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学》是近代维新变法运动健将谭嗣同的一部重要著作，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也引起了近代以来学界的极大兴趣。近代学者对该书进行了广泛、细致的研读，对其中心思想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探讨，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王樾的“心力”说；二是钱穆等的“冲决罗网”说；三是梁启超等的“发挥康有为大同思想”说；四是张灏等的“仁”说。目前，各级各类历史教科书对《仁学》的中心思想的表述也各不相同，但究其实质，都将谭嗣同定类为戊戌变法运动的激进分子，而认为《仁学》早已超出改良派思想的藩篱，具有鲜明的民主革命的倾向。

上述关于《仁学》中心思想的说法、关于谭嗣同思想本质的定性都各有道理，但仍有不精到之处。通过对《仁学》的解读，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要确立谭嗣同当时的思想中心和《仁学》作品本身的中心思想，历史学应该努力还原文章的思想和思想家本人的思想，而不是后来根据时势变化的需要所诠释的思想，这种经过“加工”的思想其实已经不再是原作者当时的心理写照。其实，谭嗣同在《仁学》中就已言明“仁以通为第一义”，并说“仁不仁之辩，于其通与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与不仁……。苟仁，自无不通。亦惟通，而仁之量乃可完，由是自利利他而永以贞固。”由此可见，“通”乃是“仁”最根本的特性，“通”与“塞”之分别就在于仁与不仁之分别。显而易见，“通”是谭嗣同《仁学》思想的主旨。

“仁”是儒学的核心思想，儒家哲学的“仁”，就是“人”的哲学升华。孔子在《论语》中说：“克已复礼为仁。”《礼记•中庸》对“仁义”的解释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表现亲亲、尊尊关系的则是各种繁复的礼。可以说，“仁”背着中国文化的全部重负，儒学说到底就是仁学，在传统文化中，没有比“仁”的含义更深、更富有哲理的字眼了。除了“仁学”，没有更能贴切表现谭嗣同思想从传统中艰难递进的标题了。从“仁学“这一标题我们就能感觉到作者在思想上并不带有“革命性”。也许从“仁”入手，我们可以真切地窥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实质。

谭嗣同在《仁学•中庸》中明确告诉读者：“‘仁’从二从人，相偶之义也。”“循环无端，道通为一，凡诵吾书，皆可于斯二语领之矣。”在《仁学》50篇中，谭嗣同作《界说》一篇27条为其纲，统领全篇，其中专门谈“通”的条文有7条，开宗明义强调“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通有四义，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谭嗣同并形象地解释道，通者“如电线四达，无远弗届，异域如一身也”；而与之相反的“塞”则“如电线已毁坏，不复能传信至脑，虽一身如异域焉。”他说“通之象为平等”，“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

在正文中，谭嗣同大加发挥：“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可以通学，可以通政，可以通教，又况于通商之常常者！”“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又况名者，由人制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你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因为上下不通，“由是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名”为“通”之“塞”：“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能涉想”，“三纲之摄入，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谭嗣同对“礼”的全面批判，对“名教”的讨伐，都是从“通”着手，糅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中外宗教中的平等思想，来阐述自己的“通”的思想。

谭嗣同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通”的反面是“塞”，“通”的表现是平等，“塞”的表现是不平等，宋明理学的灭人欲是人性之塞，封建的皇权统治是上下之塞，中外对抗的兵戎相见是中外之塞，父子夫妇伦理是家庭之塞，“中国自绝天地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地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入膏肓，至不平等矣。”“以太——仁——通”正是为了铲除梗塞，打破隔阂，实行平等。其思想指向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人相通，家家相通，以至于全球相通，以至于在同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谭嗣同的“通”思想和康有为后来成为体系的大同思想是完全有脉传关系的。

