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因“川盐济楚”的缘故，咸丰年间湖北盐政一直备受学术界瞩目（以下论著较有深度，鲁子健：《川盐济楚与四川盐业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2期；陈锋：《清代两湖的市场与四川盐业的盛衰》，《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王国平：《胡林翼在湖北筹饷活动及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徐凯希：《太平天国与清末湖北盐业》，载于王承仁主编《太平天国研究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凌兴珍：《论胡林翼经世改良思想及其特点》，《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0期；吕一群：《清代湖广榷盐制度的演变》，《江汉论坛》1996年第7期；黄国信：《从“川盐济楚”到“淮川分界”——中国近代盐政史的一个侧面》，《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等）。但是，许多学者论及咸丰年间的湖北盐政时，多着眼于“川盐济楚”的意义，对于当时湖北盐政的制度演变、绩效评估较少涉及。限于史料，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论述产生了似是而非的论点（如咸丰七年，胡林翼提出以四川协饷三万两作本，官运官销川盐二百水引的建议。此议究竟实行与否，绩效如何，由于《两淮盐法志》、《四川盐法志》等基本史料皆无明确记载，许多学者论及此事多语焉不详，甚至凭想象得出错误的结论）。梳理厘清湖北盐政制度，准确评估咸丰年间湖北盐税收入，有助于认识湘楚军成功镇压太平天国的内在原因，也有助于把握胡林翼经济思想的实质。

　　一、咸丰五年以前湖北盐政概况

太平军兴起以前，按照清政府的纲引制度，除鄂西南施南、长乐等几个改土归流的州县为川盐引岸外，湖北大部分地区是淮盐引岸。每年淮盐在湖北额销约五十五万引（每引行盐六百斤），湖北地方政府并无直接的销售收入，仅由两淮盐运司每年提银三万九千两，以匣费的名义解交湖北作为官场养廉银（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湖北巡抚赵炳言：《奏为借动空旷养廉银收入耗羡款内供支筹事》，道光二十八年七月初六日）。由于淮盐产区与湖北距离遥远，运输时需沿江逆流而上千里，加上沿途官吏层层盘剥，其成本远较顺流而下进入湖北的四川私盐（以下简称川私）为高。“川盐成本极轻，每斤仅售一二十文已有赢余，淮盐路远运艰，每斤售五六十文方有沾润，贵贱悬殊，此私所以愈充，淮引所以难销也”（杨承熺、张仲炘等修：宣统《湖北通志》，卷五十一《政经九·盐法》，民国十年湖北省长公署刻本）。另一方面，淮盐的质量又比川盐低劣，“鄂省人民因川盐质美，优于淮盐，人皆喜食”。尽管清政府一再严禁川私，林则徐等几任湖广总督也竭力缉私，但川私却在湖北愈演愈烈。至道光三十年，江督陆建灜奏称：“不独宜郡受其浸灌，蔓延于襄、郧等府。……荆、宜两府及郧阳所属各州县额销淮盐七百引，已被川私全占，若不早为堵缉，其浸灌更不止此”（杨承熺、张仲炘等修：宣统《湖北通志》，卷五十一《政经九•盐法》，民国十年湖北省长公署刻本）。这种局面下，淮盐在湖北出现了大量积压滞销的情况（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宫中档硃批奏折，湖广总督裕泰：《奏报查明楚岸积存引盐实在数目及售盐价值事》，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裕泰称：“截至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止，除销外查明实存未销大盐四十五万余引。”），两淮盐运司应提解湖北的匣费也被长期拖欠（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大学士祁隽藻等：《奏为遵旨迅筹拨解湖北要需并请饬两淮筹解节年所欠匣费银两事》，咸丰元年六月十六日。祁隽藻等称：“自嘉庆拾伍年庚午纲起至道光拾玖年已酉纲止，两淮运库共欠解银壹百肆万贰千余两，……，即未经奏展之已酉纲银贰万贰千玖百余两庚戌纲银伍万余两，叠经催提亦未解到”）。

