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初做事，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如滋培之木，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曾国藩名言

一

我毫不掩饰，我对这个人一直怀有莫名的恐惧。但我还是朝着那个方向走。

我不知道如何来称呼这个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太子太保，一等毅勇侯，英武殿大学士，光禄大夫，曾文正公；曾剃头，伪君子，汉奸，卖国贼，刽子手……人类还能找到多少词语，来标识一个人的登峰造极或罪大恶极？这个人就是曾国藩，一个你想绕也绕不过去的名字，一个让你的心思会变得复杂起来的人。

这座侯府园林离王夫之隐居的石船山大约只有三十公里，很近。无论从哪一个方向看，你都会感到很近。这两个湖湘文化的核心人物，一个是明末最后的遗臣，一个是晚清最后的盖世功臣，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对各自王朝的效忠。而两地相距如此之近，让人感到饶有趣味也耐人寻味。岁月之风徐徐吹来，我正在走向那座毅勇侯第——富厚堂，当地百姓还是喜欢叫宰相府。我从荷叶镇一路打听过来，从放牛娃到小溪边浣衣的女人，没有人不知道鳌鱼山，没有人不知道山脚下的那座宰相府。我站住了。远远的，我就看见古树掩映下的一大片青灰色的晚清建筑群。

我知道，我和它已经有百余年的距离。

我曾经有过关于它的许多想象，但还是没想到它会如此浩大。这让人感到茫然，疑惑。我知道，这个人是以“勤于邦，俭于家”为第一修身原则的，“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关于他几近于吝啬的俭朴甚至在他的时代一度成为笑谈，最典型的是他三十岁时，做了一件青缎马褂，每遇节庆时才穿一次，三十年后，衣犹如新。他在南京总督府任内，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绩麻纺纱，下厨做饭。但传说毕竟是传说，眼见为实，这里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在戳穿此翁的虚伪。或许真像他自己所说，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不知不觉间，走到了大门口——中门，门楼很宽，看上去并不显得很高大，门上有“毅勇侯第”四个朱地大金字直匾。听说，当年这正门前的花岗石月台上还飘扬着大清龙凤旗、湘军帅旗和万民伞等，想一想那景象该有多么气派、威风。问题是，这一切都不符合曾国藩的性格，他是反对如此张扬的，并常常告诫子弟，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然而现在，我感觉许多东西都在逐一暴露出来。如果换了一个人，譬如说李鸿章，我肯定没有这样惊奇。但这个曾口口声声称“家事忌奢华尚俭”，还搞了个“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的曾国藩，完全是一副耕读传家的风范，可这个富厚堂，不管如何掩盖，其规模之巨，耗时之长，斥资之多，岂是一般的耕读之家可比？

难道此翁真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伪君子？

进了大门，感觉像走进了北京的四合院。先是一个半月形的石板大坪，半月形外，一个大塘，也是半月形，有如春秋时代的泮宫。这些老建筑倒映在湿漉漉的铺满了方砖的路上，有些不可思议的宁静。到处是参天大树，每一棵树都长得高过屋宇，高过了一百余年的日月。每一样东西都隐藏得太深。走到太深的地方，就只能看到头顶上的一线青天。我偷窥着四周。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贼，已经潜入了一百多年以前的岁月。这个园林太大了，大得让我有些惊慌。我有点不敢到处乱看了，挨着墙，慢慢看过去。土石砖木结构屋宇，回廊式曲径通幽的风格，但越往深处走，越是疑窦丛生。整座富厚堂建筑群，由思云馆、前门、东门、西门、逶迤的围墙、宅南藏书楼、宅北芳记藏书楼、八本堂、缉园等十景组成。我沉默着浏览，不愿错失任何一个细节。这里的一切看上去虽古朴大方，但无处不流露出它往日的富丽堂皇，又无处不在掩饰着它的富丽堂皇。

我越看越感觉蹊跷，这里边可能暗藏着许多处心积虑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东西。

或许要从它开始动工的时间说起，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曾国藩正奉命督办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共同围剿捻军的军务。他驻营徐州，凭河筑墙，欲在黄淮之间、运河以西和沙河、贾鲁河以东的三角地带一举歼灭捻军。也就在这年秋天，他要家眷回籍“立家作业”，为自己的引退做准备。这样的安排是巧合还是刻意？几乎在他围剿捻军的血战中，鳌鱼山脚下，他的老弟曾国潢、曾国荃开始了富厚堂的营造。戎马倥偬中，曾国藩没忘叮嘱家乡的子弟，“屋宇不肖华美，却须多种竹柏，多留菜园”，完全是一种解甲归田的安排。一年后，富厚堂主楼竣工，曾国藩却因剿捻师久无功，被清廷改派李鸿章接任，看来曾国藩就要告老还乡了。奇怪的是，朝廷却未让曾国藩引退，只命其回南京继续当他的两江总督。只是这次，他未带家眷赴任，叫夫人、子女和儿媳即刻回原籍住进了刚落成的新屋。更奇怪的是，曾国藩一日不退，这“毅勇侯第”也一直没停止建设。这一旷日持久的工程花了十年功夫，才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规模，整个园林占地四万余平方米，仅建筑面积就近万平方米。而曾国藩一直到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病死，也未回这里住过。

这也不免让后来的一些学者生疑。严格地说，富厚堂可以算曾国藩故居吗？

但不管怎么说，富厚堂又的确是为曾国藩精心修造的。最早，它原本叫八本堂，取曾国藩“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承欢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的家训。后来，他的长子曾纪泽改为现名，“富厚”一词出自《汉书功臣表》“列侯大者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一语，这样的命名也暗示这是一座“侯府”。这栋南方的大宅院，可能是清代一幢规模最巨大的仿宋明回廊风格的建筑群，它丝毫不逊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一座王侯府第，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是一座隐藏在民间的故宫。

