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太平天国和湘军二支农民武装，各自围绕不同的政治目的，在中华历史舞台上演绎了一场空前壮烈的战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最终以太平天国的失败和湘军的裁撤而载入史册。现代以来，人们对这二支农民武装的评论有些不公不平，太平天国以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受人歌功颂德，湘军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武装而遭人唾弃。千秋功罪，自有评说，本文从史料中寻找湘军起源，还历史本来面目，让后人公正地看待湘军。

湘军，初名“湘勇”（“勇”，是清代对地方临时招募的兵卒的称呼）。“湘勇”始于湘乡地方用来对付太平军的湘乡团练，由湘乡团练演变而来的“湘勇”，又是以湘乡人为主组成。“湘勇”就是指湘乡一县之军队。它与“南勇”、“浏勇”、“宝勇”、“楚勇”等齐为湖南对付太平天国的地方武装。

　　一：“湘勇”第一人　

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消息传至湖南湘乡时，惊动了湘乡的一位塾师—王錱。这位世代接受孔孟之道熏陶的书生，在国家多事之秋，谨遵祖辈教诲，毅然出山，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王錱（1825－1857），名开山，字璞山，又字家宾，号四愿居士、养拙子、返璞山人。道光五年生于湘乡县梅桥荫山冲（今属湘乡梅桥镇）。他的祖父王之海是个秀才，在世时，是当地出了名的大善人，“尊公待人无欺，遇贫困残疾人，寒则赠衣，饥则于食。”（《湘军人物年谱》第一集39页，岳麓书社出版）祖父这种笃厚好施，为乡里人所钦重。王錱的父亲王宗麓，字旭庵，也是一个“积学有盛德”之人，教学于乡里，弟子众多。王錱自幼聪明好学，是远近闻名的才子，胸怀大志，三岁时母亲教授其经书，“辄能背诵领悟”，且过目不忘，五岁与兄入树人私塾，读书时“常危坐终日不出，诵览不辍”。道光二十八年八月，王錱以府试前矛入泮，受学于长沙知府恽光宸和梁国新先生，后来名师罗泽南在家讲学，招收弟子，王錱自省城回到湘乡，投师罗泽南门下研究经学，十分勤奋，深得罗泽南器重。王錱的孝心特别好，十一岁时，“二亲有疾，公侍汤药，必痊，乃就寝食。”他在十一岁时，母亲贺太夫人的手生疽，肿得很大，痛苦难当，本地的几个土医师都不给治，王錱见状，用刀将母亲的患处切开，用口吸其浓血，血溅如箭，又用舌头舔尽其骨肉坏死之处，母亲晕死过去，王錱嚎天大哭，对天发誓，以自己之命换母亲之命。在大家的惊慌中母亲活转过来。没有几天，母亲的手奇迹般地好了。王錱的孝心一时在湘乡传为佳话。儿子出山时，母亲要倚门反复叮嘱说：“儿勉力为之，切忽以我二人为念，是即儿之孝矣。”王錱出征后，战场上的战况每旬报告给父亲，其父常常教诲儿子：“屡胜必骄，杀戮毋妄。”（《湘军人物年谱》第一集37页，岳麓书社出版）　　　

道光三十年十月，朱孙贻自酃县到湘乡上任知县时，登门拜访王錱，了解湘乡利弊，征求治理湘乡的意见。两人一见如故，王向朱说：“湘乡钱漕、地丁悉由书吏征解，浮收倍取，恣为奸诈。”并建议“易为民自投纳，官给以券，不复假手书吏，祛百年积弊”。（《湘军人物年谱》第一集48页，岳麓书社出版）。这一招，果然见效，不仅当年很快地完成了征税任务，而且深得民心。此事之后，王錱成了朱孙贻的高参， “咸丰元年七月（1851），粤寇犯永安，湖南戒严，莠民乘衅窃发，湘乡东南界衡山劫掠尤盛。”湘乡及周围县的众多贫苦农民，打着造反的旗号聚集一块，“打大户，吃排饭”。湖南处在暴风骤雨来临的前夕，王錱最先向知县朱孙贻提出了一个“倡行团练保伍之法”， 这一事实在不少史书作了记载：左氏枢《王壮武公传》云：“广西寇炽，湘乡奸民蠢动，公以诸生佐县朱公孙贻，设方略逮治之。”《湖南褒忠录•王壮武公传》“咸丰元年，倡行团练于乡。”“洪寇发难广西，錱惧祸及桑梓，于咸丰辛亥秋，倡行团练。公（即王錱，作者注）日夕奔走晓谕，躬任劳怨，数月事集，县境为清”。“湘乡办理团练，錱实倡之。辛亥（咸丰元年，即1851），粤寇屯永安，即禀知邑侯，实力举行，不辞劳瘁佐之。”（《湘军人物年谱》第一集47页，岳麓书社出版）。这些史料说明，王錱无疑是湘乡团练的首创者，他本人没有料到的是，后来“倡行团练”一法成为晚清政府的“安邦之策”，而且这一建议让湘乡农民走出家门，一扫湖南之蛮风，成为维护清末封建统治而纵横天下的劲旅。

