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列强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不堪重负的各地人民“揭竿而起”，起义风起云涌，清王朝被历史推进严峻危局的旋涡中。在当时像子夜般漆黑的时代环境里，谭嗣同的全变观是一种革命的火花，是一支反叛的号角。他那进步的精神具有无比激动人心的力量，它激发了后世青年人探索真理的勇气和追求事业的热情，启蒙了在帝国主义凌辱下振奋起来的中国人民，更加全面地考察中国杜会，由政治体制入手寻找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谋求中国富强。本文就谭嗣同变革观产生的理论渊源与实质内容做出初浅的探析。
一
谭嗣同是带着沉重的民族危机感和使国家富强的强烈责任感去探索真理的。出身于士大夫家庭，谭倍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从中汲取精华，寻找变革的理论依据；外敌入侵固然给中国带来灾难和不幸，但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也给中国人大开眼界和视野，西方书籍翻译过来，让谭如饥似渴地进行深究，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理论知识。
其一，在《上欧阳瓣疆师书》、《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见元征》两篇著名的长文中，他继承并发展了张载和王船山的思想，初步提出了关于“器”决定“道”的唯物论，为维新变法寻找到理论的渊源。
在张载“气—元论”学说基础上，谭嗣同接受了“器体道用”、“器变道亦变”的学说。谭指出：“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无其器，则无其道。无珩琚而为磐折盘佩之立，人鲜不笺其戚施矣；筵儿而为席地屈足之坐，人鲜不疑其瘫痪矣。”时代变了，理论也应随之而变，谭进一步指出：“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代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壁币钟磐管弦而无礼乐之道，则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而无其道，诚然之言也。”
这里的“器”指客现存在，“道”指思想理论，谭嗣同强调法制与理论是客观时代的产物，社会现实不同，“道”就应有不同。这样就猛烈地抨击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所显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观念，沉重地打击了清潮统治阶级顽固派坚持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动理论，对封建制度旧秩序旧规则旧标准提出挑战和否定，充满了反封建的战斗精神。由此可见，谭嗣同所推崇的“器体道用说”完全着眼于维新变法的现实，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其二，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后，迅速风靡全世界。他所创立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是指自然界的生命起源、物种分化和形成的进化理论，强调自然界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严复出版《天演论》，更详细阐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学说。自然进化论为谭嗣同的变革观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谭嗣同认为世界万物都处于竞争之中，“万物必争而后竞得自存”，中国和外国也是一种竞争，目前“已成中西不两立不并存之势”，中国必须“与外洋力争，以争一旦夕之命”。为此，只有使“道”适应变化了的形式，变法图存。谭嗣同深究事物现象，进行了可贵的理论本质探讨。他认为：“夫不已者日新之本体，循序者日新之实用。”这就是说，“日新”是世界万事万物的生命所在，是“本体”；新旧、盛衰、强弱等并非一成不变，而这种新的变化是循序渐进地体现出来，是“实用”，事物运动变化是绝对的，这一真理的认识，对维新变化从总体上给予了具体而有力的论证。
其三，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天赋人权”观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有力武器。18世纪法国极为盛行强调“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天赋人权理论为谭嗣同变法指明了方向。在《仁学》等著怍中阐述了资本主义反封建专制主义过程中提出的最响亮的战斗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这里平等是核心，因为只有讲平等才能有自由；没有平等也就谈不上博爱。梁启超认为谭氏“卢骚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梁启超还评论说：“仁者，平等也，无差别相也。”这句话比较确切地概括了《仁学》的中心思想。这就对千百年封建统治阶级代代传诵的“君权神授”谬论给予了最痛切的回击，否定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
谭嗣同从对自然界的考察着眼，进而深入推演人类社会历史变化与发展。这样使得他的进化思想和天赋人权现有了直接而现实的社会内容。在他看来，既然自然界是恒变的，人类历史也就不例外，反映人类历史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谭嗣同提出“逆三世”和“顺三世”理论，二者以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为界，他认为“据乱世，君统也”，进一步发展，必然到升平世。“升平世，元统也。地球群教，将同奉一教主；地球群国，将同奉一君主，于时为大一统，于人为知天命。”此后将发展到太平世。“太平世，元统也。……悔则人人可有教主之德，而教主废；人人可有君主之权，而君主废。于时为遍地民主，于人为工夫纯熟。”这个“太平世”，从不受任何约束，随心所欲，这是谭氏的理想中的极乐世界。谭嗣同用这种“三世说”，论证历史是变化发展的，也极大的冲击了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封建教条之束缚，这对于启发人们的变法思想以很大的推动。