这是一个谜。这个谜不是曾国藩到底在没在这里住过，而是一生俭朴的曾国藩，为何如此大兴土木。

尽管，已有确凿的事实可证，曾国藩在得知修屋花钱七千串而为之骇叹，他在同治六年二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接腊月廿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然而这并不能令人释然，反而疑窦丛生。一座如此规模浩大的建筑，没有曾国藩本人的默许，子弟们敢这样干吗？而这十年，早有引退之意的曾国藩非但没有引退，官反而越来越大，权越来越重。直到最终在南京总督府里，他也没有“引退”到他的这座毅勇侯第。我开始察觉，对于曾国藩的“引退”，对富厚堂的营造，后世的看法未免都略嫌天真了。

曾国藩（1811—1872）从湖南湘乡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现已划归双峰县)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二十七岁中进士（赐同进士出身，有人戏拟为如夫人），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这个当时谁也不看好、形象还有几分猥琐的曾国藩，“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身材仅中人，行止则极厚重，言语迟缓”，但他留在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三十七岁便做到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累迁内阁学士。这在当时竞争激烈的京官中不可想象，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猜想曾国藩升迁的门径，都会发现此人极不简单。他虽与大学士倭仁等人算是密友，并以“实学”相砥砺，但也看不出他是个马屁精。这个早已习惯于沉默的人，平时还深感于政治废弛，偶尔还会在人堆里很爽直地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三番五次提出要以理学经世，而不是传统的儒学。这至少表明，他还是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这十年可算曾国藩早期的政治生涯。而他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是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打到湖南，引起了清廷的极大恐慌，命当时因母丧在家丁忧的曾国藩急赴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曾国藩在家乡招募农民为营勇，任用一帮秀才儒生为将佐，朝训夕练，号称“湘勇”，这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湘军。两年后湘军练成水陆师万余人，在曾国藩的故乡湘潭誓师出战。但一开始，他显然低估了太平军，他原以为那些长毛是一群乌合之众。湘军初战便出师不利，连败于岳州、靖港，曾国藩为此愤不欲生，投水自杀，被其左右救起。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惨痛的失败。他开始重整军队，此后用兵更为谨慎，再也不敢轻敌，终于收复岳州，又攻陷湖北省城武昌，奉诏署任湖北巡抚。但在巡抚的椅子上屁股还没坐热，又被朝廷解去署任，只叫他以侍郎的虚衔领兵作战。

这里无疑透露了一个极重要的信息，也为他的一生都埋下了伏笔。朝廷一开始就对这个人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恐其于地方势大。这并非多虑，前门刚撵走虎，后门又进了狼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了。对于清廷的猜疑，不管曾国藩心情如何，他所能做的就是一次次地向朝廷倾诉自己的忠诚。你发现这个人每干一件事都是处心积虑的。除了这些明明白白的表忠心，暗地里他还把这样的忠心写在家书里和日记里。然而这些属于隐私的家书和日记又怎能让朝廷知晓呢？曾国藩当然有办法，他也并不急于让朝廷知道，只是为自己的未来又埋下了一个伏笔。这无疑是一种蓄谋。蓄谋并不难，蓄谋已久并且能够日复一日长久地坚持下来，就难了，也只有曾国藩这种极少的人能够做到。当然，朝廷也不会如此天真，要获得他们的信任，更难。对于这一点，曾国藩比谁都明白。同治三年（1864年）年七月，曾国藩终于攻破天京城池，完成了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为了表明心迹，他做出了有违个人性格的事，将原本属于隐私的家书刊印行世。曾国藩这么多年来对朝廷的忠心耿耿，终于让朝廷看到了。朝廷论功行赏，这一次对他没有吝啬，封他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这也是有清以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至于那些日记和家书在里面起到了多少作用，我不愿在这方面推究得太深。我知道的是，他的家书和日记一直到今天还在大量印行，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族影响最广泛的道德读本。

回想自己这些年的征战岁月，如果没有咸丰十年（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彻底溃败，朝廷不会给他加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从此，他不但拥有兵权，而且掌握地方行政大权，成了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但曾国藩心知肚明，这并不完全是对他的信任，更多的还是利用，一旦这种利用价值丧失，你的处境就变得相当危险了。两年后，正当他以安庆为大本营，命曾国荃部沿江东下，挥戈直逼天京（南京）时，咸丰帝崩。正值咸丰帝大丧期间，五十一岁的曾国藩却违朝廷大禁纳妾的禁令，秘娶小妾，“违制失德”，可谓大不敬。这是曾国藩一生干得最愚蠢的事情之一，但不是唯一的一件。你会发现这个天底下最聪明的人，在关键时刻要不就干出一件最聪明的事，要不就干出一件最不聪明的事，而每干一件蠢事，都是在他恩宠加身之时。

曾国藩剿灭太平军时正当壮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疑是天下人臣皆想要抵达的最高境界。曾国藩已经达到了。如果还想往上一步，那就不是人臣的想法了。曾国藩是否想过？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每每告诫自己，“才觉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他可能真的达到了“人于平旦不寐时，能不作一毫妄想，可谓智矣”的境界。但清廷对权重势大的曾国藩极度猜忌，却是谁都知道的。他已经具备了推翻一个王朝的实力，在攻下天京后完全可以挥戈北上，取清自为。他没有这样干。后来有史家认为他“作为清朝大臣与湘军统帅，一身进退不可能完全自主，即使真的要在攻下天京后谋反称帝，也不过重演一遍三藩之乱”，但这是一种假设，并没有足够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相反，已经大伤元气的满清政权，其时可谓千疮百孔，民怨沸腾，若是曾国藩振臂一呼，而且是由汉人来推翻一个外来政权，并不是找不到正统合法的名义和号召力。应该说，胜算比失败的机率更大。但他没有这样干。有人甚至认为他错过了天赐良机。而以曾国藩一生的行事来看，他也不是不敢冒这个险，是不想，他不想把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拖进下一场战争。他想做的不是天子，而是补天。

