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援问题是曾国藩集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报捷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由咸丰皇帝向其征调援兵的一个谕旨引起的。这道谕旨把如何对待外国侵略的问题一下子提到他们面前，迫使他们不得不予以严肃考虑，并立刻用实际行动作出回答。
一
为了掠取更大的政治、经济特权，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英、法两国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六○年秋，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很快攻毁大沽炮台，占领天津，进逼北京城下。这时，清廷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三盟精骑早已溃不成军，胜保部队也所剩无几，向热河逃跑的咸丰皇帝只好依从胜保的奏请，从外地飞调援兵，谕令在安徽督师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漕运总督袁甲三，“各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得胜管带”，“兼程前进，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同时，还命令河南巡抚庆廉、安徽巡抚翁同书饬苗沛霖，选派勇丁数千名迅速北援。此后，又陆续发布命令，向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绥远等地征调援兵。当时，接到命令的各地督、抚、将军绝大多数都很快派出援兵，数量在一千二、三百人至一万二千人不等，陕甘总督和河南、山东、山西三省巡抚皆亲自带兵赴援，河南、山西还自带银十万或五万两，以充饷项。
二
“疆吏争援，廷臣羽檄”，曾国藩怎么办？他接到命令即与胡林翼紧急磋商，并在其集团内部征求意见，研究对策。直到第十天，他才上奏清廷，要求不派鲍超北援，而于曾、胡二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曾国藩申明理由说，他们之所以自请赴援，并非由于曾、胡二人“遂能陷阵冲锋，杀敌致果”，而“特以受恩最深，用事日久，目前可带湘、鄂之勇，途次可索齐、豫之饷，呼应较灵，集事较速。鲍超虽号骁雄之将，究非致远之才，兵勇未必乐从，邻饷尤难应手”，“即再四严催，亦不免于迁延”。因而作出上述决定。
曾国藩的这些理由表面上似乎有理，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就拿筹饷问题来说吧，这是曾国藩所列理由中最突出的一条，连当时对此做法大为不满的江西布政使李桓（当时为曾国藩主持后路粮台）也说他“所陈兵勇饷项之艰，一字一泪，语语切实。”难道曾国藩真是由于“饷项之艰”才不得不自请北援吗？饷项缺乏是当时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的问题，既非湘军所仅有，亦非以湘军为最。但是，当时接奉北援命令者除曾国藩和苗沛霖外，都先后派出了援兵。苗沛霖之所以不派兵北援，显然不是由于饷项困难，而是由于他政治上的朝秦暮楚，反复无常。曾、胡之所以不派霆军赴援，也不是由于鲍超领兵“邻饷尤难应手”。因为即使曾、胡亲往，亦无法“途次索齐豫之饷”，其所需饷项，仍须由江西、两湖供应。对于这种情况，曾、胡是非常清楚的。胡林翼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此时大患在不能空指豫、燕、秦、晋、齐鲁之饷，豫侯，晋侯、鲁侯均应入援，彼尚自食不饱，即以孙坚制南阳太守之法行之，亦属无补。”因此，他们已经商定由湖北月供饷银五万两，以解决北援的饷项问题，根本没有沿途索饷的打算。至于说鲍超“究非致远之才”，更是一望而知的托辞。因为咸丰令鲍超北援，并非让他去做大帅，只不过要他去做一员战将，根本无须特具“致远之才”。可见这种理由都是他编造出来的，目的不过是据为口实，以便不让鲍超赴京。
其实，曾国藩自请北援也是一种拖延时间的花招。咸丰皇帝的北援谕旨是一八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咸丰十年八月十一日）发出的，半月之后才传到曾国藩的手里。又过了十天，他才发出奏疏，请求不派鲍超而由他或胡林翼带兵北上，但曾、胡二人中究竟由谁前去，还要由咸丰皇帝发谕指派。这样，即使咸丰接到奏疏就批准他们的要求，并即刻指定率师北上的人选，也要在北接谕旨发出两个多月以后才能动身，等到他们赶到北京。也就将近半年了。这还能起到什么解救危急的作用？曾国藩深知救援的紧迫性，经常强调统军将帅应“以赴人之急，救人之难为先”。“譬犹焚溺在前，在米盐琐务均不暇计也”。他明知“都城严戒”，望援若渴，但接到命令后却不发一兵一卒，而在那里空发议论，往返奏报，这不是有意拖延又是什么呢？
曾国藩准备在万不得已时采取的那一套应付北援的做法，更是外示忠忱，内藏奸意。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大抵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两湖势也。吾辈但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亦不甚悖乎理”。曾国藩所说的“理”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君为臣纲”、“君辱臣死”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根据这个原则曾、胡是必须北援的。胡林翼在给鲍超的信中所说的“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就是讲这个道理。一是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民族大义，按照这个原则，曾、胡也是必须北援的。对于曾、胡来说，民族大义是可以置之不顾的，但于社会舆论却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胡林翼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为方册，吾为此惧”。他们自请北援，正是在朝命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对策。正如胡林翼所讲的那样，“其时涤帅（指曾国藩，曾字涤生）筹思无策，只能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
