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 乙亥) 一岁
1月10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杨度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石塘乡姜畲村。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号虎公、虎禅(或作虎禅师、虎头陀、释虎)。其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上元迁衡山,明天启年同再迁湘潭,“数世皆武夫”,“累世贵显”。父宗彝,字懿生,亦作毅生,“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以同知衔候补江苏知县。母李氏。
一八八零年(清光绪六年 庚辰)六岁
弟杨钧(字重子,号白心)生。
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 甲申) 十岁
父宗彝病逝。其后,由伯父瑞生照料杨度一家人的生活。
一八九二年(清光绪十八年 壬辰)十八岁
捐监生。
一八九三年(清光绪十九年 癸巳) 十九岁
始游京师。
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 甲午)二十岁
9月(八月),应顺天乡试,中式第五十五名举人。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二十一岁
8月(二月),在京师参加会试,落第。
4月22日(三月二十八),与任锡纯等数十名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请拒绝与日本议和。
秒末,离京返湘潭,始师事王闿运,“学剑学书相杂半”。至一九零二年留学日本前,一直在王闿运门下求学。
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二十二岁
继续跟从王闿运治经史。
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 二十三岁
3月(二月),其妹杨庄(字叔姬)与王闿运第四子代懿完婚。
4月(三月),与夏寿田等随王闿运至衡阳东州石鼓书院治学。
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二十四岁
初春,在长沙湖南时务学堂与梁启超辩论《春秋公羊传》,各主师说,有异同。
春至夏,与同学夏寿田赴京参加会试,又落第。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二十五岁
继续从王闿运在东州石鼓书院治学。
一九零零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二十六岁
继续从王闿运治学。
9月(八月),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两宫西逃,夏寿田应诏赴西安行在,杨度赠诗有云:“西狩非我泣,首阳非我叹”,“同车信莫从,击楫徒悠然”。
一九零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二十七岁
8月28(七月十五),与王闿运辩论贾谊、屈原之优劣问题,折服其师。
9月间,与同学数人商议,拟集资四百金,为其师新盖“湘绮楼”。明年,新楼建成。
一九零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二十八岁
3月4日(正月二十五),访王闿运,“问王霸之别及今日夷务应付之方”,对其师的答复,“意不以为然,而惮于驳难。”
4月4日(二月二十六),访王闿运,“言无三统之说,春王宜断句,自为一条。又言卜筮皆为授时,卜以侯气,非为前知也”。对此,王闿运评论谓:“大要皆新说,可骇;而以春王截断,似可通”。
9月19日(三月十四),访王闿运,告以“当往日本求学说异同”。其师“以恤名止之”,其妹亦劝止,皆不从。
5月(四月),抵日本东京,入弘文学院,“居于院外,每日入院听讲,附于湖南诸生,别为旁听一班”。时“以勤学称”。
10月21日(九月二十),赴湖南速成师范生结业会,听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演讲中国教育问题。旋于23日、30日、11月5日,数次与嘉纳氏辩论中国教育问题并涉及到满汉关系、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式和学术改革的方法等问题。
10月31日(十月初一),为日本教育家伊泽?二所撰《日本学制大纲》作后序,推荐该书“诚可为我国言教育者参考之用”。
10月中旬,离东京归国,抵上海。为创办《游学译编》事,禀苏松太兵备道袁树勋,获准立案。在沪逗留约月余,旋返湘潭。
11月14日(十月十五),《游学译编》在日本东京创刊,杨度预先为所作《叙》文揭载该刊。
12月25日(十一月二十六),访王闿运,述日本所学,其师责其所学“乃欲抹杀君父,以求自立”。
12月30日(十二月一日),与同县黄波之女黄仲瀛结婚。
一九零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二十九岁
2月21日(正月二十四),在欢送湖南第二批赴日留学生宴会上发表演说,希望留学诸君“竭其材囝聪明,讲求科学,以新吾中国,救吾中国”,主张“科学之中,以自然科学为要”。
6月(正月),由署四川总督锡良保荐,应诏入京,准备参加经济特科考试。
7月9日(闰五月十五),在保和殿参加经济特科正场考试。应考者一百八十六人,“均试以论一篇,策一道”,考题“钦命”。阅卷大臣为裕德、张英麟、徐会沣、张之洞、戴鸿慈、熙瑛、李昭炜。
7月13日(闰五月十九),经济特科发榜,初取一等四十八名,二等七十九人。杨度获一等第二名。
7月21日(闰五月二十七),参加经济特科复试。因樊增祥在西太后召见时,痛底此次经济特科多系新党,不可收用,西太后即易阅卷大臣四人,并令只取一等十名,二等二十名。旋又有吴逢甲具折奏参梁士诒、杨度等十八人为革命党,因而西太后有查拿梁士诒、杨度之口谕。