问题是，哪怕当这个天下的第二人，也已经相当危险了。“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也曾如此告诫自己，但他的第二个目的尚未达到，他只能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也给后世留下了种种不解之谜。古往今来，离最高权力最近的人，很少有善终的。当那个位居天下第一的人已经把所有能够给予你的东西都给了你后，你可就得小心了，因为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了，再给就是他自己的位置。这时候你的一举一动都具有高风险的政治含义，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错误的信号。多少人只因功成而身未退，最终酿成灭门惨祸。尤其是曾国藩。没有他，谁也不知道现在是大清国还是太平天国。曾国藩后来反思自己的一生，也认为当初自己剿捻失败即应辞职退隐，不应回任江督，更不应再赴直隶总督之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又在玩套路。说到底，这只是搞政治的一种策略。策略其实无所谓好坏，哪怕阴谋，其实也无所谓好坏，关键看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曾国藩想要达到的第一个目的是保全性命，他必须活着。对于他，剿灭太平天国只是他人生理想的一个起点，别的人可以功成身退，他的事业却刚刚开始，而生命，是他人生理想的唯一依托，如果连性命都不保还能奢谈什么别的目的？而在我们探究他的这个目的之前，我们也正一步一步地接近某种真相。你很快就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为什么每隔不久就会干出一件蠢事。这其实就是他最聪明过人之处。你想，朝廷最害怕的是什么？是你的完美，你的德高望重，然后便是功高震主。朝廷希望你有点什么毛病作为把柄被它捏在手上，可以随时拿捏你。而曾国藩实在没什么把柄，曾国藩必须给朝廷制造一点把柄。如此，你也就明白了曾国藩建这座府邸的处心积虑，他如此大兴土木，仿佛已经大发了一笔国难财，就要开始过那种穷奢极欲的王侯生活了，还故意搞成似是而非欲盖弥彰的样子。表面上一看，这太不符合他的性格，实际上这才是最符合他的性格。

应该说，这个人已经号准了千古帝宫的脉搏，他是故意露出疼脚来让你捏，他捏住了你，他就放心了，你也安心了。可见，这富厚堂本身就是智慧的一种高度体现，它让朝廷完全打消了对曾国藩的警惕和疑虑，你都准备回家养老了，还提防你干什么？而你要敢调皮，随时都可以收拾你，这偌大的富厚堂就是明摆着的罪证。不妨在此假设一下，如果曾国藩没有在这里大肆营建府邸，如果他继续扮演一个清正廉明德高望重的形象，等待他的可能是许多功臣的悲惨命运。我甚至怀疑，包括他的剿捻失败，可能都是有意为之，太平天国多么强大，他都剿灭了，那些个捻寇算什么？可他就是打败了。这是结果，也不是假设，但打了败仗之后他不但未受到任何严办，又回到南京继续去当他的总督。而且，就在富厚堂长达十年的建造过程中，他由两江总督而直隶总督，离权力中心越来越近，离他的第二个目的也越来越近。应该说，他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他是病死的，而且是在总督的位置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那么，他的第二个目的又是什么呢？

二

我在此反复寻觅，想要探究这大宅院每一个隐秘的角落。风漫过来，树叶拉下斜斜的影子。有一阵，我盯着树上那个空洞的鹊巢，默然地发呆。尽管曾国藩已成为今天的一个文化热点，多少人都想要重温曾国藩当年的光辉岁月，但这座毅勇侯第却分外冷清。真静啊。偌大的院子如同一潭死水。那班驳的老墙上长满了苍苔，显得又苍凉又落寞。与所有的兴亡成毁一样，圣贤豪杰也同样化为灰烬。我知道，那个叫曾国藩的人永远也不会再回到这里，这些建筑只是对历史的追认，给我们这些后来者提示一个似曾存在过的时代。

转过一扇门，仿佛走进了历史的另一入口——思云馆。

一幢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坐落在富厚堂围墙内正宅之北后的小山坡中。这山，叫鳌鱼山，很有意思。鳌鱼是中国古代神话中承天地以立四极的神兽，是用肩膀扛着大地的，哪怕鳌鱼换一下肩时，这个世界都要发生地震。这样的肩负与承载，对于曾国藩实在是一个最适合的寓言。或许他也体察到了某种天意吧。但这楼房其实与后来的富厚堂无关，它远在富厚堂的其他建筑之前，就有了，在这里也算是最老的了。这也是他在此亲自主持修建的唯一建筑，他对自己的这个作品很得意，称它“五杠间而四面落檐，即极大方矣”。我绕着它转了一圈，还真的很大方，只是，经历了百余年的风风雨雨，多少东西，早已被风吹得暗淡、发白。花格的窗棂和老墙的青苔后面，古老的气味不断往外涌宛如潮汐向我涌来。要说，一百多年实在说不上有多么古老，你感觉那个人还刚刚从江西战场满载疲惫、失意和厌倦，风尘仆仆地归来。这可能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找到回家的感觉。那是咸丰七年（185年）二月，父亲去世，他是回家奔丧。曾国藩是个孝子，日以“君子出则忠，入则孝”砥砺自己，但他没有孝子的悲恸与思念，他是儒家礼仪的孝子是制度的孝子。他在此守制。此时，他已父母双亡，为了纪念双亲，取古人“望云思亲”之意，他建了这座楼。但对于他，最悲伤的还不是撒手人寰的父亲，而是近来遭逢的一连串打击。那时他刚被朝廷无缘无故地解除湖北巡抚的署任，然后又在进攻江西九江、湖口时连遭太平军重创。这让他萌生了退意。居丧之初，他想借“在籍终制”之机，不再复出带兵。他也真不想再面对那些让他头痛欲裂的长毛和朝廷无端的猜忌。他在此“恪守礼庐”“读礼山中”，与其说是在守孝，不如说是找个机会对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作一次冷静的反思。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这是一个可以把任何事情干到极端的人，但他并不是那种十分果断的人，他深知“一念忽略，便有错言错事”，所以凡事他都要“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这个人一辈子都喜欢安静，静是一个人自审时的心境。“凡将举事，必先平意清神，清神意平，物乃可正。”那段时间他情绪低迷。他在这里无声地、一圈一圈地来回踱步，借以来掩饰他崎岖不平的内心。他这样反复踱着，我看见了他在青砖上来回踱步的磨痕。一个人需要用多长时间的踟蹰，才能把他的思虑变成这样一种不可磨灭的方式？是否就在这里，他开始想到他人生的第二个目的？而这可以说就是他的终极目的，构成了他人生价值的全部。

