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1818—1891）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被认为是“洋务派的重要理论家。”“李鸿章致力于洋务实践，郭嵩焘注重思想方面的探索。”然而，作为士大夫阶层中最早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之一，郭嵩焘的思想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他与洋务派有很大分歧，与改良派思想也有距离，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驱”。郭嵩焘以他深邃的洞察力和惊人的胆识，把西方文明展现在守旧、虚妄的国人面前。“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对于近代中国人实在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启蒙。”他的重商主张是“中国知识界和政治界价值观念的一次重大更新”。而他关于“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主张更是中国近代文化交流史上“石破天惊的创见”。有人甚至断言，“郭嵩焘是19世纪中后期在维新派以前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惟一的理论家。”虽然，我们一直把郭嵩焘作为洋务派思想家，但郭嵩焘的许多重要思想已远远超出洋务思想，特别是郭嵩焘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当时中国社会悲剧的根源，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思想存在着较大差异。

一

郭嵩焘和其他洋务派一样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经历鸦片战争之后，郭嵩焘认识到在西方列强实力强大的情势下，夷患难以避免，应当采取适当的对策来减轻损害，最终解决夷患。面对战与和这两种选择，郭嵩焘认为，战不一定是恰当的御敌方略，而和也未必是糟糕的选择，反对图一时之快而盲目乱战。“计‘战’与‘和’二者，因时度势，存乎国之运量而已”。他还说：“夷患至今已成，无论中国所以处之如何，总之为祸而已，然能揣其情，以柔相克，其祸迟而小，不知其情，而欲以刚相胜，以急撄其怒，其祸速而大。”在1858年英法联军攻天津、入北京之际，郭嵩焘就进谏力主求和反战，并指责朝廷对外政策失当。后来僧格林沁大捷，人人称快，郭嵩焘却极为忧虑。“世儒又持一剿字以胁持朝廷，果可得而剿乎？和剿二者，何名何义？且不能辨之，而纷纷藉藉……兵者，圣人不得己而用之，幸一时之功，邀流俗人之誉，而遗国家无穷之祸”。郭嵩焘认为“战”与“和”都只不过是对付夷患的权宜之计，应寻求最终的解决办法。在我国军备落后、中外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外须和戎”，而不是交战。这一点与李鸿章的观点相同。“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然而，郭嵩焘没有意识到，消极的求和往往会助长列强的嚣张气焰，并导致战争的失败。

郭嵩焘之所以把“和戎”作为与列强交往的基本方略，是因为其错误地认为列强对中国是友善的。“洋人惟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郭嵩焘认为，洋人只是想靠通商获利，在不损害大局的前提下满足其要求，有助于解决冲突。李鸿章在写给郭嵩焘的信中也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土地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只要不掠夺他们的土地，就不会使他们真正感受到威胁。郭嵩焘还提出了解决外患的长久之计。一是加强海防。“此系为经久之计，据臣愚见，他从水里来，亦从水里防备他为是。”二是熟知西方。“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他认为这是夷人“无复顾忌”而我方屡战不胜的原因。他根据中西交通的历史经验教训，认为“推考诸夷嗜好忌讳，以施控制之略”，“必务疏通其情”。

“外须和戎”的主张建立在中外军事力量差距的客观基础之上，希望求得和平环境以谋求自身的发展，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虽然洋务派一般都主张“外须和戎”，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也有人主张给予必要的反击。如左宗棠坚决主张出兵新疆，曾纪泽极力主张对法作战，就是例证。而郭嵩焘所理解的“外须和戎”，和李鸿章一样，是比较消极的求和，尽管他“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郭嵩焘信奉他们“忠信笃敬”的“羁縻”外交方略，总想通过“和戎”来维护“和局”，以便韬光养晦。对此，郭嵩焘通过理、势、情三个字来加以把握，他认为：“知情与势，而后有以处人，猜疑之见自不生于其心。知理而后有以自处，即矜张无实之言亦不属出于其口。是以办理洋务非有他长也，言忠信、行笃敬以立其礼，深求古今之变，熟察中外之宜以致其用，轻重缓急，权度在心，随事折衷，使就绳尺。”郭嵩焘出使英法期间，办理弱国 外交，不得不“据理力争”，也只能勉强求和，但通过郭嵩焘的言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位忠实的爱国者。