8月初,因避“名捕之祸”,东渡日本,仍入弘文学院。时,胡汉民也在校中。
8月10日(六月十八),上海《国民日日报》(第4号)发表《捕杨度》短评,讥评清廷之举,是“既欲爵之,而后捕之,何云雨之翻覆至如是耶!”同日,因“苏报案”系狱西牢之章太炎作《狱中闻湘人杨度被捕有感》诗二首,中有“保种平生愿,征科绝命方”等句,讥讽杨度反覆。
秋,在日本横滨结交梁启超,作《湖南少年歌》等文,刊于梁氏主编之《新民丛报》。其时及稍后数年,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又结交孙中山、与冯自由、刘成禺、马君武、程家柽等,经常往来于东京、横滨间,并同孙中山讨论救国大计。
一九零四年(清光绪三十年 甲辰)三十岁
春要,与蔡锷、周家树、范源濂、杨毓麟等人被湖南留日学生推举,任中国留日学生会馆“评议员”。李届任期自本年5月至11月(甲辰四月起至十月止)。
5月7日(三月二十二),东京法政大学开设速成科,杨度转入该校学习,与汪精卫、熊范舆同班。
夏,利用人事关系,取得有关外国公司投资粤汉铁路的文件,寄交梁启超,刊于上海《时报,始为粤汉铁路废约自办造舆论。
9月8日(七月二十九,联络鄂、粤、湘三省留日学生,发起成立“鄂、粤、湘三省铁路联络会”,主张废除美国合兴公司前约,将粤汉铁路收回自办。
10月,被留日学界推为总代表(后留美学界也承认其总代表资格),归沪,参加争取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活动,并在沪加入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
11月7日(十月初一),出席黄兴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八号机关部召集的华兴会会员会议。
11月9日(十月初三),分别致电湘省官绅和鄂督张之洞,反对所谓“以美接美”和“华美合办”粤汉铁路的新建议,仍争废约自办。
11月19日(十月十三),党人万福华因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粤汉铁路“华美合办”倡议者)被捕。次日,黄兴、章士钊、徐佛苏、薛大可、郭人漳等十三人被株连入狱,杨度涉嫌。
12月5日(十月二十九日),与杨毓麟离沪赴日本,在船上遇宋教仁。13日抵横滨。
12月下旬,“听讲义于箱根”,归而以诗三章示梁启超,后刊登于《新民丛报》。
一九零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三十一岁
春,撰《粤汉铁路议》,先连载于《新民丛报》。3月20日,又由该报社出版单行本。此书对于争回粤汉铁路建筑权很有影响。
3月,由东京寄函御史黄昌年,称赞其“参劾奸邪,力争废约”的举动,并邮呈《粤汉铁路议》五部,以备采择。
5月7日(四月初四),赴湖南同乡会在东京一川桥帝国教育会内召开的第二次选举会。本日到湖南留学生二百余人,先后举黄兴(87票)、杨度(82票)为湖南同乡会长,两人均固辞,乃再举刘耕石为同乡会长。
5月13日(四月初十),湖南留日学生开同乡大会,到会者三百余人,杨度任主席,并演讲首先二字之义。
7月下旬,在东京富士见町寓所与孙中山辩论中国革命问题数次,不愿与孙中山合作,但将华兴会领导人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随后,孙中山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陪同下走访黄兴。
9月,中国留日喾一会馆干事改选,杨度以七百四十余票当选为留学生总会干事会(即会长)。此时,始剪去辫子。
11月2日(十月初六),日政府文部省应清政府所请,颁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即《取缔规则》),引起中国留学生公愤。随后杨度等总会干事即拜会清廷驻日公杨枢,提出反对理由,请求公使进行特别交涉;又召集各省同乡会负责人举行多次评议会议,收集整理反对《取缔规则》之意见。
11月27日(十一月初一),以留学生总会干事会长名义率总会全体干事、各省分会长联名向杨枢递交《学生公禀》,请求对日交涉,改正文部省所颁规则中第九、第十条之不善之处。此《公禀》呈递后,引起留学生中激烈派的不满。
12月4日(十一月初八),因“畏学生诟骂”,本日悄离东京,避匿字都宫等地。至翌年一月风潮平息,方回东京。
一九零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三十二岁
1月21日(乙己十二月二十七日),熊希龄随载泽等五大臣考察各国宪政,经过日本,今抵东京,特商请杨度代写关于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作为将来考察宪政报告的蓝本,杨度允承。随后,杨度转请梁启超协助,梁亦应允。
夏,为五大臣代撰之《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脱稿交卷。
9月1日(七月十三),慈禧太后下诏准备“仿行宪政”,清政府预备立宪开始。此后,杨度与梁启超、蒋观云、徐佛苏等积极活动,谋联合组织宪政党,以促进国内立宪。
10月,纳赀捐候选郎中。
12月,为联合组织宪政党事,与熊希龄赴神户,同梁启超“熟商三日夜”,达成初步协议。新组织名为宪政会,拟在东京行结党礼后,即设本部于上海,以杨度任干事长。后因内部人事纠纷,联合组党告吹。
一九零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三十三岁
1月20日(丙午十二月初七),创刊《中国新报》于日本东京,自任总编撰员。连载长文《金铁主义说》。
2月9日(丙午十二月二十七日),与方表、陆鸿逵、杨德邻等在东京组织“政俗调查会”,自任会长。此为杨度公开表示不依附于康、梁,独立结党之第一步。
6月25日(五月十五),发表《大同报题辞》,祝贺清宗室恒均十丰创办之《大同报》在东京发刊。
6月-9月,因病离东京,“养疴于平涿海岸”。
7月末(六月下旬),“政俗调查会”改名“宪政讲习会”,宣布其“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并提出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后“宪政讲习会”又改名“宪政公会”,以杨度为常务委员长。
