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是亚洲历史上重要的转换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越过重洋，用武力迫使亚洲各国向其开放市场。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日本在黑船事件之后，相继被迫宣布向西方各国开放。深刻的民族危机摆在了两国人民的面前。吉田松阴和谭嗣同作为两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倾注自己全身心的精力、甚至以生命的代价去探求拯救自己祖国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二人开国后的思想认识、行为方向的探讨，对中日两国的现代化问题做一透视。
一、共同的国家民族存亡之危机意识
1853年6月3日，美国舰队司令彼利率舰船驶进江户湾浦贺，要求幕府接受美总统国书；沙俄闻讯后，亦派海军中将普查廷为特使，率舰船于同年7月到长崎，要求划定国界并通商。在这民族危机关头，吉田松阴向国人敲响了警钟：“呜呼、日本一天一天衰退下来，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除了灭亡之外难道还会有别的路吗？”日本如果继续锁国，更大的危机将要来临，将是继印度、中国后的被殖民国家。日本不但存在着“东为米利坚，东北为加摸察加，为奥都加，神州之所以为深患大害者，话圣东也、鲁西亚也”的近临危机，还存在着“欧洲各国与日本相隔万里，尽管古时亦与日本未有交往，但是由于舰船的发达，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国试图侵略弱国日本，已成为我国之大患”的远临危机。在这种危机意识之下，他认为日本要摆脱危机，必须实行开国、攘夷、尊皇三位一体的政策。
中国在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创之后，领土被割让，被迫同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的败北，形成了世界列强瓜分中国的局势。“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他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他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谭嗣同在得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时，深深感到中国之亡旦夕将至。“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面对中国“台湾沦为日之版图；东三省又入俄之笼网；广西为法所涎：云南为英所倪。迩者缈州海湾之强取，山东铁路之包办，德有逐逐焉。”在中国扩大领土，搜刮廉价的劳动力，无限地增值资本主义的财富，最终建立殖民主义统治，这就是西方侵略者的目的。中国要摆脱危机，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生产。
面对共同的危机现实，两国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思维走向及其思想特征再现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吉田松阴出身于武士之家，不但受到儒学思想的熏陶，而且又受到兵学教育。他的思维有知识分子对危机的忧患，还有兵学者对局势的冷静分析与判断；谭嗣同的危机意识已经不仅仅是表现在反对西方侵略的简单的军事抗击，而是在政治、经济相交叉式的双方位中展开的综合思维。然而无论是吉田松阴还是谭嗣同，他们都基于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无限的热爱之情，产生出对国家与民族未来命运的忧患意识。
二、学习西方、实行变革的使命感
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不断侵略亚洲各国，恣逞凶狂，它们是亚洲各国人民的敌人。然而由于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代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敌人又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并且建立起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它们又是亚洲各国所应该学习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双重的挑战摆在中国和日本知识分子的面前：一方面要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维护民族的自尊与独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正视西方的文明，以西方国家为师，寻求民族振兴之策。吉田松阴在谈到“夷以贸易为生，以侵掠为事”的同时，也提倡向西方学习，认为“夷之术或可以补我之阙。”发展商业，尤其是发展贸易对日本的现在与未来相当重要；谭嗣同认为“且彼抑知大卜之大患有不在战者乎？西人虽以商战为国，然所以为战者即所以为商。商之一道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人心风俗皆败坏于此。今欲闭关绝市，既终无地无此一日，则不能不奋兴商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岂一战能了者乎？”指出中国向西方学习，发展民族经济，对于向近代国家迈进有重要意义。提倡向西方学习，发展商业，实行贸易生产，输入近代科技文明，以图国家进步、统一富强，是吉田松阴和谭嗣同的共同认识。