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次反思令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肯定有一种力量缓缓地渗入了他几近于绝望的意志。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个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的人，他的精神力量究竟来自哪里。我想，除了儒家的“立功、立德、立言”这些重要因素，是否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我甚至觉得，他可能提前好多年就想到了，他不仅要为清王朝争得东南半壁江山，他还要将这摇摇欲坠的大厦重新支撑起来，“天欲堕，赖以拄其间”。但他想要重新支撑起来的绝不仅仅是满清政权。这一点他和王夫之格外相似，王夫之眷恋一生的也并非那个大明王朝，而是“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的这个万世一系的道统、礼法与制度，这其实就是王夫之的也是曾国藩的全部的信念和力量，也是他穷其一生为之奋斗的目的。对于他，什么都可以变，惟有这个是谁也不能撬动的唯一基石。他心里有底了。从这往后他一生再也没有偏离这个方向。

后世学人总结，曾氏思想一生有三变：居京宦时以程朱理学尤以“实学”为依归；办团练时一变为残酷的申韩刑名之学；在家丁忧时，变为黄老之术。还应该补上重要的一条，平定天下后再变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曾国藩毕生服膺理学，是清末著名理学大师，但他更推崇程朱理学，而不太注重周敦颐的作为纯粹哲学意义的那部分形而上的理学。周敦颐的理学无疑是最完美的理学，但以完美的途径永远难以抵达完美的境界，有时为了达到目的甚至要不择手段。曾国藩无疑更偏重后者，他选择了理学形而下的那部分，即经世致用的那部分，可操作的那部分。而残酷的申韩刑名之学与老于世故的黄老之术，也只是他后来惯用的手段。一年之后，他第二次出山带兵，即运用黄老之术，先把左宗棠收到了自己的麾下。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这两人原本有“旧恶”，曾国藩也不是胸怀大度的人，可为了达到目的，他能以“柔道”而行之。“立身之道，内刚外柔”，“柔”是手段，而不能改变的绝对还是不能改变，即“内刚”。这也是他的辩证法。他途经长沙时极其谦卑地去拜访了左宗棠。一生都只是个举子的左宗棠，带着一种怀才不遇的清高与傲慢，并没有把这个赐同进士出身的曾国藩放在眼里。不知曾国藩最初是怎样打破尴尬的僵局的，后世知道的，他当时集“敬胜义，又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嘱左宗棠为其书联。左宗棠何等聪明之人，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这副上联改变了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存见，他对出了曾国藩想要的那副下联——答应跟他出山，做他的核心智囊与幕僚。同两人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志同道合相比，两人的那点“旧恶”算得了什么？在用人方面，曾国藩倒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他不是又要利用你又要提防你，他要么干脆不用你，用了，就深信不疑。他深知“与多疑人共事，事必不成”，“以举世皆可信者，终君子也。以举世皆可疑者，终小人也”，在这方面他倒是个真君子。因有左宗棠的得力辅佐，曾国藩从此在政治、军事上左右逢源，年余以后，他即署理两江总督。从这件事上也可窥见，除了既定的目标不能改变，一切都可以改变，这也让后世感到了他的老奸巨猾。他却以这样的“奸”赋予了对一个王朝、对万世一系的道统的无怨无悔的大忠。

关于这一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曾国藩首创的洋务事业上。他重视采用外国军火，由买到造，先后设立安庆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还造成了名噪一时的“黄鹄”号轮船。后又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工业，为之筹措经费，还派遣学童赴美留学，这是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始。如果没有曾国藩，中国近代工业不可能得到快速发展。在对外交涉问题上，曾国藩主张坚持一个“诚”字，凡列强皆以诚相待。但那些列强却是不会对这个老迈不堪的清王朝以诚相待的，于是，他又坚持一个“忍”字，“诚无悔，恕无怨，和无仇，忍无辱”。即便在最忍无可忍时，他也不忘自己安慰自己“失意事来，治之以忍，方不为失意所苦”，用他家乡的土话说，受不得屈，做不得事。他一门心思要“师夷之长以制夷”，骨子里却是“师夷之长”以制民，这与后来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如出一辙。他一生最大的一次失败也是最后的一次失败发生在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天津教案发生，其时已调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奉命前往查办。他屈从法国势力，只拿国人开刀，把一个普通的教案变成了中外舆论纷纷谴责的血案，连他自己也觉得这次血腥的镇压是“内咎神明，外咎清议”。

