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近代诗歌、散文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处于文坛盟主地位。就诗而论，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里说：“有清二百馀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干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论者以为近代宋诗运动，主要是在曾国藩的鼓吹、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晚清几个重要诗派，除以黄遵宪为代表的革新派以外，诸如以邓辅纶、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派，以张之洞、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唐诗派，以李希圣、曾广钧、曹元忠为代表的西昆派，及以陈三立、沈曾植、陈衍为代表的宋诗派，大都以模拟为能事，成就有限，比较起来，宋诗派（所作号称“同光体”）要高出一筹，影响也深远得多。因此，革新派的黄遵宪论及曾国藩时，于其“学问”，虽有“破碎，陈腐，迂疏无用”之讥，而于其诗，不但理论上有所汲取，而且在创作上亦颇致赞许：“诗笔韩黄万丈光，湘乡相国故堂堂”（《酬曾重伯编修》），是不为过的。
一
曾国藩在诗歌问题上的主张、见解，没有较系统的理论著作，散见于文章、书信、日记以及钞纂批注中；有些则见于友朋、儿辈和门弟子的论述和征引中。这些主张、见解，和散文方面的一样，大多出于桐城；不过，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现就共有关诗的对应范畴关系者，稍加归纳和评析。
诗与“器识” 曾国藩在《黄仙峤前辈诗序》里说：“古之君子所以自拔于人人者”，“亦其器识有不可量度而已矣”。“器识之不及而求小成于事业，末矣；事业之不及而求有当于语言文字，抑又末矣。”他尝怪杜甫“以彼其志量而劳一世以事诗篇，追章琢句，笃老而不休”，实“不自重惜”；及观韩愈称杜“流落人间者，太乙一毫芒”，苏轼亦说“此老诗外大有事在”，“乃知杜氏之文字蕴于胸而未发者殆十倍于世之所传，而器识之深远，其可敬慕又十倍于文字也”。什么是器识呢？曾国藩认为“试之以富贵贫贱而漫焉不加喜戚，临之以大忧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谓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识之谓也。”叶燮在《原诗》里论及作诗之本，于诗人的主观活动，曾提出才、胆、识、力四字，于诗的表现的客观事物，则提出理、事、情三字；而客观的理、事、情，须通过诗人主观的才、胆、识、力来表现。叶燮所说的才、胆、识、力，实可以包括在曾国藩所说的“器识”里。袁枚在《续诗品》里曾提出“尚识”两字，则尚不如曾国藩所说的“器识”所包括的为广。曾国藩在七古《书严太守大关赈粜诗后》有句云：“画脂不是壮夫业，诗外有事真贤豪。”这是承扬雄所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之说而来，与陆游所以教其子者：“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同意。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坚定、深睿的器与识，要写出真正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诗来，是不可能的。
诗与时势盛衰、诗人穷达 曾国藩曾提出“文章与世变相因”之说。在《云桨山人诗序》里，他又说：“盖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国家鼎隆之日，太和充塞，庶物恬愉，故文人之气盛而声亦上腾，反是则其气歉而声亦从而下杀。达者之气盛矣，而志能敛而之内，则其声可以薄无际而感鬼神；穷者之气歉，而志不克划然而自申，则瓮牖穷老而不得一篇之工，亦常有之。然则谓盛世之诗不敌衰季，卿相不敌穷巷之士，是二者殆皆未为笃论已。”这段话，乃为破韩愈所谓“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音易好”、欧阳修所谓“诗必穷而后工”而发。诗之工拙与时之盛衰、政之清黯、人之穷达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未可一概而论。曾国藩没有把它绝对化，只说：“亦常有之”，因此较为全面。
