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风行海峡两岸
成为整个华文世界的阅读热点
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自1990年底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以来，已印刷十八次，累计数五十余万。另外还有不下于此的盗版书在市面上流行，这代表着相当庞大的读者群。它是在并未经过大众传媒着意哄炒的情况下自然形成的。
同时在台湾和香港，这部小说也以不同版式印行了多次，成为当地引入注目的畅销书。可以说，《曾国藩》在近几年中成了整个华文世界的阅读热点。
在报纸上我曾读到这本书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称赞的消息。而湖南省一位领导则告诉作者：在中央党校，许多部省级高级学员都读过《曾国藩》。如果你去湖南无论是正式的礼节性场合还是朋友会晤，收到的礼品很可能也是《曾国藩》。这是湖南的作者写湖南历史人物、又是湖南的出版社印行的名作，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地方上的骄傲。
这一阅读现象颇有值得关注之处。
在社会走向商业化的情况下，文学容易滑向浅俗；而人心因物质欲望的磨刮而变得粗糙，又要求文学提供更强的刺激。
但《曾国藩》这部三卷一百二十万字的巨著，总体上并不是轻松的读物；作为一个学者和思想者苦心孤诣的创作，理解它需要投入相当的识力、耐心和热情。它成为海内外华人的阅读热点，证明历史的变迁与沿承以及人在历史中的命运，仍然是众多读书人关心的问题；证明在令人目眩神迷的现实中，人们甚至更需要从宏大的时空范围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
唐浩明家世身世坎坷
曾是历史剧变中的弃儿
唐浩明中等身材，却颇有魁伟的感觉。音调厚实而洪亮，言谈谦抑，然而自信。这使我想到《曾国藩》的文字风格，是在朴实中呈现力度，而少见飞扬的激情与辞采。
唐先生不抽烟。
1985年唐浩明三十九岁，在香港，他自懂事以来第一次见到亲生母亲，那时他是抽烟的。母亲说：“抽烟对身体不好，唐家的人都不抽烟。”唐浩明便掐灭了手中燃着的那支烟，回答：“那我以后就不抽烟了。这算我带给母亲的礼物。”历经沧桑后母于相见，没有出现抱头痛哭、唏噓长叹的场面，谈话的气氛始终平静。只是在关于烟的这一类对话中，交流着母子间发于天性的深情。说起这件事，我发现唐先生的眼眶里有些湿润。1986年唐浩明再次去香港，见到了分别37年的父亲唐振楚。
唐振楚先生出身于湖南衡阳乡间的农家，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1946年至1949年间任蒋介石秘书，去台湾后任总统府一局局长兼典玺官八年，长期负责处理蒋氏核心机要事务。此后曾任联合国劳工局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蒋经国内阁考选部长。1984年退休后，仍列为“总统国策顾问”这是一位对中国现代政治有影响的人物。他在台湾政界广为人知，却又并不被一般人所熟悉。这大概与他的慎重有关吧？即便对一别近四十年的亲生儿子，有关蒋氏父子和国民党高层政治的情形他也是三缄其口。向来，历史的许多隐情就被封闭在这一类人物的记忆中。
1949年秋国民党大溃败之际，唐振楚先生从广州飞赴衡阳，欲携家人同去台湾。不巧唐浩明和兄、姐三人被伯父接到乡间去了，当时交通混乱，形势紧迫，唐振楚先生竟来不及带走子女，只得同夫人匆匆离去。那年唐浩明仅两岁多，对父母毫无印象。他成为历史剧变中的弃儿，面对自己尚无法明白的坎坷前路。
五十年代初，由于历史的原因，伯父处于困境，无力抚养子侄数人。唐浩明的姐姐不幸夭折，他自己则被送给一剃头师傅做养子，并改名为邓云生。至今，“邓云生”仍是唐浩明在户籍上的正式姓名。生父母也曾委婉暗示，希望他复姓归宗，但因为养母尚在世，唐浩明觉得他还不能这样做。在感情和道德义务上，他不愿对这位曾抚育了自己的老人有任何伤害。
“邓云生”穷人家的养子
读书是他自拔于困境的捷径
但“邓云生”这个名字、贫寒劳动者的养子的身份，并未能使唐浩明摆脱与生俱来的阴影。尽管唐浩明从小循规蹈矩、品学兼优，经常被评为“三好学生”，但自幼及长，他总是感受到视自己为异己者的目光游移于四周。
听说唐浩明先生从小生长于毫无文化条件的家庭，我感觉很惊讶。唐先生解释说：他从小就爱读书，这可能与遗传有关。唐先生说他向来与享乐无缘，生活孤独，习于坚忍，从来不指望别人的帮助和同情。当环境取消了游乐的可能又迫使一个人的性格内向收敛时，受压抑的精神意志需要另一种伸张的空间。对唐浩明而言，这个空间在于书本，在文字的世界中他得以自由驰骋，获得人生的慰藉和乐趣。他从小爱好文学与历史，尤其喜爱读历史人物传记，在那些杰出历史人物身上，他感受到生命的创造力量。他也因此激励自己：在有限的一生中，总要做成一番事业。读书就这样成为唐浩明自拔于困境的途径。