诚如后世学人总结的，曾国藩并不算太长的一生，从理学家到洋务派，从一个封建士人到封疆大吏、名将名相，由治学、修身转而治军、治国，从头至尾走完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盘根错节，可以验我之才；波流风靡，可以验我之操；艰难险阻，可以验我之思；震撼折衡，可以验我之力；含垢忍辱，可以验我之操。”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自勉，也是自况。他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清王朝再一次从垂死的状态下被拯救出来，甚至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也被誉为所谓“中兴第一名臣”。然而他既没有结束一个时代，也没有开创一个时代。所谓中兴，不过是大清帝国最后的一种垂死般的回光返照。一切并没有因为他的离世而结束，后续的悲剧往往比他活着时更折磨人。在这个人走后，这个国家又被损毁了多次。但他顽固坚持的一切，居然没有损毁。他的幽灵居然在一个多世纪之后又一次复活。

对于这个人，有太多值得我们反思但从来没有理性地反思过的东西。而最值得反思的，就是他首创的洋务事业。从一开始他就是立足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而非文化，更不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普世价值。在他看来，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思想文化体系就是绝对真理，只是缺乏西方船坚炮利的科学技术而已。这使他无法成为改变历史的划时代人物。他已经具有这个能力，但他不想改变。而许多想改变历史的人，又不具备这个能力。这也是数千年来中国历史只有循环却无本质上升的根本原因。它不是某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从一个角度看，至少在曾国藩的时代中国的大门就打开了。换一个角度看，中国有一扇大门却迟迟没有打开，他的第二个目的还远远没有达到。

人类的确有许多难以逾越的大限。面对历史，就像我现在面对这座侯府园林，太远了，只能看见个大致模糊的轮廓，近了，在如此贴近的的凝视下，呈现出来的也只是清晰的局部。这些相似的方砖甬道，还有这些相似的院落、树木、窗棂、飞檐，给人的不仅是一种迷宫的感觉，还有一种如迷宫的气氛。迷宫的魅力在于，你开始不觉得它是迷宫，等你走进去了，开始绕来绕去了，才发现处处都是迷局，每一步都是陷阱。你看着，每一条路都有明晰的方向，但还是会不断地走错路。走错了，还不知道自己走错了，等到走到了尽头，或又转回了原地，才猛然发现，啊，错了。

我在寻找一条路。我要走向另一座楼，和另一个人。

如果说，含垢忍辱的曾国藩最终是在一阵詈骂声中死去的，而他的儿子曾纪泽似乎要用自己一生的努力来挽回父亲生前的屈辱。这个人可以说是他父亲严格而又成功的家教塑造出来的一个典范，但他并没有全然接受父亲给他安排的角色。曾纪泽出生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不到四岁半就入私塾，师从湘中名士冯树棠，开始习读经史诗文。曾国藩谆谆告诫他“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叮嘱他“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嘱!”至于做人，曾国藩更是严格要求他不能犯世家子弟最易犯的“奢”和“傲”。他甚至不希望儿子将来做大官。在这一点上倒不是虚伪，曾纪泽两次科举应试都落榜之后，曾国藩对他说“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最重要的是穷经读史，做个“明理”的人。这让儿子从落第的低落的情绪中解脱出来，而且真的从此放弃了科考。这让我感到惊讶。在一个科举决定命运的时代，应该说曾国藩的开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曾纪泽放弃科考之后，便一门心思开始对西方科学的广泛涉猎，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中国要富强，必须改弦更张，学习西方科技。他不满当时守旧人士一味地死守传统的经儒学说而拒斥西方先进技术，他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先圣昔贤”都没去过外国，更来不及研究当今世界的问题，对国外的一切只能由我们自己去研究。为了深入研究西学，已过而立之年的曾纪泽开始自学英文。当时中国通晓西方语言的人寥寥无几，处理外交事务大多要借助于通商口岸的买办以及北京同文馆和上海同文馆的翻译，曾纪泽在当时是“以世家大员子弟而存志学习西方语言的第一人”。光绪四年（1878年）八月，曾纪泽继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之后出任中国驻英、法公使，两年后又兼任驻俄大臣，开始了他作为职业外交家的生涯。这两位中国最早的外交家居然都源出湖南这个远离大海的内陆省份，而且是喝同一条河——湘江水长大的，他们无疑又为湖湘文化注入了近代最有活力的新鲜血液。

作为外交家的曾纪泽，显然比他作为洋务事业首创者的父亲更善于同外国人打交道，因为他比父亲更了解外国。他和父亲一样谨言慎行，但却不像父亲那样一味地在洋人跟前含垢忍辱，而是不卑不亢，而且比他父亲更善于在最狭窄的缝隙里游刃有余地周旋。尤其是收复伊犁的谈判，在这场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的“虎口夺食”的较量中，他身上隐藏着的外交家天赋逐渐崭露出来。当横蛮无理的沙皇帝国以战争相威胁时，曾纪泽始终不失外交家的风度，既态度平和又语气强硬，“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获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余年亦能支持，想俄国不能无损。”有道是弱国无外交，但曾纪泽作为弱国的外交使臣，却每每能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得最大的利益，他的许多谈判艺术和成果，都堪称弱国外交最出色的典范。这个脸色苍白异常瘦削的中国公使，很少有情绪激昂的时候，你甚至感觉他有些力不从心。但他却一次次地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到把世界上最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微笑，品茶，或轻拂一下衣襟上肉眼看不见的尘埃，一切都进行得十分缓慢、悠闲，也十分优雅，却又始终保持理智上的清醒。曾纪泽就以这样的风度，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地利用中国对条约内次要条款的让步，最后竟然让沙俄废除了强加于中国的屈辱条约，和中国重新订约。对此，曾纪泽风趣地比喻：“一张白纸已涂了墨，现中国另换一张纸写字。”对于曾纪泽的外交才干，与他谈判的对手也不得不叹服。格尔斯这位俄国的外交部长，是个有四十多年经验的老外交，他称赞曾纪泽的才智“不仅在中国出众，在欧洲也是少见”。美国史学家马士也赞扬他“为中国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开创先例”。