和“外须和戎”相比，“内须变法”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政治思想。洋务派的“变法”主要包括“求强”和“求富”。洋务运动兴起的内因是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外因是受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刺激，以追求清王朝的“富强”。在这一过程中，郭嵩焘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服丁忧守制的曾国藩出山，举荐科甲未第的左宗棠得委重任。曾国藩“墨绖从戎”，左宗棠得以破格晋升，最终得以组织起立下赫赫战功的湘军，郭嵩焘功不可没。为了筹措湘军的饷银，郭嵩焘倡议建立湖南厘金制，为湘军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为了与太平军争夺长江水面的控制权，郭嵩焘提议设立了湘军水师，最终成功地攻陷天京。在应付内忧外患的过程中，洋务派充分认识到船坚炮利的重要性。为了富国强兵，洋务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向洋人购买军舰大炮，建立工厂制造军舰大炮，派遣留学生到西洋各国学习建立坚船利炮的方法等。郭嵩焘1859年上书御夷之道时就提出过学西方坚船利炮以强国的思想。只是到后来，郭嵩焘逐渐意识到仅靠坚船利炮并不能实现“求强”的目标，而需要首先进行政教的变革才能实现，这使他最终超越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变法”框架。

在“求富”方面，郭嵩焘认识到国强先须民富，主张发展民间资产阶级工商业。他曾上疏称：“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他反对当时洋务派通行的官办企业的做法，认为官办企业“使官专其事而烦费日甚，库款之支发日穷”。他认为：“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经营，不必官为督率。若径由官开采，则将夺民业，烦扰百端，百姓岂能顺从？”他指出西洋之富在民不在国家，“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虽然郭嵩焘没有亲自涉身于洋务实业，但其“求强”、“求富”的思想与洋务运动是一致的，为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其远见卓识远远超出了其同时代的洋务思想。李鸿章评论他“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所论利害，皆洞入精微，事后无不证验”。

二

在“变法”方面，郭嵩焘完全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变革框架，这不仅表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全面怀疑，更体现在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主张取法西方政治制度。他“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出现，另辟了一个源头。”有学者认为，郭嵩焘完全可以与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王韬相媲美，是早期维新派的先驱者之一。

郭嵩焘认为西洋国家之所以强盛，有其内在的原因，“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因此，仅仅学习西洋的造船、制器之术，其实是舍本求末的做法。郭嵩焘批评说：“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未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在他看来，没有国家制度的变革，仅仅引进西方军事科技是徒劳的。他引用威妥玛的话说，“但论中国，能内修，虽有强敌何害？其不能内修，东西两洋皆敌国也。中国地利尽丰，人力尽足，要须从国政上实力考求，而后地利人才乃能为我用，以收其利益。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枝小枪，修造几处炮台，请问有何益处？近年稍知讲求交接矣，而于百姓身上仍是一切不管，西洋以此知其不能自立。”

在当时的中国，清王朝的君主专制已经造成各种政治弊端，“上而政教，下而风俗，群相奖饰，不悟其非，安得不日趋于微弱也！”“群臣容禄保奸，苟偷旦夕，以任事为戒，上骄下谄，粉饰太平，相与据以为至德要道，不悟其非。天地闭而贤人隐，民气郁塞，盗贼肆行，坐视而不为人所，而徒欲以严治之！黠者巧遁于法外，能者掩饰于目前；而端人直上，一举动而蒙议于谴，莫能自辨。援是而行之，未有不趋于危乱者也，”中西方对比之下，郭嵩焘极力推崇西方政治制度。他认为：“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

在郭嵩焘看来，民主的政治制度是西方长治久安的基础，“西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郭嵩焘敏锐地观察到议会制度在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地位，表达了其对议会民主制度的向往。“其初国政，亦甚乖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mayor），治民有顺从民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变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馀年终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自效。此其立国本也。”郭嵩焘解释说，“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而后定，买阿尔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战，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馀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同时，在英国的两党制下，议会中两党相互驳难，有利于做出正确的决策。“两党之势既定，议论同异，相持不下。大率当国是议论行事是以相符。则亦转而从之。起初各以其党持议，几于一成而不可易。盖军国大事一归议院，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多。故自二百年前即设为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剂之以平，其由来已久矣。”西方民主制度还有助于政务公开，选贤任能，用人唯才，这与中国的官场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君民上下相与考求如此，是以所用必当其才，而无敢以私意援引，此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也。”这种两党制衡制度便于集思广益，形成务实的政治氛围，从而做出科学的政策选择，“西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以求一是，用意至美。”

