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黄彰健先生《戊戌变法史研究》一书中，著有《论光绪丁酉戊戌湖南新旧党争》及《谭嗣同全集书札系年》两章，深入研究了谭嗣同在湖南的维新变法活动，引证繁富，考证精当，为谭嗣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陆学者邓潭洲先生在其《为改革而献身的谭嗣同》一书中，对谭嗣同一生活动作了简明而准确的叙述，这一叙述是以他对谭嗣同的多年研究作为基础的。但上述两部著作在考证有关戊戌四月谭氏行踪方面，似乎仍然存在若干疑问。由于邓先生已经作古，无从请教。笔者在此不揣浅薄，特此提出，以就教于黄先生和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
一、《戊戌北上留别内子》诗作于何时？
一九五四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由蔡尚思、方行主编的《谭嗣同全集》卷四载有谭嗣同《戊戌北上留别内子》一诗，诗前有作者小序，全文如下：“戊戌四月初三日，余治装将出游。忆与内子李君为婚在癸未四月初三日，恰一十五年。颂述嘉德，亦复欢然，不逮已生西方极乐世界。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鸟，可以互贺矣。但愿更求精进，自度度人，双修福慧。诗云：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诗后还附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耳”等一段话。“视荣华如梦幻”等语，原出自戊戌五月初二日谭氏致夫人李闰书函之中。据此黄彰健先生将《戊戌北上留别内子》一诗与谭氏戊戌五月二日致夫人书函两者联系起来，并加以推断说：“‘视荣华如梦幻，……免得人说嫌话’这段话正见于五月二日谭手书，因此我认为谭《戊戌北上留别内子》诗序中所说戊戌四月初三日，应系戊戌五月初兰日之误。这封信恐于五月初三日发出，附有此诗，其后谭遂录入《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稿本中，故该诗末尾遂附有‘视荣华如梦幻……’这一段话。”黄著出版后，谭训聪先生在其所著《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中对此表示赞同，谓谭诗中所称戊戌四月初三日，“黄君彰健考正四月二字误，应是五月允当。”作为谭氏后裔谭训聪先生的认同，遂使此说在台湾学术界成为定论。
然而，《戊戌北上留别内子》诗与戊戌五月初二日致李闰书究竟是什么关系？这需要分别考察一下两者的来源。《戊戌北上留别内于》一诗的首次出现，并非如黄彰健先生所想象的那样，是由谭氏本人“录入《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稿本中”，而是由谭氏夫人李闰、侄子谭传赞首次发表在民国元年长沙刊行的《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补遗》一书中。其时谭氏本人亲自编定的《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稿本，“自京师被难，稿遂散佚，至今未尽珠还”。《补遗》中的谭氏诗文来源，系家中遗留之残稿，夫人李闰“因憾版之亡而谋重刊，乃出其手所搜集之遗文为《补遗》一卷，先付手民。”《补遗》内容较后来发现的《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稿本为少，部分内容有所重复，但也有少数后者未包括的诗文，《戊戌北上留别内子》诗就是其中之一。