太平天国起义使两湖的纲引制度受到致命打击，尤其是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大江梗阻，而淮南官盐片引不至”（杨承熺、张仲炘等修：宣统《湖北通志》，卷五十一《政经九·盐法》，民国十年湖北省长公署刻本）。在军饷匮乏，两湖百姓“淡食堪虞”的严峻局面下，清政府被迫采取一些务实的措施来应急。帮办湖北军务罗绕典首先提出借运川盐和潞盐济楚的建议（丁宝桢等修：光绪《四川盐法志》，卷十一《济楚》，光绪年间刻本），在罗绕典建议的基础上，湖广总督张亮基比较川盐和潞盐的优劣，认为“川盐转运既易，成本亦轻，较之潞盐更为便利”（魏光焘等修：光绪《两淮盐法志》，卷五《王制门·制诏五》），向户部提出借运川盐两千引（陆引，每引行盐四百斤），由四川委员捆扎运至巫山后，交由湖北委员押运来楚。课费方面，“川省成本、水脚、委员薪水等项，均由湖北盐道同委员按引提存，解交四川”（中华民国盐务署纂：《清盐法志》，卷二百五十二《运销门八·济楚》，民国九年盐务署刻本）。户部议准后，四川总督裕瑞令“凡边、计积引，均许改代运行”，一时“商人争趋”（丁宝桢等修：光绪《四川盐法志》，卷十八《引票三》，光绪年间刻本），张亮基却发现这些借运的川盐经过四川各级官员的盘剥，成本高得惊人，“本地买食，每斤不过十余文，即外款、运脚加一倍亦不过二十余文”的川盐运到湖北后，每引（四百斤）竟达十两之多，导致“官盐虽借运而不行，私盐畅销而争赴”（丁宝桢等修：光绪《四川盐法志》，卷十一《济楚》，光绪年间刻本），湖北食盐市场几乎全被川私占领。为确保盐税收入，张亮基采取承认现实的态度，“化私为公”，使私盐贸易合法化：“臣等体察湖广盐务情形，惟在权宜办理，不可拘执。盖由官借运则价贵，不能胜私，曷若化私为官，则价平兼可济课……凡川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不必由官借运，惟择楚省堵私隘口，专驻道府大员设官抽税”（丁宝桢等修：光绪《四川盐法志》，卷十一《济楚》，光绪年间刻本）。户部议准后，张亮基于咸丰三年七月在宜昌设立川盐局，委任武黄同知饶拱辰负责，向四川盐商抽课每斤钱十五文；在沙市设立分局，委任保升道员拣发知县署理荆州府同知郑兰负责（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荆州将军绵洵：《遵查宜昌盐局实无弊窦等由》，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抽取起坡盐课每斤钱五文。因课税过重，“水贩无力呈缴，闯卡愈多，以致暗放斤两”（魏光焘等修：光绪《两淮盐法志》，卷一百二十三《邻税门·湖北宜沙提课》），盐课收入大受影响（据绵洵奏称，这段时间“所取之课，不过十之二三”。见上引档案）。至咸丰四年八月，湖广总督杨霈改变抽课章程：改委宜施道庄受祺专驻宜昌办理盐课，向四川盐商抽取卖课每斤银一厘五毫（另收公费每斤钱一文）；沙市局向买户抽取买课，每斤钱四文五毫（另收公费每斤钱五毫），每斤共抽正课合计钱七文折银三厘五毫（魏光焘等修：光绪《两淮盐法志》，卷一百二十三《邻税门·湖北宜沙提课》）。实行近一年后，“商贩买户无不乐从”，自太平军兴以来，混乱的湖北盐政有了趋于稳定的迹象。