诗与诗人的生活经历 曾国藩在《槐阴书屋图记》里，说：“尝览古昔多闻之君子，其从事文学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远洲之时。虽苏轼、黄庭坚之于诗，论者谓其汴京之作少逊，不敌其在前者之殊绝。”他在这里虽然谈到了诗与诗人生活经历的关系，但并没有从此引出一个好的结论。他说：“盖屏居外郡，罕与接待，则其志专而其神能孤往横绝于无人之域；若处京师浩穰之中，视听旁午甚嚣而已矣，尚何精诣之有哉！”诚然，历史上不少人处深山穷谷，不废著作，卒能占片席于名山，垂不朽于后世。但从诗创作来说，“不在朝班而在仕宦远洲”，像曾氏所提及的宋代大诗人苏轼以及黄庭坚，正是由于接触广阔的社会面，特别是广大贫苦人民的生活，为诗找到丰富的材料，才能写出生命力较强的篇什。可惜曾国藩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诗之言情与说事 宋代诗人，包括苏黄，因其“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没有很好处理情与理的关系，为后人所诟病。曾国藩在《湖南文征序》中，曾论及这个问题：“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两端：曰理与情。”“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微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他以为自东汉至唐，皆习于情韵；而自宋及清，则习于义理。习于情韵，则“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习于义理，则“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他还以为“屈原《离骚》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而“宋世周子《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他的这些话，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混淆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界线，混淆了诗与文的界线。例如：《离骚》与《太极图说》，一为文学作品，一为非文学作品；一为言情之诗，一为说理之文。一般说来，文学作品，如诗赋，以言情为主，但不排斥说理；非文学作品中论理之文，以说理为主，但不排斥言情。这两类作品，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曾氏混淆了两类作品的界线，因而不能正确总结前人经验，以指导创作实践。
在一则日记里，曾国藩说：“凡作诗文，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时积理极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若乎酝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达之，……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这一段话，也谈到情与理的关系。但他没有说明，这种必须平时富积之“理”，指的什么？如果指的是杜甫所谓“熟读《文选》理”，做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及姜白石所谓“碍而实通”之理，那完全是必要的；如果指的是宋儒所谓身心性命之理，那便是黄遵究所讥的“陈腐”、“迂疏”的说教，对于抒情的诗的写作来说，适足以破坏其思绪，何从表达“胸中至真至正之情”？由于曾氏没有划清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界线，也就不能理解两种不同的理对于文学作品，特别是诗的创作的不同作用。
诗的排偶与单行，律句与长古 曾国藩论文，主张骈散相兼；而论诗，则主张参以散文笔意。他在《大潜山房诗题语》里说：“山谷学杜公七律，专以单行之气运于偶句之中；东坡学太白，则以长古之气运于律句之中。樊川七律，亦有一种单行票姚之气。余尝谓小杜苏黄皆豪士而有侠客之风者。省三所为七律，亦往往以单行之气，差于牧之为近。”这是曾国藩对于诗，特别是律诗的艺术技巧的一条重要见解。后来，黄遵宪还采入了他的“诗境”说，谓为‘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曾国藩对于前代诗人所取多着眼于此。他在《十八家诗钞》中，于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批云：“瓖玮顿挫，跌宕票姚，可谓空前绝后。”批曾纪泽《苦雨叹三首》的前一首云：“杜公《拨闷》、《十二月一日》、《寄常征君》、《示獠奴》、《峡中览物》、《呈吴郎》、《立春》等篇，律诗之以筋胜者，黄鲁直、虞伯生每学之。”所谓“以筋胜者”，亦即其在《复陈右铭太守》书中所谓“傲兀不群者”。曾国藩有取于此，但又觉得颇难学，“画虎不成，或恐类犬”。所以戒其子：“不宜多作。”学得好，他认为是难得的。