10月下旬(九月下旬),因伯父瑞生病逝,离东京奔丧回籍。
12月初,联络湘绅谭延闿、廖名缙、龙绂瑞、黄忠绩等人,在长沙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旋改名“湖南宪政公会”),以湖南全省士民之名义发起入都请愿,要求设立民选议院。
12月23日(十一月十九),将所拟《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初稿,请王闿运改定。
一九零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三十四岁
1月3日(丁末十一月三十),主持湖南宪政公会为欢迎日本前文部大臣,进步党领袖犬养毅而召开的临时演说会,并介绍该会成立以来的会务情况。
1月19日(丁末十二月十六),联洛湖南三路(湘中、湘南、湘西)学界,组成“湖南教育总会”,举刘人熙为会长,实则以杨度、方表、黄忠绩、杨德邻为领袖。
3月12日(二月初十),在长沙英文专科学校演说德育问题。
3月(二月),与久通公司经理人梁焕奎兄弟在长沙组设湖南华昌炼矿公司,经湖南巡抚部院批准立案。随后,为筹措华昌经费,自湘入鄂,道出江宁,过济南入都,请得直隶、两江、山东、湘、鄂五省官款补助银十六万两。
4月20日(三月二十),因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奏保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本日上谕:“候选郎中杨度著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6月8日(五月初十),袁世凯在颐和园外务部公所召集会议,讲座开设国会利弊问题。杨度当场回答政府诸公质询数十条,演说至四、五小时之久,并宣称“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6月中旬(五月下旬),联络清宗室恒均十丰等在京成立“宪政公会北京支部”。
6月下旬(五月下旬),提出限期开设国会说帖,声明办地开后“皇上仍有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并可“巩固皇室”。以后数月间,杨度一再以速开国会陈说于政府诸公之间,不得要领。
8月2日(七月初六),选助湖南廖名缙、易宗夔等四位来京请愿代表,于是日向都察院递进第二次请愿国会书。
9月上旬(八月上中旬间),以宪政公会常务委员会长名义,公开发表《布告宪政公会文》,解释上月27日清廷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预备事宜年表》,“实于今日中国国势办理最宜”,劝告会员“此时但宜奉扬谕旨,引导人民恪遵分年预备之单而为确立基础之法,不宜以空言为重、以事实为轻”。
12月14日(十一月二十一),致书各地宪政公会会员,解释光绪帝、西太后相继去世实因病故,并非摄政王及诸军机“弑逆”,劝告各地会员值此“大丧迭至,宵小乘机,大局堪危”之际,宜“谋秩序之维持,图宪政之进步”,勿为“浮词煽惑”,“嫌疑影射”,以免“吾党全体陷于至危”。
一九零九年(清宣统元年 巳酉)三十五岁
2月,湖南华昌炼矿公司正式开工,并经清农商部注册,获准享新法炼锑专利权十年。
7月24日(六月初八),奏请厘订君民之关系,行政立法之关系,中央地方之关系,以为宪政实施宗旨,没有引起清廷重视。
8月21日(七月初六),先以请假回籍省亲为由呈宪政编查馆转奏,本日奉上谕批准,旋即离京返湘。
9月26日(八月十三),御史胡思敬附片奏劾杨度,请饬下湖南巡抚密捕解京,审拟定罪。折上,留中未发。
10月23日(九月初十),在华昌公司款款待王闿运。
11月4日(九月二十二),与其师王闿运等讨论地方自治问题。
一九一零年(清宣统二年 庚戌) 三十六岁
1月(已酉十二月),与邮传部派赴湘省调查湘路之官员林炳章、梁用弧谈湘粤铁路工程迟误的原因,并略陈己见。
2月17日(正月初八),其母生日,在家祝寿。
2月20日(正月十一),致书邮传部,陈述官商合办粤汉铁路之策,其言颇具苦心。唯舆论以其破坏商办,且以造成借款,故视杨为公敌。
3月下旬(二月中旬),因资政院行将召集,宪政编查馆电催入京,始离湘北上。道经汉口,几为湘、鄂两省拒款代表所杀。
4月13日(三月初四),公布《致湖南铁路拒款代表书》,表示粤汉铁路一事,本人“不能随和众议,以要乡曲之誉”,“自拟以一死护我言论自由”。
10月3日(九月初一),资政院正式开院。
11月4日(十月初三),清廷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提前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同日,杨度奏请立即召开国会,并驳斥所谓宪法、内阁没有预备在先,故国会不能过速的言论,认为“内阁随时可以成立”“宪法亦非难于拟订”,“请设编订宪法馆于宫中,特选亲信重臣、明达宪政者数人妥慎起草”。其折留中。
12月2日(十一月初一),资政院开第二十一次会议,始议《新刑律》。杨度作为《新刑律》起草者之一,以政府特派员身份到院演说大清刑律不能不改良之理由,及《新刑律》拟订宗旨。
12月5日(十一月初四),资政院续议《新刑律》,杨度到院发表《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的演说,肯定“《新刑律》实出国家主义为其精神,即宪政之精神也,必宜从原稿所订,而不得以反对宪政之精神加入之”。
12月下旬(十一月下旬),专折入奏,请赦用梁启超,以俾宪政。折中有:“方今筹备宪政之初,正为起用人才之行,与其赦罪于后,何若用材于先”等语。其折留中,乃自行刊入《帝国日报》。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辛亥)三十七岁
1月上旬(十二月初),御史胡思敬就杨度力保梁启超事,再次递折弹劾,谓“梁启超既用,则康有为必返,三凶合谋,祸且不测”,“该逆杨度,实今日罪魁涡首,宜必有以处之”,请旨“睿裁”。
5月8日(四月初十),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
