舞中的菁莪，如炸雷轰顶，万分悲痛，含泪写下更名“悲峰”的诗如次：

　　

　　两字“悲峰”恸改名，遗篇展读泪盈襟；

　　

　　成仁起义兴邦事，忍死全孤继志心。

　　

　　此后，菁莪一名，遂为“悲峰”二字取代了。悲峰者，“悲”“达峰”为国家民族之存亡以身殉也。时悲峰年方二十五岁，尚未生育，过继胞弟达人一子一女为嗣。子名传统，寄意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女名初华，寄意纪念开创中华民国之丰功伟绩。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对辛亥革命功臣授勋，追赠焦达峰为中华民国开国陆军大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第一任都督；又颁发烈土遗族恤金，除批示湖南都督府发给焦家恤银二万两外，中华民国还发给恤银三千元，并规定每年恤银八百元。发至其子满二十岁止。除湖南都督府所发二万两交其父焦舜卿领用外，其余恤银均由悲峰领用。悲峰为纪念达峰革命业绩，遂将达峰故居南岭新屋所剩三间旧房，逐年加以修缮并予扩大，耗资二千元，嗣经十年，落成一幢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房，凡十八间，玻璃窗户，朱漆门扇，焕然一新，光彩夺目。内设达峰烈士纪念堂，陈列着一些珍贵文物。

　　

　　烈土遗像：多系在日本时所照，有全身、半身及团体照多种。

　　

　　遗墨：有烈士所写文章，诗歌，对联及讲演稿等手迹两本，手抄江湖隐语一本。

　　

　　遗物：有书案、宁波床、手杖、砚台、留学日本之皮箱、网篮；都督军帽、军服、指挥刀、都督府大灯笼、还有长沙光复时，市民庆祝游行队伍所送至都督府的各种匾额，上面书写“中华民国开国陆军大将军”、“光复湖南都督”、“事业维新”、“汤武革命”等等，以表彰烈士之功勋。

　　

　　重要文件：如孙中山的革命功臣“授勋令”和烈士遗族恤金“给予令”等。

　　

　　此外，还有许多著名革命名流如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的墨迹、挽词、挽联等、挂满纪念堂四壁，供人瞻仰凭吊。可惜这些文物在土改后有的被没收，上交，有的被偷走。

　　

　　1930年，沈悲峰病逝，年四十三。

　　

　　焦达峰的胞弟焦达人（1891—1942），字知生，号雄飞。

　　

　　1904年，达人入浏阳沙市街文光高等小学堂学习。1907年，进长沙铁道学堂。1909年，达峰等在长沙设共进会湖南总机关，他便辍学加入共进会，臂助其兄从事反清活动。后又经曾杰介绍，加入同盟会。

　　

　　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发生。清廷严捕革命党人。达峰等走避醴陵，达人则暗留长沙，保管共进会名册和机密文件，并秘密往来长沙、醴陵间，传递消息。随后，与洪江会首领黎世希等借名为业师筹款捐官，传信达峰等速回长沙，借居湖迹渡李氏墓庐，就近策动驻协操坪的新军。

　　

　　1911年10月，达人奉达峰命前往浏阳—带组织会党开赴长水等山头。他被推为山主。

　　

　　1935年，达人辞去烈士祠经理职务，奔波于武汉、上海、香港等地，直至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件发生，才回到长沙定居。不久，回到浏阳老家养病，闭门谢客。1938年11月，文夕大火，他倍感痛心，咯血并发，医治无效，乃子1942年逝世，享年五十一。

　　

　　焦达峰的异母弟焦达悌（1903—1952） 字岛松。1924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在程潜手下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以后，曾在国民党政府任团长，副旅长及第九战区长官部少将高参兼长沙防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

　　

　　1947年，任南岳27军军官总队第五大队大队长。1948年任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参。1949年5月，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第十师师长”。不久，程潜委任他为湖南省第—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和浏阳县长。

　　

　　1949年7月17日，浏阳解放。为迎接解放军入城，焦达悌乃率领所属部队撤离浏阳县城，并组织浏阳县人民临时治安支前委员会，组织各界人土迎接解放军入城。次日，以焦达悌为首的湖南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署和第一区保安司令部，以及浏阳县政府等所属军政人员和部队，接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33师、159师和浏阳县人民政府的改编。

　　

　　当年12月，焦达悌被分配参加中南军政大学12总队3大队学习。1951年五月中南军区军法处竟提出将焦达悌交地方法办的意见。同年11月27日由浏阳县公安局派人从中南军区保卫处将焦达悌领回。次年2月2日被“镇压”。时年四十九岁。

　　

　　1981年12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1979年六号文件精神，经浏阳县人民法院（81）法刑复字第111号判决书，给予撤消1952年2月2日对焦达悌的原判决，肯定他在1949年8月为浏阳解放作出的贡献，为其恢复了名誉。广州军区又给焦达悌补发了起义证书。

　　

　　达峰的继嗣传统毕业于武汉大学。1949年任浏阳县政府教育科科长。7月1 9日，浏阳解放，他与其叔浏阳县长焦达悌举行和平起义，并参与浏阳县人民政府临时治安支前委员会，组织各界人士迎接解放军进入浏阳县城。

　　

　　1950年10月，焦传统被控为历史反革命，逮捕入狱。次年九月，因病保释回家就医，随因土地改革，被拘禁本地看守所，接受批斗审讯。因有田四十二亩三分，被划为反动地主，土地被没收。焦达峰烈士南岭故居十八间，亦被没收。时焦传统一家八口：妻子、三男、三女，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还在弥月中。在土地分配中，除家属七人按人口比例平均分得一分土地外，另分给一亩二分为烈士田，并分得房屋三间，其中一间指定为“烈士纪念堂”，悬挂焦达峰烈士遗像，其他财物被没收，烈士历史文物，丧失无余。

　　

　　1955年土改复查，焦达峰遗像及悬挂遗像之烈士纪念堂房间亦被没收。

　　

　　1958年，浏阳南岭大队党支部迁设焦达峰故居，以划清阶级界线为由，焦传统一家被迫迁出故居。

　　

　　1961年10月，焦达峰故居又被廉价出卖给私人居住，并不断任意拆卖，致使昔日壮丽可观的烈士故居，面目全非。对此，焦传统深为叹息，曾赋一绝云：

　　

　　丹心碧血耀新华，骨肉流离别旧家：

　　

　　痛哭国殇多少泪，暗随流水到长沙。

　　

　　1983年8月28日，浏阳县人民法院查实焦传统为原国民党1949年起义人员，撤销错判，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1985年，焦传统病逝于浏阳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