在谭氏稿本发现以前，《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已有两个版本，其一就是上述《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补遗》，其二也以《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为名，为了表示区别，我们将前者称为“补遗本”，后者称为“民元本”。这两个刊本均于民国元年（壬子）在长沙出版，但有先后之别。《补遗》出版在先，卷末附有谭传赞的跋文，其中云“先叔所著之书亦多矣！自《仁学》外，尚有《兴算学议》一卷、《思纬氤氲台短书》一卷，《壮飞楼治事》十篇、《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四卷、《剑经衍葛》一卷、《印录》一卷，要不仅所传四种（按：指已刊《旧学四种》）己也。惟自京师被难，稿遂散佚，至今未尽珠还耳！叔母李夫人因憾版之亡而谋重刊，乃出其手所搜集之遗文为补遗一卷，先付手民以寿梨枣，余稿寻获，再为续刊焉。”此跋对谭嗣同遗著的叙述比较完整，特别是指出谭氏已编有《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四卷，而本书乃出自李夫人“手所搜集之遗文”，故以《补遗》命名，以示并非谭氏亲自编定之稿本。《补遗》刻成后，曾印行若干部，在谭氏亲属中传阅。
《补遗》一书甫出版，即在谭氏家族中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补遗》之名不妥，应当径以《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命名。于是，他们对《补遗》版本进行了若干修正，删去了“补遗”字样，内容上也有所增减。并将书后跋文修改为：“叔母李夫人因憾版之亡而谋重刊，并出所存《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一卷、《浏阳兴算学议》一卷先付手民”。这样就掩盖了此书内容的真实来源，而给人以出自谭氏本人稿本的印象，这就是“民元本”的由来。民元本与补遗本大同而小异，但由于修改仓促，留下了许多草率从事的痕迹。从某种意义上说，补遗本比民元本更为可靠，然而前者流传不广，所以后者的影响更大，历次《谭嗣同全集》的编辑和修订都取材于此。
搞清了《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早期版本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从中了解《戊戌北上留别内子》诗最初发表时的原貌。在补遗本中，该序和诗自成一体，然后是“联云……又联云……又格言云……又云：视荣华如梦幻……”等语。其前后顺序和相互关系十分清楚，不会产生误解。在民元本中，则将“又云：视荣华如梦幻……”等语次序提前，置于该序和诗后，然后才是“又联云……又格言云……”等内容，这就容易使人误以为“视荣华如梦幻……”等语为该诗的附件。但仔细对照两个版本，显然可见“视荣华如梦幻……”等原为格言内容，而非《戊戌北上留别内子》诗的内容，民元本也只是稍稍改动了序和诗后格言、联语的顺序，而丝毫不涉及序和诗的内容。一九五四年版《谭嗣同全集》的编者在《戊戌北上留别内子》题目后特意标有“（附联及格言）”等字样，说明他们受民元本的影响，对该诗与诗后联语、格言的关系已经不十分清楚，印刷时更是将“视荣华如梦幻……”一段话直接印在诗后（遗漏了“又云”二字），因而引起了黄彰健先生的误解。五十年代末，张篁溪先生珍藏的《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稿本被发现，方行先生将其收入一九八一年版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列为《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而将民元本删其重复者，列为卷二（补遗本方行先生未能见到）；并删除了《戊戌北上留别内子》诗后“视荣华如梦幻……”等语，另将谭氏戊戌五月二日致李闰书单独列入谭氏书简之中，从而彻底澄清了民元本造成的上述混乱。但这些发现都在黄著出版之后，所以黄彰健先生当时未能利用这些成果。
