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学批评史上风格分类法有两种：繁分法与简分法。前者肇始于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分为典雅、远奧、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唐代司空图演为二十四品。后者源自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分别出清、浊两大类。所谓“清”，侧重的是俊爽、豪迈的特点，“浊”侧重的是凝重、沉郁的特点。曹丕的观点经刘勰进一步发展为刚柔论。清代桐城派前期的重要作家姚鼐在前人辨析的基础上，借助简分法，分别出诗文风格为阳刚与阴柔两大基本范畴，他在《复鲁絮非书》与《海愚诗钞序》中对此作出了详尽、精到的阐说，给曾国藩以较大的影响。
一
曾国藩论古文借鉴繁简两种方法，尤推崇姚鼐之说：
“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他并而将两种风格细分为八类：“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
〔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岩顿挫，扪之有芒；
〔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
〔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
〔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
〔茹〕众议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含咀，不求共晓；
〔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寐寤周、孔，落落寡群；
〔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适〕心境两闲，无管无待，柳记、韩跋，得大自在。”（癸亥九日《日记》）。
不难看出，曾国藩，对八类风格的划分明显地受到刘勰“八体”与司空图“二十四品”的影响。司空图《诗品》在刘勰“八体”的基础上，对诗歌艺术风格进行了细致、全面的探讨，其理论影响深远，但体系欠严密。“二十四品”不仅涉及风格，而且涉及到创作修养与手法。曾氏仿刘勰的分法，复归于八种，显然有感于此。曾氏八种中，除第七种“洁”是对语言文字的要求外，其余均偏重于风格与意境，较之司空表圣归类简约、整饬，曾氏“八品”与司空图“二十四品”在对风格的把握上有不少接近的地方，如“雄”、“直”近“雄浑”、“劲健”、“豪放”；“茹”近“含蓄”、“委曲”；“远”近“飘逸”、“高古”；“洁”近“洗炼”；“适”近“自然”。
曾国藩以阳刚、阴柔并举，但于文却偏重阳刚。他反复宣称“平生好雄奇瑰伟之文”（《复吴南屏》，《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三），“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最可贵”（《呜原堂论文•王守仁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评语）。曾国藩于文章偏重风格阳刚，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受姚鼐的影响
姚鼐本人论文标举阴柔、阳刚，而他所向往的却是阳刚之美。他说：“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也，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夫古今为诗人者多矣，为诗而善者亦多矣，而卓然足称为雄才者，千余年中数人焉耳。其矣其得之难也”（《海愚诗钞序》）。曾国藩以桐城传人自诩，自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曾国藩文集•圣哲画象记》），推许姚鼐为“百年正宗”（《复吴南屏》，《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他对姚氏这一观点自然默契于心。
2、曾国藩以拨乱反正的刚者自命
曾国藩处于风雨飘摇的封建衰世。“外患”不用说，从“内忧”看，南有威震十七省的太平军，北有纵横于中原大地的捻军。在这两支强大的农民革命军互相配合与有力打击下，清朝统治气息奄奄，国运危殆。但舍身卫道的曾国藩要作拼命的挣扎。为此，他以“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庚申六月《日记》），拨乱反正的刚者自命，要以全力挽救清朝统治的灭亡。为了激励同党的士气，他竭力鼓吹“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笔记、阳刚》，《曾文正公杂着》卷二），“古来英雄非有一种阳刚之气，万不能成大事”（《复刘伸良》，《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他要把这种阳刚之气，发为“古今不朽”之文。
