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而不对曾国藩的文化观进行较全面和较具体的探索，有许多问题难以说清楚。现提出个人一些看法。
曾国藩是我国近代集封建文化之大成的人物。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就其占统治地位的部分说，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有为封建统治制造理论根据的义理之学，有研究封建社会的实际问题的经济之学，有主要反映封建士大夫生活、思想，情趣的词章之学，有考证历代典章名物制度，包括天文、历算、器械等自然科学和文字、音韵、训诂的语言科学的考据之学。分别服膺这四种封建文化的人，常互相攻讦、互相排斥。而曾国藩却认为这四种学问皆为士大夫所应兼习而不可或缺。他说：“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语言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四者缺一不可。”（《求阙斋弟子记》卷十九）曾国藩的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圣哲画象记》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曾国藩选择了历史上三十二位（实为三十三人，因为“程”包括程颢、程颐兄弟）名人作为学习的榜样。这三十三人是：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栻、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他认为这三十三人的思想和学术成就，已包括了前面所说的四种学问，也就是包括了全部的封建文化。他说：“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班、马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朱、张，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语言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日，其庸有当乎！”可见曾国藩对这三十二人的重视。
曾国藩不仅在理论方面主张兼此四科，而且在实践方面也身体力行。他的一生实践着这一主张。他的学问也，得到后世的承认。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涤生……虽自谓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然平日持论，并不拘于桐城矩矱，而以姚氏与亭林蕙田、王怀祖父子同列考据之门，尤为只眼独具。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徒为传道翼道之辨者所及。”这一评价，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
曾国藩在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还表现在，他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凭借他的显赫地位，结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文化集团。这批人物在曾国藩死后，成为晚清政界、军界、外交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活动，影响着整个近代史的发展。
曾国藩自二十八岁中进士之后，仕于京师。他首先从理学家唐鉴游，接着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邵懿辰等结识，交游渐广。出为四川学政，收李春甫等一批蜀中门生。后为镇压太平天国而创建湘军，先后任直隶、两江总督，开办洋务，幕下极需文武人才。于是更广为搜罗，门生亲友，凡有一技之长者，多致之幕下。李鼎芳在《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中说：“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开府衡阳，至同治十一年卒于两江总督之任止，二十年间，其所延聘之士，在幕府无论久暂，就吾人所知，可得百人左右。”
这些人入幕之后，为曾国藩出谋筹策，多有建树，而他们因曾国藩的荐举，为清廷所擢用。在晚清时期，秉承曾国藩意旨，从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思想文化等方面活动。如李鸿章不仅创立淮军以湘军制度为楷式（参阅《曾文正公年谱》卷八），而且办外交也遵照曾国藩的办法。他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老师一言指示之功。……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囊锦，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大人一言可以终身奉行，真有此理。”（《庚子西狩丛谈》）至于李鸿章办洋务，也是受到曾国藩的影响而坚持下去，并取得一定效果的。又如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诸人遵循曾国藩的文论主张，学习曾国藩的文章风格，继承桐城派古文而扩大之，形成湘乡派古文。李鼎芳说：“湘乡派出于桐城者也，但力矫桐城派狭隘之病，是无异使桐壙派复兴而益昌大，而其影响于近今古文界者尤巨。”（《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第五章《曾国藩之影响》）
这些事实，说明曾国藩对中国近代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
二
曾国藩既然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那末，我们就应进一步研究：他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民主主义文化同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的斗争中，他是代表哪一种文化？我觉得，这是评价曾国藩所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
曾国藩主张熔铸义理、经济、考据、词章为一体，并赞成引进一些西方技术。但其思想的核心是义理，即宋元理学。这一点他在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致澄弟温弟季弟》中说得很清楚：“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抵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因此，他一生活动的宗旨就是维护封建纲常。他对程朱理学赞扬备至，说：“窃尝究观夫圣人之道如此其大也，而历世令辟与知言之君子，必奉程朱氏为归，岂私好相承以然哉？彼其躬行良不可及，而其释经之书，合乎天下之公，而近于仲尼之本旨者亦且独多。诚不能违人心之同然。遽易一说以排之也。”（《文集》卷二《汉阳刘君家传》）他认为“孔孟之道，至宋大明”，因此，他象宋儒一样，力倡“存天理，去人欲”，企图“挽回厌乱之天心，塞绝横流之人欲”（《书札•复江岷樵左季高》）。他教育儿子说：“《大学•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家书》同治十年十一月《谕纪泽纪鸿》）而所谓天理即是纲常名教。他的女婿袁某罗某“性情乖戾”，对待他女儿的态度很不好，但他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中，却嘱其转告两个女儿必须逆来顺受，说：“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义，尔当告戒大妹三妹忍耐顺受。”（《家书》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谕纪泽》）