一九五四年《谭嗣同全集》出版后不久，“视荣华如梦幻……”这一段格言的出处也很快查明了。一九五八年第三期《湖南历史资料》发表了当时新发现的谭嗣同戊戌五月初二日致李闰书，为谭氏北上赴京前所作，书中云：“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至要至要！”此信为原件摄影，其中并未附有任何诗稿，应属无疑。由此推断，上述格言是当年李闰、谭传赞特意从原信中摘出，在《补遗》中单独发表的。另外，从诗文和书函的内容来看，两者区别也很大。前者表示祝贺，“颂述嘉德，亦复欢然”，心情是愉悦而平静的；后者为告诫，“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对未来的预期并不乐观，心情显得比较沉重和抑郁，可见两者作于不同的时间和心境下。由此可见，《戊戌北上留别内子》诗与《戊戌五月二日致李闰》书截然分为二物，黄彰健先生认二者为一体，并以后者来确定前者时间的推断是没有根据的。
《戊戌北上留别内子》诗之缘起，是因为谭氏戊戌四月初三日“治装将出游”，回忆起十五年前的此日，正是与夫人李闰成婚之时。回想十五年来，夫妻感情深厚，夫人贤惠，养亲抚侄，颇具辛劳，因而心有所感，赋诗纪念。在这首诗里，四月初三日这个特殊日子，是唤起谭氏回忆的关键，也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线索，因而作者在序文中两次郑重提及之，可见在其心目中之地位。黄彰健先生断定其为“五月三日之误”，难免武断之嫌。如果谭氏将此时间弄错，那么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谭氏搞错了自己的结婚时间；或者是谭氏搞错了自己写诗的时间，将五月三日当作四月三日，而且相差一个月之多！很显然，这两种解释都非常牵强附会，难以令人信服。
如果我们撇开各种不必要的假设，直接按照其字面意义来理解，那么《戊戌北上留别内子》诗就向我们透露了如下信息：该诗作于戊戌四月初三日，是谭嗣同在浏阳临行前的告别之作。谭氏闰三月十八日返回浏阳，逗留近半月，当于四月初四日或初五日返抵长沙。《戊戌北上留别内子诗》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判断谭氏何时自浏返蓉确凿无疑的证据。
但是，黄彰健先生却否定了该诗本身所提供的时间，转而采用谭训聪先生在《年谱》中的说法，认为谭嗣同当于戊戌四月中旬返回长沙。“谭训聪撰《谭嗣同年谱》说，谭嗣同于四月十五日离浏。浏阳距长沙一百四十里，坐轿子两天可到，则谭之抵长沙当在四月十六日。谭训聪先生系嗣同先生的孙子，《年谱》记谭离浏时间不见于他书，应源出于训聪先生自己家中的记录，应可信。”笔者查检谭训聪所撰《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戊戌年项下，只有两处提及此事：“公……五月十五日离家赴长沙前，作诗别夫人”；“公五月中旬往长沙，行前于浏通银号借银四百两作旅费。”实际上，五月十五日谭氏早已离长沙赴武汉北上了。在这个问题上，该《年谱》所记时间十分混乱，显然不足为据。
二、欧、谭争论书函作于何时？
谭嗣同戊戌四月自浏返蓉时间的确定，对于判断部分谭氏书札的时间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在欧阳中鹄、谭嗣同、唐才常等文集中，有一组师生争辩的书札，十分引人注目。书札共十一封（欧阳五封、谭五封、唐一封，其中两封已佚），均未署年月，有的注有初六日、初六夕、初六夜、初七早等字样，似乎属于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学者们对这组书札的写作时间历来有争论。黄彰健先生根据其“谭氏四月十五日离浏返蓉”的说法，将这组书札的时间定为戊戌五月五日至五月七日。按照其解释，这组信札的写作时间和先后顺序如下：
第一信：《欧阳中鹄致谭嗣同》（戊戌五月初五日，此为黄先生所断定的时间，下同），指责维新派为了应付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学生札记，对之进行涂写删改。谓诸“分教皇遽无措，问计秉三，乃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者，就正平之作临时加批。”（此信已佚）
第二信：《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五月初五日），将出时文题之责任归咎于欧阳中鹄，并谈皮锡瑞指责欧阳事。（此信已佚）