3、曾国藩要以阳刚之气挽救桐城派后期才气薄弱、文敝道丧的危机
作为清代文章正宗的桐城派，其盛衰与清统的国运相始终，它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欧韩之间”（王兆符《望溪文集序》），以清真、雅洁之文载孔孟程朱之道，深得最高统治者的倚重与赏识，门徒散布四方。“自淮以南，上源长江，西至洞庭、沅澧之交，东尽会稽，南踰服岭，言古文者，必宗桐城，号桐城派”（薛福成《寄龛文存序》）“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干嘉以后，由于汉学的崛起，骈文的勃兴，桐城文派受到它们共同的排斥，开始日渐衰落。鸦片战争以后，在经世致用思潮的猛烈冲击下，桐城文派因循守旧的思想本质暴露无遗，其文章“雅洁”、枯燥的弊病亦遭到有识之士的叽诟，面临着严重危机。对此，曾门弟子吴汝纶指出：“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伟之境尚少……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不能复振”（《与姚钟实》），曾门另一弟子黎庶昌也指出：“桐城宗派之说，流俗相沿，已逾百岁，其弊至于浅弱不振，为有识者所叽”“遂有文敝道丧之患”（《续古文辞类纂序》）。目睹桐城文派后期痺痿不堪的现状，曾国藩痛心疾首，表示要“扫荡一副旧习，赤地立新”（《与刘霞仙》，《曾文正公书札》卷一），而“赤地立新”的一个内容，则是以阳刚之气贯注其中，一作为挽救其“文敝道丧”“才气薄弱”的重要药石。
曾国藩认为，文章阳刚风格的构成主要有以下因素：
1、作者的气质、个性
曾国藩说：“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最可贵。欲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他在这里强调，“光明俊伟”的阳刚之气是作者个性与气质的体现，它们大抵得之于先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章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无援，不尽关于学术（《鸣原堂论文》评王阳明天的禀赋。如果略去曾国藩关于禀性形成说的唯心色彩，仅就文章风格应体现作者的个性、气质而言，应该说还是符合创作的实际情况的。刘勰就认为作品的风格与作者的情性、气血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贾谊年少英俊，才气卓越，因而作品风格清新；司马相如狂放夸诞，因而风格浮侈溢美；扬雄秉性沉静，因而风格含蓄，意味深长；刘向为人质朴、平易，因而风格旨趣明白……（《文心雕龙、体性》）。故他说：“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同上）。结合曾国藩的其它论述来看，他的这一观点就更清楚了。他对曾国荃说：“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家书•致沅弟》，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与诸弟论文时，他说：“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故于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西京”（《家书•致诸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由此可见，曾国藩以作者的个性、气质作为文章阳刚风格的重要构成因素。
2、文章的行气、用字、造句、章法、构思等
就文章本身而言，曾国藩认为雄奇以“行气”为精，造句、选字为粗。他对曾纪泽说：“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家训•喻纪译》，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雄奇以行气为主，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者，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全在造句选字也”（《家训•喻纪译》，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曾国藩这里所说的“行气”，主要指文章的气势。他认为文章须有一种雄奇之气充实、鼓荡其中。这是文章的“精处”。“奇辞大句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辛亥七月《日记》）。不难看出，曾国藩这一观点是韩愈关“气”与“言”关系的说法的发展。韩愈《答李翊书》指出：“气”与“言”的关系，是水与物的关系。水大，大小物件都能浮起；如果气势充沛，语言的长短，声调的抑扬都将适宜得法（“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曾国藩认为，文章的“粗处”则在于造句、选字。音调铿锵、文采烂然的奇辞大句有助于加强飞腾、瑰玮的气势，使文章呈现出雄奇风格。这与他所称道的“汉魏人作赋，一贵训诂精确，一贵声调铿锵”（《家训•喻纪译》，咸丰十年闺三月初四日），其意思是一致的。