中法关于越南的交涉，是曾纪泽外交生涯中面临的第二次考验。随着清朝的没落，法国首先把触角伸向中国的藩邦越南。在中法越南领土上武力对峙开始变得严峻的时候，曾纪泽是最坚定的主战派。但他并非那种失去理智的主战派，因为他比那些远离法兰西的朝廷重臣更了解法国。那时法国自身就处在危机四伏的内乱时期，他们并没有绝对的把握战胜中国，只想先试探一下虚实，仅用十几艘军舰、万余士兵就来远征，威胁和恐吓以及转移国内危机的的意图相当明显。如若中国被他们的威胁吓倒，不战即退，则刚好遂了法国的心愿。而且这不是一下就能了结的，别的列强就会接踵而来，像法国这样的侵略者中国都不能抵抗，何况英俄等强国!到时中国如何招架呢？曾纪泽极力说服朝廷坚持对法作战，甚至认为法国此番挑战给了一个战胜列强的机会，可以让这个一蹶不振的国家和民族重新找回自己的自信。他深知，最可怕的不是我们武器装备差，不是防线的失守，而是一个大国一个民族心理的崩溃，一战就垮，甚至连战也没战，一见洋枪洋炮就望风而逃。应该说，在这方面曾纪泽比他父亲更清醒，父亲甚至就是一个教训，对于列强他一辈子都没有任何抵抗，结果吃尽了苦头，尝够了失败和耻辱的滋味。更重要的是，和父亲相比，他更能看到未来，他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预言家。他的清醒让法国人又恨又怕，这个人不但是谈判高手，也太了解法兰西了。为了赶走曾纪泽，法国特别声明：“曾纪泽一日不调离他驻法国公使的职务，法国就一日不与中国商议越事。”而怯懦的清政府早已决心与法国议和，不仅不采纳曾纪泽的建议，还撤销曾纪泽驻法公使职务。随后法军仅凭六千余人在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率领下，对协助越南抗法的清军和黑旗军发动进攻。清军统帅因感到清政府对战争态度不坚决，失败则有罪，胜利也不嘉奖，弃军而逃。这让终日为国家利益焦灼、一片忠心的曾纪泽悲愤交加，心力交瘁，咯血数日，双手颤抖得连字都写不出来。最后竟因普通的感冒而转化为致命的伤寒，死时刚过五十岁。这一切有如神奇的符咒。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一个王朝的不可救药提供了最后的注释，而他生前那些不祥的预言在他死后几乎一一应验，整个大清帝国似乎也和他一样在疾病的转化过程中走向了它致命的末日。

回溯这个人比他父亲更短暂的一生，他的青少年时代都追随在父亲身边，感受着父亲的言传身教，也见证了父亲的辉煌与屈辱，以及那些不为人知的隐秘与煎熬。而在国势衰落、投降派掌握外交大权的清王朝，他的不卑不亢与他父亲的妥协退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可能是连曾国藩本人都未想到的。后来有人形容这个人“刺长在肉里，鳞长在外面”，太形象了。他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外交家，而与世俗的成功性相比，他却是个更具悲剧性的人物。和父亲一样，他也没有能力打开中国关闭得最紧的那扇门。

走出思云馆，我在静默里瞅一眼头顶上的天空。天窄了，便觉得天上的白云飞翔得特别快。富厚堂内有山有水，亭阁相映，而曾国藩当年守制的这个地方，一度变成了这座侯府园林的学宫。它秉承《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所谓“雍”，是周王朝为贵族子弟所设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壁环为名，“西南为水，东北为墙，从水半，半亦尘。”这也的确是一座中国南方乡村保存最完好的、仿周代诸侯泮宫风格建造的园林。无论我走到这园林的哪个角落，始终萦绕着一种可疑的气味。我暗自猜测，最深的气味可能来自那些再也不会在某个夜晚被烛光照亮的汉字。就在这个大宅院里，拥有四座飞檐重叠的藏书楼，那些圣贤的经书，以及帝国的那些典章制度，被精心包装，囚禁在紧靠着墙壁的书橱里。这里每一样东西都擦拭得很干净，但还是看不太清楚，仿佛蒙着一层什么。蒙着的或许是时间的余烬。它给人一种特别神秘的感受，神秘原本就是时间带给人的一种感觉。

富厚堂藏书楼始建于同治六年（1867年）。经确认，这里的藏书曾高达三十余万卷，超过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山东聊城海源阁、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浙江宋楼、杭州八千卷楼，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私人藏书第一楼。可惜还有一些藏书，在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毁于一场神秘的大火。失火的原因，各种猜测不一。也许只是一次普通的失火。这些藏书分“公记”、“朴记”、“芳记”三部分。“公记”收藏的是曾国藩读过、批示过的书籍，以经、史、子、集、地方志、家藏史料及宋元旧椠为主；“朴记”收藏的是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常用的书籍；“芳记”为其次子曾纪鸿夫妇藏书。这几处看上去一模一样的藏书楼，其实构成了一个时代各自的不同景观。但若纯粹从藏书的意义上讲，还是首推曾国藩的藏书，其独到之处，是由于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的更重要的角色所决定的。这里保存了丰富的奏稿、书信、日记等家藏史料，太平天国后期领袖忠王李秀成的供词副本，也藏于富厚堂“公记”书楼。此外，曾纪泽搜罗西洋文化、科技图书较多，体现了近代藏书楼的特色。富厚堂藏书楼至今旧貌依稀，是中国保存至今的七座实构私家藏书楼之一。整个富厚堂的精华部分就是四座藏书楼，它一直是曾氏几代人的精神中心。