那么，以什么态度向西方学习呢？吉田松阴说“人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取舍短长，类聚部分，以用之，自古之政也，夫不取舍短长，犹铅刀为钳，不类聚部分，犹倒持镆耶。”反对生搬硬套的方法，主张结合日本的实际需要进行“取舍”和“类聚”的学习。并对当时日本社会上“儒者之艳于汉，医者之艳于兰，其理一也，夫艳丁外国者，祸寓于不测。”对一切以外国为标准，不加思索地全盘照搬的思想与行为给予了谴责。谭嗣同认为向西方学习，要有“学生”向“先生”学习的姿态。但准则是“彼治于我，我将师之；彼忽于我，我将拯之。”“学生”不是机械地学习“先生”的先进的东西，要“各国之长并取之，各国之弊立去之。”的学习，才能赶超先生。可见，在坚持本民族的立场，不崇洋媚外的原则之下寻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自强，是近代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思想特征。
但是，由于两国的社会结构的差异与不同的文化特点，使二人在西方学习的侧重点上产生不同。吉田松阴表现出对军事国防一面倒的倾向。“大城之下，益兴兵学校，教诸道士学校中，置操演场，习炮锐步骑之法，立方言科，讲荷兰俄国美国英国之书。”“宜向各国派遣俊才，使其购买各国书籍，学习各国技术，然后使此俊才为学校之师资”是学习西方的主要设想。同时在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上，他也投射出兵学家的思考方法。这种思考方法既影响着他本人开国后的思想与行动，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左右了日本近代的走向。吉田松阴对弱肉强食，弱者将被殖民地化近代的国际社会现实，有强烈认识。他的学习西方不仅仅是为了能够摆脱被殖民的危机，更为了能够成为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发达、富强的国家，并与其平等地参与近代的国际竞争。这种思维意识明确地体现在他的思想中。而这一思想的发展会导致出极大的危险性，那就是诱导日本也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去侵略弱国，掠夺他国。他明确表示“仆窃为国家思今之策，既与鲁墨和决不可自我生事，宜严章程谨约束，不令其骄悍，乘间收满州而逼鲁，来朝鲜而窥清，取南洋而袭印度，三者当择其易为者而为之，是天下万世可继之业也。”虽然这只是吉田松阴在日本开国后思想上的构思，然而，最终它毕竟成为日本的国策之一，并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吉田松阴在维新前夜的日本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在他创办的松户村塾中，既涌现出了像皈本龙马、高杉晋作这样的维新志士，也造就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样左右近代日本国家命运的生徒。由此，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视点投入到日本近代化的历史上，就不难理解日本为什么会有着令世界瞠目结舌的速度实现了近代化，接着又迅速走上侵略他国的军国主义道路上去的历史现象。
谭嗣同针对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现状，认为中国摆脱贫困落后面貌的关键，是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他分析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一种“柔静”，这种“柔静”的小农经济的弱点是，不求进取。因此，面对西方涌来的大潮无法顺应。小农经济是一种不能富国富民的经济结构。中国必须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要允许资本家自由设厂、开矿、通商贸易，广泛使用机器生产，发展先进科学技术，中国才能赶上西方国家。他还明确提出，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学习西方主要在于学习机器生产这一环节。他鼓励在中国推广使用西方的先进机器进行生产，以真止带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国家富强。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是垂涎中国丰富的资源的事实，他宣告“今之矿务、商务，已成中西不两立不并存之势”。矿务和商务同是中国“自立”、“自强”的基础，是中国“今之下手处。”中国要“先自开其矿，以图富强，始能制人。不然，人将夺我立矿以制我矣。”由于谭嗣同在向西方学习中注意到经济、商业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在他的论著中，也特别体现出对西方算学、物理学和社会学的兴趣，并将其纳入到《仁学》之中。他吸收了19世纪西方物理学流行的“以太”说，认为以太是充满宇宙的原始物质质点，并将以太传播光的电磁波媒质作用说成是“仁”的显现。“其（以太）显于用也，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墨谓之‘兼爱’，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谓之‘视敌如友’；格致家谓之‘爱力’、‘吸力’；咸是物也。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为儒学注入了近代自然科学思想。展现了谭嗣同全新的、不同于吉田松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
