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平生最爱读的四种书中，有一种是韩文。他在读书笔记、日记、书信、文集中，涉及到学问之事时，提得最多的，也是韩愈及其古文。曾国藩偏爱韩文，并对它有深入的钻研和独到的见解。探讨曾国藩对韩文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曾国藩其人，同时，还可以使我们对韩愈文学成就了解得更为深透。曾国藩对韩愈的研究，一般不涉及韩愈文学创作之外的问题，他“私淑韩公”，主要是把韩愈当作一个前辈艺术大师看待，极力去发现、挖掘、探讨韩愈作品中的美学特征，作为文学创作的借鉴。所谓“文笔昌黎百世师”，着重师法的是韩文的艺术手法。下面，我们来具体谈谈曾国藩对韩愈古文美学特征的认识。
一，曾国藩认为韩愈古文气势雄奇而崛强。
韩愈论古文之道，首在气势：“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韩文气势之盛，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道，正如刘大櫆所概括的：“退之文以雄奇胜人。”曾国藩“平生爱雄奇瑰玮之文”，气势雄奇的韩文，给予他以极大的艺术享受。他对韩文的雄奇之气以极高的评价：“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扬子云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
曾国藩不但充分注意到前人所指出的韩文气势中的雄奇一面，同时也看到韩文气势中前人谈得不多的崛强一面。所滑崛强，乃是指韩愈自言的“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即韩文那种挺拔矫健的风格和强硬不屈的气概。曾国藩对此用崛强一词予以赞美：“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崛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
曾国藩素来欣赏崛强之美。他说：“予论古文，总须有崛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他读韩文，常常自觉地从崛强这点上去体会韩文的过人之处。韩愈在贬官南迁途中，小女儿夭折。他安葬女儿于老家后，写下了一篇《女挐圹铭》。前人评此文为“如诉如泣”“悲惋可涕”，但曾国藩突破前人藩篱，与众不同地指出：“即卢夫人之铭、女挐之志，寥寥短篇，亦复雄奇崛强。”一篇悼幼女早逝的文章，怎么可能为“雄奇崛强”呢？我们细读铭文中的这段话：
愈之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乱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败。可一扫刮绝去，不宜使烂漫。天子谓其不祥，斥之潮州，汉南海揭阳之地。
韩愈上《谏佛骨疏》而得罪唐宪宗，被判死罪，后在朝臣担保下，留下一条命远贬潮州，女儿之死实由于此。叙述这样一件揪心痛骨之事，韩愈并不作悲切之语，反而在文字中对皇上颇带讥讽，并重申必须排斥佛教的道理，坚持自己正义凛然的主张。这些，才是《女挐圹铭》这篇二百零六字短文的主旨所在。曾国藩说它“雄奇崛强”，正是看到了该文的精微之处。此文并无一崛强之词，但崛强之气却使文章显得分外愤慨沉痛。原因何在？赵翼说得好：“盘空硬语，须有精思结撰，若徒寻摭奇字，诘曲其词，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韩文的雄奇崛强，并非在“寻摭奇字”，而在于“精心结撰”。
韩愈的祭文，大多于悲悼沉思之中寓豪雄奇兀之气，因而文章既凝重又开阔，形成韩愈祭文不同于世俗祭文的显著特色。其间以被林纾评为“语尤雄警”“读之使人气厚”的《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最为突出。曾国藩对这些祭文表示出一种特殊的青睐。他评《祭河南张员外文》：“以奇崛鸣其悲郁，鏖战神鬼，层迭可愕。”评《祭柳子厚文》：“峻法直上，语经百炼。公文如此等，乃不复可攀跻矣。”流露了对韩愈祭文尤如“高山仰止”似的羡慕心情。曾国藩基于对韩愈祭文美学特征的深刻把握，大胆地认为昌黎文集中所收的《祭薛中丞文》“无俊健之骨，不似韩公手笔，当是同僚所为，而薛氏托公名为重耳”。曾国藩一生为人治学十分谨慎，没有充分的根据，他不会这样说；而这个根据，就是凭着他对韩文整体的把握，尤其是对韩文雄奇崛强风格的深刻理解。我们读《祭薛中丞文》，的确有孱弱之感，完全不是其他祭文的风味。曾氏断定此文是羼入的伪作，虽不见得就是定论，但也不无道理。
雄奇崛强，确乎是韩愈作品最突出的美学特征。王士祯曾以一语戏评唐代诸名家诗：李白被评之为“飞仙语”，杜甫被评之为“圣语”，孟浩然被评之为“菩萨语”，李商隐被评之为“儿女语”，而韩愈则荣获“英雄”之雅号。虽近于戏谑，然以“英雄”评韩愈作品的气概，则堪称的评。
二，曾国藩认为韩文气象光明俊伟。
