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近代社会“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的论断准确地揭示了鸦片战争后至“五四”以前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及文化战线斗争的主要内容，为我们考察研究近代史上的一切历史人物和一切历史现象提供了根本的立足点。
曾国藩是近代史上十分反动的政治人物，是近代封建势力的重要代表。他勾结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使腐朽透顶的清朝统治得以苟延残喘。他同时还是一位忠实的理学信徒和封建文化的卫道士。他在挥舞屠刀镇压农民革命的同时，竭力鼓吹程朱理学，推行封建礼治，并积极扶植已经没落的桐城文派。曾国藩对桐城派的“振衰”之功，使桐城末流作为封建阶级旧文化的一股重要势力，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对垒抗衡，直至“五四”以后。
下面，本文拟就曾国藩与桐城派的关系简论如次。
一
程朱理学是有清一代的官方哲学，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和加强封建专制，统治人民的重要思想武器，作为清代文坛正宗的桐城派，是一个在政治思想上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散文流派。它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欧韩之间”（王兆符《望溪文集序》），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以清真雅正之文载孔孟程朱之道，使古文成为倡导封建理学、点缀“休明盛世”的工具。桐城派载道的功利要求，是曾国藩论文的出发点，也是他文学思想的核心。
郭嵩焘在为曾国藩写的墓志铭中说，曾氏“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读经史，以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它，礼而已矣。浇风可使之淳，敝俗可使之兴，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人之文章。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常言：载道者身，而致远者文，天地万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唯文能达而传之俛焉”。郭为湘军重要将领，与曾国藩同属桐城派人，他的这段文字道出了曾国藩以宣扬、倡导程朱理学为功利的文学观的实质。曾国藩这一观点在《致刘孟容书》中得到纲领性的阐述：
“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乎文者乎？……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
文以载道，这是桐城古文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非阐益道教，有关人伦风化者不笱作”。“非先王之法弗道。非先圣之旨弗宣”。姚鼐进一步提出“道与艺合”（《荷塘诗集序》），即理学与辞章的结合，以“明道义，维风俗以昭后世”（《复汪进士辉祖书》）。桐城派的“道”就是程朱理学，方苞说：“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
曾国藩自称“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启之”，说明他是以桐城派人自许的。他的文以载道的观点乃得之于桐城派的衣钵真传。但是，在道与文的关系上，在对道的强调和对道统的维护上，他较桐城派前辈实有过之。这主要体现在曾氏不仅重视“载道”，而且强调“卫道”，强调“卫道”与“立言”的结合，以古文作为捍卫封建礼治的武器。桐城三祖方、刘、姚均是文人。方苞曾因戴名世《南山集》一案株连入狱，编入汉军旗，后虽由李光第荐举召值南书房，成为文学侍从，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但他主要还是从事文化工作。姚鼐虽以进士出身，充翰林，但盛年即引退讲学。至于刘大櫆只是一个两度应荐均末被朝廷录用的失意文人。处于康、雍、乾“盛世”，只需要他们以华国文章装点门面，鼓吹“休明”。曾国藩的政治地位与生活的时代均与他们不同，他是一个身处乱世的疆吏重臣。他的时代面临着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搏斗和思想大搏斗。在农民革命的风暴中，封建统治遭到沉重的打击，虚伪、反动的程朱理学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正如曾国藩所哀叹的：“诸儒抱孔氏之礼器彷徨无所归”“举数千年礼教人伦诗书典则归地以尽”。这样的政治形势，迫使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曾国藩纠集反动势力，以物质和精神的各种手段“卫吾道”。“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因此，曾国藩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鼓吹“卫道”与“立言”相结合。
他说：“苟如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这就是说，他的政治使命是“使凡物各得其分”，即“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其文学使命则是“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这种“卫道”与“立言”相结合的文学观表明了作为理学家和反动政治家曾国藩对文学功利的极端要求。
这种观点，使曾国藩以道为文。他说：天下之文“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子而下，唯周子《通书》，张子《正蒙》。”为此，他甚至对自己一再赞扬的扬雄、司马相如都投以蔑视：“文章不是救时物，扬雄、司马安是骄。”宋代道学家程颐曾鼓吹：“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字而已者，陋矣”曾国藩对“道”的这种片面追求使他在理论上脱离了桐城派“道与艺合”的轨道，实际上蹈入了宋代道学家重道轻文的覆辙。