曾国藩认为，文章的气盛还体现于章法。他说：“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领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辛亥七月《日记》）。所谓“段落清”，“似断非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等等，是主张在章法上追求自然，布局清楚，有“似断非断”的内在联系，从而达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高妙境界。这一观点是刘大槲主张文章“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论文偶记》）的发挥。在这里，曾国藩强调与侧重的是文章的“气脉”，他主张把文章潜在的精神与章法艺术地结合起来，使文章具有转换无迹、吞吐自如之“气”。
曾国藩认为，欲雄奇还须在构思立意上下功夫。他说：“凡诗人欲求雄奇矫变，总须用意有超群离俗之想，乃能脱去恒蹊”（《家训•喻纪译》，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关于文气与文章结构的关系的观点为近代学术大师黄侃所吸收。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气有清浊，亦有刚柔，诚不可力强而致。为文者欲练其气，亦唯于用意裁篇而已”。
3、文体
曾国藩认为阳刚风格还应体现于一定的文体。他说：“论著类、词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诏令、书牍类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宜吞吐。其一类微有别者，如哀祭类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诏令类宜吞吐，而檄文宜喷薄；书牍类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求阙斋日记类钞》）。
结合文体论述风格始于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记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日僧空海（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论体》、陈绎曾《文说•明体法》均结合文章体裁分别说明其风格特征。但都未如曾氏这样，把阳刚、阴柔二者断然划分。如《文镜秘府论•论体》：
“称博雅，则颂论为其标；陈绮艳，则诗、赋表其华；叙宏壮，则诏、檄振其响；论要约，则表、启擅其能；言切至，则箴诔得其实。”
又如陈绎曾《文说•明体法》：
“颂宜典雅和粹，乐宜古雅谐韶，赞宜温润典实，箴宜谨严切直，铭宜深藏切实，碑宜雄浑典雅，碣宜质实典雅，表宜张大典实，传宜质实而随所纪人之变化，序宜疏通园美而随所序之人变化，论宜园折深远，说宜平易明白，辩宜曲折明白，书宜简要明切，类宜情辞恳切，意思忠厚……”
即以陈氏与曾国藩所论文体风格比较，就可见其不同；奏议类曾氏云宜喷薄，陈氏云情辞恳切，意思忠厚；论著类曾氏云宜喷薄，陈氏云宜质实而随所纪之人变化。此三者曾氏都归入阳刚一类，而味陈氏文意，除传重质实外，前两者都纳入阴柔一途。
以哀祭类文章言，历史上的论家一般都主张风格阴柔。如陆机：“诔缠绵而凄惨”（《文赋》），刘勰：“详夫诛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述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文心雕龙•诔碑》）。但曾国藩却鼓吹“哀祭类宜喷薄。”
探究曾国藩这种一反传统观点的原因，前面所说韵三点分析可资参考，但同时与曾国藩仇视农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密切相关。即以传志、哀祭两类文章，由于曾国藩把太平天国农起义这一近代史上的伟大壮举视为空前的浩劫，他“以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狱血渊（《复彭雪琴》，《曾文正公书札》卷六），要发出“慷慨击楫”（《抬某绅耆书》，《书札》卷十六）的悲歌，因此他鼓吹两类文章宜“喷薄”，以表现为封建统治阶级死节成仁者的气概与其舍身卫道的精神。在曾国藩文集中，这类表彰湘军将士躬蹈仁义，卫道礼节的传志，碑铭、墓表约占去了一半以上的篇幅。
二