　　二、胡林翼、官文对湖北盐政的整顿

尽管在张亮基与杨霈的努力下湖北盐政有了起色，但是，直到咸丰五年年初，官文、胡林翼就任湖北督、抚时，局面仍然严峻：自太平军兴以来，四年内湖北省城武昌三次被太平军攻占，督抚数易其人。权力中心频繁变化，使各级盐务官员无所适从，一些措施、制度迟迟无法确立。早在咸丰三年，沙市川盐局主管郑兰本想上书张亮基，请将沙市盐局所抽正课与公费划分清楚，但因“兵事络绎，省城戒严，更未便以琐屑之词上渎宪听”（魏光焘等修：光绪《两淮盐法志》，卷一百二十三《邻税门·湖北宜沙提课》）。直到咸丰四年十一月，郑兰才向后任湖广总督杨霈禀请划正课为四文五毫，公费五毫，但咸丰五年正月省城又被太平军攻克，以致“尚未奉到批示，是以未敢擅分，仍然并征并解”（魏光焘等修：光绪《两淮盐法志》，卷一百二十三《邻税门·湖北宜沙提课》），这件事竟一直拖到咸丰六年二月方由官文和胡林翼定案实施。与川盐行销湖北同时，潞私、淮北私盐以及太平军辖区下的淮南私盐也从鄂北、鄂东进入湖北，对于这些私盐应该如何抽课，始终未建立统一的章程，而是由地方官员各自为政（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湖广总督官文：《奏为楚岸欲销淮盐运道难畅请以川盐潞盐就近接济并试改运事折》，咸丰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官文在折内称：“安襄郧荆道罗遵殿于樊城、宋家埠等处设亦设局收课，每斤抽取钱二文，每月收钱二、三千串不等，作为防堵经费”）。这一时期湖北官场的混乱，使户部对湖北的盐务完全失控。咸丰五年，户部奏称：“（川盐济楚）迄今两年有余，并无该督抚奏报案据，……应请敕下湖广各督抚将楚岸盐斤抽税已未办理之处，即行查明声覆”（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户部：《奏请湖南湖北各省查明并声复办理楚岸盐斤抽税情形事》，咸丰五年）。这种局面下，官员办事效率低下，徇私枉法，自然难以避免，给了盐商、私枭以可乘之机，盐商勾结官吏挟私偷带，私枭更是“皆千百成队，排列抬枪大炮，连樯东下，官吏无可如何”（丁宝桢等修：光绪《四川盐法志》，卷四十《纪运》，光绪年间刻本）。至咸丰五年，一年收课不过三十余万两（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湖广总督官文：《奏为湖北荆宜二府设川局卡抽课济饷等卑有成效折》，咸丰六年三月初十。官文在折内称从咸丰四年九月到五年十二月，荆宜两局共抽课“合银四十余万两”。以此数推算，咸丰五年湖北抽课约三十余万两）。

针对盐政的种种弊端，胡林翼、官文从咸丰五年开始作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就其要旨而言，有以下六端：一是调整完善抽课章程：针对盐课收入过少，不敷军需的现实，官文和胡林翼试图通过加课的方法来增加盐课收入，于咸丰五年十二月提出将“淮盐及川私、潞私、票私，均应于来源要隘设局稽查，每斤取课四厘四毫”。这较之以前宜昌抽取的每斤一厘五毫“加增几至两倍”，多数商贩难以承受，造成“贩者无利可图，非裹足不前即绕道偷越”的局面（魏光焘等修：光绪《两淮盐法志》，卷一百二十三《邻税门·湖北宜沙提课》）。实施三个月后，官文、胡林翼只好接受庄受祺的建议，恢复原来每斤抽课钱二文五毫（折银一厘五毫）的标准。直到咸丰十年八月，由于安庆前线吃紧，军费开支大增，同时四川农民起义造成“井灶蹂躏，商贩稀少……楚北销路渐窄即收课渐减”的局面（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湖广总督官文：《奏为查明咸丰十一年九十两月分荆宜二局抽提川盐正课银钱数目恭折》，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官文、胡林翼才将宜昌所抽卖课每斤加课银五毫至二厘，沙市局所收买课每斤加课钱两文至六文五毫（魏光焘等修：光绪《两淮盐法志》，卷一百二十三《邻税门·湖北宜沙提课》）。此次加课数量相对较小，未引起盐商激烈反弹。针对从鄂东、鄂北进入湖北的其他私盐，咸丰六年五月，官文认为“所查票私、潞私盐系枭贩由交界各州县兴贩浸灌，……势难逐要设卡收课”，提出“委员专驻河南、陕西聚盐处所，就近抽取运楚盐斤之课”，课费方面仿照川盐标准“每斤抽课钱七文”，并饬令湖北盐道常恩会同河南官员，于聚盐最多的河南信阳“设局试办”（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湖广总督官文：《拟抽楚北票私、潞私盐课现已办有端倪由》，咸丰六年五月初十日）。潞私、票私多系小商贩陆路贩运，“盘费较重”，七文一斤显然过多，设局于河南“越他省而事难遥制”，可操作性不高。实行一年后，收盐课仅三万九千余串，其中信阳州局之课仅二千六百余串。咸丰七年三月，官文、胡林翼改变章程，“凡陆路之潞票等私，责成各州县于所属境内设立官行抽税，其水路私盐如襄阳之樊城，光化之老河口，汉阳之汉口，黄州之武穴一律遴委妥员，于各要隘设卡收税”，课费也相应降低，“凡水路之盐每百斤抽税四百文，以三百二十文为报部正税，以八十文为外销经费；陆路之盐运脚更重，税宜倍减，每盐百斤抽税钱二百文为报部正税，不再另提经费”，并将无成效的信阳州局撤销。新章程实施仅半年，抽课即达到十五万串之多（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湖广总督官文：《奏停豫省盐局仍由楚境就地征收等由》，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三日），遂为定制。

