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1865—1898）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在近代中国波涌浪激的变革洪流中，他打开了思想启蒙的扃键，成为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其身后百年间，学界对其生平事迹、思想主张、政治属性、历史贡献等多有论及，然于他的教育思想，尤其是教育思想中的实学特色尚未见系统的阐述。笔者以为对其教育思想的实学特色进行比较系统而又全面的探析不仅于近代教育史研究有益，于教育改革的现实也大有裨益，笔者在此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教育为富民强国之本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的封建教育尤其是理学教育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向人们灌输道德知识，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即所谓“立庠序以谨其教，孝悌为先”，有关民生日用的实际学问及经世济民的才干却被相对忽视。而在科举制下，士人们往往注重个人名利的追求，将为学作为猎取个人功名利禄的手段，对天下国家实事漠然置之。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的那样：“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这种教育的最终结果往往是把天下士子培养成满腹诗书，却身无长物，处事茫然，百无一用的腐儒。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谭嗣同对封建教育进行了鞭辟人里的批判，他指出：“二千年来之学，荀学，皆乡愿也”，在这种教育影响下，天下诸儒沉溺于宋儒理气心性的抽象玄谈，却悖离了孔教传统经世致用的精神实质，“无能稍出宋儒之胯下，而一睹见孔教之大者”。在他看来当时的教育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教育内容空疏无用，士子们“疲精神耗力于无用之学”，必须要从根本上予以改变。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谭嗣同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处于挨打地位，是因为人才不济，是因为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士人都是以“诂经为生安之学，以践履为困勉之学”的“不识古今，不知亚洲”的“学究”，谭嗣同从日本明治维新前的“锁港”和“攘夷”到明治维新后的“广立学校，悉师西法”而强大的经验中得出结论：“欲讲富国以刷国耻，莫要于储才”、“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培植人才，为自强本计”。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才能使国强民富呢？也即是说谭嗣同提出的教育目标又是什么呢？谭嗣同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回答，他说：“议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则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然后人才不可胜用，人才多而天下始有可为矣，舍此更无出身之路……”。显然，在谭嗣同看来只有废除八股取士，“自占一门，争奋于实学”的人才能称之为人才，才能有为于天下。
由以上可见，谭嗣同对于人才的培养教育非常关注，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教育与国家的安危与民族的危亡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教育作为富民强国之本，从而使他的教育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教育改革带有明显的实学特色。
二、实学的教育内容
自西汉儒学独尊之后，儒家经学就成了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而在谭嗣同看来，以“三纲五常”的封建伦常道德观念为核心内容的儒家经学既能“制人之身”，又能“治人之心”，既能使人关其口“不敢昌言”，又能使人锢其心“不敢设想”，以这种“破人之胆”、“杀人灵魂”的封建教条作为教育的内容，培养出来的人“利不知孰兴，害不知孰革，荐黜委任不知孰贤不肖”，根本无法担当“制国用”、“靖疆圉”、“苏民团”的经邦治国大任。为此，谭嗣同将视角转向了西学，他十分赞同“西学”是“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之学的观点，并认为“西学为下学之始基，次及政务，次始可窥见政务之精微”。基于对西学优越性的认识，特别是甲午战役的“创巨深痛”，谭嗣同认为在教育内容上必须改革。他说：“中国欲强大，非学西学不可，欲学西学，非学格致不可，不学格致而言学西学，则将仅得皮毛，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矣”，这里的格致之学，即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亦即谭嗣同所说的“实学”，他认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因此主张“不恤首发大难，添课西学，……尽变西法之策”，在谭嗣同看来，西学博大精深，它包含不同层次的数门学科，如算学、重学、天文、测量为一门，外国史事及舆地为一门，万国公法及各国法律、政事、税则等为一门，海陆兵学为一门，化学为一门，电学为一门，船学为一门，汽机学为一门，农学为一门，矿学为一门，工商学为一门，医学为一门，水、气、声、光等学为一门，各国语言文字为一门，谭嗣同认为诸生若能循名贵实，专精一门，就可成为“实学”之士，也即是富国自强，救亡图存和维新变法需要的政治、经济和科技人才。
为了更好地培养“实学”之士，使“添课西学”落到实处，他在光绪二十年（1895年）撰写的《乙未代龙芝生侍郎奏请变通科举先从岁科试起折》中提出：“自光绪二十二年始，凡岁科优拔试，除考制艺外，均兼考西学一门”，考生“必须果真精通一门（西学），始得考取，不兼西学，虽制艺极工，概量不录”。在随后以他为主创办的浏阳算学馆的《增订章程》中，他又写道：“本馆之设，原以培养人才，其臻远大，并非为诸生谋食计。算学为格致初基，必欲诣极精微，终身亦不能尽”，即浏阳算学馆是培养具有远大志向，又“诸极精微”的数学专门人才，也即是“实学之士”。