曾国藩论诗，前期重雄奇、倔强之气，标榜“论诗亦取兀傲不平者”（《家书•致诸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其前期诗作亦多兀傲不平之音（按：曾氏思想分期大抵以咸丰三年出办团练，镇压农民起义为界）：
“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小池》）
“……滔滔大江流，年光激若矢。春秋三十一，顽然若如此。染丝不成章，橘迁化为枳……。”（《杂诗九首》其一）
“……虚舟无抵忤，恩怨召杀机。年年绊物累，俯仰邻诟讥……”（《秋怀五首》其一）
这是曾国藩身居翰苑时作，诗中充溢着济世抱负无由施展的愤激之感与对官场风气的厌恶情绪；
“古孰无死，曾不可班。轻者鸿毛，重者泰山。杨公正气，充塞两间……。”
（《题杨忠愍公二疏手草》）
“君不见天启初载国步频，逼迫英彦如束薪。龙章凤姿膏斧锁，狐鸣枭噪腾要津。大挡滔天不足道，群小罗拜马头尘。执笏无因殛元恶，请剑未许枭佞臣……老铁耐塞终得主，岂有正气长郁湮。请君雪夜倚阑看，金精上口撼星辰”（《为何大令题明赵忠毅公铁如意》）。
这两首诗借颂扬前代名臣杨继盛与赵南星，意在指斥现实生活中的奸臣邪佞，对晚清的吏治表现不满。
“逆夷昔烂漫，兵甲御东南。杀人饲蛟鱷，人海为之红。君时即我谋，零涕向苍穹……。”（《送黎樾乔侍御南归》）
“岂谓戈鋋照京头，翻然玉帛答倭奴……长是太平依日月，杖藜零涕说康衢。”
（《训九弟》其三）
这是鸦片战争时期作者心情的写照，它们表现了作者在强敌入侵时的伤心与对统治者纳币投降的不满。用客观的眼光看，应该说，在上述这些诗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封建士大夫的良心（笔者撰有《曾国藩前期思想论略》一文论及曾氏前期思想，此不赘言）。
在曾国藩的后期，特别在他的晚年，当他以血淋淋的屠刀获取高位之后，他对诗歌风格的见解明显地改变了。大率强调诗歌的阴柔一面，提倡冲淡，闲适的诗风。他说：
“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眺一种和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家训•喻纪译》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七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易其乐也”（《家训》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国藩尝好陶公及常、白、苏、陆闲适之诗，观其博览物态，逸趣横生，栩栩焉神愉而体轻，令人欲弃百事从之游”（《复吴南屏》，《书札》卷十四）。
曾氏与李眉生论诗，称赞他“诗中有一种闲适之境，专从胸襟著工夫，读之，但觉天机与百物相弄悦，天宇奇宽，日月奇闲”（《与李眉生》，《书札》卷十四）。
曾国藩于古代诗人十分推崇陶渊明，因为在他看来，陶渊明是一个浑身静穆的田园诗人，最具“冲淡”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后面所蕴藏的丰富社会内容却是曾国藩所不能窥见的。为此，他甚至将陶渊明与阮籍、稽康对立起来，宣称：“法……陶渊明之襟怀潇洒则可，法稽阮之放荡名教则不可耳”（《家训•喻纪译》同治元年七月十六日）。
曾国藩还吹捧宋代道学家邵雍的诗有“怡淡冲融之趣”（《家书•致九弟》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邵雍的诗实为理学家语录讲义之押韵者，其“怡淡冲融”之趣无非是他所表白的：“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身观身，以物观物”（《伊川击壤集序》），类似佛道修行之趣，排除一切情感的障碍和外物的牵景，抱道而居，与世无事，从静观自得中得到解脱。
曾国藩关于诗歌风格的见解的改变，主要出于下述原因：
以古文与诗歌比较，曾国藩更重古文，取其实用性与功利性。如奏议，檄文、碑铭、传志，书牍，无不与其政治活动有着直接联系。而诗歌不过是遣性言情，“长吟以自娱”（《求阙斋日记类钞》）的工具。曾氏后期，鉴于历史上“兔死狗烹”的教训，加之满蒙权贵派与汉族地主官僚的内部争斗，对前路深怀忧惧，功成身退，持盈保泰的思想十分浓厚。他深感“高位”之上“时时有颠坠之虞”（《家书•致九弟》，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抱“求田问舍”之念（《家书•致九弟》，同治元年五月十日），“而求自全”（《复金可亭》，《书札》卷十二）。因而在攻克天京之后，为消除最高统治者与满蒙权贵派的疑忌，他断然将苦心经营了十数年的湘军尽行解散，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这是“老庄”人生哲学的实施（曾氏标榜“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见《求阙斋日记类钞》），借用曾氏的知己欧阳兆熊的话说，这是曾国藩感悟“黄老之道”，“一以柔道行之”（《水窗春呓》）。基于晚期的这种人生哲学，故曾国藩对诗歌风格的见解由“取其兀傲不平”，转而趋向冲淡、闲适，偏好阴柔。他希图在这类诗歌的“长吟以自娱”中，得到精神上的慰籍与解脱。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阅陶诗全部，取其太闲适者记出……合之杜、韦、白、苏、陆五家之闲适诗，纂成一集，以备朝夕讽咏，洗涤名利争胜之心”（《求阙斋日记类钞》）。