二是加强缉私，严防偷漏税课：针对湖北境内私枭横行，缉私力度不足的状况，官文、胡林翼双管齐下。一方面，官文收编荆州土匪曹立全部，“给立全五品军功”，“扎委巡查江面”。曹立全系惯匪，在荆宜一带实力强大，受官文任命后，“即在宜昌平善坝、宜都白洋、枝江董家窝、江陵郝穴设立四卡”，其后“自荆河脑至巫峡往来行旅可保无虞”（周乐：《宦游纪实》，卷上《设立义顺营并办袁宪钧逆案始末》，光绪廿三年刊本），水匪私枭受到有力制约。另一方面，于咸丰五年三月，在宜昌以下江段，增设高家套、宜都、涴市三卡，增强抽收过江盐课的力度，防止偷漏盐课（川盐济楚之初，运往湖南的川盐在宜昌纳课后即“概不收课”。咸丰四年闰七月湖北改章，设窑湾、太平口、筲箕窪、江口、董市、洋溪卡座六处，募兵勇堵截，适收过江盐船之税，所收之课费统归沙市局并算。过江盐课抽收后，沙市盐局收入倍增。见周乐：《宦游纪实》，卷下《接办沙市川盐事务遵照定章办理禀》，光绪廿三年刊本）。为加强对盐商的控制，防止私带盐斤，咸丰三年冬，沙市川盐局主管郑兰会同江陵知县陈钧远，委任在籍监生严步高等开设官行，“令本地买课，报行请秤"（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荆州将军绵洵：《遵查宜昌盐局实无弊窦等由》，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此84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为湖北官行之始。胡林翼、官文上任后，继续强化“官行”这一制度，咸丰七年，官、胡两人会衔发布章程，“责成州县地方设立官行，抽提税课，外来私贩到境，俱归官（行）过秤，每斤抽课钱贰分，然后发卖与散铺及食户”。官行制度在湖北各地的实施，使“偷漏盐课及私牙交易”的情况得到遏制，盐商被牢牢控制。

三是改变运销制度：太平军兴前，湖北淮盐运销是传统的官督商销。咸丰三年七月，“化私为公”后，川盐运销便操控在盐商手里。这样极易造成一些大盐商形成垄断经营，操弄盐价，牟取暴利，影响社会安定。早在咸丰三年，郑兰向张亮基提出设立盐局平抑盐价的设想：“窃思既设盐局……请于来源极旺时，借动数日所收盐课，酌量采买存积，以应不时之需，……如盐斤短少时平价发卖”，得到张亮基的称赞：“（郑兰）所见甚卓……即酌量数目禀明办理，务期于民食国课两有裨益”（魏光焘等修：光绪《两淮盐法志》，卷一百二十三《邻税门·湖北宜沙提课》）。由于张亮基旋即离职，此事被搁置下来。