曾国藩所说的“勢”就是指他们与太平天国的斗争。在他们看来，这关系着他们本阶级、本集团的生死存亡，是势所必争的。所以他们要将主要力量用于进攻太平军，以保证安庆之役的胜利，而对于北援则仅仅准备在无可拖延时应对一下，只求有亲援的名义，不管结果如何。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但求“不违乎势而亦不甚悖乎理”的含义。他的这种打算，在其给胡林翼、曾国荃、左宗棠的信中说的最为明白。看来，他是首先将自己的意见提出来与胡林翼进行商议，然后再把他们的共同决定告诉曾国荃与左宗棠。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人援本难，若但明奔问官守之义，不求救补全局之策则尚不甚难。拙计定带兵不满一万，转饷月不过五万，自用土马队百余，每月至襄阳驮运，虽无裨益于北，而犹不掣动南三省之全局”。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安庆决计不撤围，江西决计宜保守”，“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与润帅（指胡林翼，胡字润芝）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向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职著，有济无济，听之可也”。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说，“北援专以明臣子之义，不问事之济否。润去则留希（指李续宜，李号希庵）以保湖北，弟去则留公以保江西。弟与润两人之意皆已决矣”。这样，谁都看得出，曾国藩的自请北援，决非是要去同兵临阙门的外国强盗拚命，而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廷旨和掩人耳目。
三
曾国藩集团对北援采取这种态度是有其原因的。总而言之是由于他们根本就不愿北援，分而言之则可以列为四点。
第一，他们害怕分兵北援影响围攻安庆的战略计划。一八五九年九月，曾国藩和胡林翼经过一番策划，以湘、鄂、赣为基地，集中起湘军的几乎全部兵力，向太平天国的江北重镇安庆发动进攻，企图迫使太平军在这一地区与之进行战略决战，歼灭其主力陈玉成部，控制安徽，并进而向天京推进。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计划，也是曾国藩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因此，他把一切赌注都押在安庆之役的成败上，声言“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为了实现这项战略计划，曾国藩拒绝了咸丰皇帝令其进兵苏、常的命令，并下定决心，“纵使江夏或有疏失，安庆围师仍不可退”。为了打破曾国藩的反革命围剿，解救安庆之围，太平军组织了以夺取武汉为目标的第二次西征，并在皖南地区展开反攻，接连攻占铲国、徽州两个府城。直逼湘军的最高指挥部——曾国藩祁门大营。曾国藩兵单将寡，坐困祁门，急催鲍超、张运兰前去解救。恰在此时，北援谕旨自天而降。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是不愿北援的。他在当时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旬日寸心扰扰无定，因恐须带兵北上人卫，又须进规皖、吴，兵力难分也”。这段话正好反映出曾国藩一心围攻安庆，因而害怕分兵，不愿北援的真实思想。这是曾国藩不愿北援的首要原因。
第二，他们认为根本无北援之必要。根据曾国藩的计算，如派遣驻扎渔亭（位于祁门、休宁之间）的霆军北援，“自徽州至京五千余里，步队趱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几（机）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內，飽超若于十一月抵京，殊恐缓不济急。”而在他看来，“逆夷凶顽，犹豫相持果至数月之久”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北援之举实“无益于北有损于南”。胡林翼也认为，清政府国库空虚，饷项奇绌，“恐祸不在外侮而在内讧”。那末，解救“君国之急”的办法又在哪里呢？对于这个问题，曾国藩似乎是胸有成竹的，只是由于“出位之思，非常之策，吾辈尚可不必遽议”，因而未曾出口。不过从他后来一见“抚议就绪”的寄谕即大呼“岂非至幸”的欣喜态度来看，他的主张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第三，他们为了保存本集团的实力。曾国藩所创建的湘军，是一支权出私门的军阀武装，它只服从于曾国藩集团的指挥，他人不得间津。正如《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所评论的那样，“始剏义师（指湘军）由国藩，军将视为转移，福兴（原西安将军，时率军赴援江西）等征调置不訾省，得国藩一纸千里赴急”。曾国藩也特别强调，湘军“事权宜专。一营之权全付营官”，“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各军“止可直隶鄙人麾下”。他们办练多年，苦心经营，深知实力的重要。因此，对湘军牢牢控制，据为私有，不许他人染指。象鲍超这样的“骁雄之将”、“后起之杰”，象霆营这样的湘军主力，他们就更不会交于别人指挥。所以，他们对胜保奏调霆军一事极为敏感，一开始就认为“恐有携君命以谋夺楚兵者’，不仅吋时“密存于心”，且处处严加防范，宁可准备在不得巳时亲自走一趟，也不肯放鲍超赴京。
第四，他们对于同外国侵略军打仗心怀忧虑。曾国藩在接到北援谕旨后不久写的一篇日记中说，“夜，冯竹如来鬯谈（夷）务，言（夷）人炸炮最有准，断不可守营云云”。转述之间，颇似隐隐含忧。胡林翼也有同样心情。他给直隶按察使吴廷栋的信中说，“和戎失策，举国若狂……鲍春霆一军尚隔岭外，而南人北伐亦虑郑驷难为晋用，忧恨实深”。这种疑虑重重、畏于外战的心理，也使曾、胡对北援裹足不前。
四
