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津教案的发生

自清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后，外国列强在中国享有了多种特权，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就是其中之一。传教士依仗帝国主义的势力，欺凌中国官员和民众，引起官员和民众的愤慨。在旧仇新恨交织的情况下，爆发了同治九年（1870年）的天津教案。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曾国藩因此案离职，外国传教士亦由此开始嚣张起来，为非作歹，中国官员不敢申张正义。民教相争，外国传教士出面干预，平民恒屈，教民恒胜，以致教案迭起，民愤愈甚，遂酿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

天津教案由拐卖幼孩和天主堂大批婴儿死亡引起。农历五月初，传染病在育婴堂内流行，约有40名婴儿死亡，葬于河东义地。因乘夜掩埋，草率行事，有的尸体暴露，鹰啄狗刨，惨不忍睹。每天有数百人围观，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官员皆目睹。一般死人皆由内先腐，唯此尸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众人议论纷纷，皆疑为法国教堂虐杀所致。群众自发地开展搜捕拐骗婴孩犯的行动，且有政府官员和衙役参加。五月八日（6月6日），民众在天津西关查获静海县的迷拐幼童犯张铨、郭拐等3人，其中1人为天主教徒，被天主教堂通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去。对此，民情汹汹，疑迷拐幼童之事与教堂有关，天津道府官员迫于民众压力，经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会审，将张铨、郭拐审结处死。天津府发布告示称：“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眼挖心，以作配药之用。”示出，民情沸腾，传言益广。五月二十日（6月18日），天津县桃花口民团将抓获之拐骗犯武兰珍送县。其供称系被教堂门丁王三诱入堂中，付与药包，令其外出迷拐男女：“前在穆庄子拐得1人，得洋5元。”知县刘杰感到为难，拿供单去见知府张光藻，张以事关教堂，应由崇厚决定。崇亦因社会压力太大，不能不予查办，遂令天津道周家勋去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请其将教民王三送案对质。丰同意查问有无此人，但迟至次日仍无音信。崇厚令刘杰前往询问，刘杰要求丰大业允许官方对教堂和育婴堂进行一次直接调查，丰却认为刘是事件的煽动者，将其呵斥而回。崇厚只得亲自去见丰大业，丰初推不管，继之又令天主堂主持人谢福音查问。谢将王三密匿堂室，诡称堂中并无此人。崇厚等无奈，只得商定由天津道员周家勋率知府、知县官员，带拐犯武兰珍赴教堂指认门径。结果，堂内并无棚栏、天棚，与供情不符，武兰珍又反供，一无所获，不能定案。地方官员感到此案无法再查下去，遂带该犯赴三口通商衙门，与崇厚“议以不了了之，即可完案。”拟即出示晓谕，并将武兰珍先行正法。

天津地方官员离开教堂之后，仍有士民群集围观，见教民出入，齐声讥诮。堂内佣人出来扭住一群众发辫殴打，双方发生争斗，谢福音派人告知崇厚，崇即令两巡捕前去镇压。巡捕到后，众人均已敛手。此时，忽有堂内人出来，呵斥巡捕“因何不将闲人拿去。”巡捕回称：“彼不闹事，何以拿他？”丰大业闻声而出，持鞭将巡捕乱打。两巡捕跑回告之崇厚，崇又令一弁前往。丰大业和随从西蒙各执利刃洋枪，揪住来弁发辫，一同去崇厚衙署，脚踹仪门而入，见崇即放一枪，崇逃入内室，丰拔剑击桌，并将室内器具砸毁。经众巡捕将丰劝住，崇又出来相见，丰又放一枪，口称：“尔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事，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依”等语，与西蒙手持刀枪而出。