曾国藩推崇程朱理学，对与程朱理学立异者则尽力非难之。他在《朱慎甫遗书序》中说：“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己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群流和附，坚不可易。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唾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朱君自弱冠志学，则已弃举子业，而惟有宋五子之求。断绝众源，归命于一。自六经之奥，百氏杂家有用之言，无不究索，其终折衷于五子。”又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说：“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瞎，繁称旁证，考核一宇，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这两篇文章都对考据学家否定宋儒表示不满，而对能阐发宋儒义理的朱文炢、姚鼐则加以赞扬。他声称，他镇压太平天国就是为了捍卫纲常名教，维护孔孟的圣道。并以此相号召，鼓励封建知识分子鸠集在他的卫道的旗帜下，反对太平天国。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反映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官方哲学。理学家们高谈“天理”，高谈“性命”，好象是远离实际的空疏之学。但实际上，它是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而炮制的理论，是扼杀人民的反封建意识的精神枷锁。到了近代，它又是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对抗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说：“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新民主主义论》）这里说的旧学、中学，主要是指这种理学，亦即纲常名教。而曾国藩就是维护这种纲常名教的代表人物。我国民主主义文化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它顽强的抵抗。这只要比较一下曾国藩的言论和后来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的言论就清楚了。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张之洞在《劝学篇•明纲》中也说：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白虎通》引礼纬之说也。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论语》‘殷因子夏礼’、‘周因于殷礼’。注：‘所因，谓三纲五常’，此集解马融之说也，朱子集注引之。《礼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近日微闻海滨洋界，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中无此政，西无此教，所谓非驴非马。吾恐地球万国，將众恶而共弃之也。”曾国藩以名教反对太平天国，张之洞以三纲反对戊戌变法，他们的思想体系和所使用的语言何其相似！显然，曾对张的影响是很大的。
曾国藩办洋务“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有的同志以此来证明曾国藩并非封建文化的代表。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目的在于强化封建纲常，强化封建统治。后来张之洞将这种目的概括为“中体西用”，即主张在维护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前提下，实行某些调整，引进一点西方技术，以稳住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但是，商品生产不冲破封建经济的牢笼，民主主义文化不冲破封建文化的束缚，要求得发展是不可能的。这种“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其客观上的促进作用是不能估价太高的。同时，判断一个人的思想体系的性质，不能归结于客观作用，而主要应从其本质特征进行分析。曾国藩的思想、观点，具有非常明显的维护封建纲常的特点，怎么能够说他不是封建文化的代表呢？曾国藩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这与空谈心性的宋元理学是有差别的，有的同志便以此来证明曾国藩思想的进步性。但是，我认为研究问题，必须兼综名实，也就是说，研究曾国藩的经世致用之学，既要观其名称，又要究其实在。首先，曾国藩把义理、经济、考据、词章这四种学问中的义理之学作为核心，其余三科都是为义理服务的，而所谓“义理”就是上文说的程朱理学所要维护的封建纲常。可见曾国藩的经世致用之学，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以程朱理学为内核的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的理论。其次，曾国藩的确有点经世致用之才，这种才的确远非那些空谈心性的理学家所及。徐世昌说：“有清中叶，汉学盛而宋学衰。湘乡力挽其弊，以宋儒程朱之学为根本，兼研训诂名物典章，于汉学家言，亦穷其赜而撷其精，乘时得位，戡定大乱，光佐中兴，其勋业所就，视明之王文成，超越倍蓰。真儒实效，益间气所钟也/”（《清儒学案》卷一百七十七《湘乡学案》）徐世昌站在封建官僚大地主的立场上，如此颂扬曾国藩，并不奇怪，促我们对曾国藩，决不可作如是观，而应严肃地认定，曾国藩的“勋业”、“实效”，在于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保住了清朝的江山，维护了封建纲常。这就是曾国藩经世致用之学的实际内容和所取得的效果。显然，这种经世致用之学较之以前龚自珍、魏源以今文经学“议政”，要求进行改革，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总之，曾国藩的思想特别是文化观，完全是为封建主义服务的，在民主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的斗争中，它是封建文化的代表，对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