咸丰七年，在推广官行的同时，胡林翼提出一套改变川盐运销的方案：“计湖北月销水引（每引计捆巴盐八千斤、花盐一万斤）九百道，分二百引归官运，以道府一人驻川省，就月协楚饷三万两作运本，专运富顺盐，其七百引仍听商运，官商并行”（丁宝桢等修：光绪《四川盐法志》，卷十一《济楚》，光绪年间刻本）。在胡林翼看来，这套运销方案主要优点有二：首先，两百水引采买运销的全过程均为湖北官方主持，中间环节减少，既能增加收入，又能防止大盐商垄断市场。其次，由于运送官盐的船队存在于长江上，且“商贩得随官运”，有助于打击兵、匪敲诈打劫的行为。此方案被户部议准后（丁宝桢等修：光绪《四川盐法志》，卷十一《济楚》，光绪年间刻本），胡林翼即派郑兰赴四川主持实施。但是，在四川官方看来，胡林翼的这个方案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四川除拨解湖北协饷外，还需拨解贵州、安徽、广西等省协饷，“实有力难兼顾之势”（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宫中档硃批奏折，四川总督有凤：《奏为筹拨湖北办运盐斤成本并请将湖南应还垫解黔饷就近划解由楚转解皖省》，咸丰七年十一月初六日。据有凤奏称，第一笔划拨湖北作为运销川盐之本的协饷，即是四川东挪西凑所得“于按粮津贴项下筹拨银二万六千两，盐斤抽厘项下筹拨银四千两，发交郑兰承领”），作为官运川盐之本的协饷三万两很难保证。第二，湖北官方一手把持川盐运销，采买四川犍为、富顺的优质巴盐，无疑影响了四川盐课，“恐碍正额”（丁宝桢等修：光绪《四川盐法志》，卷十一《济楚》，光绪年间刻本）。在四川官方一再要求下，胡林翼的官销方案仅实施两次，即被停止（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湖广总督官文：《奏报候补道郑兰办运川盐收支数目事》，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硃批。官文称：郑兰前后共运川盐四百引，除成本六万两拨解军饷外，荆沙抽课“银一万二百五十四两六钱五分二厘一毫”，盈余“银五千八百八十八两七钱一分三毫”，“已解交总粮台支放前敌军饷”。由官文提供的数据来看，官运川盐获利较丰，四川官方难免反对）。

四是解除应城膏盐售卖禁令：明嘉靖年间，湖北应城发现了石膏矿，经一百多年开采，有些膏峒被废弃，废峒中与石膏伴生的蓝板石含有盐质，在废峒里积水即可形成盐卤，“岁旱更旺，计水一担可煎白盐三、四斤，视吾蜀上井水味较咸”。因应城是淮盐引地，明清两代官府为免淮盐销路受影响，一直严禁膏盐公开售卖。咸丰二年冬，应城县西潘家集居民“潜开废峒汲熬取利”，雷家冈等地居民纷纷效仿，“官不能禁”。咸丰三年十月，张亮基派员“勘验取课”（罗湘、陈豪修：光绪《应城县志》，卷一《舆地·物产》，光绪八年刻本）。考虑到开放膏盐禁令一则能扩大食盐供应量，缓解太平军兴后“民有淡食之虞”的局面，二则膏盐抽税又能增加盐课收入，胡林翼作出开放膏盐售卖禁令的决定（魏光焘等修：光绪《两淮盐法志》，卷一百二十六《邻税门·湖北应盐税课》），课费方面“仍照潞盐完厘以充军饷，每月所收厘钱附入潞盐课饷下”（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宫中档硃批奏折，湖广总督官文：《奏为查明同治三年九、十两月分各属州县就地抽收票潞盐课数目恭折》，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同治元年（1862年），官文进一步规范抽课章程：“委员驻办征课，城内设立总局，西北两山各要路设立分局稽查，每挑抽钱二文”（杨承熺、张仲炘等修：宣统《湖北通志》，卷五十一《政经九·盐法》，民国十年湖北省长公署刻本），其后，湖北几任督抚又加以完善。淮盐规复楚岸后，应盐被限定在应城、京山、天门三地销售。由此，湖北结束了不产盐的历史。五是清除积课：按纲引制度，湖北长乐县（今五峰县）属川盐引地，行销四川大宁、云阳、犍为三处引盐。道光十八年，时任湖广总督林则徐认为“云阳、犍为两厂之盐色白味美，恐碍淮纲”（中华民国盐务署编纂：《清盐法志》，卷二百六十《四川十七·课税》，民国九年盐务署刻本），奏请将云阳、犍为两厂盐引停配，而专配大宁一厂。新增课羡由湖北行销淮盐的解岸费项下筹集。自太平军兴，淮盐片引不至后，解岸费项无出，长乐县续增课羡也就不能按时完纳，成为一项川楚两省官场互相推诿的积课。咸丰九年，胡林翼将实情上书户部，奏请将长乐县续增犍为厂盐羡等银停止，并将从前欠课豁除。经部议后，决定将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淮运未停前的积课由湖北筹补，咸丰三年到八年的积课由四川筹补，长乐县所配盐课羡全部就大宁厂抽征（中华民国盐务署编纂：《清盐法志》，卷二百六十《四川十七·课税》，民国九年盐务署刻本）。此次一共豁免积课“银一万八千八百两有奇”（昆冈等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二十八《户部·盐法》，光绪二十五年大字石印本），既使川楚两省推诿多年的旧案被清除，又减轻了长乐百姓的负担，可称是一举两得的善政。