王錱身体力行，首先自己在家乡建立了一支团练队伍，团丁来源基本上是乡邻，有兄弟、叔侄，亲带亲，邻喊邻。这支团练此时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地方秩序，成员皆为农民，遇到紧急事态拿起刀枪出来组成军，事态平息后又回家种田。王錱自己说：“我在湘乡办团，自咸丰元年中秋后起，至十月初而初成。其时，贼在广西，谁知团练二字为何物？忽闻此议，莫不掩耳而走。二月之间，悉心开导，只恃此一点血诚，不计成败利钝，不顾祸福生死，任劳任怨，以成此举。”（《湘军人物年谱》第一集47页，岳麓书社出版）王錱这支团练成立不久就平息了湘乡境内由哥老会发起的骚乱，并将哥老会在湘乡的头目王祥二、熊聪一等人“抓捕归案”，押送总督行营治罪，使动荡不安的湘乡得以一时稳定。

咸丰二年四月太平军进入湖南，攻陷道州，一路上秋风扫落叶。湘乡境内社会动荡再次发生，“奸民蠢动”。王錱再次“上书知县朱孙贻，言方今急务，莫若用民兵御寇。”这里所说的“民兵御寇”就是办团练。（《同治湘乡县志•人物传》第三卷）王錱在二年之间二次办团练，前一次办的团练是为了镇压受太平天国影响而产生的内乱，后一次是用团练来防御太平天国的进攻，团练任务在此开始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知县朱孙贻根据王錱的建议，召开全县“民兵御寇”的会议，湘乡绅士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议定练团规定：“议定团长、练长；同族者议定族长，房长。房长传谕各家，每人自制号褂一件，器械一件，早晚在家自行操演。一遇贼警，由团长、练长、族长、房长带赴有事之家，协力救援。平日无事，各安本业。”“各都即将都正、保甲之名报县。”“各都保正速传各族，无论大族、小族，俱令公举族首、房长，速行报县，以便给札委办。”“团练现奉谕旨饬令举行。各族户首俱宜克期从事，各使族众、团众皆能有勇知方，庶几匪徒不敢犯境。如有不服团练及子弟有为匪不法兹事，即着户守会同都团公同禀究。倘敢徇庇，惟户首是问”。而且还规定各族每月召开会议二次，讲明族规、团规，传谕族众，团众慎重遵守。“如有不法之徒恃强不服，本团本族难以约束者，即合各各族共治之。必使人人向化，方是团练之意。”“都正、保甲专司稽查，如各都有团练不力，或为匪不法，即行禀究，定将不力之都正、保甲从严惩治。” 人是每天要吃饭的，团丁当然也要吃饭，但是团练是民间组织，它不是正式的正规军队，所以没有军粮供应。没有饭吃，也就集合不拢，“团内并无经费，由殷实之家捐资”。（《同治湘乡县志·兵防志》同治湘乡县志第四卷）

王錱率先在家乡“募精壮，教战阵，号曰湘勇。”（《湘军人物年谱》第一集47页，岳麓书社出版）这就是说，第一支“湘勇”诞生在湘乡梅桥。“湘勇”训练时叫做“练团”，要将平时赖赖散散，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到一块，并成为训练有素的军队，其难度可想而知。更为恼火的是练团时，这些赖散的农民嘻嘻哈哈，你喊东，他往西。给每人制了一件号褂，在号褂背上写了一个“勇”字，叫大家穿在身上，团丁们把号褂视为异物，谁也不穿，王錱只好自己带头穿上号褂，名符其实成为“湘勇第一人”。在知县朱孙贻的督促和王錱的影响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练团运动在湘乡红火起来，湘乡县一总、三坊、四十八个都，都在招募乡勇，结团自保，形成了一个族有族团，都有都团，区有区团，邻近族、都、区有联团。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有些团练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李续宾的团练就出过一个洋相，咸丰二年四月，知县令李带团练到县城去检阅，李续宾带着他的二百团丁快要抵达县城时，前方有一户人家正在办丧事，只听到几声铳响，团丁以为是敌人来了，顿时一哄而散，逃者过半。平时自称胆大的人，也逃回家中去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李续宾只好临时招募几十个人，补充队伍才应付了这次检阅。　　　　