从维护程朱道统出发，曾国藩还对桐城派早期的两个重要人物——刘大櫆和姚鼐表示不满。曾氏的湖南同乡，当时颇有文名的吴敏树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将姚鼐比为江西诗派的吕居仁，认为“刘氏（大櫆）更无所置之”。曾国藩复信说：“惜抱于刘才甫不无私阿”。叽刺刘氏“诚非有过绝流之诣。”同时在日记中批评姚氏“有序之言虽多，而有物之言则少。”“未得宋儒之精密。”在桐城三祖中，刘大櫆上承方苞，下启姚鼐，是桐城古文理论发展中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刘氏论文“义理不如望溪之深厚”而艺术上有所发展，他“以品藻音节为宗”。提出了于音节求神气。于字句求音节的散文艺术理论。姚氏受业于刘大櫆。却将方刘的古文理论熔为一炉，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观点，并创立了由格、律、声、色求神、理、气、味的艺术主张，为桐城古文理论的集大成者。“自惜抱继方刘为古文学，天下相与尊尚其文，号桐城派”。姚氏本人亦被桐城学者“奉为宗师”。曾国藩于刘氏不屑置之，于姚氏则指责义理不深，“未得宋儒之精密”，意在正本清源，纠正桐城文后期义理削弱的状况。
究竟如何来加强义理呢？明清以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汉学家、改良主义思想家已从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对桐城派的理论基础——程朱理学进行了批判；理学虚伪、空疏的面目已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提出强化“义理”的口号颇为困难，于是曾国藩采取了迂回的手法来实现这一目的。
其一，是在“义理、考证、文章”的“义理”一项中加进“经济”的内容，“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曾国藩说：“镜海先生（按：唐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结合“经济”谈文，桐城诸祖曾有所论及。刘大櫆在谈到文章的内容时说：“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
姚鼐在谈到作者的主观修养时曾强调要有“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
但他们谈“经济”都较空泛，流于迂阔。在桐城派中较有近代“经济”眼光的是被曾国藩列为姚门四大弟子之一的姚莹。姚莹曾与魏源、龚自珍交游甚密，深受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姚莹的“经济”含有结合世用、济时救国的内容。他一方面主张利用民力抵抗外国侵略者，谴责投降派置“义民”“不惟不用，且更摧抑之以悦夷”的可耻行径；另一方面主张考察、了解西方，研究各国情况“知彼虚实，然后徐图治夷之策”故方宗诚说他“虽亲炙惜抱，而亦能自出机杼，洞达世务，长于经济。”
曾国藩曾提出“讲求洋务”。尽管带有封建地主阶级改革自救的性质，但又毕竟是以推行和强化封建理学统治为最终目的。因此曾的“经济”固然包含自己时代的某些可取的内容，有类似姚莹向西方学习的观点，但又始终严格遵循地主阶级维护封建礼治的轨道。他说：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班、马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
曾国藩认为“义理”乃指德行、政事。“德行”、“政事”源于《论语》。孔子将其十大第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朱熹解释说：“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德行”与政事本来是两回事，前者主要指主观修养和封建道德的践履，后者则是指治国治民之事，即“经济”的本义。曾氏将二者合一，一方面表明了作为政治家的曾国藩对“事功”的重视。另一方面则在强调政治必须以维护封建纲常为根本，道德为本，经济政事为用。一并为“义理”所统辖。这是曾国藩以理学家的观点对“义理”作出的新的解释。曾国藩强调“德行”与“政事”的一致性，把封建的道德伦理与政治原则结合起来。使伦理政治化、政事伦理化，目的在充分发挥伦理纲常对维护封建统治的支柱作用。下面的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个意思：“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古之君子……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曾国藩在谈到义理与辞章、经济的关系时强调：“盖两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二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私意以为义理之学为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十分明白，学礼即是“经济”之术，“政事”即是推行礼治。文学不过是发挥义理、倡导礼治的工具而已。可见，曾国藩以“经济”纳入义理，不仅使“义理”由空疏变为实在可用，而且使桐城派“义理、考证、辞章”三者合一的理论带上了更加鲜明的政治色彩。曾的弟子黎庶昌吹捧说，自姚鼐死后，“百余年来，流风相师，传嬗赓续，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丧之患。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所谓“并功德言为一涂”，即指“政事、德行、辞章”的合一。亦即“经济”“义理”与“辞章”的合一，说穿了，就是“卫道”（行道）与“立言”的合一。在曾国藩的文集中，那些大量表彰湘军将士、反动官吏躬蹈仁义，舍身卫道的传记、碑铭、墓表以及《讨粤匪檄》这类文章正是曾国藩为自己这一创作主张树立的标本。
曾国藩加强“义理”的第二项措施，就是以“汉学”解释“宋学”（理学）。