我已无缘打开那些被他圈点过的典籍，我只能在它的外部转圈。墙壁。窗户。门。但我怀疑那里还藏着一个人，或别的什么。或许，有一个灵魂，还深埋在那一卷卷早已发黄的经卷里，总是在夜深人静，黑暗中便点亮了一盏灯。他开始读书，或随手写下读书的心得，或记下脑子里偶尔掠过的思维碎片。那是大清帝国最亮的一盏灯，甚至是最后的一盏灯。他一辈子都没有停止这样的读和写。但他从不躺在床上看书，他的床上也没有半床书。他看书，永远都是正襟危坐，把自己阅读成一个圣人的形象。可以说，他不是被后世而是被他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博学而深刻的形象。但他不知道自己那只羊毫笔正越写越暗，直到油尽灯枯。“世间极占地位的，是读书一著。然读书占地位，在人品上，不在势位上。”他对自己的天资自视不高，但他认为“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才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学以致用，是曾国藩读书的一切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汲入了王船山的一部分对他有用的思想，并赋予了知识分子的现实行动能力。曾国藩及其周围的一帮进士举人秀才，正是体现这种行动能力的典型。他痛恨“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风”，反对文人过于清高，“清高太过则伤仁”，大声疾呼“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他读书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们由坐而论道到奋而起行，从行动能力上说，他素无治军经验，然而却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把清王朝从垂死中拯救出来。他没有现实世界之外的信仰，甚至没有超越世俗的任何精神空间，一切都是为了经世致用，一切都可为我所用。这一切都根源于他复杂的救世意识。那种强烈的渴望是不言而喻的。他于文章、诗词、书法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他认为文章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章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而书法则要有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他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第一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绝对的用世者和现实主义者。而对于未来，他似乎从未发布过任何预言。

此时，我站在世界的另一角。我，一个人，漫无边际地想着：在这旷世，还有谁能把一本线装的典籍，从扉页开始，看到最后一个句号？

此时，天日在空中静止不动，至少看上去是这样。除了一些若有若无难以辨明的声音，只有无边的寂静，无边的神秘。这样的寂静，静得让你感觉有些莫名的害怕，仿佛有鬼狐慢慢出现，有幽灵悄悄走近。那些原本很普通的东西，不稀罕的东西，在时间中变得更为隐蔽。我听见门外有动静，好像谁在推门。是风。仿佛来自时间深处的叹息。

　　三

凝视着这个人，一百多年了，还是那样严肃冷峻，一副永远的决绝姿态。他照这张照片时，还只有五十出头，但额头上已深刻着岁月的烙印。我看见了那张僵硬的脸。他几乎僵硬了一辈子。那眼睛里的一层阴翳，也整整笼罩了他一生。无边的旷野。他的背影，苍老，孤独。他一生都在向着某个方向走，直至被无边的荒芜深埋。

我的手颤抖起来。我嗅到了什么。这个人身上的血腥味太浓烈。

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有时是很可怕的。这个人把任何一件事都要干到彻底、极端为止，包括杀人。他的冷血，他嗜血的欲望，无论是对太平军的屠杀，还是办理天津教案对老百姓的镇压，都让我感到恐怖。在他看来，对于社稷，君国和天下，人——尤其是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算得了什么？他杀人是真的不眨眼的，三角眼眯缝着，一动不动，冷冷的，似看非看的样子。他大开杀戒，手起刀落，一刀一个，砍头就跟切萝卜似的。落到地上的是人头，流淌成河的是血水。他全无一点对生命的珍惜与敬畏，直把人间变成了屠场。这已经是失去理性的疯狂报复。他还不解恨。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所有生命的敌人。他那出奇的冷静让我颤栗。我不知道他的冷血，是否与他的顽疾有关。那并非致命的顽疾，却折磨了他一生。他的一生都在与自己作最顽强的搏斗。他的顽疾远甚于酷刑。只感觉有一把锋利的刀子在割着自己的血肉。这种痛不欲生的折磨，可能是让一个人变得残忍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还是他全无信仰，无所敬畏。他不信鬼神。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他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以为“信算命，信风水，皆妄念所致。读书明理，人以天命自安，便不信也”。但他信命，他干什么事，都有一种“君子但尽人事，不计天命，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的豁达。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天命意识，可能源自周敦颐的理学。“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一切皆由命中注定。这又是很消极的一种性命观。包括这些正在被他屠杀的人。此时，他就是他们的——命，或者说，他主宰着他们的命，有着生杀予夺之权。只在此时，我才觉得，也许我们真不该赶走那些传教士，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地方，进行一次祈祷，一场弥撒，在安魂曲中进行一次与宽恕有关的忏悔。但我们从来就缺少这样一个地方。也许他不必忏悔，他的手很干净。他一辈子甚至没拿过刀。哪怕当年被长毛逼到绝境，他也没想过要用刀，他几乎连想也没有想就投入了水里。

河流与水，已经成为了许多大河边长大的人的集体无意识。

有人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镇压。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洪秀全不是农民而是秀才，他手下的诸王也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农民，他们或是地主，或是乡村知识分子。只有那些战士，才是真正的农民。这和曾国藩的“湘勇”没什么区别，湘军的将帅也是一帮进士、举人、秀才，出身大抵也是地主，也只有那些战士才是真正的农民。无论镇压，还是反叛，无论撑天下，还是打天下……这都是一群知识分子和另一群知识分子的战争，一伙地主和另一伙地主的战争，而农民从未成为真正的主角。而这一场战争也无所谓正义非正义，战争就是人肉的盛筵。若是洪秀全战胜了，中国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只不过又完成了又一次改朝换代，他的天国仍将是地狱。反之，曾国藩战胜了，中国也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区别只在于是继续留辫子还是留长毛。而这两股不同的力量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可以说惊人地相似。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虽然声称结合了西方基督教义和中国儒家大同思想，但他其实对基督徒一无所知。他的思想，其实全部源于当时的中国籍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后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曾国藩虽然首创洋务事业，也同样把西方文化视为异端，他需要的只是西方的洋枪洋炮和制造洋枪洋炮的技术。干王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在太平天国后期提出的中国第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但这些纲领只属纸上谈兵，所有的政策都没有得到过成功实施。一切得以实施的都是生活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同样，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可能是那个时代最了解西方世界的，但他也无法从本质上拉近中国和这个世界的距离。