这一事件后，练团者看到了事态的严重，为此，县衙 “严为法令”，“如有不遵号令约束，造谣惑众，奸淫虏掠，泄漏军情，损坏人民房屋、坟墓及身体，犯此者死。如有聚饮赌博，吸食鸦片，遗失器械，喧呼斗殴，犯此者仗革。如有点名无故不到，操练不勤，出入不告，吹弹歌唱，争先落后，犯此者责罚。”（《湘军人物年谱》第一集110页，岳麓书社出版）。

七月，太平军围攻长沙，湘乡更加形势紧张，浓厚的火药气息不但没有给湘乡带来混乱，反而加速了湘乡团练的联合，使分散的团练变成了一支真正能抵御太平军的有组织的湘勇，全县形成了“城乡练勇，守望相助”，“士民示皆用命，联络一气”的团练天下。（《同治湘乡县志·兵防·团练》同治湘乡县志第四卷）

　　二：湘乡团练为湖南之最

咸丰十年（1860年）湘乡知县刘达善说：“湖南团练本为天下之最，湘乡团练又为湖南之最。”（《同治湘乡县志·兵防·团练》同治湘乡县志第四卷）刘知县所说的“最”，显然不是指时间上的“最”，团练自唐宋以来即有存在，刘知县决不会犯这种历史常识的错误。刘知县所指的是湘乡团练的规模、战斗力及所产生的历史影响，这一“湖南之最”在湘勇创建的初期就显示出来了。

湘乡的团练有其特别之处，它是以基层行政单位组织的，规模之大，其它县是无法相比的。县里的《团练章程》规定得非常严格：“造清册。各都各区各保甲，牌长挨查编造，自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为壮丁。无论绅民户口，每户拨出一丁赴操，即如清册下填注当勇名目。册成，送交区总，递交都总，存局以专责成。”“备军装。每团十家立一什长，择牌长主之，制小旗一面；百家立一百长，以保甲主之，制大旗一面。每丁各备军器一件，刀、矛、枪、钯，酌令自制使用，无力者使用竹耙亦可。”“勤操阅。都坊丁壮，早晚农暇或阴雨无事，什长督率按名操习。区总按月会操，听候本县择期校阅。伙食各丁自备。”“严防御。一方有警，百勇一面当先赴卡，一面各团百长什长听总团呜锣声炮，带领各壮丁星驰赴援，同心杀贼。”“立法令。丁壮清册遗漏户口，增减年岁及器械不齐，奉行不力者。罪保甲牌长；各丁抗不赴援，赴练及捏情规避者，军法从事；团丁团勇擅将军器私斗者，按律究办。”其“练总约束练长，练长约束散勇。平日必照五家一连，十家一连取具互结”。“练勇必先行派勇，大户几名，小户几名；或大族出若干名，小族合出若干名，就其团练之远近，勇之多少，设立练总几名，其中或十人，或几十人设一练长。”“都都要练，区区要练，彼呼此应，不分疆界，数十都直如一都。”（《同治湘乡县志·兵防·团练》同治湘乡县志第四卷）所以，当曾国藩组建湘军，一呼百应。湘乡民间也由此出现了一股尚武的风气，并代代相传，为什么后来湘军中以湘乡人为主的老湘营等几个营特别有战斗力，其原因就在于此。

湘乡团练的战斗力，一开始就有铁的纪律作保障。团练最初的职责是“专为保守本邑城乡”而设，并不调遣出征。所以“各地切忽观望，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都都要练，区区要练，彼呼此应，不分疆界，务期同心，免贻后患”。为达此目的，团练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团练必选年力精壮，素常安分，有家室者。断不可滥收无赖匪徒及老弱无能者。选充后如有一人脱逃，惟保人及家属是问。”“闻警不到，照军法从事。违者责成该父兄并都总、百长、十长及各户族亲房，捆送究办。”要求平时严格训练，奉调增援各地时，确保“朝募夕发”。（《同治湘乡县志·兵防志二》第四卷）