6月23日(五月二十七),授奕劻内阁统计局局长,张国淦授副局长。
10月10日(八月十九),武昌起义爆发。杨度旋离京赴河南彰德。
10月14日(八月二十三),阮忠枢持奕劻亲笔信至彰德,请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杨度劝袁不要应命,袁之子克定等“力袒杨”,袁乃以“足疾未愈”谢绝。
11月1日(九月十一),皇族内阁辞职。清政府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1月15日(九月二十五),与汪精卫发起“国事共济会”,宣布其宗旨为“使君主、民主一问题,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要求两方之停战,发起国民会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
11月16日(九月二十六),授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旋有旨开缺。
11月17日(九月二十七),以国事共济会君主立宪党领袖名义,上陈情书于资政院、建议南北两方停战,请旨召集临时国民议会,解决君主、民主问题。资政院旋于本月下旬三次集会讲座此陈情书,无结果。
12月5日(十月十五),宣布解散国事共济会,始与黄兴函电商讨南北议和问题。
12月9日(十月十九),黄兴电复汪精卫,请转告杨度,袁世凯若能迅速推倒清政府,“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杨度将此意转陈袁世凯,袁即加派杨度为议和代表,南下赴沪。
12月中下旬至翌年初,在沪秘密斡旋南北议和。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壬子)三十八岁
1月3日,涛声国民协进会通电指斥杨度“比附满酋,力请袁世凯出山”是“汉奸”,“宣告死刑”。胡汉民、汪精卫旋在南京联名发出通电,为杨度缓颊;孙中山更特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请保护杨度家属财产。
1月25日,联络薛大可、刘鼐和、陆鸿逵等北京新闻界人士和原资政院议员,在京成立“共和促进会”。
3月13日,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杨度为唐所排,乃于本月下旬离京赴青岛,作退隐之计。
9月,自青岛来京,会晤黄兴。黄兴在京期间,极力邀杨度入国民党,未允。
10月8日,梁启超返国抵天津,民主党举行欢迎会,杨度代表来宾致欢迎词。
10月22日,“实业共济会”在京成立,推举杨度为副会长。
10月,捐助《湖南实业杂志》社银洋一百元。
11月1日,工商部主持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本日开幕。杨度因工商总长刘揆一延请,以“工商部特聘会员”资格出席会议,至12月5日闭会。
11月14日,因京中国民党干部胡瑛等继续召邀入党,本日致电黄兴,表示只有国民党“取消政党内阁之议”,“度方有可效力之处”。此电公布后,引起国民党党员中一部分人的反对。
12月22日,由开滦、汉治萍、临城、井径、中兴、华昌六处矿务公司发起,在天津召开“中华全国矿务联合会”筹备会议。杨度作为华昌代表出席会议。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癸丑) 三十九岁
1月12日,被袁世凯授于二等嘉禾勋章。
1月,因湖南实业司呈请工商部取消湖南华昌炼矿公司专利权,杨度在京活动,指陈湘实业司些举,“是破坏统一,自撤藩篱,致湘锑必为外人把持,华商无立足之地矣”。
2月,被袁世凯派充研究宪法委员会委员(政府委员)。
3月25日,研究宪法委员会开第六次会议,杨度声明该会为纯学术团体,与宪法起草委员会性质不同,并由会员公举为研究宪法委员会正会长。
3月26日,由杨度、章士钊起草的《研究宪法委员会宣言书》,本日正式发表。但因该《宣言书》系由国务院代表,与该会纯学会性质不符,杨度引咎辞正会长职。
9月11日,进步党熊希龄组成“名流内阁”。前在酝酿阁员名单地,拟任杨度为交通总长,未果;熊希龄复邀杨度任教育总长,杨以“帮忙不得闲”为辞,拒绝加入熊内阁。
11月26日,被袁世凯特任为“政治会议”议员。
12月24日,被袁世凯任命“督办汉口建筑商场事宜”(属农商部)。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甲寅)四十岁
2月上、中旬,呈请袁世凯将驻扎新堤的前湖南查办使郭人漳所募卫队第三营,调移汉口,藉充保护汉口建筑商场之卫队,归第三师师长曹锟节帛。
3月12日,新任国史馆馆长王闿运由湘抵京。杨度在前门车站迎接,并设席为其师洗尘。
3月14日,陪陪王闿运谒见袁世凯。
3月16日,与王闿运至湖广会馆,出席梁启超为其父祝寿而举办的宴会。
5月9日,袁世凯设立“全国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经杨度推荐,袁加派蔡锷为办事员。
5月27日,李燮和召饮什刹海会贤楼,还有王闿运、梁启超、叶德辉等人出席。
6月22日,新任参政院参政张荫棠、劳乃宣以病辞,袁世凯本日任命杨度、钱恂为参政院参政,月俸五百元。
8月23日,与王闿运、熊希龄等联名致电湘督,请饬令湖南银行放款数百万,以维持湘省矿业,并严禁现银出口,以维持币价,“俾该银行得以安心放款”。
10月10日,袁世凯在怀仁堂亲授杨度以勋四位。
11月9日,为行将返湘的王闿运设家宴饯行。
11月12日,王闿运离京返湘。行前,将国史馆印存杨度处。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四十一岁
1月9日,被袁世凯任命为国史馆副馆长。
1月27日,与梁启超、孙毓筠等人一道,被袁世凯授予少卿。
2月4日,出席参政院第二届常年会。
3月,撰成《君宪救国论》,托公府内史夏寿田转呈袁世凯。
5月31日,袁世凯亲笔所书“旷代逸才”四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今日颁给杨度;次日杨度上呈致射。