故于曾纪泽七律《怀人三首》的前二首，又批云：“二首风格似山谷，有票姚飞动之气，故可喜。”而于其所为《次韵黄少昆重阳、展重阳二首》则批云：“笔能宛转达意，亦与东坡为近。”他以为偶句中运以单行之气，律句中运以长古之气，则具票姚飞动之气，傲兀不群之概；或能宛转见意，跌宕顿挫。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律诗之句法与章法 这也是有关诗的艺术技巧的问题。曾国藩在批曾纪泽七律《读外舅刘霞仙先生尺牍有感》云：“律法分句法、章法两种。讲句法者，奇警蕴借，针线灭迹，以王摩诘、刘文房为最，而少陵集其成。讲章法者，气机流动，开合自然，以刘梦得、白乐天为最，而东坡集其成。历代作者，各有偏废，然果能名家，则精于句法者，未尝无卷舒自如之章；精于章法者，未尝无雄奇秀绝之句，又不可偏废也。此卷颇讲章法，体质于刘、白、大苏为近，若再能多构杰句，出以蕴借，更脐胜境矣。”曾国藩这段话，可说是艰苦有得的经验之谈。律诗写作，有句无篇，或有篇无句，这在历史上确是大量存在的现象。曾国藩认为，既要讲句法，又要讲章法，是完全对的。但他却没有看到：少陵五七律，不但句法很精，章法亦极密，且俱非东坡所能及。无怪曾氏在创作上学杜，亦如山谷一样，不能得其全。
曾国藩关于诗歌理论方面的这些主张和见解，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在《十八家诗钞》中所标举的“识度”、“气势”、“情韵”、“工律”八字上。关于古文，他有所谓“四象”或“四属”之说，即：“识度”、“气势”、“情韵”、“趣味”。《十八家诗钞》中所标举的，套用他关于古文的说法（有六字相同，仅两字有异），可说是诗的“四象”或“四属”。足见在他看来，诗与文之不同，只是对于声律要求上有所区别而巳。从《十八家诗钞》看，他对不同作家，或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所取各有不同；而从他的愿望看，则是想把这四者统一起来，诗既表现了较高的“识度”，又富有“气势”和“情韵”；而语言，又符合声律上的要求；即以“识度”为基础，兼有“阳刚”、“阴柔”之美，而又声调铿锵，便可以把诗的诸“妙境”统一起来，成为佳制。
二
曾国藩的诗歌创作，基本上是他的主张、见解的实践。
曾国藩生活和诗创作的时间，以太平天国义旗揭起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他现存诗三百多首，五古最多，达九十首；七律次之，约八十首；七古又次之，近七十首；五律更次之，约四十首；七绝则不过三十余首，五绝仅一首。这些诗，绝大部分作于前期。就其内容看，前期的，有一些言志和反映现实之作，较为可取；后期的，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他对太平天国的态度，需要批判，那是不言而喻的。
先看其言志之作。他在《送陈岱云出守吉安》诗中有句云：“平生企高遐，力微不自量。树德追孔周，拯时俪葛亮，又兼韩欧技，大言足妖妄。”言道德，志在周孔，亦及谢叠山、杨继盛诸人，说，“取义须臾，归仁千载”。言事业，则在诸葛亮；言诗文，则在李社、韩欧、苏黄、方姚，以及义山、樊川。其于志之所向，提倡“心即”，反对“貌尊”；主张“自得”，鄙视“窃人”。当然，他所欲树立的“事业”，有其历史阶级的局限。曾国藩的这类作品，大多写于青年和中年时代，即三、四十岁之间。其立抒者，除意结畅达外，艺术上无多可取处。但另有一些曲达之作，颇为蕴籍，富有情韵。如五古《小池》云：“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淮能料？”《秋怀诗五首》之二云：“蟋蟀吟西轩，商声方兹始。小人快一鸣，得时亦如此。大泽藏龙蛇，严冬卧不起。明岁泽九州，功成返湫底。吾道恶多言，喧嚣空复尔。”托物言志，对比鲜明，较为可取。
曾国藩前期的诗，有一些对于社会现实亦有所反映。首先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七律《哭少时同学某》云：
少日低飞各羽翰，几年茵溷不同看。竟缘无食填沟壑，终古含羞在肺肝。
蚁战莫偿三北耻，蚕僵更吐一丝难。寡妻弱子知何倚，雪虐风饕可耐寒？
题下注云：“君尝三试有司被黜，以事牵连为吏胥奇辱，贫郁以死。”这是颇具典型性的；而《送妹夫王五归五首》之二云：
荊楚楩楠夹道栽，于人无忤世无猜。岂知斤斧联翩至，复道牛羊烂漫来。
金碧觚棱依日月，峥嵘大栋逼风雷。回头却羡曲辕栎，岁岁偷闲作弃材。
这诗的内容比较深广些，揭及了封建制度摧残人才的罪戾，但以比兴手法出之。正因为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诗人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
肉食多亨途，通儒遭百闵。 ——《题周小村前辈塞外课经图》
庸夫厌鼎食，谊士谋糟糠。奔声遍天下，归去仍空囊。秋老江湖阔，何以慰凄凉？
——《杂诗九首》之七
却笑文章成底用，千篇不值一盘餐。——《酬李芋仙二首》之一