六是规复楚岸：咸丰六年，官文、胡林翼提出了一条不经长江，运输淮盐至湖北的路线：“经清江浦、洪泽湖并安徽之正阳、临淮及河南周家口、舞阳登陆，舞阳乃车马通衢，仅二百八十里至裕州所属之赊旗店，复由水路入襄河”（杨承熺、张仲炘等修：宣统《湖北通志》，卷五十一《政经九·盐法》，民国十年湖北省长公署刻本）。试图规复淮盐的楚岸。这条新路线一则路途遥远，二则要经过临淮、正阳这些捻军极为活跃的地区（直到咸丰七年江督何桂清仍上奏“正阳关虽已肃清，六安尚多余匪，淮北商贩未能一律通行。”）（魏光焘等修：光绪《两淮盐法志》，卷五《王制门•制诏五》），没有可操作性，很快就无下文。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清军攻陷安庆，江路重新通畅，官文再次提出规复楚岸：“拟于汉岸招募商贩变通试办，……请颁结护照印文，齐投两淮运使查验，令该商贩照例纳课办盐，运至汉岸行销，循照楚北定章，按斤完纳厘税，以济军饷”（杨承熺、张仲炘等修：宣统《湖北通志》，卷五十一《政经九·盐法》，民国十年湖北省长公署刻本）。户部对此议准实施后，即使商贩们使用轮船这种现代化交通工具来运送淮盐（魏光焘等修：光绪《两淮盐法志》，卷一百二十三《邻税门·湖北宜沙提课》），还是出现在湖北“无可觅销”的尴尬局面，这主要还是因为淮盐成本与质量都无法与川盐竞争。

　　三、胡林翼、官文整顿湖北盐政绩效及胡林翼经济思想分析

川盐济楚后，胡林翼、官文整顿湖北盐政的效果是明显的，根据官文自咸丰六年起，每隔二个月或三个月，向清廷提供的湖北抽课数字（据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宫中档硃批奏折。由于数量较多，无法一一列出），对咸丰三年七月川盐济楚后湖北历年盐课收入，进行统计推算，列表如下：