严格的纪律增强了“湘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太平军进入湖南，一路势如破竹，占郴、桂，取道醴陵进军长沙。太平军的军事的行动震惊了整个湘乡县，一时民心浮动，特别是县城，“城内居民惊惶，欲图搬迁。”为防止太平军进入湘乡，县里发出告示：“制都梆、锣、灯笼、竖立旗杆，赶紧演习壮勇。各在本都、本区选择要隘，认真巡防。如有外来形迹可疑之人，立即盘查明确，送县究办，论功奖励。若有无知之辈从中阻挠，经绅眷开导不听者，送县惩治。”“敢有从贼为匪者，诛其家族；因风聚众者，格杀勿论；能将贼打断手足，捆送赴案者，赏；能将贼首捕获者，详明奏请官职；因捕贼遇害者，详请优恤。”同时又发出号令：“所有新开铺、马托铺、铜细湾、洙津渡、潭市、永丰、娄底等处，仰即竖立旗杆，张挂团练，乡勇大旗及稽查灯笼，不分昼夜，督率壮勇盘查匪徒，严密防堵。”（《同治湘乡县志·兵防·团练》同治湘乡县志第四卷）。在此同时，朱又调王錱、罗泽南的团练驻扎与湘潭交界的马托铺。王錱在此处大张旗鼓地训练团练，白天刀枪林立、喊声震天，夜严鼓角、哨卡密布。“錱日夜教习，军气甚盛。贼不敢犯。”（《湘军人物年谱》第一集48页岳麓书社出版）

到了十月，太平军久攻长沙不下，“渡湘西，走益阳，省城解围。”传闻太平军进入宁乡，有打湘乡之企图，于是，朱孙贻调马托铺团练进驻与之交界的雷家铺，并向巡抚禀云：“闻贼匪窜至宁乡，卑县与之毗连，不惟粤寇宜防，且恐土匪乘机生事，应将生员王錱举报孝廉方正，廪生罗泽南、增生罗信南、生员刘蓉、谢邦翰、潘鸿焘、杨昌濬、武生杨虎臣、童生易良幹、罗信东、康祖成等各卡之勇，抽回安置城前雷家铺等处，以为声援。”（《湘军人物年谱》第一集48页岳麓书社出版）朱孙贻禀文中所列举的人员，基本就是湘军的原始开创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都成了湘军的重要将领。

太平军撤出长沙时，王錱曾只身前往侦察敌情，当他得知敌军确实撤往常德、岳阳时，他又向知县朱孙贻请求带兵出县作战。朱孙贻向巡抚禀云：“卑县生员王錱，意欲出境杀贼，可否粮台发给口粮，以免由县转运，得令该生前往杀贼之处，伏候训示。”巡抚批云：“寇自省逃循该县，团丁自应守疆界，以防窜越，仰即遵照，饬各团士绅及王錱等率团在境严防，无庸出境剿贼。”（《湘军人物年谱》第一集48页岳麓书社出版）所以湘乡团练在咸丰二年基本没有出境作战，只是担负防守本地的职责。太平军原拟取道湘乡，后来没有实施这一计划，这中间湘乡团练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同治刊《湘乡县志•兵防•团练》作了这样的记载：“兹闻粤匪分遣多人，散布各县探听消息，其人衣服小襟有一印花，或手有刺字，或长发中间剃有一月牙形，或裤带分五色，长三尺三寸等情，仰即实力盘诘。如有此等匪徒，立即押送究办。倘敢拒捕，格杀勿论。”当时，湘乡团练那种杀敌的劲头，太平军派出的侦察人员，不可能不向总部报告。正因湘乡的团练严密防御，所以太平军改变了原计划。

　　三：曾国藩出山摘了一个桃子

咸丰二年十月，太平军撤离长沙，抚臣张亮基命王錱、罗泽南在湘乡招募团丁到长沙，以备防守，防太平军重来。 “罗忠节公泽南、王壮武公錱等，以诸生率团丁千人者以往”（《湘军人物年谱》第一集48页岳麓书社出版）。十二月曾国藩正式接受了“帮办湖南团练大臣”的职务，曾国藩出山摘了这个桃子，走上了统帅湘军的道路，又在这支队伍的基础“略仿戚元敬氏成法”，以罗泽南为中营，王錱为左营，罗信南为右营，每营三百六十一人（后来这支部队称老湘营）。　　　