7月6日,袁世凯批准杨度等十人为参政院宪法起草委员,并组织宪法委员会。先是7月1日,袁世凯令参政院依《约法》第五十九条,推举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参政院旋于7月3日推定杨度等十人依法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本日获准。
8月3日,袁世凯之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在《亚细亚报》上公开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随后,杨度开始发表筹安会的联络工作。
8月13日,致函严复,解释近日商组筹安会,“实承极峰之旨”,并谓“发起人启事,明日将登报,已代署尊名,不及征求同意,希谅之”。
8月14日,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发起“筹安会”,本日公布筹安会宣言书。
8月18日,汤觉顿、蹇念益由天津返京,带回梁启超致杨度信,略谓“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度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表示不参加筹安会。
8月19日,致函王闿运,谓“京华诸君子为措国家于磐石之安,置生民于康乐之境,?有改帛之议……如得我公一言欣助,不啻项城可释重感,即万民亦皆额首”。此函托返湘游说湖南将军汤芗铭造成帝帛之洪述祖送去,并随信附有几件古董书画。
8月20日,筹安会发出启事数则,通告正式成立,杨度出任理事长,孙毓筠任副理事长。次日,与筹安会发起诸人联名通电各省将军及省城商会,请派代表来京,加入讨论变更国体问题。旋经各省纷纷复电赞成,并允派代表入会。
8月29日,筹安会发表第二次宣言,宣布该会讲座国体问题开票结果,全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
9月2日,筹安会以杨度领衔,呈变更国体请愿书于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同日,参政院参政汪凤瀛致函杨度,抨击其恢复帝帛之议。
9月6日,出席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召开的讲座国体请愿事件的谈话会。同日夜,走访张,访问袁世凯今日派杨士琦莅院发表“不合事宜之谕”究为何意并对张申明,恢复帝制是袁总统须他出头,“我亦被动,非主动,但吾向主君宪之说,故愿为之”。
9月7日,对梁启超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发表声明:“予之宗旨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虽举国以对,予必一人坚持,无论何种利害祸福皆非所计。若反对仅出于文字语言,更不必计较”。
9月19日,在六国饭店邀宴各省来京参加筹安会的代表,并组成筹安会代表团,以为接洽报告之机关。同日,梁士诒在京组成“全国请耗联合会”,推定沈云沛为会长,那彦图、张镇芳为副会长。
10月5日,与张振勋、向瑞琨等呈请在中国设立中美银行,股本一千万元,中美各认一半,议定办事权限,彼此平等,本日获财政部批准立案。
10月15日,改组筹安会为“宪政协进会”,确定“此后本会方针,应注重立宪问题”。
10月28日,湖南华昌炼矿公司在《申报》上登出启事,声明该公司“近亦并无报效筹安会款项之事”。
11月13日,作挽郑汝成联:“男儿报国争先死,圣主开墓第一功”。先是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于本月10日被中华革命党人暗杀,此为袁世凯称帝后所死的第一位袁家大将,杨度故有此挽联。
12月1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名义,两次上书推戴袁世凯为皇帝。次日,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旋于31日申令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明年为“洪宪元年”。
12月19日,与孙毓筠等代表宪政协进会呈递促袁世凯早日登极折。
12月23日,蔡锷领衔至电袁世凯,请取消帝帛,诛除祸首。电文中称:“请查照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将发起筹安会之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通电各省之朱启钤、段芝贵阳市、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七人明正典刑”。
12月25日,云南通电宣告独立,护国战争爆发。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四十二岁
2月17日,宪政协进会发表公电,指责云南、贵州独立有“起内乱,召外侮之罪”,是“伪共和,万无再事拥护之余地”。
4月10日,辞参政院参政职。二日后,获准辞本职。
4月20日,通电国中,表明“君宪有罪,罪在度身”,“苟蕴薛一身而有裨国事,刀锯鼎镬,其甘如饴”,并反对要求“元首退位”之说。
5月1日,《京津太晤士报》记者因外间有杨度赴津游美之谣传,特于本日赴丰盛胡同杨寓走访,杨度发表谈话称:“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远方。”记者谓其“态度安闲,辞意坚决”。
6月6日,袁世凯死。次日,赴府吊唁,作挽联云:“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评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6月20日,辫帅张勋通电反对惩办帝制祸首。电中谓“君主民主,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且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扬,究与大局何益?”