曾国藩于王守仁《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后作了如下批语：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褐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
曾国藩在这里提出了“气象光明俊伟”的审美观念，并认为孟子、韩愈、贾谊、陆贽、苏轼、王守仁等人文章具有这种美学特征。
在咸丰十一年的一篇日记中，他又写下了这样一条读书心得：
日内细玩孟子光明俊伟之气，惟庄子与韩退之得其仿佛，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落，但文辞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
在孟韩等人外，又增加了庄子。曾国藩遍读群书，也喜欢宏奖人物，但“气象光明俊伟”之奖却不轻许人，唯独对韩文的这特色，却一再赞叹不已。
人们以“气象”来评论诗文字画，绘它赋与审美内涵，较早的可见于南宋初期周紫芝所著《竹坡诗话》：“郑谷《雪》诗，如‘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之句，人皆以奇绝，而不知其气象之浅俗也。”著名的《沧浪诗话》多次提到“气象”：“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艺术作品之气象，当是指显现在审美主体面前的总体面貌与精神。曾国藩在谈到古今名家作品时，特意指出其间貌与神的不同：“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譬之书家，羲、献、欧、虞、櫆、李、颜、柳，一点一画，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诗文亦然。”在迥然不同的面貌中充溢着迥然不同的精神，这就是名家作品的气象。韩文气象光明俊伟，如同晴空下的辽阔原野，高楼上鸟瞰的滔滔大江，磊落豪迈的侠士英雄，表里亮彻，气宇开朗；亦即韩愈所自许的：“闳其中而肆其外。”“闳中”指其文章气势雄奇崛强、立论不同凡响，论证旁博贴切、逻辑严谨缜密；“肆外”，指其文章结构回转多姿、句法跌宕顿挫、词藻富赡秾丽、形式标新立异。所有这些，形成了韩文从面貌到神态迥异常人的光明俊伟，从而雄视千古。如《应科目与时人书》，本是一篇求人荐举的文章，写得不好，容易流入格调卑下。但韩愈此文立意高明，气局宏大，整个文章有一种傲岸脱俗的气象，故曾国藩赞之为“其意态诙诡瑰玮”，格调“轩昂”。
三，曾国藩认为韩文行文险奥而圆熟。
韩愈之诗，颇多险韵，多少有些卖弄才气、镇慑众人之意，连十分崇拜他的苏东坡，对此都颇有微辞。《东坡题跋》中有段话：“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东坡论诗，主外枯中膏，似淡实美，若中外皆枯淡，则无诗味。他虽未说韩愈那些押险韵的诗为中外皆枯，但终究对这类诗评价不甚高。如果说苏轼还比较讲客气的话，那末，韩愈的这些诗，到了特立卓行的王夫之那里，批评起来就一点不讲情面了：“韩退之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平心而论，韩愈那些押险韵之诗，虽有自矜之嫌，但贬之为酒令，又未免太挖苦了。韩诗，历来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吴沆把韩愈与李白并列而与杜甫合为“一祖二宗”。这种观点、倒是得到很多人的赞同。曾国藩对诗人韩愈也十分崇拜，把韩愈作为自己的诗中知音：“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无疑，曾氏对韩愈那些押险韵、用奇字的诗也是赞赏的。对于韩文行文之险奥，曾国藩更是直言称赞，并进一步指出，韩文看似险奥，实为圆热，乃是一种很高境界的险奥。他在给长子纪泽的信中详细展开了这个观点：
世人论文家之语圆而澡丽者，莫如徐、庾，而不知江、鲍则更圆，进之沈、任则亦圆，进之潘、陆则亦圆，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张、崔、蔡则亦圆，又进而溯之西汉之贾、晁、匡、刘则亦圆。至于马迁、相如、子云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矣，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至于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驾子长、卿、云三人，戛戛独造，力避圆熟矣，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尔于古人之文，若能从江、鲍、徐、庾四人之圆步步上溯，直窥卿、云、马、韩四人之圆，则无不可读之古文矣，即无不可通之经史矣。
曾氏所指的圆，即人们常说的文章字句玉润珠圆，就是自然流畅之意。曾国藩在这里勾勒了一幅散文流变递嬗的简要线索。关于这个线索，曾氏还描画过一次：
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由徐、庾进而于任、沈，由任、沈而进于潘、陆，由潘、陆而进于左思，由左思而进于班、张，由班、张而进于卿、云。韩退之之文，比卿、云更高一格。解学韩文，则可窥六经之阃奥矣。