当时纷传在三口通商衙门与法国开仗，各火会鸣锣聚众，前往救援，手执刀枪，齐集崇厚衙署外。崇厚怕乱中出事，劝丰不要此时出门，丰大业口称：“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遂复走出。崇厚只好派两弁护送其回天主堂。路旁民众执刀怒视，犹未动手，且纷纷后移，给丰让出通路，令其通行。丰行至浮桥，与知县刘杰相遇，丰迫其平息动乱，刘杰只是劝丰暂回三口通商衙署，免出意外。丰当即向刘杰开枪，击伤刘杰之随从高开，西蒙也向群众开枪射击。愤怒的群众一涌而上，痛殴丰大业和西蒙。下午2时，两人在法领事馆门前毙命。群众涌入教堂，又至领事馆，搜杀谢福音和吴文生，然后点火焚烧。又到仁慈堂，杀死10名法国修女，焚毁仁慈堂和婴儿院，12名婴孩被烟火熏死，救出中国男女150余人和幼童80余人，送往县衙，至下午5时群众始散去。在返回途中，拆毁英、美教堂4所和法国圣沙勿略院。还有法国、俄国以及比利时、意大利、爱尔兰共计20名外国人死亡。另有华籍教徒三、四人死亡，多人受伤。并在天主堂内搜出拐骗犯教民王三，在教堂门前抓获拐犯教民安三。

五月二十四日（6月22日），法、英、美、俄、比、普（德国时称普鲁士）、西（班牙）国公使联衔照会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各国派军舰18艘到天津、烟台海面示威，并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报纸上鼓吹用武力“惩戒中国官民”。英国政府令其驻华公使威妥玛帮同法国公使罗淑亚办理此案。

二、天津教案处理始末

天津教案爆发后，清政府极为紧张，立即通令各省督抚弹压民众，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并令直隶总督曾国藩由保定赶赴天津查办，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道歉。

六月八日（7月6日）帝谕：“曾国藩奏启程赴津筹办情形一折，据称‘教堂牵涉迷拐一案，讯供稍有端倪，尚未能确指证据’等语。此案启衅之由，因迷拐幼孩而起。总以有无确据最为关键，必须切实根究，则曲直既明，方可再筹办法。至洋人伤毙多人，情节较重，若不将首倡滋事之犯惩办，此案亦势难了结。着曾国藩、崇厚悉心会商，体察事机，妥筹办理，以期早日完案，免滋后患。曾国藩拟将误毙俄国人命及误毁英美两国讲堂先行设法议结，不与法国牵混，所见甚是。着即会同崇厚妥为商办，以免纠葛。”

曾国藩接旨后，极为恐惧，但因职所任，无法推诿。他深知“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自知赴津凶多吉少，离保之前，给儿子写下了遗嘱。六月十日（7月8日），曾抵天津。天津48堡代表拦舆递禀，继续控诉教堂残害幼童、挖眼剖心的罪行。士绅们则以居民代表身份晋谒，向曾提出各种主张，为参与事件的人开脱，并拒绝协助缉拿凶手。朝廷内部数位亲王大员主张安抚天津士民，甚至主张与法国断交。六月二十一日（7月19日），威妥玛与罗淑亚抵津，同日，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失利。本来这是个良机，可曾国藩、崇厚没有抓住。曾、崇分别于六月二十二日（7月21日）、八月二十三日（9月18日）、九月十三日（10月8日）向清廷报告天津教案办理情况。

第一次奏疏是报告天津教案起因、案件调查情况，以及镇压民众和撤换天津地方官员的意见。清政府给曾的上谕明确指出：“此案启衅之由，因迷拐幼孩而起，总以有无确据最为关键，必须切实根究。”而曾为讨好洋人，在接上谕之前，已遵法国公使罗淑亚的要求，将拐骗犯教民王三、安三和非教民武兰珍放走，使这一最关键的问题无从“切实根究。”他奏疏的主体内容不是拐骗犯的罪行和证据，而是长篇累牍地解释对教堂“挖眼剖心”的传言，认为全系谣言，毫无实据，必无其事。之后又颂扬天主教的仁道，其用意就在于回避迷拐案的主题。