1965年唐浩明高中毕业。尽管他的兴趣在文史，他的成绩足可以报考全国最好的大学，但是面对政审，他只能进了纯技术性而且较为冷门的华东水利学院，由此他得以脱离衡阳，来到南京，进入一个更大更活跃的文化空间，得以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富于变化的人生机缘。这对于他的一生是具有关键意义的。至于回到文史学科，则已是经历了“文革”十年颠簸之后的1979年，这一年他考取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这时中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海峡两岸关系也孕育着新的动向，唐浩明的家庭背景对他的前程已不再是一层阴影。也是在这以后，他才从有关方面了解到父亲的详细情况，并和家中建立了联系，乃至亲身面对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父母。
唐浩明的兄长赴美留学，后去了台湾，现为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那么，他为什么留在大陆呢？对此，唐先生用了一句很耳熟的话来说明：我的根、我的事业在大陆。出于他这样一个有着如此复杂经历的文史学者之口，这绝不是应付场面的俗话。在唐浩明看来，大陆是一块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蕴的土地，而台湾倘非与大陆联为一体，其文化容易变得浅薄而局促；从完成自己人生事业的需要上，他不愿舍此而去。
《曾国藩》出版几经周折
终于在湖南问世
在湖南省图书馆一问偏僻的小屋内长期封存着一堆陈旧的资料。门总是锁着，锁久已锈死。从窗外看去只是黑黝黝的一片。人事变更，已不再有人记得这里存放着什么。就是在“文革”中，也未曾有人想到扰动这间旧屋子。
这里存放的是曾国藩的大量文稿和各种文件。湘乡荷叶塘曾氏家族世代守护着它，解放初由政府收缴。
到了八十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下日渐活跃，一些陈旧而简单、片面的思想方法遭到淘汰，人们开始以更为宽广的眼光、深入的态度来研究历史。虽然对曾国藩的评价远远说不上改变，但作为一个对中国近代历史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对他需要有更全面的了解和分析，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终于有人重新记起那些被长期封存的资料，之后湖南岳麓书社决定在此基础上重新编写一部《曾国藩全集》。从华中师大毕业后来到岳麓书社工作的唐浩明担任了此书的责任编辑，并负责整理家书部分。这是一项费时十年的工程，也是我国近年古籍整理方面的一项优秀成果。在报评国家图书奖时虽因多种缘故而落选，但在专家组中曾得到高度评价。
唐浩明对曾国藩发生兴趣，即始于整理他的家书。这些书信文辞浅俗，近于白话，所说的事情又往往很琐细，却处处关联着儒者立德修身的根本。农耕社会崇尚实际的精神、儒家文化推重的平易的深刻，在这里有活生生的体现。把曾氏家书与日记相对照，又可以发现，即使在遭遇重大危难、心境极度沮丧之际，曾国藩写给子弟的书信，仍保持着平静、稳定、亲切而严格的语调。在传统道德的意义上，这反映着一种难得的坚毅而平实的人格。曾氏家族人才颇盛，曾国藩长子纪泽尤为清末杰出的职业外交家，这与曾国藩教育显然有重大关系。这个在镇压太平天国肘以凶残著称，有“曾剃头”之号的人物的另一面，使唐浩明感觉到对他不能简单看待。
随着《曾国藩》全集编辑工作的展开，唐浩明对曾国藩以及与之相关的近代历史有了愈益深入的了解，他下决心要对这个长久以来被符号化了的重要历史人物做一番澄清真相的工作。本来他可以写一部传记，但不仅当时已有一部新出《曾国藩传》，而且传记的写作习惯，要求依据某种确定的价值观对传主的一生功过是非作出清楚的评价，这也会造成太多的限制和麻烦。因此唐浩明决定采用历史小说的形式，以自己的理解创造直呈的文学场景，让历史人物以一种鲜活的形象来表现自己。这是一个机警的选择。
《曾国藩》先是在1987年被写成一部中篇小说，交给湖南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期刊《芙蓉》。很巧，刊物主编朱树诚先生多年来就想找人写一写曾国藩，他立刻被这部小说吸引了。但他却不打算发表它，因为朱先生感觉这样大的题材和作者丰厚的资料积累用来写一部中篇太可惜了，他建议改定为长篇。这一建议被唐浩明欣然接受，并随即投入新一轮的艰苦创作。三卷本《曾国藩》于1989年完成第一卷，1990年底正式出版，至1992年全书印成。朱树诚先生是它的责任编辑。
《曾国藩》的出版最初并不顺利，几度申报选题都遭到搁置。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对曾国藩及其对立面太平天国的评价不只是学术问题，它关涉到对整个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的阐释。因此，有关方面对此不能不表示谨慎。但省委宣传部文化出版界的领导们对这部可能引起争议的小说始终抱着热情关怀和积极支持的态度。当唐浩明意识到书的出版面临困难，决定托人把书稿带到台湾去时，时任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的曾梁伟和责任编辑朱树诚急忙赶到他的家中，要求无论如何把书稿留下。这种对文化事业的虔诚精神使唐浩明探受感动，他从已经打好、马上就要送走的行李包中取出了这部书稿。
唐浩明创历史小说新景观
功过是非任人评
中国有重史的文化传统，但历史小说向来不能摆脱观念性和传奇性这两个基本特点。以鲜明的善恶观念对人物作简单的归类、注重描绘人物的超常行止和神貌，这固然有助于吸引广大读者，却难以揭示历史的复杂底蕴和人物的真实面目。一些现代作品如《李自成》等，虽说较胜于前人之作，但在上述两点上并未真正摆脱旧有窠臼。
