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内忧外患，封建旧秩序难以维持下去，人心思变成为当时社会的时代潮流。谭嗣同力行新政终致失败，然而谭最后还是想用自己的鲜血来唤醒中国人。当日本公使劝他出逃时，谭坚定地说：“大丈夫不做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何作惜！并且外国变法无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嗣同始。”谭嗣同的鲜血让众多的爱国者抛弃了对清朝的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革命排满”民族观之因袭
以那拉氏为首的满清统治，弄得民不聊生时局动荡，仇满意识在社会中弥散开来。谭嗣同对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要求推翻满清政权，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在《仁学》中态度鲜明指出：“洪杨之徒见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谭嗣同还把中国落后的根源归结为满洲贵族的反动统治。当时清廷“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民之俯首贴耳，恬然坐受其鼎镬刀锯。”对此，谭嗣同深感痛切和悲愤，“质言之，如此黑暗地狱，直无一法一政足备记录，徒滋人愤懑而已！”这些尖刻的语言和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文告几乎如出一辙，呼吁反清革命。
正如李喜所在《谭嗣同评传》所说的，从谭的反清言论，还不能清楚地找到一根线索，至于系统性和哲理性更谈不上。反清的纲领、内容、策略、步骤更找不到。相比于他的维新变法主张，谭嗣同的反清革命思想只是一种萌芽，还没有从义愤发展到理智。它只在《仁学》中发挥了一下，后来就基本没有再加论述了。
然而，谭嗣同等人倡导的戊戌变法运动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传播了资产阶级学说。到了20世纪初年，谭的反清言论争相为革命党人所推祟，变成无价之宝了。尽管顽固派拼命扼杀，但风气既开，不可阻挡。“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腾沸，不可遏抑。”变法以流血告终，人们深深知道，“维新终未可以容晏然以得之，则仍不得不望民党之崛起。”就连保皇斗士康有为也不得不承认，“而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趟革命。”由此可见，谭嗣同在《仁学》中阐述的反清革命思想，虽然只是一束火花，但后来却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先导。
四川青年邹容被谭舍身唤国魂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人人惧畏死，则杀身成仁可言，若谭者，可谓杀身成仁也。”要之，仁之所者，虽粉身碎骨之计，乃义务也。”邹容从谭的血腥昧中觉悟到，满清王朝朽木不可雕，指望和依靠清廷去摆脱这个政权体制本身所酿成的巨大危机，扫除弊症，革新陈规，去圆强国之梦，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目的的空想。在非革命或和平方式彻底行不通之后，只有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推翻阻碍社会发展的清王朝。建立和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就是一条别无其他选择的道路了。邹容力主排满革命的呼声相当高昂，在《革命军》第一章绪论中，开笔便写道：“扫除数千年种种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耻辱。”“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
出身贫寒曾靠人救济度日的陈天华，对底层人们生括的苦难，相比于出身士大夫家庭的谭嗣同，更加富有同感和共鸣。他对专制统治的旧秩序和旧制度发起猛烈冲击，可以说是建立在民情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的。《绝命辞》一文中反满立场坚定。“近今革命之论，嚣嚣起矣，鄙人亦此中之一人也。”“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至此，谭嗣同萌芽的反清思想，在邹陈论著中轮廓鲜明化了，态度明朗化了。
如果说谭邹陈是反满宣传的鼓手，孙中山则可以说是反满的实践家，把他们的呼声与呐喊直接融入革命的纲领之中。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孙鲜明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直接指导陆皓东领导的广州起义和1907年等一系列的武装起义。经过孙中山奔走呼号，形势根本改变。“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中国，争得法理，政治论以为羽翼，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磅礴而郁积，下至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十几年间，谭以身殉法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抛弃了对改良的渴望与幻想，加入革命阵营，要求倾覆满清反动政权。
“革命排满”民族观经过萌芽、兴起、发展，迅速为世人接受。因为清廷所作所为让人们清醒认识到，如果延续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不仅数亿中国人民要付出沉重的痛苦代价，而且国家摆脱危机和走向昌盛也将面临巨大的障碍。辛亥革命推翻满洲贵族统治，是顺乎民心的历史必然选择，亦合乎世界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大潮流。
二、“师夷制夷”外交观之传承
从《上欧阳中鹄》一文中，我们可以发现谭嗣同对当时局势焦虑万分。“今遇教案四起，各国得以有词，板荡陵夷，中国无息肩之日，而五大洲之战祸亦徒此烈矣。辽、旅既未而还，台湾尚差能枝桂。二万万之兵费几于告贷无门，如再有他变，岂堪设想！面对国家权利的沦丧，谭嗣同深受惊震，痛恨外敌变本加厉的入侵。
反思天下大势，谭已经敏锐地感到清王朝闭关锁国外交政策的严重弊端，认为当时已经不是闭关自守的时代了。“且夫绝其通商，匪惟理不可也，势亦不行。”因为近代科技使得人们交往便利，已把世界联成一体了。“况轮船铁路电线德律风之属，几缩千程于咫尺，玩地球若股掌。”清廷不去适应这种世界潮流，实行“海禁”，造成中国近代落伍于西方。业须“为今之策，上焉者，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谭嗣同力主与外国通商致富，反映了当时民族资本家大声疾呼与外国侵略者进行“商战”的政治要求。