对于曾国藩这样一个复杂的人，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是复杂的。“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不是谜的谜团，譬如毛泽东“独服曾文正”之谜。毛泽东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他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曾以“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还有蒋介石推崇曾国藩之谜，其实也不是什么谜，他曾多次告诫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的家书及书札，“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亲自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埔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抗战期间，日本人进入荷塘乡，国民党及各路游击队、别动队经常出入富厚堂，陈诚、蒋介石曾两次电令“就地驻军保护先贤曾文正公故宅”。一座富厚堂，先被颁定为“中华民国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反思近年来的曾国藩热，既不可思议，又可以理解。它最先是从官场上热起来的。若从学理而言，曾国藩也许算个政治家，但绝不是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关注的不是内在的东西，而是要让每个人去遵守和皈依那种万世一系的外部统治。这使他不可能更深切、更纯粹地思考“人类”这个问题。这是他致命的缺陷。哲学更多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是关乎精神与存在的，是对存在进行深思和追问。而他给予我们的都是胸有成竹的答案。他的学说甚至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儒学和理学，只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这也属于儒家学说，但却是最低层次的学问。它只触及了生存外部的诸种表象，没有经历内觉体验——最切近生命的体验过程，没有发挥出也不可能发挥出真正的思想活力，对于生命本身缺少足够的张力。然而这些东西都来自一个人训练有素的经验，如其“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如其处世之道，“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如其修身养性之诀，凡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如其养生之法：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如其养生之道，则以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等等。这几乎就是些浅白通俗的生活常识和小窍门，它也不会让你产生心灵的深层共鸣，只会给你带来做人做事的指点和教化。以曾国藩的这些学问，无疑缺少更高意义上的言说。我怀疑，他不是达不到，我甚至觉得，他是在故意掩盖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世事洞明如曾国藩者不但古今罕见，也天下罕见，或许他心里藏了许多神秘而高深的东西，但他说出来的道理都是简单的。这种学理上的致命缺陷，可能恰恰就是它最大的优势，它的成功在于它对繁琐的高度简化。通过这样的简化曾国藩把它的外在价值变得更加简明夺目，而构成他人生信条的正是这些古人言简意赅的格言和警策，这也就是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而且已经被他以世俗的辉煌成功证明了。最了不起的学问，永远都是人人皆可明白的学问。如果换了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譬如周敦颐、王夫之，同样是讲哲学、儒学、理学，肯定没几个人愿意看，也不会热起来，历史上肯定也没有现在这样一个曾国藩，可能只有继周敦颐、王船山之后又一个源出湘水的伟大思想家或哲学家，但无疑也多了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同曾国藩相比，周敦颐，王夫之，也只能成为命定的失败者。只是，曾国藩可能没想到，在他死后一百多年他仿佛又号准了另一个时代的脉搏。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有周敦颐那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操守和王夫之那样深邃的思考——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试想，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还有谁能在远离世俗尘嚣的某个安静的角落里捧着一册册线装古籍打发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就是升官发财的机会。这是现代人想要拼命抓住的。现在最热门的读物都是最实用的东西，除了有关曾国藩的书，还有李宗吾的厚黑学，还有各种所谓励志类、谋略类、心灵鸡汤类的读物，借以缓解角逐的紧张心态。还有键盘，鼠标，PS光盘，一键就能搞定。而人类已经长久地遗忘了自己的灵魂。

凡是喜欢曾国藩的人，必是入世很深的人，或有强烈入世欲望的人。此人不是先知，但是智者。尽管他缺少属于生命的大智慧和人生的大况味——这些东西对于他原本就是多余的，他对普世价值的坚拒，是因为他自己掌握的就是普世价值。他所坚守的，是他认定的真理。在周敦颐、王船山之后，他把湖湘文化推到了另一个极端。是怪胎，还是正果？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是从人的角度，还是从人之外的角度。在他死后，无数湖湘人物开始扮演中国现代史的主角。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黄兴，宋教仁，蔡锷，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朱镕基，一部中国现代史，几乎有一大半篇幅是湖南人写的。他们都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一直觉得，我们需要的永远不是某种形式，而是具体的内涵。

天空低垂。此时天空已布满灰色的云幔。我在过去的日子里穿来穿去。我不知不觉已穿越了一个多世纪。我眼前的一切，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但我好像一直没有穿越这座老宅院的心房。那些铺地的青砖道，似乎很久没有人走过了，有草棵从缝隙里弯弯曲曲地钻出来，老树根下，还有一些刚冒出的小蘑菇。这一切既让你感觉还有几分生机，又让你觉得，人的生命其实不如草芥。人总是逃不过自己的宿命。这里是一个人的出发点，但并未成为他灵魂的最后归宿。枯草尚有返青的时候，人一走就永远走了。我知道，我也该走了。离去时，夜幕即将降临。几棵我不认得的古树，被暮色衬得更深了一些。转过身，那一片青灰灰的建筑，慢慢隐入树丛。我听见了狗吠声蝉鸣声从遥远处传来，落到很深的树林里。之后，转向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