总观吉田松阴和谭嗣同开国后的思想，还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观察社会现实问题中，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士”的问题。吉田松阴认为当今日本土人风气日渐衰落，改革首先要从“士”的问题上开始。日本武士阶层是封建统治者固定的亲兵，不事生产只依靠俸禄而生活。江户时代，长期的战乱撕杀已经结束，社会渐趋稳定，武士深感在新时代里除了武的技艺之外文的学问也必须具备，开始钻研学说，尤其是对儒学的钻研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与时尚。相对而言，刀枪武艺往往居于次要地位，甚至有的仅仅成为一种装饰，就如同和平时期武土的佩刀那样。吉田松阴宣称自己并不反对武士对学问的追求，但“文武之易偏，自古而然，贾陆之无武，绛灌之不文，比比皆是。”提倡在日本文武并重，只有“贯武门之籍，学武士之道，其所素志，所常职”，才能使日本在“近世黠虏觊觎，奸情难测，庙堂深卢，边备数敕，于是天下之策士论者，目击时事，晓晓各言所见。”发挥士的真正作用，才能使日本参与到近代的社会竞争中去。谭嗣同认为中国近代的“士”存在着严重的轻商轻利的思想。“若分之所谓士，则诚不计利害矣，养民不如农，利民不如工，便民不如商贾，而又不一讲求维持挽救农工商贾之道，而安坐饱食，以高谈空虚无证之文与道。夫坐而论道，三公而已。分之士，止骛坐言不思起行，是人人为三公矣。吾孔子且下学而上达，今之士止贪上达不勤下学，是人人过孔子矣。”要改变这种有害的士风，就要在变法中变科举，“故议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土始则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然后人才不可胜用，人才多而天下始有可为矣，舍此更无出身之路，斯浮议亦不攻自破。故变法者非他，务使人人克尽其职，不为坐食之游民而已。”谭嗣同一针见血地指出士人这一弊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实属难能可贵，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如果我们对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的思维进行对比，却不难发现另外一个现象：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提倡尚武精神，信奉的是“仁者天下无敌”，因此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很难突破传统的轻武重文观念。在19世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沦落了几十年，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沉思的课题。
三、对传统儒学的反思
吉田松阴和谭嗣同在主张积极主动地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东方传统儒学的反思，并借助西方文化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以求传统儒学的新生。吉田松阴在讲解《孟子尽心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云云”时，对中国的儒学做了一段相当长的阐述“尧舜禹圣圣相乘，礼乐制度无须论述，唯有精一之训。殷周易代之际，前王之礼乐制度亦因其道而传，别无口授精一等，然道已充其中而显其外。至周衰而孔、孟起，孔、孟皆无君相之位，欲以礼乐制度而传道未能，徒诵仁义道德而传至后。孟子死后其传虽未有继，苟卿、杨雄、王通、韩愈，宋之周、程、张、朱等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他汉之司马迁刘向，唐之柳宗元，宋之欧阳修等皆并相上下。然后世事愈繁，论愈密，道愈分，其弊害亦难免。前述周亡秦为天子之时，悉除去三代之礼乐制度，独以刑法口令而制天下，秦灭绝以来，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宋之艺祖，明之太祖，虽谓千古之英雄一世之圣贤，其刑法口令多因循秦制，礼乐制度仅为修饰之用，刑法口令就是刑法口令，礼乐制度就是礼乐制度，道虽充其中，然未见发挥其外，由此仁义道德全为儒者之私有，人君徒有刑法口令礼乐制度之虚名。今若有对这两种分裂担忧、欲以统合之君主和儒者，虽可谓明君通儒。倘若依然分裂如旧，则仍未脱出庸君迂儒之域，又后章圈外程正叔序处，载有明道先生之事，不信宋儒者，谓此为一家之私论，吾对此反复思考，是岂一家之论乎？宋以来诸儒辈出，各树一帜，虽谓之相互出入异同，然并未出周程张朱之域，而明道先生为其中道德杰出之人，并谓之承孔孟之统，何尝不可，而谓之一家之私论者，是门户妒忌之见。”他认为中国儒学自秦以后被践踏，直至宋朝方逐渐被恢复，反映了吉田松阴在儒学思想上崇尚中国的远古三代，信奉宋儒的倾向。因此，他批判三代以后的中国儒学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装饰品而已以及中国儒学中的门户之争的弊端。并表示由于中国儒学精神被践踏，形成空言统一的纸上说教，从而导致了元朝与清朝两代异民族对汉民族的统治。儒学的大义、精髓在中国已被破坏，因此恢复儒学的真正精神，重倡日本儒学的传统，便成为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吾长门之国，位于西海之陬，隔海于邹鲁相峙，重新唤出邹鲁之圣贤，简直就是我长门的责任。谭嗣同认为中国自秦朝以后，荀学败坏了儒学，孔学成为绝学。秦汉以后孔子的思想被封建、专制与独裁所取代。“孔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益子，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子之志；一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庄故痛诋君主，自尧、舜以上，莫或免焉。