不仅如此，谭嗣同还认为学习西方社会科学也是促使近代中国富强的重要手段之一，并极力主张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就拿西方社会科学中的语言文字一门来讲，他就曾说过：“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翻译西书西报，以周知四国之为，以造就使才，以四出盟聘……此者於务尤必不可少，现在因不精此者，吃亏不细……”，因此在浏阳算学馆、时务学堂和中华女子学堂的课程体系设置时，他都提出了在必须开设算学、格致之学等课程之外，还必须开设外国语言文字一门，在那个年代，谭嗣同就能看到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并对此积极加以倡导，这无疑是他具有远见卓识的表现。
三、实学的教育方法
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教育在教育方法存在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让学生皓首穷经，死记硬背，一切以书本为准，不许自由发挥。洋务教育虽然在自然科学课程方面的教学方法有所改进，但在“中学”课程方面仍然采用封建式的教学方式，谭嗣同从培养“实学”之士的角度出发，极力反对死记硬背、灌输式的旧式教学方法。他认为用这种方法去教育学生，“讲之既不能通，诵之乃徒强记”，非但不能增长人的知识，提高人的能力，相反只会把人培养成只会背诵书本的机器人，于社会国家毫无用处。为了使培养出来的人才践履务实，避免空读无用，他主张改革教学方法，联系实际进行教学。他要求学生读书要“切于今日之用”，“于当世有所救”。在他任教学总监的时务学堂的教学中，就要求教习们必须联系中国的现实进行教学，并规定教习在每天讲课完毕后即向学生提出几个有关“目前事理或西书格致浅理”或“各报所记近事”的问题，让学生“精思以对”“各抒已见”，学生答完后，教习再结合实际加以解释说明。
在筹备浏阳算学馆时他曾设想让学生施放枪炮的实践性教学环节，让学生在施放枪炮的实践中“绘图列表”，以加深对“速率”、“击力”、“抛物线”等知识的理解，并兼令演习测绘行军草图之法，他还建议算学馆试验养蚕、水利及耕种新法，然后“将新法刊布，并面授乡民”，通过养蚕，学馆“所获亦丰，再议添聘教师、购办精器、讲求地学，化学，以集股开矿。矿务兴，则汽机制造、水火、电力、声光、工商诸学皆可见诸事实矣”。这一设想，既表达了他试图把算学馆办成一所有农桑、试验基地的实验工厂，有矿山的综合性新式学堂的雄心壮志，也反映了他是以此教学方法作为培养实学之士的重要手段。
不仅如此，他还主张改革考试制度，他是中国教育史上主张通过“实验”的方法进行考试的第一人，他说：如考算学，即面令运算；船学面令驾船；科学面令决狱；医学面令治病；汽机学面令制造；天文测量面令运用仪器”，这种考试手段的实行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为培养更多的“实学”之士奠定了基础。
四、兴女学
几千年来妇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与此相联系的，妇女随之也失去受教育的权利。长期以来已形成一种顽固的历史偏见，认为妇女根本不需要受教育，愚钝被视为妇女的一种美德，即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历史证明，对妇女智力的压抑是历史的一种反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民族的振兴，需要发挥妇女的聪明才智，只有给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妇女做人的基本权利才能得到真正而完整的体现，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反复启示下，谭嗣同提出了倡办女学，对女子实施教育的主张。首先，他认为国家要富强，要洗刷国耻，其要在培养人才，但其中又以“兴女学”为最要，他说：“欲富强以刷国耻，则莫要于储才，欲崇道义以正人心，则莫先于立学，而储才、立学诸端，莫于兴女学，课妇职。”
兴办女学，对妇女进行专门的职业训练，是立学储才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关系到国家富强、国耻洗雪的大事，因此其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兴办女学还要一个原因是，女子作为伟大的母性，肩负着养育儿女的责任，如果说男子需要教育来开发智力和提高素质，那么仅为后代健康成长和教育子女而言，女子必须接受教育，因此谭嗣同对严复的“母健然后儿肥，培养先天而种乃进”的观点十分欣赏，极力倡导“小儿得力于母教”的主张，并加以发挥，他认为母亲有文化，再辅之以得当的教育方法，小孩则在10岁以前会对学问略有所知，为其立志成才打下基础。反之，如果母亲无文化，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教育出来的子女必然是“黠如属，蠢如豕，悍如虎，愚钝如木石麇鹿”，因此，谭嗣同作出了一个结论：“欲强国，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正母仪，必由女教”、“妇学实乃天下存亡之在大原也”。
正因如此，1897年他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一起支持经元善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并且对女学应学功课提出了自已的观点：“学堂功课，嗣同谓自从方言算学入手外，惟有医学一门，与女人最相宜，他学皆今时不能用”，随后又修书给妻子李闰，嘱其捐款办女学堂，订《女学报》，并支持妻子李闰联合妇女界创办了中国妇女学会，以其妻为董事，使得“女子读书逐渐成为社会风尚”。
值得指出的是谭嗣同提出了兴女学的观点并付诸了实施，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谭嗣同之所以提倡的兴女学教育思想并非从“天赋人权”出发，以解放妇女，争权女权为目的，而主要是将女学教育作为富民强国的手段性举措，因此可以说谭嗣同的兴女学的教育思想又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实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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