其次，他对当时社会截然相反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状况，也有所反映，且构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先看他对上层生活的描写：
煌煌帝者都，峨峨集勋阅。前庭充组圭，后阁暖清瑟。大马疾如飞，高车如电掣。陋巷时骑过，墙震窗纸裂。
——《寄怀刘孟容》
六街净如练，双阙凌神霄。沉沉府中居，员井镂琼瑶。罘罳周四角，窗雾漾鲛绡。
公子盛文藻，九陌鸣金镖。群从决成幄，掠风马蹄骄。红烛舞绛雪，会宴皆金貂。
朝餐罗鲭鲤，晚衙沸笙箫。今夕既相酢，明日还见招。天高地则厚，何事不逍遥！
——《杂诗九首》之二
再看他对下层生活的描写：
去年河北哀鸿嗷，千里剥地挠无毛。霾牲瘗圭百不应，妻儿鬻食夫遁逃。”
——《书严太守大关贩粜诗后》
金堤旧溃高家堰，复道今年盛昔年。自古尘沙同浩劫，斯民涂炭岂前缘。
——《失题四首》之三
即今南纪风尘靖，乱后遗黎多眚灾。荒村有骨饲狐貉，沃土无人辟蒿莱。筋力登危生理窄，
斗粟谁肯易婴孩。三里诛求五里税，关市或逢虎与豺。谬领大藩二千里，疮痍不救胡为哉！
——《赠吴南屏》
一幅幅悲惨的画图，真令人怵目惊心。五古《里胥》，仿杜甫的《石壕吏》而作，描写当时的征兵政策所造成的社会惨剧。但诗里有“吁嗟朝庭意，兵以卫民为。守令慎其柄，无使里胥持”之句，暴露了作者的阶级局限，在思想、艺术上都远不如《石壕吏》。这也是学杜而终未得真诠的地方。
所有这些，说明曾国藩对当时的社会矛盾，不无朦胧的认识。因之，在上引的《寄怀刘孟容》里，对“帝都”生活进行了描写以后，便来了这么两句：“而我支枕眠，朦胧兀顽劣。”基于这种朦胧的认识，他在《反长歌行》中“柏梁铜爵安在哉？盗跖唐尧俱朽矣”的句子里，发出了世变无常、贤愚一例的感叹。曾国藩作为一个恪守“义理”的封建代表人物，居然也道出了这样的话，是不能不令人惊诧的。它脱胎于杜诗“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但曾国藩重出此语，更有“不如尧桀两忘去，日摩顽石支头眠”之句，不能不令人觉得有离经叛道之感。不但如此，《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之四，还这样盛赞顾亭林：“俗儒阁阁蛙乱鸣，亭林老子初金声。昌平山水委灰烬，可怜孤臣泪纵横。东西南北辙迹遍，断柯缺斧终无成。独有文书巨眼在，北斗丽天万古明。”《题明陈忠愍公雪声堂砚为唐观察树义作》对这个明末的忠烈之士，也表示了极深挚的同情和极高的赞叹。此中消息，颇堪探索。不但如此，他在送《金竺虔之官闽中》中有句云：“海隅氛正恶，看汝斫长鲸。”他已注视着海东的侵略者；而在《酬九弟四首》之二里，又说：“岂谓戈鋋照京口，翻然玉帛答倭奴”。这完全是仿杜甫《诸将》中“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之句而作，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清王朝在侵略者面前所采取的投降政策的不满。曾国藩后期，和清王朝的关系越来越密，逐渐远离人民，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不过，即使在这时，他内心也不无矛盾。在五律《送邓伯昭兼简家伯醇秀才三首》之二里，他说：“我今方速谤，兹味亦非浓。”七律《次韵何廉防太守感怀述事十六首》之二里又说：“惨淡兵戎春复秋，浊醪谁信遣千忧。”“何时浩荡轻鸥去，一舸鸱夷得少休。”这都不是无所为而发的。
曾国藩诗，对情与理关系的处理，总的说来，失败多于成功，特别是五言古的创作。《忮求诗二首》，不待说，全是说理的。其他也大都是叙事与说理的结合，读来确实乏味。但也偶有富于“情韵”之作。如：《题钱仑仙同年慈竹平安图》二首之一云：“冉冉南山竹，柯叶互檀栾。上有一片云，下有九畹兰。清风相戛击，虚碧鸣秋寒。”寥寥数语便构成了一个幽邃、静美的境界，读来令人情味悠然。可惜这样的诗在他的五言古中太少了。至七古《题醇士前辈为滇生师画竹叠前韵》句：“顷来巨卷写风篁，欲学湖州赠内翰。断枝零叶不整齐，但觉清风拂书案。”浅语颇有深致。全诗构思亦有特色。七古《题平谷山庄图》是更值得一读的：
十年京国踏朝鼓，九陌黄尘塞肺腑，已分喧嚣侪市估。
忽梦归去钓湘烟，洞庭八月水如天，沙鸥与我抵足眠。
醒来依旧马嘶枥，车声隆隆震墙壁，始知樊笼困羽翼。
开图对此好谿山，万重云水一僧闲，清辉照我尘里颜。
何日飘然靸芒屦，往寻盘山松下路，买邻来傍羊求住。
以梦与现实对比，以见厌喧嚣而恋谿山。起见气势，结富情韵。“万重云水一僧闲”之句，尤令人三复不厌。
曾国藩的五、七言律，有不算太少的“雄奇秀绝”之句。如：
深谈四壁静，交道一灯知。——《暮过竹如》
鸟过穿残日，鱼行起寸澜。
堤行皆仄径，路断得高楼。——《过杨升庵故宅》之四
三百六旬同逝水，四千馀里说家山。
缁尘已自沾京洛，羌笛何须怨玉关。
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国情如失乳儿。——《漫与》
晓雾忽飞千嶂雨，西风已作十分秋。——《早发沔县遇雨》
疲马可怜孤月照，晨鸡一破万山苍。——《早发武连驿亿弟》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絮飘江浦无人管，草绿湖南有梦归。