郭嵩焘还看到，在英国，公共舆论对政府有着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西洋一切事情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辨，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也。所行或许有违忤，议院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资意妄为者。”这种舆论监督既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种保障，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传统上，中国崇尚德治，而西方崇尚法治。在郭嵩焘眼中，法治远胜于德治。“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在西方，“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这比依靠“君德”更可靠。郭嵩焘对此进行了分析：“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身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秦汉之世，竭天下以奉一人。……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者，专于已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已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

郭嵩焘通过中西方政治制度利弊的对比，以及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赞赏，表达了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和改革清政府封建专制的愿望。郭嵩焘还敏锐地看到，中西方君民关系截然不同，中国政治以“君”为中心，西方政治以“民”为中心。“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而且，“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自议绅，民权常重于君。”“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故其所设各官，皆以为民治事也，而委屈繁密；所以利国者，即寓于便民之中。……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

西方的民主制度使得当权者不能无视民众的愿望，“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与其间迭起以直言权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深矣。世安有无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者哉？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这一切都表现了郭嵩焘对“君民兼主国政”、“君民交相维系”的政治制度的向往。

与西方相比，中国在政教修明方面已落在西方各国之后，“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能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因此，在郭嵩焘看来，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当时中国“变法”的当务之急。

　　三

制度的变革仰赖观念的变迁，郭嵩焘深知传统华夏文化优越论导致了国人对西方政治制度及文化成果的漠视，已成为变革的最大阻力。从制度的层面进而上升到文化的层面来谈论变革，更是洋务派难以企及的高度。郭嵩焘认识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关键是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这实际上开启了思想启蒙的先河。

郭嵩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中国人夜郎自大的心态，自以为是、自我陶醉，并导致在历史上看不起“夷狄”，现今亦不愿意向西方学习。“久居西洋，始知中国人心不能自振发，而专为大言自欺，其源由于无耻。”“中国人眼孔小，由未见西洋局面，闭门自尊大。”“中国章句之儒相习为虚骄无实之言，醉梦狂呼，顽然自圣。”郭嵩焘认为，国人并不优越于“夷狄”，他们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夷狄之民，与吾民同也。趋利避害同，喜谀恶直同，舍逆取顺同，求达其志而不乐阻遏其气同”。

郭嵩焘以历史事实分析了攘夷的危害，“南宋以来，边患日深，而言边事者峭急褊迫，至无以自容。不独汉唐以上规模不一讨论，直举国势之强弱、事机之得失，皆无足关其意。惟一意矜张，以攘夷狄为义，而置君父于不顾；必使覆国亡家，以自快其议论而为名高，数百年竟无有能省悟者，则宋儒之乐持虚论而不务求实际，有以阶之厉也。”“以夷狄为大忌，以和为大辱，实自南宋始。然而宋、明两朝之季，其效亦可睹矣。”他希望国人能够抛弃虚骄的夷夏观，承认西方在政治制度、科技、思想观念等方面超越中国的现实。“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争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犹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理，质有其文，礼春秋列国殆远胜之。……其构兵中国，犹辗转据理争辩，持重而后发，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张大时哉？轻重缓急，无足深论。而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在当时西方各国在制度、科技、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超越中国的情况下，向西方学习就成为不言自明的道理。

从总体上看，郭嵩焘赞成并身体力行“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派思想，但在“变法”的具体内容上已远远超出洋务派“本末体用”的狭隘视角。他批评洋务派制器购械之举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而把改革国家政治制度和落后的传统文化作为核心任务。“要之，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对于学习西方民主政治制度，郭嵩焘毫不掩饰他急切的心情，“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郭嵩焘独到的视角、超前的观念和过人的胆识不仅在当时让国人感到惊世骇俗，即使是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可以说，“洋务派思想家”的名号严重低估了郭嵩焘在我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