在对待外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曾国藩的态度又如何呢？曾国藩和当时整个封建统治集团一样，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起初是抱着忧虑的。张海鹏在1987年第6期《红旗》杂志发表的《也谈外国侵略与近代中国的“开关”》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不经过反抗就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不都打了几年的仗吗？曾国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初，他对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滋事日盛”，认为“极可痛恨”；对于斩获“英夷”，感到“大快人心”；对资本主义不来侵扰，认为是“社稷苍生之福”。这似乎有点爱国之心。但是当外国资本主义用他们的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园大门，侵入中国内地之后，曾国藩又抱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个问题是，对已经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是主张抵抗还是主张妥协呢？曾国藩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还够不上媚敌投降，但他因被外国资本主义的洋枪洋炮吓破了胆，却主张委屈求全。在清政府被迫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之后，他鼓吹妥协有理。“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家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禀祖父母》）
曾国藩这种“惧外”病在处理天津教案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明知天津教案是外国资本主义的文化侵略所酿成的：“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逞。”（《办洋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六）。但曾国藩在办案过程中却始终抱定一个屈抑民志而与洋人妥协的宗旨，不惜用天津人民二十条性命、二十五人判刑并赔款赔礼的代价，来换取向外国侵略者屈服的“和局”。他唯恐和议未成引起事端，因而主张妥切。他在奏折中说：“臣查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能轻易消弭。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起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臣于五月二十九日覆奏折内曾声明立意不与开衅。……皇上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初非臣僚有意挑衅，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奏稿》卷三十五《覆陈津案各情片》）又在《复宝佩蘅尚书》中说：“目下中国海上炮船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此等情势，弟筹之至熟，故奏牍信函，屡持此论。”（《书札》卷三十二）曾国藩抱着这种惧外心理，把本来是有理有利的案件，办成了屈辱求和的外交。他明知会落得个“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的结局，却仍然去做。当时有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反对曾国藩这种屈抑民志的做法，如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奏称：“查夷人向来所畏者，中国民心之团结，故每遇拆毁教堂，杀毙教民之案，不敢与民较，而极力与官争，欲借官抑民以泄其忿。其不敢轻犯吾民可知矣。诚恐办理夷案者，顾虑太多，优容夷人过甚，不暇曲体民心，使民志不伸，其心必散。一旦焕然散体，夷人益无顾忌，愈肆鸱张，虽然再用民力，而民气不可复振矣。”（《办洋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五）而曾国藩也全然不顾。曾国藩这种因惧外而“委曲求全”的思想是应该批判的！
第二个问题是，当外部的侵略和国内人民的反抗同时威胁清王朝的生存之时，曾国藩是主张先“攘外”还是主张先“安内”？这个问题历史已经作了结论。曾国藩对清政府“安内攘外之至意”，是心领神会的，因而奉行至为卖力。1860年正当曾国藩围攻太平军于安庆之际，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攻占天津，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往热河。在这外患严重之际，咸丰帝下谕曾国藩速率湘军入卫：“情形万分危急，……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而一向以“忠”自诩的曾国藩，一方面惧于“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诒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便装模作样准备率师入卫，另一方面又认为“明知此事无益于北，有损于南”，于是按兵不动，专力布置皖南军务，专谋安庆，而置英法的侵略于不顾。后曾国藩得知清政府与英法侵略者订立了《北京条约》，大为高兴：“初四日接奉二十日寄谕，夷务和议已成，鲍军可不北上。九月初六日请派带兵入卫一疏，殆必不准。从此可以一意图东南之事。”（《家书》咸丰十年十月初五日《致沅弟》）。请看，容忍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仇视国内人民的反抗，态度是何等鲜明！尤其是当侵略者得到满意的和议，表示愿意帮助镇压太平天国之时，曾国藩更是喜形于色，他在奏折中说：“我中国初不干涉，亦不禁阻。或乘洋人大举之际，我兵亦诸道并进，俾该逆应接不暇，八方迷乱，殆亦天亡粤逆之会也。……谨遵谕旨，加意拊循，胜必相让，败必相救，不敢稍乖恩信，见轻外国”（《奏稿》卷十八《议借洋兵助剿折》）。曾国藩就这样与外国侵略者携起手来，紧密配合，镇压人民的反抗。
曾国藩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思想和广大人民的反帝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他的经世致用之学的内容之一。因为他既要维护封建纲常，就必然尽力挽救那集中地代表封建纲常的清朝统治，故在腐朽的清朝已被太平天国打击得岌岌可危而又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时，他考虑的不是抵抗外国侵略者，而是镇压视为心腹之患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他看来，如果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完全得胜，并取代清朝，那末，整个封建地主阶级利益都会受到严重损失；而向外国资本主义妥协，却能使封建统治以屈服的姿态而保全既得利益。这样，曾国藩便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非常明显，曾国藩的这种思想，是可耻的奴化思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是清朝后期一个集封建文化之大成的人物，给予近代文化以消极影响。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民主主义文化同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的斗争中，曾国藩是封建文化的代表人物，同时具有向外国资本主义妥协以至与之勾结的奴化思想的因素。这种思想、观点，是民主革命所要清除的对象。至于曾国藩思想中某些合理的成分，我们当然可以批判继承。如果因人废言，一切抹煞，则不是科学的态度。但对他的思想在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属的阶级性不作分析，甚至还要为之辩护，我认为这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