同胞遭受到列强铁蹄之苦，邹容悲痛欲绝，要求报仇雪恨。“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20世纪初年掀起留学热潮，邹容东渡扶桑来到日本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以便更好地改造旧中国。留学生涯开拓了他的视野，耳闻目睹西方的先进，也要求加以效仿。“立宪法，悉照美国的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取，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邹容这种学习美国先进的国家政策，其目的是努力争取“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惧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这样以来，新生的共和国便能有力抗击列强，求得平等地位了。
陈天华的作品《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基调是反帝，同时也秉乘了谭嗣同“师夷制夷”外交主张。“要学那，德意志，报复凶狂”，“有仇不报枉为人”，“那德国皇帝威廉第一与宰相俾士麦，想报法国的仇，用全国皆兵的制度。……不上几年，人人都是精兵。到了咸丰年间把法国打得大败，拿破仑第三扯下白旗，向德国投降。”为了抗击日本侮辱和压制中国留学生，1905年，陈天华在日本蹈海身亡进行最严正的抗议。《绝命辞》三千余言，字字渗透了死者对祖国的赤胆忠心，坚决驳斥日本帝国主义无耻谰言，有力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谱写了一曲反帝爱国的正气歌。最终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日本政府取消了“取缔规则”，并承诺留日学生十多项要求。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一生多游历世界各国，广泛采纳西方的长处，法国三权分立说，融入他的建国方略之中，创立五院制治国体系。“顾诸君之来日本，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可以说把“师夷制夷”外交观从历史的角度把握得相当准确。“而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孙中山接过反帝的旗帜，他提出的民族主义两大内容就是建设富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孙认为要爱国，就要摆脱外族压迫，维护祖国的统一，振兴中华。后来，孙中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矛头更是直接对准帝国主义。
“师夷制夷”外交观的传承，表现了先进的中国人开明的视野，亦是一次心态的艰难调整。它克服了落后挨打的民族自尊心的挫伤，转化为向西方学习的热忱；它也克服了清王朝曾有的唯我独尊与盲目自大。这样以来，使中华民族的心理步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对反帝与救亡实现的手段问题较好地把握，具有进步的时代意义。
三、“改造国民”教育观之流变
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倡言“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乃是变法图强的根本。2000多年来，人民在君主专制之下，灵魂被封建神学所扭曲，个性被儒家说教所摧残。尤其是清王朝推行严酷的文字狱，人民的精神更是被弄得麻木不仁。谭嗣同等改革派强烈呼吁，改善国民的精神素质，用近代科技和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来武装民族成员的头脑。在《仁学界说》里，他认为“灵魂，智慧之属也；体魄，业识之属也。智慧生于仁。”谭嗣同由此提出了“通则必尊魂；平等则体魄可为灵魂。”这一重要命题，孕育出“改造国民”教育观最初的种子。谭等人还认为，“窃观天下大势，环瀛万国，脉各皆通，强大各国，皆待机窥伺，欲益广富其国。”这样看来，“开民智”的神圣事业是顺乎世界形势的必然选择，被历史刻不容缓推上中国的议事日程。谭嗣同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开民智”的事业，创办时务学堂、浏阳算学馆等新式学堂来教育民众，为变法培养人才；筹划《时务报》、《民听报》、《矿学报》，翻译西方进步书籍，在人民被禁锢的思想领域吹送一股清爽的空气。他推行的新政短时期内起到了广开风气的作用，湖南原来“以守旧闻天下”，由于谭等人的努力成为全国新政的中心。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封建伦理说教和封建秩序必然培育出浓厚的奴隶意识，它严重束缚人们的发展。邹容的《革命军》有如一声春雷，以震耳欲聋的气势，响彻在千年专制古国的上空，它以相当集中的注意力揭露和批判了当时意识形态问题，指出奴隶主义作为精神枷锁的严重性。“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大到整个国家小到个体民众都有“奴隶之根性。”唤醒麻木的灵魂，教育责任重大；不发展教育甚至会亡国灭种。“吾闻法国未革命以前，其教育与邻邦等，美国未革命之前，其教育与英人等，此类国之往迹，为中国所未梦见也。吾闻印度之亡也，其教育与中国等，犹太之灭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此亡国之往迹，我中国擅其有也。”邹容渴望塑造新型近代国民，“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肢体努力，以砥以砺，拨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可见邹继承谭逼人的批判锋芒。
留日青年陈天华耳濡目染中外公民素质的差异，促使他致力于改造国民精神的宣传。在《猛回头》中陈指出，“第五要，兴学堂，教育普及。列位（各国的教育，前面已经讲明过了。中国此时，尚不广兴学堂，真是无从救了。”几千年来，占人口一半的女子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成为社会走向进步一大难以逾越的障碍。陈天华对此剖析相当深刻，并提出“兴女学，培植根本”的主题。他这样认为，“列位！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说，真正害人得很！外国女子的学问与男子一样，所以能相夫教子；中国的女子一点知识没有，丈夫儿子不但不能得他的益，且被他阻挠不少。往往有大志的人，竟消磨于爱妻慈母，男子半生都在女子手里，女子无学，根本坏了，哪里有好枝叶呢？”这些进步的主张打击了封建愚民政策，进一步启蒙了近代意义上的国民意识。