不幸此两支皆绝不传，荀乃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从而使中国出现了“君统盛而唐、虞后无可观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乃若区玉检于尘编，拾火齐于瓦砾，以翼万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为王船山之遗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谭嗣同推崇三代，对三代以后的儒学现状很失望，唯独推崇黄宗羲、王夫之。由于在黄宗羲的笔下对中国君主专制有抨击，蕴涵着对民主思想的渴望，使他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有着强烈的共鸣。“若夫与黄、王齐称，而名实相反，得失背驰者，则为顾炎武。顾出于程、朱，程、朱则荀之云礽用也。君统而已，岂足骂哉。可以看出，反对君统而倡导民主是谭嗣同对传统儒学取舍的标准。
那么，如何认识儒学中的君权思想？如何看待观实社会中的君权问题呢？吉田松阴在讲解《孟子梁惠王厂》的“汤武放伐”时，以日本同中国的历史截然不同为基点，明确宣布反对中国儒学思想中关于“汤武放伐”的革命思想。他称日本是“天日嗣永天让无穷，此大八州，为天日之开辟处，守日嗣之永久处”的国体。在这样的国体之下，日本的“天下是一人的天下”。在日本国体的约束之下，纵然是暴君也不能推翻，还要尽忠。因为“即使是何等的暴君、顽父，为臣者如果能更好地尽自己的忠孝，岂能有不被感化的理由。”吉田松阴通过改造中国的儒学，结合日本历史的特点，倡导“君臣一体、忠孝一致”的日本儒学思想体系下的君臣关系。在君权的问题上，从儒学与日本社会的双向角度采取了绝对维护的态度，与中国的传统儒学进行了理论上的彻底对决。他提倡以“大忠”的精神侍奉君主，并对儒学的“三纲五常”极力地赞扬。认为“三纲五常”不但是为人的基本准则，更是为士的必行之道。那么，吉田松阴如何对待现实政治上的君权问题呢？他说“大忠”的“君臣一体、忠孝一致”绝不表现为对权威的消极恭顺，而应该是为臣者对君主无私的谏争，甚至是死谏君主。所谓“事君者，与君主的意见不同时，应该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做到死谏。哪怕是被幽禁，被饿死也要在所不辞。在这种状况面前，哪怕是功业与名誉全都丢掉，为臣之道也不能失，这才是真正的忠义精神。”这说明了吉田松阴走向近代时，利用传统思想作为精神武器，借此发掘出民众的战斗力。这也体现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儒学思想的实用特征。谭嗣同在对待君权的问题上与吉田松阴的思想截然对立。他赞同汤武放伐学说，认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戳之，初无所谓叛逆也。叛逆者，君主创之以恫下天下之名。”因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齐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他反对为某个君主尽“死节”和“忠义”。民对君绝对不能有所谓尽忠式的“死节”。民对君“只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即使是昏君，也要唯命是从，这是助杰为孽。谭嗣同在批判君权的同时对儒学思想中的封建伦理也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两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伦，沿及今兹，方愈剧矣。”他严正指出：“夫彼君主犹有耳目手足，非有两头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也，亦果何所持？以虐四万万之众哉？则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治人之心。”他认为三纲五伦是以“名教”将封建的森严的等级关系固定了下来，是用“名教”杀人。谭嗣同如何看待现实政治上君主的权力呢？谭嗣同在批判君主专制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抨击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他把中国落后的根源归结为满族贵族的反动统治。他认为：在中国君主专制的历史上，其为祸最烈的是辽、金、元，此后则是清政府。他把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看作异族专制，这种专制尽逞凶残淫杀之威，掠取中原财物，屠杀中原人民。这种认识虽然夹杂着大汉族主义的因素，但主流是服务于反清革命的政治需要。然而，在谭嗣同本人的社会实践中，他把反击君主专制、实现平等的希望仍然寄托在清王朝，明确地说是光绪帝的改弦易张、实现君主立宪上，反映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四、结束语
吉田松阴，在西方势力直接要吞灭日本的危急之时，怀尊王攘夷之抱负，奔走于救国救民之大业。以“仆为忠义而行，诸友为功业而行”，“仆偷生于狱舍，耻亡友于九泉”的气概而勇敢地面对死亡，为日本近代维新革命贡献出年仅29岁的年轻生命。其舍生取义的壮举不但影响了近代日本，而且在中国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清末诗人黄遵宪以“丈夫四方志，胡乃死槛车，倘遂七生愿，祝君生支那”诗句，呼唤在中国出现像吉田松阴那样的爱国志士。吉田松阴之后经过39年，在中国爆发了戊戌变法运动。为变法而不惜流血的爱国志士谭嗣同的壮举令世人瞩目。“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与吉田松阴成为照耀在中日两国近代历史上两颗璀灿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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