迷拐人口本是教案的导火线，曾国藩在奏疏中却隐瞒了教民王三、安三，非教民武兰珍迷拐孩童和仁慈堂收养被拐人口的时间、地点、人证、物证、口供俱在的案情。疏中称：“教民迷拐人口一节，王三虽经供认授药武兰珍，然尚时供时翻。”“亦无教堂主使之证据。至仁慈堂查出男女150余名，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拐骗情事。”

而天津知府张光藻给曾国藩的密禀称：“从天主教救出的幼孩，其中有供系迷拐而来者。”“从仁慈堂救出大小男女150口，鄙府逐一讯问，有数十人不知姓名里居，并不知从何而来，想系被拐卖于教堂者。”烧毁教堂之日，“众人搜获教民王三送县，提犯指从对质，供明伊以利诱武兰珍迷拐人口，先拐一人，给大洋5元。每早在天主堂外交武兰珍药一包，令其出外拐人。”“又曾给安三迷药，令其迷人。”“安三隶籍永清，亦系教民。二十三日（6月21日）在大桥上拐厨夫之子，欲带赴教堂，被乡民拿获送县，讯供属实，所拐幼童当经其父认领。该犯迷药亦系王三所授，业经天津县提供对质，供明在卷。”后经天津道府官员“在县署提讯王三，亦据供认不讳”。“王三、安三皆天主教民，而皆用药迷人，虽所迷之人或卖于教堂，或转卖他处，未必果真杀害，而津民之因拐迷而毁其教堂，实教民王三、安三以致之，并非尽凭谣言。”曾国藩昧着良心把朝廷要的这些证据隐瞒了。

曾国藩害怕事后受到追究，在编造上疏谎言之后，又特具密折一封谓：“武兰珍原供迷药得自王三，当非妄语。此外尚有教民安三迷拐幼孩，于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被获报案，供认不讳。其称迷拐之药亦系得自王三，则王三授药于人，主使出拐亦非一次。又河间县拿获拐犯王三纪，解压省城，据供伙党均系天主教民，所拐孩童均送天主教堂。据此数犯之供，教民之拐已无疑义。而堂中拐匪既多，领馆纵不与闻，其传教之人断无绝不知情之理。此案地方官初次查讯之时，丰大业曾对天津道周家勋言及，‘彼国好收穷民，每令习教之人随时收恤，而教民不得其人，从而迷拐或不可知云。’可见该领事亦难自保。从仁慈堂救出之男女，即有被拐者2人。其中有冀州人刘金玉，臣在静海派员审讯，供称二月被拐入堂，此皆近事之证据。”这个密折是备用的，并未发出，基本上与天津知府的密禀相符。他这样做，是由于深知迷拐案的严重性。如若把责任追究到洋人，怕洋人不依而引起衅端，自己的乌纱难保。莫如编织一套谎言，欺骗朝廷和民众，掩盖教案真相，不再追查教堂责任，不惜牺牲中国官员和民众，以达洋人之满意，清政府亦无话可说。按他自己的话：“目下专求息事。”“诚恐有碍和局，故不惮委曲迁就。”“躬冒不韪，冀以消弭衅端。”对府县官员治罪亦承认“忍心害理。”为一时的苟安而不惜丢尽国格、人格和国家、民族的利益。

第二、三次奏折是报告处理教案的情况。最后议定：对追查迷拐案的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赔偿法、俄、英、美4国损失和抚恤费共银502285.19两；以杀人罪抵偿洋人死亡数处死民众20人，以抢劫和伤人罪判处充军杖徒各刑25人。因拐骗人口而引起天津教案的王三、安三和武兰珍却逍遥法外。九月二十四日（10月19日），天津数万民众为判处死刑的20名民众送行，并为牺牲者建公墓，立碑建祠堂。

因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不妥，清廷调其回任两江总督，教案告一段落。

曾国藩为清朝一代名臣，经验丰富，才华出众，为清朝统治者尽心尽力。他作了许多残害人民的事，如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天津教案等，实为一罪人。但他为巩固清朝廷的统治，也作了一些整饬吏治、兴修水利、处理积案等要务，这些在客观上有利于黎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