卷帙浩繁的孙中山文集中，他那些不胜枚举的激荡人心的演说就是带有浓厚的西方新气势的民众精神动员令，孙还致力创办近代各级学校以滋润国民思想。尤其在新立的黄埔军校中指定政治部着力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官兵英勇作战，为国效力的精神，完全有别于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的军人风貌。在不久后的北伐战争中，精神动员的效力尽情发挥，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劲敌，迅速统一全中国。
晚清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为建立共和国结束北洋军阀割据状态起到行之有效的思想动员作用，成为中国加快近代化进程的最佳催化剂。
四、“人民主权”民权观之高扬
近代民权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皇权主义对立的新观念，是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权思想既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古代民本主义的升华、也是向西方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晶。到了清末，谭嗣同等维新派则揭开了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与封建专制皇权思想激烈较量的帷幕。
谭嗣同维新变法的总纲领是“兴民权”，效仿西方要求“尽变西法”。不仅要兴民“政”，开设议院，让人民参与政权，而且还要兴民“利”，给“民”以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权利、象西方那样允许开办公司，招发民股，创办银行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使国富民强，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君主专制下人民无权，要想“兴民权”，必须反对被封建主义奉为“大纲大法”的种种观念与标准。谭嗣同历数千百年来封建专制的残暴与罪恶，悲痛地控诉着君主独裁，指出它剥夺人民权利的深重罪孽，“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痛斥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尊严，这在当时文字狱盛行的清王朝，无疑需要莫大的胆识和勇气、无疑是振聋发聩的雷霆。谭进而批判封建伦理：“由是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夫彼君主尤是耳目手足，非有两鼻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万万之众哉？则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这种激进的批判传达了反抗旧制度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代信息。
“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把比较彻底的天赋人权说、民主共和制、卢梭、华盛顿、法国革命纲领、美国独立宣言……统统以明朗的语言搬进《革命军》中。“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这些鲜明的主张是与君权神授的封建教条针锋相对的。为了动摇君主专制的根基，邹容从国外搬来法学理论，用来充实自己战斗的火力，“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太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他还找到历史论据，来增强自己论证的力度。“闻之1688年英国之革命，1775年美国之革命，1870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大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善良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邹容还接过谭力主自由平等的大旗，猛烈抨击君主专制，把人民主权意识表现得相当充分。“故我同胞夸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邹容已经意识到，只有埋葬封建帝制、大胆与皇权决裂，人民主权才有保障，民主共和国才能在民众心理竖起一座丰碑，使民权立于不败之地。
陈天华也是“人民主权”观的积极宣传家。首先他重新界定“国民”的概念，“国以民为重，故称国民。”这完全摆脱君皇独尊的传统束缚，注入近代民主色彩。其次，陈天华运用卢梭《民约论》，调整君民关系，认为国王只为人民办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完全享有国家的权利。
一生为革命奔忙的孙中山指出君主专制是中国最大的“国害”。“国害一除，则国利自兴，而富强之基于是乎立。”他认识到当时世界潮流已到了民权时代，故而十分重视提倡民权，以之作为进行革命的—种方式，“我们革命党在宣传之始，便揭示民权主义来建设共和国家。”孙中山进一步用自由平等博爱的人类社会理想，来解释和规定民族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对自己民族来说，就是争得自由；对别的民旗来说就是平等和博爱，他要求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要求中华民族自由独立于世界。孙中山这种民族观超越谭邹陈等人，把民权范围从中国君民关系扩展到世界民族权利的广度和深度。
从谭嗣同要求“兴民权”，到革命派广泛发展民权说，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因为人民大众饱尝了君主专制下毫无权利的苦难，迫切需要民权，来帮助自己从专制压迫下解放出来，以便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袁世凯、张勋二次复辟帝制，很快被淹没在全社会的怒涛之中、皇权现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中，人民主权意识和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无疑这是时代的重大进步。
综上四方面浅析，我们不难发现，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变革观的传承，充实了辛亥前后革命志士宣传与实践的内容。谭嗣同维新自强却又倾向激进，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两派之间的一座桥梁，在晚清末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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