时间　　　　　　　　　　　　课项

川盐抽课　　　　　　　　　　　潞、票等私盐抽课

咸丰三年七月至　　　　　　约银276521.5325两　　　　　　　　　　　缺

钱653979.745串

咸丰五年十二月　　　　　　银228186.913两　　　　　　　　　　　　约40000串

钱581270.42串

咸丰六年　　　　　　　　　银327569.088两　　　　　　　　　　　　钱277267.747串　　

咸丰七年　　　　　　　　　钱759252.02325串　　　　　　　　　　　银741.4869两

咸丰八年　　　　　　　　　银249769.663两　　　　　　　　　　　　钱370340.782串　　　　　　　　　　　　　

钱563824.996串　　　　　　　　　　　　银3618.691两　　　　　　　　　　　　

咸丰九年　　　　　　　　　银246525.9725两　　　　　　　　　　　　钱410113.311串

钱507304.7165串　　　　　　　　　　　　银7504.02两

咸丰十年　　　　　　　　　银214469.305两　　　　　　　　　　　　钱353256.321串

钱518590.3895串　　　　　　　　　　　　银5742.81两

咸丰十一年　　　　　　　　银224674.22两　　　　　　　　　　　　　钱256500.595串

钱495709.064串　　　　　　　　　　　　银1730.4两

  　由上表可以知，湖北盐课从咸丰六年开始激增，至咸丰七年达到近百万两之多（荆、宜两局所抽公费（宜昌局每盐一斤抽公费钱一文，沙市局每盐一斤抽公费钱五毫）并未与正课一起奏报，两局所提公费除少数归局用，大半充作军饷。咸丰六年，因“银价涨落无定”，庄受祺禀请“每银一两改收钱二串五百文，公费仍照旧收钱，核时价有盈余数百文之时，并另立盈余一项”。至咸丰七年八月，宜昌盐局共收盈余钱“二十二万五千三百四串一百五十二文”。计入公费和盈余，咸丰七年湖北盐课收入当接近银百万两。见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湖广总督官文：《川盐外销公费截清造报由》，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宫中档硃批奏折，荆州将军绵洵：《遵旨查明宜昌盐局历年征解数目相符实无弊窦并沙市盐局卷簿不齐应俟调取查办事》，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八年、九年有所下降，仍能接近八十万两；十年、十一年出现大幅下降，十一年降至六十余万两（若咸丰十年八月湖北官方不对川盐加课，这个数字会更低）。究其原因，除了前面提到因农民起义四川来盐减少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随着抽课章程的完善以及地方秩序的恢复，票盐、潞盐在鄂东鄂北销量逐步增加（这一点从票盐、潞盐抽课数字的变化即可看出。咸丰十一年二月太平军陈玉成部攻入鄂东、鄂北，占领黄州、德安、随州等近二十个州县，直到本年八月清军才将太平军逐出湖北，考虑到黄州、德安、随州一带正是票盐、潞盐的主要销售区域，故咸丰十一年票盐、潞盐收课数会出现大幅下降），这必然影响川盐的销量，降低湖北收课数（在湖北销售一斤川盐，可抽正课七文，销售一斤票盐、潞盐，则只能抽正课二文。销售票盐、潞盐越多，湖北总收课数即会越低）；二是在湘南一带粤私的销售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根据湖南先后任巡抚骆秉章、毛鸿宾所奏报的数据，咸丰七年正月至咸丰九年九月湖南所抽粤私课数为“钱二十七万四百五十一串六百二十九文”（见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湖南巡抚骆秉章：《奏报郴宜等卡咸丰七八九三年抽收盐课数目事》，咸丰十年三月十六日。）；咸丰九年十月至十一年三月抽课数为“钱二十一万七千九百一十六串七百八十六文”（见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湖南巡抚毛鸿宾：《奏报本省郴宜等局卡自咸丰九年十月至本年三月抽收支交盐税银两数目事》，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考虑到抽课标准始终未变（每百斤抽课七百文），可以看出湖南粤私的销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川盐在湖南销量的减少，自然会影响湖北荆宜两局的收课数。尽管如此，相较咸丰五年官文、胡林翼上任之时，湖北年收盐课仅三十万两左右，官文、胡林翼对湖北盐政整顿的效果是显著的。盐政整顿的成功，为镇压太平天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尤其在咸丰七、八、九这三年，巨额的盐课收入提供了充足的军费，胡林翼充分利用这段“饷足之时”，将湖北湘楚军由二万余人扩充到六万余人（胡林翼称：“湖北兵力之多，至去秋（咸丰九年）而三倍于七、八年”。见胡林翼：《致司道粮台诸公》，咸丰十年，《胡林翼集》二，第591页，岳麓书社1999年版）。太平军兴后，荆州驻防旗营饷项无出，自咸丰四年冬起，全仗沙市盐课项下按月拨解一万二千两发饷，官文称“旗兵藉此免啼饿号寒”（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湖广总督官文：《奏为湖北荆宜二府设川局卡抽课济饷等卑有成效折》，咸丰六年三月初十日）。