乾嘉以后，汉学兴起，此后宋汉之争日趋炽烈，汉学讲求训诂考订，其谨严的学风对打破宋学的统治、动摇人们对理学的盲从作出了贡献。但是，汉学家埋首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导致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病，随着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尖锐发展，在内忧外患面前，汉学愈来愈暴露出它们的保守与无能。在近代，它实际与反动的程朱理学一道，成为束缚人们精神的绳索，因而遭到经世致用思潮的强烈冲击。
曾国藩看到这一点，于是求助于汉学，以训诂、考订的药液注入“宋学”，冀使这具濒于腐朽的僵尸恢复活力。他宣称：“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在《复夏弢甫书》中，曾国藩对这一主张作了明确的发挥：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歿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故尝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顿息渐诸说之争。”这就是说，“考据”是明礼的手段，“明礼”则是考据的目的。以汉学为宋学所用。这样，就使空疏的理学找到了生存的依据，充实了自身的内容，较之姚鼐及其门徒方东树的理论前进了一步。姚氏合“义理、考证、辞章”为一途，鼓吹“以考证助文境”意在借助汉学从学术角度充实古文的内容，但囿于门户之见。姚氏仍叽宗汉之士。“持论诋朴学残碎”有“辟汉学”之嫌。方东树则站在顽固的立场公开以反对汉学来维护理学，在道光初年汉学之风复炽之时，著《汉学商兑》，对汉学进行猛烈地抨击，表现与之水火不容的立场。曾氏处于社会急遽变化，改良思潮崛起的时代，提出“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口号。以汉学米充实“义理”的内容，其政治用心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将宋汉这两种封建旧学结合起来，组成反动的同盟军，以扩充宋学的实力与桐城派的思想阵地，从而与新的社会思潮相对抗。
二
曾国藩毕竟又是以古文家自命的。他不是以附庸风雅的文士身份追随桐城派的流波，而是要以政治家兼古文改革家的身份挽救桐城派“文敝道丧”的危机。文与道联系固然紧密，但毕竟是两回事。这样，曾氏的视线不得不由理学的角度移到文章学的角度，注意到文学本身的特点，对桐城派的古文艺术理论与创作的得失作出总结，为之探寻扶敝的药石。
（一）古文不可直接说理
曾国藩在《与刘霞仙书》中批评刘氏“《游记》二者以义理言，则多精当，以文字言终少强劲之气。”并说：“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交尽至；其次于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廖廖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如《读书录》、《居业录》、《困知录》、《恩辨录》之类），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立新，将前此所习荡然若丧其守，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这封信的主旨在于强调古文的文学性。“赤地立新”的途径在于道与文“离为二”，使古文从枯燥乏味的说理中解脱出来，这与《复吴南屏书》“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可说理耳”的意思实际是一致的。
关于古文言理之过的问题。姚鼐曾提出批评：“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桐城古文，恪守义法，标榜雅洁，往往导致文采不足。曾国藩批评方苞“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正是指方苞并经术与古文为一，导致理过其辞之病。这一点，桐城门人方东树早经指出：“读先生文，叹其说理之精，持论之笃，沉然黯然纸上，如有不可夺之状。而特怪其文重滞不起，观之无飞动嫖姚跌岩之势，诵之无锵铿鼓舞抗队之声，即而求之无玄黄采色……袭于程朱道学已明之后，力求充其知而务周防焉，不敢肆，故议论愈密，而措语矜慎，文气转拘束，不能宏放也。”
“不宜说理”，表明了曾国藩从文章角度变革桐城古文的要求。如前所述，曾氏对“义理”作出新的解释，表明了他的政治功利观点。而这种“不宜说理”的看法，则表明了曾氏论文的审美主张。功利观与审美观是不可分割的。一定的艺术都包含着功利的目的，同时也都表明了一定的审美判断。曾国藩对古文的这种要求，乃在求得文道的实际统一——以有“文”之文载精博之理。这种载道的方式从理学家看来是文与道的分离，而从古文学家的立场看，这种“分离”却是必要的。因为在扬弃了某种枯燥的理学色采之后，“文”与“义理”将结合得紧密自然。曾氏所谓道与文分合齣问题，实际上体现了理学家与古文学对“文以载道”的不同理解。韩愈指出“文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学所以为道，文所以明理”（《送陈秀才彤序》）。是强调文学的形式应服从于内容，确认文章为教化服务的宗旨。但韩愈并不轻文，相反地，倒是重视作为载道手段的文章形式对思想内容所起的作用。因此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文字暖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但是，韩愈的这种观点遭到后来宋代道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文道不能并重，既重道，又重文，实际导致“道与文分”的二元论。他们主张“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一三九）。道外无文的一元论。因而指责韩愈“裂道与文为两物”，轻重倒置，宾主不分（见朱熹《读唐志》）。曾国藩《致刘孟容书》中所谓“孔孟以后道与文竟不能不离为二”，在文道关系上袭用了宋代理学家的提法，而具体论文时，实际又倾向于唐宋古文家立场，尤为推重韩愈，表明了对桐城文统的维护。综观曾氏对道与文的分别论述，可以看出，其中观点不无牴牾之处。这种情况的产生乃是曾国藩作为理学家与古文家的矛盾在文道观上的反映。
（二）主张吸收汉赋之长
方苞为了抬高古文地位，片面追求语言清澄、雅洁，反对将辞赋语言汇入古文，宣称：古文不可入“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这种主张，使桐城散文语言局限于窄小的天地，导致单调、贫乏。