7月5日,黎元洪令建筑汉口商场事宜归并农商部办理。
7月14日,黎元洪发表惩办帝制祸首令,首列杨度其名,“着拿交法庭,详通世法,严行惩办”。杨度先已隐居天津清鸣台八号。
10月20日,王闿运在湘潭病逝。稍后,撰挽联:“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10月31日,黄兴病逝上海。稍后,撰挽联:“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歧,肝胆至今称益友;一身能敌万,只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11月8日,蔡锷病逝日本东京福冈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稍后,撰挽联:“魂魁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巳)四十三岁
本年,隐居天津、青岛等地外国租界,与诗文为友。
2月,湖南都督兼省长谭延闿令省财政厅和矿务总局将华昌公司、洪元公司内杨度、薛大可所占矿股,拨归湖南矿务总局,督同该两公司经理管理,应提红利,亦应另款存储,听候解决。
3月13日,复函张勋,发表自通缉以来第一次政见。先是张勋曾致函杨度,邀他到徐州作客,商议国事。杨度在复函中,批评“今日时局,内政不修,外交轻率”,敦劝张勋趁此“既(对德)绝交而未宣战之间……亟谋内政之改革”,“挽此将亡未亡之局”。
5月22日,张勋召开第四次徐州会议,特邀杨度参加,杨度以方表为代表出席。
6月上、中旬间,张勋应黎元洪召邀,以调处国事为名,率辫子军由徐州北上过津。旋在德租界召开会议,杨度与闻,并对张勋复辟帝帛有所谋划。张勋后于6月14日抵京。
7月1日,张勋等扔清宣统帝溥仪复辟。
7月3日,通电国中,公布致张勋、康有为,反对复辟之电文。电中称:“度认公等所为,与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教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下半年,将母亲李氏、妻黄仲瀛送回长沙,寄居华昌公司,将次妻徐粲楞送回苏州原籍。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戊午)四十四岁
3月15日,北京政府发出特赦令,将“所有民国五年七月十四日及六年七月十七日通缉杨度、康有为等之案,均准免于缉究”。
4月26日,由天津抵北京,寓居丰盛胡同本宅。
5月1日,晋谒总统冯国璋,鸣谢特赦之恩。
6月9日,中日实业公司增聘杨度为顾问。
6月,与薛大可等在京筹备创办《唯一报》。
8月1日,离京赴沪,联络沪商招股筹组地方银行。
9月19日,由沪抵奉天,目的不明。
9月29日,在泸发出通电,条陈调和南北、解决时局办法。
10月21日,因美国商人运动增加湖南锑税,杨度于本日抵京。旋连日在京向政府各当道接洽,请拒绝美商要求。
本年,湖南华昌炼矿公司总协理汪怡书以战后锑价大落,营业不振,辞职,杨度继任总理。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己未)四十五岁
1月9日,在京度四十四岁生日。曹锟悯其潦倒,赠送银洋两千块,因作自寿对联:“开天辟地,先盘古十日而生,东奔西逃,享民国七年之福”。
夏,致杨雪桥书,中称:“度年来息影一庐,久不与闻政治,间或经营商业,颇与市井为俦。特以兵祸连年、百业俱废,因之亦多亏损,政商两界皆成畏途。平居多暇,还读我书,懒于著书,聊以遣日而已”。
9月,为维持华昌公司,与该公司股东周扶九等,向上海银行借款一百万元,又接纳中美贸易公司投资银五十万两(以出口锑砂作价抵缴)。旋将华昌公司在美国所设之推销代办处取消,委托中美贸易公司代销出口锑砂。
10月下旬,就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张敬尧,违法将湖南全省矿产押于英商葛兰特签订草约一事,与湖南旅京士绅熊希龄、刘揆一等十九人,联名呈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请“严予驳斥,不准立案,并请饬下外交部照会英使,以杜巨祸,而保主权”。
12月,为北京法源寺道阶法师等所编《八指头陀诗文集》撰序。
一九二零年(民国九年 庚申)四十六岁
1月17日,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为恤其遗族,旋与旅京湘人章士钊、范源濂及蔡元培等发出募捐启事,“伏冀君子知交,慨加赙助”。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辛酉)四十七岁
上半年,以湖南华昌炼矿公司总理名义,延聘美国商人怀德为该公司经理(限期五年),招募外债,怀德募债数月无着,用费银洋二万余元。
7月,漫游长江,登庐山。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四十八岁
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走避黄博。孙中山旋派刘成员禺北上、全权办理和赣之事。刘即星夜驰京,见杨度于东厂胡同,“与杨(度)商阻吴(佩孚)率赣军助陈炯明之策”,杨度自认与夏寿田运动曹锟。
7月初,与薛大可、顾鳌等离京赴保定,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入粤援陈活动,得果,帮助孙中山度过了难关。
7月下旬,美商怀德持上年杨度与之所订聘约和借款契约,以到期不还为由,投诉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将杨度及华昌公司董事熊希龄、股东谭延闿等人一并控告。
8月14日,孙中山由粤辗转抵沪,曹锟派陈调方与刘成禺往沪欢迎,孙中山对刘成禺说:“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诺言”。
9月3日,为调和南北时局,发表通电,主张“取广州国会议员录、北京新国会议员录、南北政府职员表三者,据为法律上之存案”,为议员进退之标准,以解决所谓民六、民八、南方、北方议员资格的纠纷问题,以期新国会之早开。