近年来，有学者依据胡林翼调整川盐运销制度，定官运商运比例为二比七，认为此举“维护了盐商的利益”，体现了胡林翼具有“重农不抑商”的经济思想。有学者认为胡林翼让官府参与川盐运销是“逸出了官不言商的传统封建轨迹，而步入了洋务官僚的前列。这与认为胡林翼经济思想主要是重农抑商的传统观点大相径庭。果真如此吗？如前所述，从咸丰三年张亮基化私为公开始，到胡林翼咸丰七年试图改变运法止，川盐的运销全操控于盐商之手。胡林翼以二百水引归官运官销实际是从盐商手中夺利，正如他自己所说“利归于官，尚有逼迫入公之一日，只在择任一二人，则利归于我矣。利归于侩，则上无访察之权统驭之术，岂非自失所凭哉”。如前所述，“官行”这一制度带有明显的纲引制度下引岸“总商”痕迹，不利于普通盐商进行交易。胡林翼上任后，对官行制度进行了强化。咸丰六年，胡林翼要求湖北各地盐行“分别繁盛、偏僻，以一千两、七百两为定，捐给部帖”（P94），这笔费用被摊派到普通盐商身上。当时主持换帖的王家壁，认为应当“裁去提公之行用”（行用钱抽收见前引史料），以避免盐商负担过重。胡林翼对此断然拒绝，反责王家壁“只顾七千之现银而去三万余缗之行用，亦大失算”。这种行为引起了盐商们的愤慨，在盐商们影响下，都察院御史贺云甫上书咸丰帝（周乐：《宦游纪实》，卷上《记荆州沙市堤工并了奏案始末》，光绪廿三年刊本），弹劾荆宜二局主管庄受祺、郑兰，揭发沙市官行主办严步高种种不法行为，矛头直指胡林翼本人，最后虽不了了之，却使胡林翼一度颇为狼狈（胡林翼一度被迫想到“如以此为得计，弟当改弦撤帖，乃可弭谤以释争”。见胡林翼：《致胡大任王家壁》，咸丰六年，《胡林翼集》二，第153页，岳麓书社1999年版）。从此事可见胡林翼对盐商压榨力度之大，实在谈不上“维护盐商利益”。至于官府直接参与食盐运销，我国古已有之，从汉武帝起，许多朝代都实施盐铁专卖。以此来说明胡林翼“逸出了官不言商的传统封建轨迹”过于牵强。

胡林翼自己在书信里说得很清楚，他之所以过分压榨盐商，引起这场风波，主要因为“弟之始意，必欲为此，诚以求饷也”。尽最大可能筹措军饷，是胡林翼整顿湖北盐政的出发点。胡林翼既可以调整抽课章程、开放应城盐禁以利盐商；同样也能对盐商“刻薄残忍、敲骨打髓”，其目的都是为了增加盐课，多筹军饷。其经济思想的核心仍是重农抑商，较之同时代的封疆大吏，并无本质不同，只是手段上更务实老练而已。

经过胡林翼、官文的整顿，湖北盐课每年达到近百万两之多。这笔充作军饷的经费，镇压太平天国后成为湖北政府的常项收入，较之咸丰三年前纲引制度下湖北每年得自两淮的三万九千两匣费，不异天壤之别。这种地方财权的扩张，奠定了督抚专权的经济基础，其后张之洞得以在湖北兴办洋务，实有赖于此。曾国藩、左宗棠等历任两江总督二十年内几经努力欲规复淮盐在湖北的引岸，都未能如愿，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笔收入对湖北政府利害关系太大，历任湖广总督都竭力反对所致（如李瀚章出自曾国藩幕府，与曾氏关系亲密。出任湖广总督后，对于曾氏的提议，却坚决反对）。由于纲引制度无法恢复，直到清朝灭亡，湖北大部分地区仍然以销售川盐为主。打破画地为牢的纲引制度，使质优价廉的川盐取代淮盐，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具有近代化的意义。但这绝非胡林翼整顿湖北盐政的本意和出发点，从前引史料可以看到，胡林翼一直希望淮盐规复楚岸，并几经努力，只是因为困难太大才作罢。这充分说明胡林翼本质上仍是一位旧秩序的维护者，以川盐占领湖北市场证明其经济思想上的先进性，无疑是一种“倒果为因“式的人为拔高，不符合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