第三信：《欧阳中鹄致谭嗣同》之十三（五月初六早），称“出题事甚小”，但对皮氏之指责深表震惊，并询问谭氏“从何得闻，望以实告。”自署“初六早”。
第四信：《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之二十三（戊戌五月初六），称“出题事极动公愤”，谓新党对欧阳“衔之深者不止一人，谤之丛者不止一事”；“然事已过往，亦不欲遍述，第言其大略而已。”自署“初六日”。
第五信：《欧阳中鹄致谭嗣同》之十一（五月初六），就出题、赈务等事进行辩解，称“出题事不过尔尔”。自署“六初”。
第六信：《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之二十四（五月初六夕），说明出题事为何引起“群然愤怒”，并谓新党对欧阳“所愤者初非区区一题，盖愤把持一切，新政不得展布”耳。自署“初六夕”。
第七信：《欧阳中鹄致谭嗣同》之十二（五月初六夜），再次解释出时文题原因，称“此次系因盐道出示在先，须顾住彼面，故为此调停之法，下次便可先行告知，使归一律，……诸君何4如此动愤，怒不可遏？”自署“初六夜”。
第八信：《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之二十一（五月初六灯下），对欧阳指责涂改时务学堂学生札记一事代为抗辩，称“嗣同于调札记时虽未到省，然于秉三及分教诸君，深信其不致如此之胆小。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皇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此信未署时间）
第九信：《唐才常上欧阳中鹄》之九（五月初六灯下），力辩绝无涂改札记之事，质问“果谁见之，而谁闻之？”称“绝不料中丞已有疑心”；并表示“为学宗旨各有不同”。“宁可杀身以成仁，不能曲学而阿世”。自署“初六灯下”。
第十信：《欧阳中鹄致谭嗣同、唐才常》之七（五月初七早），为陈宝箴父子调阅札记一事辩护，称“前此外侮实多，中丞与伯严为诸君子却四方之敌，昕夕不遑，实劳且苦。至调取札记，乃自加检点，备豫不虞，有不得不急救正者。”并劝谭、唐“亦但平其心，养其气，敛其才，藏其智，以俟积厚流光，异日出而倡其学”。自署“初七早”。
第十一信：《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之二十五（五月初七），要求面谈学术宗旨，谓“至于学术宗旨，则非面谈不能尽，不然，则满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地。拟即邀佛尘同诣尊处，作竟日谈，嗣同亦即就此辞行。”（此信未署时间）
这里简单说明一下上述信札的背景。戊戌闰三月中下旬至四月初，在谭嗣同离开长沙的十几天时间里，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张之洞和守旧派的压力下，采取了诸如厘正《湘报》言论、调阅时务学堂学生读书札记等措施，对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进行压制。谭嗣同的老师、时任陈宝箴幕僚的欧阳中鹄，也以出时文题、批阅试卷的方式，对维新派倡导的平等、民权思想进行指责。这些措施打击了以谭、唐为代表的激进派，并使维新阵营内部的矛盾迅速激化起来。面对这种情况，谭嗣同由浏阳返回长沙后，便和唐才常一起，与欧阳中鹄进行交涉，据理力争，由此产生了上述信札。
值得注意的是，邓潭洲先生《为改革而献身的谭嗣同》一书，在关于谭氏戊戌四月行踪以及与之相关的谭、唐、欧阳书札写作时间等问题上，提出了一套与黄彰健先生不同的说法。邓先生认为谭氏当于四月初四日自浏抵蓉，并由此推论上述大部分信札都作于四月上旬，其先后顺序也有所不同。该书第七章《在湖南进行改革》云：戊戌“四月初四日，谭嗣同由浏阳返抵长沙。”“次日（初五日）欧阳中鹄写信给谭嗣同，着重谈时务学堂教习在晚上改动札记批语的事，指词颇有责备之意。谭嗣同随即回信……”。“次日（初六日），欧阳中鹄又写信给谭嗣同，对自己出时文题一事作推卸责任的解释，……谭嗣同立即回信，……这一天，唐才常也写信给欧阳中鹄”等等。邓先生对史实作如此叙述，暗含着一个推断：即从时间和逻辑上讲，谭、唐欲为此事而与欧阳中鹄交涉，当在谭氏由浏阳甫抵长沙之时，而不应当拖到一个月之后。因此上述书札应作于四月五日至四月七日之间，而非五月上旬。