在《曾国藩》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带有明显传奇色彩的故事（如关于康福、康禄兄弟的部分等），这是我觉得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不知这是因为沿袭传统还是从争取读者考虑，抑或兼而有之。但从全书的基调、尤其对中心人物曾国藩的描绘而言，是摆脱了观念性和传奇性的。这部小说不仅具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生动的文学活力，更处处表现出作者对人性的体悟、对具体历史环境中复杂矛盾的深入思考。因此，说《曾国藩》给中国历史小说的传统带来了重大改变，我觉得并非过誉。
《曾国藩》以宏大的画面展示了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社会的困境和各种力量的冲突：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腐败的封建王朝与农民造反运动的斗争，统治阶层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纠葛，发展迟滞的古老中国对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艰难的抵抗，传统文化面对各种挑战维护其固有地位的努力……这一切相互交错重叠。所有的人都在历史的限定之中，同时又以他们的行动影响着历史的趋向。历史的运动在这里被描绘成各种利益要求和各种文化取向相互抗争又彼此作用的结果，它既有自身的惯性，又被一种时代的合力所推动，而出乎所有人的心愿。
在这样的历史运动中，所谓是非、所谓成败，往往也成为正反相成的现象。在作者笔下我们看到：太平天国一方面代表着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和古老的平等理想，但同时它却无法摆脱封建文化中种种野蛮的因素；就动摇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而言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它以农民的迷信与西方宗教混杂而成的意识形态却不可能提供最后成功的基础。而湘军的兴起则代表着另一种历史力量的要求。小说着力描绘出：曾国藩及其周围重要人物如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罗泽南等，几乎都是士大夫阶层中的佼佼者，他们把维护孔盂之道的正统地位视为自身的使命，曾氏本人更是典型地体现了封建文化标准的意识形态的极致。但历史已经走到蜕变的关口，所谓曾国藩在最后意义上的失败也是无可避免的。镇压太平天国的“功绩”使他显赫一时，作为“洋务运动”领袖，他更为后人留下了有价值的遗产，但他终究不能挽救清王朝的衰败和封建正统文化的危机。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运作有其特定的形式。例如权谋几乎是封建官场中希望取得某种成功的人必须使用的手段。只有在权谋的微妙曲线上才有可能接近目标，它成为一种阴冷的智慧表演。而政治腐败总是以根枝相联、藤葛纠结的状态出现，令有志于革除弊政的人终于只能束手长叹。凡此种种，被作者以富于写实力量的文笔细致而生动地描绘出来。
在历史小说中，作家不承担提供明确结论的责任。包括对曾国藩，唐浩明先生也坦诚直言：他无法作出清楚的评价。他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历史图景，在这里我们看到历史在其行进过程中，如何以剧烈的冲突无情地消耗了各种力量。
《旷代逸才》又显名士风采
杨度追求成功却屡屡受挫
继《曾国藩》之后，唐浩明继续创作了以杨度为主人公的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旷代逸才》，1995年仍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它所反映的历史年代大致与《曾国藩》相续，而杨度的气质与一生经历则与曾国藩很大不同。他富于才子气、名士气、好高鹜远，而性情和信念都容易动摇；他一生在巨大的历史变动中追求成功，却一同遭遇失败。杨度的故事，是近代文人在追求自我成功和把握历史方向两方面苦苦寻索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范例。
我是什么，我在哪里，我要到何处去，这大概可以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每个人都将在他的历史限定下以自身的方式对此作出回答。但所谓“历史限定”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又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自由创造人生业绩的可能，这并不容易看清楚。历史小说的魅力，也许就在于它能够通过对既往历史与人物的审视，给人们提供许多借鉴与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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