其四，谭嗣同还吸收借鉴了佛法理论，倍加推崇“心力”，尤其吸收了佛法中的大无畏精神。他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写道：“佛说以无畏为主，已成德者名大无畏，教人也名者又无畏，而无畏之源出于慈悲，故为度一切众生，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也。”谭吸收这一积极精神，面对现实，立志要舍己教人，维新自强。谭嗣同把变法叫“复古”，也就是康有为提倡的“托古改制”。他认为维新就是恢复“周公之法”。“西法皆源于中国，则中国又亟宜效法之，以收回吾所固有而复于古矣。”
二
谭嗣同为变法摇响滚滚春雷，给窒息的满清社会以清新的空气，其激进的社会变革目的在于推行新政，希望通过富国强民之策洗刷国耻。正如康有为指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谭氏力主向俾斯麦任宰相的德国、伊藤博文为首相的日本学习，迅速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摆脱贫穷、落后、挨打、被瓜分的国运危局。
“除旧”——猛烈抨击君主专制、伦理名教和满清政权，是谭氏变革思想最深刻的特点。他从“民本君末论”角度出发，鲜明提出：“君者，为民办事者也；臣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取之于民，所以为民办事之资也。”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几千年来所宣扬的“君权神授”、“真龙天子”皇帝统治“臣民”是天经地义的封建理论。
谭列数千百年来封建专制的残暴罪恶，悲痛地控诉着君主专制，指出它剥夺人民的深重罪孽，“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痛斥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尊严，这在当时文字狱盛行的清王朝，无疑是振聋发聩的雷霆。谭进而批判封建伦理：“由是二千年来均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夫彼君主尤是耳目手足，非有两鼻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万万众哉？则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这种激进的批判达到了惊人的高度，深刻反映了在悲惨痛苦的现实中广大人民对专制主义长期压迫的憎恨情绪，传达了反抗旧制度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代信息。
“除旧”之目的在于“立新”，反专制就是为了倡“民主”、“兴民权”。维新变法的总纲是“立新”——即“尽变西法”，真正用来自各个领域变革的全变手术来医治病入膏肓的满清统治，“全变”论体现较为广泛：
兴民“政”——开设议院，创办像南学会那样的理想中的权力机构，让众多的民众广泛行使议事权。谭从建立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出发，主张“广开学会”。所谓学会其实就是从西方君主立宪国家模仿来的议院组织，它虽然“无议院之名”，然而有“议院之实”。谭认为“有一官一邑，即有议院，而民气通”，凡能改革办实事而又有成效者，“全入议院充议员”；改官制之目的是“下以实献，上以实求”，“无内外之重轻，无文武之区别，专其职业，少其层累，迁其勋阶，增其黎糈”，凡府吏皆用“律学之士人”；变革司法制度，清理刑狱，秉公办事。
兴民“利”——给“民”以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权利。创办商业管理机构，“设商部，集商会，立商总，开公司，招民股，兴保险”；创办金融机构，开办银行，改革税率，收回海关权及各种权利。“出口免税，进口重税。”采用各种措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使国富民强，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
兴民“学”——谭嗣同以极大的热忱来从事“兴民智”事业。在他看来这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盖当今急务在兴民政；欲兴民政，在开民智。”“故变法，兴学而已。”经过“千回百折”，谭终于在1897年春建成了浏阳算学馆，发起或捐助筹建宣传报刊《时务报》、《矿学报》、《民听报》，翻译西方书籍，要求仿效西方，开办初学院、中学院、上学院、大学院，为变法培养人才。这些新政的兴起在短时期内起到广开风气的作用。湖南原来以“守旧闻天下”，由于谭等人的努力，成为全国新政的中心。谭嗣同这些“立新”是建立在“陈旧”基础上的，提倡用“经世有用之新学”来教育学生，大声疾呼废除八股取士的封建科举制，“故夫变科举，诚为旋乾斡坤转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
除了“全变论”外，谭嗣同还主张“大变”、“快变”、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和深化的90年代的局势直接刺激下，当时各个阶层的思想情绪像怒涛一样不可遏止。作为对社会相当敏锐的谭嗣同，更加心潮澎湃，难以平静，使他从改良之门跨向革命之门，具有时代过渡性的“大变”、“快变”的倾向。在《致汪康年书》中谭嗣同写道：“如此黑暗地狱，直无一法一政，足备记录，徒滋人愤懑而已。”他厉声呵斥“奇渥温，爱新觉罗”之“窃中国”，当推翻满族统治。在那个时代，谭嗣同定是主张覆灭以那拉氏为首的封建反动政权。从《仁学》中描绘的“太平世”来看，他设计最终的社会理想模式是急切盼望建立比较彻底的民主共和国。
光绪帝的两道圣旨催促，谭嗣同“柳暗花明卫一村”，意外地接受皇恩赐施，被封为“四品军机章京”，置身新政的直接推行者行列。传统的“士为知己者死”封建教条和忠君观念，使谭嗣同幻想通过光绪的皇权变革社会，实现救国的梦想。因此，他力主当时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即政权上的“大变”、“快变”。相对于从秦到清历时达2300年之久的君主个人集权来说，君主立宪注入了近代浓厚的民主色彩，从家天下到法治社会，无疑是时代的一大进步。
迫在眉睫的内忧外患，也使谭嗣同产生了与日俱增的焦虑情绪，躁动不安，也让他高举“快变”的大旗，梦想很快取得显著成效，渴望新政只要行之“十年”，便“可以稍自立耳”。
尽管谭嗣同变革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他在应从光绪帝两度催促下抱病动身，抵达北京参与新政，仅仅39天，便匆匆走完了人生历程，在“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悲壮呼声中“从容就戮”。但是，谭嗣同的变革观点对于改革中国社会旧思想，冲击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作用显著，成为辛亥革命指导思想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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