这两段话，很深刻地把握了韩文行文的美学特征，并揭示了韩文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划时期的意义，是曾国藩对韩文研究的独到而真灼的识见。
首先，曾国藩明确指出，古文之道与骈文相通，突破了桐城派的家法。
桐城派始祖方苞要求古文语言“雅沽”，并因此定下一条严格的派规：“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在这种清规戒律束缚下，望溪自己的文章便不能宏阔，后学者更弄得语言呆板狭窄。这是桐城诸老的作茧自缚。一直到曾国藩时期，它仍然为桐城弟子们所恪守。曾国藩对此颇有意见。他在评陆贽文集时，便公允地指出：“骈体文为大雅所羞称，以其不能发挥精义，并恐以芜累而伤气也。陆公则无一句不对，无一字不谐平仄，无一联不调马蹄；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
骈文过于注重形式，它被古文取代，自然是散文发展的一大进步，但骈文讲究锻字炼句及平仄相配，音节和谐，亦有可贵的审美价值，古文应吸取其长处。同时，前代流传下来的一些优秀骈文，如陆贽的文章等，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应“羞称’，而应继承。曾国藩治学，有一种开阔的气魄。他不主门户，善于融汇众家之长，因而虽为桐城古文派，但对骈文能有较为持平的看法。
其次，曾国藩特别指明韩文行文继承前人，尤其是魏晋六朝骈文名家的长处，从而创造出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徐陵、庾信、沈约、任防、潘岳、左思、张华等人，都是魏晋六朝卓有成就的骈文高手。他们的文章，在字句的圆润流转方面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是相当精美的艺术品。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他们上接班固、扬雄、司马相如、司马迁，在班、云、卿、长那里，骈散是统一的，只不过是各有侧重罢了。曾国藩说：“韩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由是言之，彼其于班氏相师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杀一切。又其言多据六经，颇为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独尊，而骈偶之文乃摒而不得与对其列。”韩愈并不摒弃骈文，他既以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师，同时又以“毗于用偶”的班固为师，既务去陈言、力趋险奧，又‘沉□秾郁，含英咀华”，讲求圆适。因而，他的文章非徐、庾、潘、陆所可比，又比卿、云高出一格。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在韩愈《为韦相公让官表》一文后批了这样一句话：“韩公为四六文亦不厕一俗学，欧、王效之，遂开宋代清真之风。”六朝至隋唐的四六骈文，华丽的词藻中有不少是用俗用滥了的。曾氏指出韩愈四六文不夹一语字，这正说明韩愈善于学习前人之处：不是全盘继承，而是扬弃。曾国藩认为宋代文学的清真之风，是由于欧阳修、王安石效法韩愈用词虽秾郁但又不庸俗的文风所开创。这是独具只眼的看法，很值得专文深入研究。
第三，曾国藩在这里还提出了弄通韩文，能更好理解六经的观点。曾氏这里所讲的，并非指韩文与六经在思想上的联系。韩愈论道统，自认是周公孔孟的继承者，他为文，“约六经之旨”。这是历来评论家都看得很清楚的。至于从美学上指出韩文险奧圆适的特点源于六经，并吸取后人之长，自成一格，在曾国藩之前，尚不多见。其实这一点，韩愈自己早就总结过。《进学解》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这番话，就是韩愈所看到的六经不同的艺术风格。在韩愈之前，尚未有人对六经艺术风格作过如此简炼精当的分析。曾国藩从散文发展的演变过程中，分析韩文与前人之间的赓续关系，并与六经这个源头联系起来，能帮助我们较明朗地看出韩文与六经在美学上的继承与发展。
四，曾国藩认为韩愈古文声调铿锵，追寻汉赋。