乡思怕听残漏转，逸情欲逐乱云飞。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尊前瓦注曾千局，脚底红尘即九州。——《岁暮杂感十首》
这些句子，或为情语，或为景语，或为景兼情语，或为情兼景语。皆从少陵、山谷来，而多数于少陵尤近。属于艺术上可取的部分。
曾国藩是主张以单行、长古之气入偶语、律句之中的。这在他的五七律，特别是五律也有所体现。或应对而不对，或部分对部分不对，或对而似非对。突出的例子，如：《岁暮杂感十首》之九：
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
独立看参昴，横天如此寒！肯能寻冷淡，夜夜照檐端。
全篇不用偶语，形成独特风格，较之前古，微近初唐。但于五七言律，究为变体，而非正格。曾国藩于五、七律创作，不但讲求句法，也讲求章法和篇法。集中有不少组诗，少的两首，多的达十余首。都有总体构思，结构紧密；而每首独立成章，舒卷自如。这在艺术上也是值得注意的。
三
曾国藩在诗歌创作上，欲冶唐宋于一炉。在《圣哲画像记》中，他说：“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已耳。”故曾纪泽在《祭文正公文》里，说：“诗宗李杜，亦涉苏黄”；而“闲适怡性”，又“服膺放翁”。这是说得较为全面、切实的。而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里却说：“湘乡出而诗皆宗涪翁焉。”并引《题彭旭诗集后》所云“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仰？涪叟差可人，风骚通■蚃”及“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女复扬其波，拓兹疆宇广”以为证。此说一出，附和者颇多。其实，陈氏所据，仅其一端。曾国藩并不专宗一家。他在同治三年三月十七日的日记里，说：“余既抄选十八家之诗，虽存他乐不请之怀，未免足已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为简约。五古拟读陶潜、谢跳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以一、二家为主，则他家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对于前人之作，择其所长，分别定为“专读”或“参证”。这个方法是对的。但事实上，他对每一种体，亦不专学一家或两家。在日记里，时见温陶、杜、韩五古，工部、义山、牧之七律，放翁七绝，及学习其他诸大家的记载。在各体中，曾国藩学得较多的，还属杜甫。早岁如此，晚岁亦然。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的日记，说：“批点杜诗半卷。凡读书有为己为人之分。为人纵有心得，亦已的然日亡。予于杜诗，不无一隙之见；而批点之时，自觉良有为人之念，欲蕴借而有味，得乎？”十八日的日记里，又说：“看杜诗一卷，纯是矜气。杜诗、韩文……，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见道语；惟其养气，故无纤薄之响；而我乃以矜气读之，是客气用事矣，何能与古人投入哉！”二十八日，又说：“日来读杜诗，颇有小得。无事，则心头、口头不离社诗。虽细加咀嚼，而究有为人的意思。”其于杜诗，可谓寝馈其间矣。他在《圣哲画像记》中，曾说：“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其于杜笃好如此，盖亦性有相近者存焉。
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里说，曾氏“五言古参学左太冲、鲍明远，七言古步趋山谷，如《题毛西垣诗集后》、《送凌十一归长沙》等篇，皆逼肖者”。其实，关于七古，曾氏办香所在，主要是昌黎而不是山谷，正如黄遵宪所评“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不过，曾国藩也曾强调学习山谷，这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诗极盛于唐而力破余地于两宋。眉山、剑南之诗，皆开元、元和之诗之变化也。自明人事摹仿而不求变化，以鸿沟画唐宋，东坡且无问者，涪翁无论矣。坡诗盛行于南宋、金元，至有清，几于户诵。山谷则江西宗派外，千百年寂寂无颂声。”（《石遗室诗话》）而山谷，固不可废者。曾氏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学习山谷，不无深意存在焉。然谓专主山谷，则非笃论。
曾国藩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功与失败，略如上述。当然，这种成功与失败，也正反映了他世界观的矛盾和诗歌理论的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