在强寇入都、国难当头之际，曾国藩集团为何会这样斤斤计较于本阶级、本集团的一己私利，而不顾民族大义呢？这要从这个集团的形成历史和政治宗旨寻求原因。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堀起的曾国藩集团，是一群“以杀人为业”的刽子手。他们首倡“就地正法之制”，经常以“志在平贼”相标榜，声言太平天国革命“非比叛国叛藩”，“非我杀賊，即贼杀我”，只要“良民（即地主豪绅）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在所不辞。同时，这个集团的首领和决策人曾国藩，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是一个民族投降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一八四二年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全国上下充满了对投降派穆彰阿的斥骂声，甚至有人当面“以秦桧见比”。但是，曾国藩对于他恩师的卖国行径却大加赞扬，说什么“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因而，他们虽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年代，却始终以维护清朝卖国政府的腐朽统治为最高职责，很少把民族的兴亡放在心上。正因如此，他们才面对外国侵略者的种种罪行，既无不共戴天之心，又乏愤然雪耻之意，而殷殷于清政府的忍辱媾和，订盟城下，以便撤销北援命令，使之得以集中兵力围攻安庆。果不其然，当曾国藩自请北援的奏折送咸丰皇帝面前时，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早巳签字了。因此，咸丰皇帝立即命令曾、胡、鲍超“均著毋庸来京”，使他们如愿以偿。然而，咸丰皇帝的这道北援谕旨，却使曾国藩集团对外妥协、对內镇压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使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永远不能逃脱历史的审判，也无法刷去自己的耻辱。
五
北援问题是曾国藩首次处理的涉及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这对他一生思想的发展，不能不产生显著影响。当时，曾国藩的全部心思几乎都集中于如何对付太平军，不料却被一道谕旨硬扯到北援问题上。这个问题牵动了他的每一根神经，使之筹思百度，算尽机关，陷于极大的紧张与慌乱。到头来却是虚惊一场，尽如初愿。这就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注意，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两年之后他还说什么“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因而，每当他遇到重大对外问题时，往往会想起这次战争的“经验教训”。一八七○年他奉命办理天津教案，当西方列强以战争相威胁时，他便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联成一气，“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同仇，能御之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御之于一、二年，不能御之于数十、百年。而彼族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庚午（申）避狄之役岂可再见。”因而，欲“潜弥祸机”，“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不仅如此，他还从这种观点出发，进一步回顾了鸦片战争后三十年的历史，指陈清政府在“和”、战问题上的得失利害，提醒清廷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毋为“浮言”所动。他说，“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可见，曾国藩在处理北援问题那个时期，就已经基本上把抵抗外国入侵视为失败的“教训”，将忍辱求和当作成功的“经验”，且时吋牢记，引为借鉴。而随着清朝统治者的日益削弱，随着西方列强在华势力的增长和侵略活动的加强，他的这种媚外、恐外的投降主义思想也一步步地发展起来，以至在办理天津教案时达到高峰，成为一个“举国欲杀”的投降派。
北援问题还造成了另一后果，那就是曾国藩在北援问题上的做法，不仅对当时的清政府，而且对其后的各代反动统治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入，使中国的政治关系发生很大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主要社会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鸦片战争后则呈现出外国侵略者、封建统治者和中国人民相互对立的错综局面。这样，如何对待外国侵略者的问题，就成为封建统治者和中国人民同时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开始，清政府担心外国侵略者会推翻它的统治，也象他与其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那样，来个改朝换代。因此，采取排外主义方针，对外国侵略者和中国人民同时反对。一八五六至一八六○年间，就是他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时期。但是，日益腐朽和虚弱的封建统治者渐渐发现，外国侵略者并不从根本上危及他们的政治统治，要同时打败这两个敌人，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而，改变策略，尽快与外国侵略者达成妥协，以便集中力量把革命人民镇压下去，就成为他们亟待解决的课题。曾国藩在处理北援问题时所实行的那种对外国侵略者屈辱妥协、对革命人民残酷镇压的方针，恰好适应了这种需要，解决了这个课题。这样，曾国藩不仅为当时的清政府所倚重，而且受到后来的袁世凯、蒋介石等军阀卖国贼的推崇，就是不奇怪的了。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结局来看，咸丰皇帝和曾国藩都是主张投降的，其差别至多不过是战败而降和不战而降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咸丰为首的清政府对外屈辱妥协、签订卖国条约的事实尽人皆知，谈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文章、著述无不提及这一点。但对于当时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曾国藩集团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则较少引起注意。这个问题，无论就当时或其后的历史影响来说，都不能算作一个小问题，而对曾国藩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则尤为重要，因而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