谈到曾国藩，流传说他起家团练，后来扩展为湘军，完成了平乱大业。其实，曾国藩压根就没办过一天团练。咸丰元年，丁内忧回湖南老家的江忠源办团练，曾国藩远在京城指责他：“不宜轻往，斯关大节”。他认为用团练对付太平军，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曾国藩全集•书信》75页，岳麓书社出版）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出任江西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湖，收到母亲逝世的消息，旋即回乡办理丧事。此时，湘乡团练已如火如荼，曾国藩在拜亲访友中，看到家乡团练中蕴藏着一股军神之气，其战斗力远远超出绿营，只要改造得当，一定会成为一支真正的军队，此时回想去年对江忠源办团练的指责，心里还真有点愧意。曾国藩早就想进入军界，早在道光末、咸丰初，曾国藩已经开始关注军事，咸丰元年三月九日，他递上《议汰兵疏》，对当时军队的腐败进行猛烈抨击：“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绿营兵之窳败，其普遍现象为：“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鸦片战争中进不能战，退不能守，节节溃退；广西额兵、土兵三万七千人，加上邻省调派的援军几万人，竟然抵挡不住洪秀全几千人的乌合之众，就是兵不可用的具体事例。所以，他建议“汰兵五万，仍变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曾国藩全集·奏议》页，岳麓书社出版）这些话中隐藏着一个建议，那就是建立一支新军，不过不能明说罢了。咸丰皇帝明白曾的话中之话，不过刚上台的他不敢贸然裁兵。因此，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曾国藩办完母亲的丧事，昔日家乡好友邀他出山，曾却以“丁母忧”为由而拒绝不出，他心里明白，此时出山，不但有损朝庭大员的身份，而且名不正。所以，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接到帮办团练的谕旨，他实现理想机会来了。湘乡团练就像一个成熟了的桃子，只要将这个桃子摘到手，建立一支新军就指日可待。所以，他在接奉圣旨后的第十天，就复奏提出了建立一支新军队的思路。不过，由于圣旨明确规定他的责任在于帮办团练，那么即使明知团练无益大局，他也不敢公然拒绝。因此，他就给皇帝打马虎眼儿，明办团练，暗练新军。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维国藩方以母忧归里，奉命治团练于长沙。因奏言团练保卫乡里，法当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不若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诸公家。请就现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武练技，以备不时之卫。由是，号曰‘湘勇’”。（《曾国藩全集·诗文》302页，岳麓书社出版）

曾国藩办团练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其祖父曾玉屏和父亲曾麟书的影响。曾玉屏在乡下也算一霸，经常插手地方事务，武断乡曲，“声如洪钟，见者惮慑”。“邻里讼争，吾尝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历辞诘责，势若霆催，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樽酒通殷勤，一笑散去。”（《曾国藩全集·诗文·大界墓表》330页，岳麓书社出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早在儿子奔丧回乡之前，因太平军进入湖南，由于儿子的地位，曾府老太爷被公推为湘乡团练总领。这个“总领”虽不是实职，但曾老太爷多多少少地与军事打上了交道，再加之他在家中的几个儿子对于办团练之事十分积极，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曾国藩在给诸弟的信中就谈到：“澄弟办贼，甚快人心。然必使其亲房人等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曾国藩的这位四弟，是个读书不成，却热心出风头的人，做办贼的头领自然合他的心意。熟悉四弟脾气的大哥，自然知道要制止他不参与地方的事是不可能的。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曾国藩在给诸弟的信中再次谈到：“地方有盗贼，我家出力除之，正是我家此时应行之事。”这样曾家是“僻在穷乡，志在军国。”曾国藩出身在这样的家庭，虽然在家“丁忧”，但他是朝庭大员，所以当皇帝的圣旨下达，又有一些地方官员鼓动，加上家庭的支持，曾国藩办团练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曾国藩出山摘桃子，并不是伸手得来，其间所历之艰辛和社会压力，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咸丰三年正月，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未带罗泽南、王錱同往，只带400楚勇而随。罗、王原属巡抚直接指挥，张亮基调任后，曾国藩企图将罗、王列入部下，罗、王两人有些不愿，江忠源的楚勇等其它各勇，也欲自立门户。曾国藩企图用朝庭大员的牌子，逼他人就范，但他这时只是一个处于“不官不绅”尴尬地位的团练大臣，在诸多事情上受到地方官员的牵制，并一是一个有权有势，一呼百应，名正言顺的军事指挥家或朝庭大。所以，各勇的头头有时并不买曾国藩的帐，王錱与曾国藩的矛盾就是这样发生的，由此可见，曾国藩在湖南初办团练之时，矛盾重重，何等艰难。后来，曾国藩被长沙官场逼走衡阳，罗泽南、王錱出于同乡观念，亦率部同往，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四：湘军最初指是湘乡一县之军队