姚鼐较有艺术眼光。不象方苞将古文与辞赋截然对立。他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就列入辞赋一类。但为桐城偏见所囿。仍产屏弃六朝骈丽之习”（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序》）姚门弟子刘开在姚氏基础上有所发展，主张骈散相通。他说：“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千枝竞秀。乃独木之荣；九子异形，本一龙之产。故骈中无散，则气瓮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不瘠。两者但可相成而不可偏废。（《与王子卿论骈体书》）但由于传统积习较深，倡导不力。桐城古文的枯淡之病终未能医治，从而遇到骈文作者的叽刺。如阮元说：“为文笔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辞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主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被称为桐城派支流的阳朔派，对此传统有所突破，合考据、辞赋乃至百家之言，骈散并行，较有文采。骈体文派的攻击，桐城派內部的分化，使桐城“义法”面临动摇，为这种形势所迫，曾氏乃强调“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主张以汉赋之长济桐城古文之短。他所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就送入了六朝的辞赋，其眼界比姚鼐更为开阔。
曾国藩说：“汉魏人作赋，一贵训诂精确，一贵声调铿锵。”因此，学汉赋必须从这两者着手。曾认为，训诂、声调皆体现于字句，而字句是文章的基础材料，“积字而成句，积句而成段，积段而成篇。”这一观点乃本之于桐城，刘大櫆说：“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论文偶记》）。但曾氏对此有所发展。他认为训诂落实在用字，要在这方面加强，必须精研小学。他说：“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节，《文选》于此三人之文章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欲着字之古，宜研究《尔雅》、《说文》小学训诂之书”，“观王氏、段氏之说”。这实际上吸收了汉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欲起衰矫弊，必自通经始，通经必自训诂始。欲通古人之训诂，自不能不熟读周秦两汉之文章。所谓由文入笔者，真古文之根柢”。至于声调，则落实在音节。曾说：“姚惜抱论诗文，每称当从声音证入”，文章“大抵以力去陈言戛戛独造为婚事，以声调铿锵，包孕不尽为终事”。曾氏认为，要加强这方面的修养，除了精研文字、音韵之学外，还须认真诵读《四书》、《诗经》、《左传》、《文选》等诗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怡吟，则不能得其深远之韵”。
涵咏诵读是桐城文入学习古文的重要手段。刘大櫆说：“合而读之，音节见矣，神气出矣”。姚鼐也指出：“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但他们一般都将诵读限于“古文”，曾氏却以工作为借鉴汉赋艺术技巧的重要途径，通过诵读，汲取骈文腴丽华美的声色来弥补桐城文文气、文采的不足。
除汉赋外，曾氏还重史传文。他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改动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体例，其中突出一点就是增加了“叙记”、“典志”两类史传文。他说：“姚姬传氏撰次古文，不载史传，其说以为史多不胜录也……余今所论次，釆辑史传稍多，命之曰《经史百家杂钞》云……”。既借鉴汉赋，又重史传文，既重小学、训诂，又重音节神气，十分明显，曾国藩意在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文统，开拓变革桐城古文的新局面。他对曾纪泽的训语正表现了这一观点：“尔于小学训诂颇识古人源流，而文章又窥汉魏六朝之门径，欣慰无已……私窃有意，欲以戴、段、钱、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由班、张、左、郭上而杨、马而《庄》、《骚》而六经，靡不息息相通”。
综上所论，不难看出，曾国藩出于桐城，而又变革桐城。正加王先谦所说：“曾文正公亟许姬传……以为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然寻其声绪，略不相袭。道不可不一，而法不必尽同。斯言谅哉！”道同而法不尽同，曾国藩与桐城派因革损益的关系于此可见端倪。
在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之后，以创建湘军起家，位极人臣的曾国藩踌躇满志的宣称：“方今大难削平，弓矢载囊，湘中子弟忠义之气，雄毅不可遏抑之风，郁而发之为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必将震耀于褒区”。由于曾国藩的“振衰”之功，“文敝道丧”，痹瘘不堪的桐城派终于绝而复续，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不仅在湘中，在全国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乃至有人将曾氏所代表的桐城派称为“湘乡派”。近人指出：“湘乡曾国藩……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矫其懦缓之失……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但这种局面不过是桐城派在封建末世拚命挣扎所发生的回光返照而已。曾几何时，它终于走向了无可挽回的没落。道理十分简单：历史是前进的，随着封建社会的崩溃，作为依附封建政治的“封建阶级旧文化”重要代表的桐城派必定要遭到历史潮流的扫荡，而永远失去其生存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