10月17日,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因反对校方征收讲义费,始起风潮。次日,校长蔡元培辞职。旋于24日,风潮平息,蔡元培宣言复职,此次风潮之起因,当时学生的报告和传单,多道及系杨度“欲与实力派接近”,“因谋校长计面”而鼓起。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四十九岁
1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因反对教育总长彭允彝借口金法郎案,非法要求再次逮捕财政总长罗文?,愤而辞职出走。北大校长人选问题,最初有杨度之说。旋于2月25日发表范源濂为北大校长。
初春,孙中山在上海着手改组国民党,杨度曾拜访孙中山于香山路私邸,要求加入国民党。中山先生为此特电党内干部,说明杨度“此番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
2月15日,孙中山离沪赴粤。杨度受孙中山委托,旋亦北上进京,接洽和平统一事宜。
3月7日,就曹锟、吴佩孚之代表催促内阁总理张绍曾发表沈鸿英督粤一事,发表谈话,谓:“今一旦发表沈令,是自绝于孙,不特时局无转圜之望,且恐从此而促北方政治之生命。……故为中央计,固以不发表该令为是;而为保、洛计,亦宜变其政策,而与中山携手”。
6月下旬,致函曹锟,谈此次北京政变、黎元洪出走之原因,在于一年来之武力统一而收政变之结果,认为以武力对各省,以金钱对议员,极为下策;并“力言解决时局,除用和平统一、与广州孙公接洽外,别无办法”。曹锟旋于7月6日复函,表示承诺和平统一主张,而望杨度随时赐教。
7月4日,致电曹锟,请“仍采前函办法,通电全国主张和平统一”,“速集各方领袖,协议统一善后事宜”,并先迎孙中山入京主持政局。同日,将此电拍发上海《民国日报》。次日,又致电上海“国会通讯处”,陈述“现正力倡迎孙之说,与保派及各方接洽”,请转告孙中山,一致进行。
7月14日,致电曹锟,请急通电全国,宣布停止战争,停止选举,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是。时曹锟“大然其说”,旋因吴佩孚反对,未果。
10月1日,为衡阳喻昧庵所编《新续高僧传》一书撰序。
10月22日,贺梅兰芳三十岁生日,作《梅郎曲》一首:“早岁京华逐管弦,侯、谭名在小杨前;光宜变后寻歌舞,又看梅郎十五年。”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五十岁
3月,接见来我国考察佛教的美国哲学家贝博士,与谈佛教教义。
6月12日,致函京畿卫戌司令王怀庆,请其呈请政府取消通缉吴稚晖一案,以全士类,而符民意。
10月15日,为同县沈润身所著《系统进化哲学》一书作序,文中以通俗的道理,解释“马克思之唯物史观”,主张以“革命”之手段,“扫除”食不平等、“贫富之不平等”、“贵贱之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庶几平等共食之社会始能出现于世界,而人道主义之首先、政治、法律、教育,亦必随之而生”。沈书正式出版时,此序文因故未收入。
12月10日,致函吴佩孚,痛论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败,是“自种其因,自食其果”,是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并劝其放下屠刀去学佛。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五十一岁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撰挽联:“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稍后,杨度在北京参加由众议院议员胡鄂公于上年7月间发起成立的“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并参与该同盟组织的几次反帝废约示威活动。
6月20日,撰《伦回偈并序》。
8月29日,段祺瑞政府任命奉军骁将姜登选为安徽督办。稍后,姜聘杨度为秘书长。
9月29日,随姜登选赴蚌埠就职。
11月26日,姜登选被戈反奉的郭松龄枪决于滦州,杨度旋逃回天津。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 五十二岁
初春,张宗昌与直系李景林部组成直鲁联军,张任总司令,后于2月10日被吴佩孚委为讨贼鲁军总司令。张旋聘杨度为总参议。
4月24日,北京《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捕。杨度曾运动北京报界请求张学良开释,未果。邵旋于26日遇害。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杨度始在北洋军阀间实施其“造乱”计划。
7月10日,关税特别会议重新召开前夕,北京政府有罗致杨度为中国代表之议,嗣因14日阁议未通过。
8月6日,北京《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因发表《官僚之运气》一文,触怒张宗昌,本日凌晨二时被捕。杨度与薛大可等人闻讯后,即向张宗昌陈情缓颊,待张宗昌意转改令,而林白水已于同日晨五时遇害,救而弗及。
8月7日,北京《世界日报》记者成舍我被捕,经杨度、薛大可等人向张宗昌求情,旋于10月被孙宝琦保出。
8月9日,潘复致章士钊函,略谓:“林君之遇,可谓痛心,百端营救,得救而又弗及,真文人之厄。成舍我事,次日又发生,经多方譬说,勉已脱险,何日释出,尚不能必。?子为此特伤感,吾俦不武之人,不过附属,遇事宁有多效?可惭已极。”
9月7日-11日,张作霖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南下“援吴(佩孚)”和“讨赤”问题,决定派张宗昌为援吴军总司令。
9月13日,张宗昌在济南召开幕府会议,杨度劝张归附广州国民政府,袭取南京,与北伐军夹击孙传芳部,得张之认可。旋因张学良于9月27日赶到济南,责张之南投意图,并警告杨度。此计未果。