这一段话清楚地表白了曾氏晚年重闲适诗风的原因。曾国藩诗歌理论的影响不如古文理论，但亦不可低估。同光派首领陈衍说：“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干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近代诗钞序》）。论者多以为曾国藩诗论受黄庭坚影响大。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云：“文正……独宗江西，积衰一振”（卷一四二《诗话》）。陈衍《石遗室诗话》云：“湘乡出而诗皆宗涪翁。《题彭旭诗集后》有云‘大雅沧正音，筝琶实繁响。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放。涪叟差可人，《风》《骚》通胖响’。又云：‘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汝复扬其波，拓兹疆域广’。其明证矣。”并赞曾国藩云：“独有侍郎遗集在，别传诗法与经巢”（《论诗绝句三十首》，《石遗室诗集》卷三）。今人钱仲联说：“自姚姬传喜为山谷诗，而曾涤生祖其说，遂开清末西江一派。涤生早年五古学选体，七古学韩，旁及苏黄；近体学杜，参以义山、遗山……同治以后，自课五古，专读陶潜、谢眺二家，七古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七律专读黄，七绝专读陆游，然于山谷有深契，诗字多宗之”（《梦苕庵诗话》）。又说：曾国藩“晚年专尚闲适之境”（同上）。曾国藩自云“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外此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家书•致诸弟》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钱氏指出曾国藩既博采各家，又深契山谷，崇尚闲适，此与曾氏自论合契，为深中肯綮之见。
我国的古典诗歌以宋以后，制作繁富，名家辈出，大抵不能逾越“宗唐”、“宗宋”之范围。其间以时代风气的不同，诗人好尚之各异，遂至界分唐（诗）宋（诗），南宋以来，长期争论不休，有清一代，聚讼未巳。干嘉以后，论诗由宗唐渐转趋于宋。这一方面与干嘉以来重考据的学风有关，如徐世昌所云“肴核《坟》、《典》，粉泽《仓》、《凡》，证经补史、诗道弥尊”（《晚睛簃诗汇》序）；另一方面，则是受桐城古文理论的影响。桐城文派以“义理”为旨归，以阐杨程朱理学为古文的根本使命。这种观点影响到诗论。如翁方纲就以方苞“言有物，言有序”的古文义法论诗（见《杜诗‘熟精文选理’‘理’字说》），姚鼐本人亦推重宋诗。由于这一家学渊源，桐城门徒多以宋诗为宗。曾国藩在咸同年间操持文柄，推阐其旨。于程朱理学，以振衰扶道者自命，一手倡桐城文，一手倡宋诗，在他的鼓吹与倡导下，遂出现了诵法江西诗派的同光体，即近代的宋诗运动。同光体以“三元”（开元、元和、元祐）相标榜，但重点效法的是宋诗。近人钱基博指出：“晚清名臣能诗者前推曾国藩……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于近时诗学有开新之功”（《现代中国文学史》）。所谓“开新”，当指由宗唐转而宗宋，以改变诗风，即如钱仲联所说“开清末西江一派”（《梦苕庵诗话》）。同光体在艺术上固有求变之举，但在创作倾向上却主张通向“荒寒之路”（陈衍《何心与诗序》，《石遗室文集》），“时既非天宝，位复非拾遗，所以少感事，但作游览诗”（陈衍《杂感十七首》，《石遗室诗集》）就是他们的表白。这种艺术趣味，无疑受到曾国藩提倡“冲淡”、“闲适”诗风的影响。宋诗运动出现，正值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期。一部分封建知识分子面对现实，发出改革旧政、抵抗侵略、学习西方的呼声，爱国主义精神构成此时期进步的文学主潮。不少进步文人以他们的诗歌对投降派的行径进行愤怒的斥责，表现出强烈、深厚的爱国热情；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学更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发出推翻封建专制的呐喊，从这些诗中，“足以使我们看到当时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力量是怎样旺盛和足以摧毀敌人”（阿英《关于鸦片战争的文学》，《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概论卷》）。曾国藩倡导宋诗运动，同治以后鼓吹诗歌清淡、闲适的风格，表现了封建士大夫晚境的艺术趣味，其原因虽较复杂须加具体分析，但在客观上将诗歌引入脱离现实的逃避社会矛盾的一路。其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