湖南在中国历史上的突出作用，始于湘军。“无湘不成军”一语在今日已成套话，其实，湘军最初是指湘乡一县之军队，由“无湘乡，不成军”演变而来。

湘军，“湘勇”初名。曾国藩奉命在长沙办团练，以湘乡三营团练为骨干，号“湘勇”。从此，湘勇就具有官勇性质，可以随营行动，协助正规军作战。咸丰三年二月初二日，衡山发生了李跃起义，这支千多人的农民起义队伍，在距衡阳三十里的霞流站发起暴动，一下子就惊动了省城。曾国藩即命王錱带400湘勇前往剿杀，后又调王忠济、刘长佑两营前来支援，统由王錱指挥。留下王忠济、刘长佑、李辅朝（即罗、王旧部）一千人留守长沙。初五日，王錱率领的团练抵达衡阳，起义队伍退至吴集，王錱率团追至吴集发生战斗，起义队伍分二路执旗吹角，施放枪炮，向团练发起冲锋。赶来增援的刘长佑督勇迎击，连放枪炮，击毙多人，打退了起义队伍的进攻。队伍重新聚集于杨山岭，当王錱、刘长佑率团进攻时，起义队伍施放弩箭，利用自制的火罐炸弹进行反击。王錱、刘长佑、王忠济马上兵分三路，一路在山前佯装进攻，一路悄悄开至山尾抄敌后路，一路在山后轻装突击，短兵相接，起义队伍乱作一团，慌忙撤退至山脚，又遭团练伏击，更加损失惨重。这一仗，李跃等60余人被擒，200多名起义人员壮烈牺牲，起义被镇压。战斗中，湘勇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战斗力：王忠济“督勇大呼奋击，众勇争先冲突，贼大败。”“夺军器无数。查各勇，不损一人”。（《湘军人物年谱》第一集50页，岳麓书社出版）曾国藩赞扬此战“平土寇于衡山，破逆党于桂东。”“是为湘勇杀贼立功之始。”（《曾国藩全集·诗文》303页，岳麓书社出版）

咸丰三年正月，湖南巡抚张亮基令湘乡增募团练，知县朱孙贻征得600人，令罗泽南总节制。罗又要李续宾增募300人，共900人，于三月集中驻扎于县城云门寺，扼守交通要道。900人的给养，全由李续宾动用家产供给，“日人畀升米，薪菜二十钱。”（《湘军人物年谱》第一集112页，岳麓书社出版）五月，太平军进攻江西，张亮基调往湖北，新任巡抚骆秉章调这900人往省城长沙和王錱的湘勇合驻于城南书院。这哪象军队，一个个衣襟破烂，草鞋赤脚，犹如乞丐，“见者皆笑”。骆巡抚令改换衣服，装备盔甲。李续宾却建议，兵士以轻装为最好，便于快速驰骋，更利冲锋陷阵。故湘军在以后的战斗中，一直不用甲胄，即使炮火连天，也是一身轻装。此时，曾国藩急需军队，动用官文，欲将王錱的部队和罗、李这支队伍于属下，但是，王不愿屈从。曾、王出现矛盾，后经李续宾从中周旋，这个矛盾暂未爆发。

六月，太平军在江西战场，连战皆捷，七月打到南昌城外，江忠源据守南昌城，向曾国藩求救。曾国藩正在衡阳筹办水师，不能亲自前往，命罗泽南又增募300湘勇，合1200人，组成三营，罗泽南为中营，李续宾为右营，左营留长沙，中右二营开赴南昌。曾国藩对此战做有记载：“粤匪围江西省城，国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罗忠节公辈率之东援。初战失利，营官谢邦翰、易良幹等殉难。湘勇之越境剿贼，将领之力战捐躯，实始于此。”（《曾国藩全集•诗文》305页，岳麓书社出版）南昌战斗中，正好朝庭右侍郎黄赞汤在城里帮助江西巡抚治兵，他目睹了罗泽南、李续宾的才略，设盛晏招待罗泽南、李续宾，庆祝南昌战役胜利。黄侍郎提出，将南昌作战的两营湘勇，“募饷食之”，“两营称为湘军，湘军名始此。”当时还有江忠源4000楚勇，号为“楚军”。（《湘军人物年谱》第一集113页，岳麓书社出版）由此可见，“湘军”一词，初时指的就是湘乡一县之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