9月27日,曹锟因奉系张宗昌部进抵保定,移居郑州。行前,杨度曾策动曹锟以“劳军”为名赴郑州,除掉吴佩孚,再整军讨伐奉系,得曹之认可。旋因曹无饷劳军,此计又未果。
12月22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召开会议,拟以“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组织以奉、鲁系为主的靳云鹏内阁,以取代顾维钧内阁。由于张宗昌的保荐,靳内阁名单中教育总长一席内定杨度。旋以政局变化,靳内阁流产,顾内阁得以蝉联。
年底,离济南赴北京。行前奉和济南名士韩虔谷七律一首,借以自况。诗云:“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五十三岁
1月20日,张作霖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聘杨度为政治讨论委员会专门委员。
春,始从齐白石习绘画,并扎佛如常。
4月4日,应邀出席熊希龄在北京太平湖饭店为其长女举行的婚礼,意外探悉北京政府将有搜捕俄国兵营内共产党人之举动。当晚即告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书记胡鄂公,请转告李大钊等火速走避。
4月6日,李大钊等六十余人被捕。杨度旋与章士钊等分途营救,并派其长子公庶两次到狱中探视李大钊,秘传消息。
4月9日,出席政治讨论会会议,议决向安国军总司令建议,请将李大钊党案移交法庭,依法办理。与会委员并推举杨度与梁士诒为建议代表。
4月10日,与梁士诒约司法总长罗文?,一同前往安国军怀念部,向张作霖提出政治讲座会昨日作出的建议。
4月中、下旬,在营救李大钊的过程中,得知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表示赞成,旋因李大钊坚决反对,劫狱未果。在此期间,杨度还将自己在京的“悦庐”寓所,作价四千五百银元,变卖给张汉举,并将全部银钱交给胡鄂公,充作营救李大钊的费用。
4月28日,安国军政府特别法庭悍然判决李大钊等二十人以绞刑。当天执行。为周济被难者的遗族,杨度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
5月,为配合北伐计划,在张宗昌处散布南京、奉张、晋阎三方以牺牲张宗昌为条件,组织“三角同盟”的空气,极力怂恿张宗昌向武汉国民政府投诚,致使“其干部要人均多同意”。
秋,蔡和森策动北方暴动,杨度曾资助若干费用。
12月23日,范源濂逝世于天津,撰挽联:“蓬瀛旧事难回首,沧海横流且息肩。”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 五十四岁
3月,在京致函其妹杨庄,作《六根偈序》,为其“证道”。
4月,齐白石预造生?于湘潭白石山下,杨度应其所请,为之撰《湘潭齐山人自圹志铭》。
8月,撰《新佛教论答梅光羲君》一文,“回忆当时学佛次第及其原因结果”,说明不是提倡“出世”,而是要改革佛教以救世。
秋,离京赴沪,先寄居法租界毕勋路陆冲鹏家,后移居白利南路兆丰别墅,以卖字画为生。曾在云南路乘书艺画社举办个人书画展览。在此期间,由当时中共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潘汉年介绍,经党的领导人周恩来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秘密党员),先后由潘汉年、夏衍等同志与杨度单线联系,但仍继续礼佛。后经党同意,由陆冲鹏和章士钊引荐,当上了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的挂名秘书,并得其资助<每月得生活费伍佰元>,开始撰述《中国通史》。
11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红旗》(日报)第二期出版,本期刊头《红旗》二字,为杨度所题。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五十五岁
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平。2月17日,杨度出席设奠于静安寺的公祭仪式,并撰挽联:“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12月17日,应友人之嘱,为长沙“商界巨子”柳菊生(字虎溪)八十寿辰撰词以祝。贺词中颂扬柳氏“与湘人为官为兵?利之习相反”,“以商业光大其家,福利其身”,为“真商人”;并“愿湘人教其子弟皆以先生为范,必能增进生计能力,于国与家,皆两利焉”。
12月,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简称“中国互济会”),并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
本年,居上海,以卖字画为生。
一九三零年(民国十九年 庚午)五十六岁。
2月13日,鲁迅、夏衍、郁达夫等五十一人,发起成立进步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杨度签名参加。
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杨度于6月签名参加。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五十七岁
6月上、中旬,赴上海浦东高桥,筹备杜月笙家祠落成典礼(任文书处主任),并撰《杜氏家祠记》。典礼结束后回沪,即臣床不起。
7、8月间,为祝贺其学生、共产党员董健吾新婚,抱病撰贺联:“但哦松树当公事,愿与梅花结后缘。”
9月17日,上午十一时,逝世于上海法租界薛华立路一五五弄十三号寓所。临终前数日,自撰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表明心迹。
9月18日,在殓。党曾派人到其家致吊。
9月20日,灵枢发引,暂厝上海西门外斜桥湖南会馆。后择其安葬上海万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