《仁学》以“通”为其思想精髓，突出展示了“仁”与“礼”的冲突。表现了在中国文化崩解的危机时代，新士人对文化出路的深刻关怀。《仁学》由此含有极端的批判意识，为了“仁——通”的实现，任何外在的制度、法规、习俗、仪式和意识形态都要否定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仁学》似乎被后人——革命派、历史学家有意无意地误读谭嗣同被正统史学所重构，他得到了后来激进革命者的普遍推崇，其思想中的革命因子被尽力渲染，其历史形象因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害而偶像化，并被捧上革命家的神坛。

谭嗣同认识到，“君与臣隔，大臣与小臣隔，官与绅隔，绅与士隔，士与民隔，而官与官，绅与绅，士与士，民与民，无不自相为隔”，这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症结。清末民初，交通的便捷，报刊的繁荣，城市化的加快，现代思想的渗透，使原先“国”与“家”的领域得到拓展。但直到辛亥革命之后，广大的城乡社会仍然是非常闭塞、消极、愚昧、对政治漠不关心，社会隔绝的现象并无太大的改观。可见，一个“通”字，确实扭住了中国文化和社会进步的牛脖子。仁者通也，“仁——通”必有此端与彼端，在维新时代，显然就是与世界的沟通，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引向世界，将世界先进文化与文明引入中国。

以“通”为结构主体，正如中西方大多数学者注意到的那样，谭嗣同用激情澎湃的语言鲜明地表达了“完全否定和彻底解放这两个如影随形的主题。在这些语言中产生了一种革命的朦胧概念”。正是这一点使其成为民主革命思想的活水源头。谭嗣同彻底的反传统，将道置于器下，器大道小，器重道轻，道依器存。年轻气盛的谭嗣同，不仅颠倒器道，而且在夷夏观上大放厥词，重释“夷”“夏”，构成湖南思想界对儒家道统与政统的第一次严重冲击。湖南维新派也创立了以西学观照、衡定和裁决中学的新范式。但这一切思想的根本仍然是“仁——通”思想：希望有仁慈的君主、清明的君主专制政治、仁通平等的封建伦理道德、通达畅流的社会经济文化运行境界，这才是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实质。秉承湖湘学派自宋朝胡安国开创的理学思想源流，胡宏、胡寅曾上书厉数朝弊，清初王夫之著文痛斥君祸荼毒天下，谭嗣同则希望朝廷存“仁心”，行“仁政”从“匡扶社稷”的思想来分析谭嗣同仍然是一个“吁天”的传统士绅。

年轻气盛的谭嗣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具有明显的反理性性质。首先，他以一种权威反对另一种权威，将孔子的思想独断化。他理解的民主政治的社会蓝图，具有空想的乌托邦成分。他说“故民主者，天国之义也，君臣，朋友也；父子异宫异财，父子，朋友也；至于兄弟，更无论矣。”“无所谓国，若一国；无所谓家，若一家；无所谓身，若一身。夫惟朋友之伦独尊，然后彼四伦不废自废。”他的思想中包含有取消种族、国家、家庭等等限制与束缚，兼有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这是其“仁——通”思想的副产品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通”，《仁学》中明显地没有流露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而由于内外民族压迫而产生的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在谭嗣同同时代的许多人的思想中已开始成为突出的特征。这也正是学界许多人对谭嗣同一些带“卖国主义”色彩的思想情绪难以解读的要害所在。其欢，谭嗣同强调“心力”的巨大作用，强调神形通，表现出唯意志主义倾向，这是“仁——通”哲学思想向一个极端的泛滥；最后，为了“通”，谭嗣同在抨击传统文化的同时，表达出对中国传统政治实施暴力革命的思想与倾向，这种崇尚意志力和暴力革命，谋求直接行动的非理性取向被后来者片面继承、发扬和光太——一种并不自觉的思想被自觉者接受了。

总之，“仁——通”变法的思想，是谭嗣同《仁学》著作内在的中心思想与精髓所在，激进革命的思想则是外在的流衍和学术的“迷思。这一结论不仅有文本解读的支持，也符合当时的时代思想风潮，更符合谭嗣同个人的官宦贵族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