曾国藩勾画的散文发展线索，有一点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即在曾氏看来，韩文更接近司马相如、杨雄的气象：“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纳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司马相如、扬雄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的是他们所创作的辞赋，其中不少作品代表了辞赋的最高成就。他们以“赋家之心，苞括宇宙”的宏伟气魄写出了一系列鸿篇巨制，显得格外的奇丽雄肆。尽管有的辞赋思想内容较为贫乏浅薄，但辞赋家们精心追求形式美的努力，并非都没有积极意义。作为一个文学时代的代表，这些辞赋在审美上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韩文之所以集大成，其中也包括善于向辞赋学习，尤其在语言声调方面得益不少。曾国藩批《南海神庙碑》：“四句凡百二十句，汉赋之气体也。”“笔力足以追相如作赋之才。”被沈德潜誉为“宛然九歌”的《柳州罗池庙碑》，曾国藩更是对之一唱三叹：“此文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己，庶可渐入佳境。”揭示了情、文、声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由感情而生发文章，文章又激发人们的感情；文章的气势决定了用词的声调，铿锵的声调又使得文章富有情韵。这样互相影响，把读者带进了又善又美的艺术境界。
在情、文、声三者中，曾国藩更重视声。他的“八本”说中就有“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一条。他与友人谈作文的体会：“大抵以力去陈言、戛戛独造为始事，以声调铿锵、包蕴不尽为终事。”至于锻炼用词的声调铿锵，应主要从辞赋中学习。他教儿子读《文选》中的辞赋，就特别提醒注意其间的语言声调：“吾观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训诂精确，二曰声调铿锵。”他指出：训诂之学，中唐以后的人多不讲究。宋代以后，学者说经，不明故训，到清代，学术界才重视小学。通过段茂堂、五怀祖等人的钻研，方知《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唐宋文人用误者，六经不误，《文选》中汉赋亦不误。曾国藩并以《三都赋》为例，分析古赋用字之不苟，其“音响节奏，皆后世所不能及”。曾国藩常叹惜“所见友朋中，无能知汉赋之意味者”，勉励儿子从用词的训诂精确、声调铿锵这两方面去领会汉魏辞赋的意味。
桐城派本十分注意为文之声调，刘大櫆这样指出过：“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曾国藩本桐城家法，注意研究韩文之声调，并看出韩文的声调铿锵、情韵不匮来源于对古辞赋的学习、摹拟、发展。这对于人们更好地认识韩文，实不乏指导作用。
曾国藩指出韩文艺术风格的形成，首先是吸取六经的精蕴。儒家学派以积极入世作为自己的天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其人生观；而雄健刚强，就自然地为其审美标准。韩文气势雄奇崛强，正是体现了这种审美观念；其气象之光明俊伟，又直接来源于孟子。这样，曾国藩就从美学角度上分析了韩文与儒家学派的关系，确立了韩文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为桐城文派的振兴在艺术上指明了道路，即用韩文所继承光大的儒家学派雄奇崛强、光明俊伟的气势与风貌，来改造已步入纤薄柔弱的桐城文派。这点也实际上是曾国藩政治上的需要。曾国藩当时正代表地主阶级与农民起义军血战沙场，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他需要地主阶级的文人们振奋强硬，为这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去有力地呼喊，而不要象归有光那样，只沉浸在家庭夫妻间往事细故的品味中。所以，曾国藩在推崇韩愈的同时，明显地表示出对归氏散文的不感兴趣。同时，他又把汉魏六朝人所创作的大量优秀辞赋的长处引进古文，以其圆熟的词句、铿锵的声调、悠远的情韵，使古文更加文采斐然、声光并茂。这方面，曾国藩同样以韩愈的成功经验昭示世人。曾国藩认为“韩公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对韩文艺术成就作了全面地最高地的赞美。由于曾氏的这些努力，以及他的一些高足的辛勤劳作，终于使得桐城文派出现一时生机。黎庶昌对此这样评价：
百余年来，流风相师，传嬗赓续，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弊道丧之患。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途，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近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振，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修以来，一人而已。
或许出于尊师重道的缘故吧，中国旧式文人说起自己的老师来，总喜欢拔高一些，何况黎庶昌的老师是这样一个位极人臣的大人物呢！不过，黎氏是个严肃的人，他的这番话，虽然也拔高了曾国藩，但大抵上还是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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