因为上述第十一信中有“拟即邀佛尘同诣尊处，作竟日谈，嗣同亦即就此辞行”等字句，可能使邓潭洲先生感到难以解释。所以他单独将第十一信在时间上与前十封信分割开来，断定前者作于戊戌五月上旬，使之与谭氏戊戌北上的时间相一致。该书写道：“谭嗣同在离开长沙的前几天，曾写信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要求面谈‘学术宗旨’并‘辞行’。”但是邓先生这样处理时，忽略了前后信札在语气和内容上前后紧密承接的特点。如在第十信中，欧阳中鹄谓“凡事总以直说为好，若愈隐则愈误矣。”第十一信中，谭嗣同立即答复道：“但谓凡事总以直说为好，若愈隐则愈误。嗣同自始至终，初无所谓隐，不过言有详略”。由此可见，将第十信和前面几封信在时间上分割开来，是不妥当的。
为了确定上述书札的写作时间，最好的办法是从书札中发现确切无疑的时间性标志，并加以考定。例如第九信《唐才常上欧阳中鹄书》结尾，有“即叩节禧不具”等字样，黄彰健先生认为是指端午节，故断定该信作于五月初六日。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上述书札中找到更加有力的证据。如第十信《欧阳中鹄致谭嗣同、唐才常》中提及：“昨夕得电报，香帅所请漕减作学堂之疏，已奉部驳。”该折全称为《请将减征丁漕钱价照常征收改充学堂经费折》，是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应湖北士绅请求为筹集学堂经费而作，于戊戌闰三月十一日拜发。折中提出：“查湖北全省丁漕减征平余一项，查照部议每银一两减征钱一百文，每米一石减征钱一百四十文，约计不下七八万串。多系奇零散数凑集而成，取之不过毫厘，合之斯成巨款。若以创建学堂，自省会以至各府州县，于已设者展拓；未设者推行。其减征钱文，应请即由征收州县随正供解交藩库，另款报解，正其名日学堂捐。”据《清实录》记载，该折于戊戌四月初一日上达清廷，奉谕旨下部议。笔者在现版《张之洞全集》中未能查到户部就该奏折的回复，但发现张之洞曾于四月十八日致电长沙陈宝箴，称“钱漕减收款，据绅士公呈奏充学堂经费，想须交部议，批折数日可回，当咨达”。由此推断，户部批复当在四月下旬之后，上述第十信也应作于五月上旬。这样我们可以大体确认第八至第十一信的写作时间。
进一步分析上述书札内容，可以发现它们主要分为两个主题：一、关于出时文题问题；二、关于涂改学堂札记批语问题。据此可将十一封书信分成两组：第二至第七函为第一组，谈出时文题事。在这一问题上，谭、唐处于主动地位，进行指责，欧阳则处于被动地位，予以辩解。第一、第八至第十一函为第二组，谈涂改学堂札记批语事。在这一问题上，双方交换了位置，欧阳是指责一方，谭、唐则是辩护一方。第二组书札已经基本确认作于五月上旬（初六、初七日），而第一组书札写作时间则尚难断定，笔者倾向于认为应作于四月上旬（初五、初六日）。可以设想当时情况如下：四月上旬，谭嗣同自浏阳抵达长沙后，即写信给欧阳中鹄，指责其“把持一切”，使“新政不得展布”，此时新党“群然愤怒”，欧阳不得不为自己进行辩解。到五月上旬，经过调阅时务学堂札记，发现其中有过激言论，并有涂改之处，于是欧阳中鹄又写信给谭、唐，指责新党办事不妥，谭、唐则进行辩护，并要求说明“学术宗旨”。前后情况不同，故双方攻守之势异也。
关于第一信和第八信再作一些说明。第一信已佚，其内容乃从第八信谭氏复述中得知，系欧阳中鹄指责新党涂改学堂札记，故谭氏在第八信中当即予以否认。第一信和第八信内容前后相承，黄彰健先生在排列顺序上将其分开，分别列为第一和第八，明显不妥。所以笔者将两者同时列入第二组信函中。另外第八信中谭氏云：“昨趋谒，有怀欲陈，适龙、沈诸君到，故默然去。顷奉详论，谨悉。”邓先生认为此次拜访在谭氏四月初四日由浏阳抵达长沙之后，实际上应发生在五月初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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