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谭嗣同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

甲午中日战争，清军战败，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彻底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进一步被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得不到正常发展，这就决定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必然产生强烈的政治愿望：参与国家政权，对某些不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封建制度进行改革，并谋求国家独立，以排除帝国主义在国家政权的保护下得到顺利发展。

但是，当时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其形成的过程是不同的。一部分是由地主、官僚、买办转化而成的。他们有雄厚的资本，开办的厂矿较多，在全国所有“商办”企业中占有优势。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部分人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部分维新派人士，就是代表了这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

当时还有许多富商和小资产者，有的已经设厂，有的正在集股筹办近代企业，他们业已转化或正在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资本不雄厚（一般都在10万元以下），平日与封建政权和帝国主义关系淡薄或没有关系，但是他们在资金筹集、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市场等方面却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政权的双重压迫和束缚，他们处境艰难，对帝国主义和封建政权存在着很大的不满情绪，迫切要求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使自己得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机会。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他们比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来说，固然在政治上显得激进，甚至蕴藏着一定的民主革命的思想，但是他们在当时是发展中的阶层，力量很薄弱，不可能独立作战，只得暂时依附于资产阶级上层，参与政治活动。在这种特定的历史阶段，他们的思想和具体的社会实践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倾向于民主革命，而其实际行动却是追随本阶级的上层分子，奉行改良主义，在戊戌变法的舞台上作着自己并不感到满足的表演，谭嗣同在英勇就义前发出了“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呐喊就是其明证。以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激进派，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

应该指出的是，谭嗣同在当时之所以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由于他有着和康有为、梁启超不同的经历：他在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就和唐才常等从事开矿，直到他牺牲前，还和唐才常合伙经营着一个“煤井”和“钱庄”。虽然是委托别人管理，但是在筹划开办和进一步发展以及稽核收支方面，谭嗣同是花费了很大精力的。在此期间，他从自己的有关活动中，深刻地体会到了在资金不雄厚和外来压抑很多的情况下经营企业的艰难性，同时他与一些经营着跟自己相类似的规模不大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人物接触，更深刻地了解到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思想意愿和要求，从而考虑如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一番较切实的改革，为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谭嗣同深受康、梁的影响以及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还很薄弱，致使他不仅在思想理论上把革命和改良混淆不清，而且使他在从事变法的实践中也被自己的思想理论上的落后和某些客观条件束缚了手脚，壮志未酬，扮演了时代的悲剧主角。然而这也是历史曲折发展难以避免的现象，绝不能以此忽视谭嗣同的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而把他断定为与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区别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代表。事实上，谭嗣同的思想理论的主流，之所以超过康、梁，正是由于他能大胆地突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偏见，而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要求对清朝封建统治进行比较彻底改革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愿望。

　　二、谭嗣同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

谭嗣同思想的产生，除了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外，还从“已有的思想资料”中受到启发，他在其主要著作《仁学》里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之书。”又指出：“算学即不深，而不可不习几何学，盖论事办事之条段在是矣。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心灵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经在是矣。”谭嗣同虽然在《仁学》中开列了一些彼此存在矛盾的“思想资料”。但他对这些资料并不是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是有所抉择和有所侧重的。根据《仁学》的具体内容，再结合谭嗣同的有关事迹进行考察，我认为，谭嗣同所依据的“思想资料”，占主导地位的是他早就推崇的墨子、张载、王船山、黄宗羲的著作和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仁学》在这方面论证得比较详细，也比较深刻。

由于谭嗣同受到张载、王船山的可贵的“思想资料”的启发，才在《仁学》里显示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倾向。当然，我们也承认，谭嗣同在撰写《仁学》时，曾吸取过唯心主义的“思想资料”，但就他所吸取的全部“思想资料”来看，则其中占主导地位的，除了张载、王船山的“气一元论”外，应该算是他所接受的从西方介绍过来的自然科学知识。谭嗣同当时能看到的西方自然科学书籍，一是洋务派创设的江南制造总局为着适应他们的“西学为用”的需要而翻译的工艺方面的小册子；一是广学会以及所谓《格致汇编》、《决疑数学》以及所谓《治心免病法》等等。谭嗣同得到这些书籍，就像一只黑暗的大海中航行而正迷失方向的船舶，忽然看见了灯塔，感到无比的欢欣，于是贪婪地阅读，来不及进一步地融会贯通，就急切地根据他一知半解的体会，驰骋着主观的想象，进行大胆的解释和引申，出现了不少的牵强的比附（如把脑神经比为电），又拿来与古老的哲学术语和宗教用语相拌合，构成了一种处于学术“青黄不接”的时代所不可避免的粗糙和糅杂的特征。但是，从他对宇宙间的森然罗列的现象进行漫画式的描绘和解说中，却可看出他由于对自然科学的信任而毫不怀疑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因此，他的自然观就显示了不可掩蔽的唯物主义的光辉。

应该指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还受到后期墨家的某些影响。谭嗣同在《仁学•自叙》里说：“墨家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谭嗣同所推崇的墨家的“格致”一派，就是由于后期墨家重视自然科学，能够运用所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来说明和解释客观世界的事物。他们认识事物，不满足于感性认识，强调必须根据耳闻和言谈所感觉到的表象，进一步经过“察”和“辩”的思维活动，才能对事物的性质有所认识，“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这说明后期墨家是注重理性认识的。谭嗣同在《仁学》里，阐述他的认识论，是受到这学说影响的；但他怀疑感性认识不可靠，而片面追求所谓“顿悟”，却是走向极端。

谭嗣同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主要是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孕育，但他从墨子、黄宗羲、王船山的带有民主性的学说里，也得到很大启发。

1.谭嗣同认为墨家有一派是“仁侠”，其宗旨即他所揭示的“仁”。他说的“仁侠”，即指“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谭嗣同非常推崇墨子的“兼爱”，以此作为他的为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强调“兼爱则人我如一”，也就是渴望冲破封建等级主义的束缚，要求得到那适应资产阶级的“等价交换”、“自由竞争”需要的“平等”权利。

2.谭嗣同对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非常推崇，他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想，主要从这里受到启发。黄宗羲在《原君》一文里，他揭露了封建君主的罪恶后，指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的反对君主专制独裁的观点，在封建社会里是非常大胆的，所以谭嗣同极其推崇，在《仁学》里加以发展，成为他超过康有为、梁启超的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的主要源泉。

3.在王船山看来，封建君主理应能多少注意安定民生，“许之以为民主”，否则，那就不算是“君主”，只能说是独夫民贼了。显然，王船山这种思想，是为谭嗣同所推祟，从而吸取为《仁学》的民主思想的因素。如果说，王船山的这些对君民关系的论证，曾给予谭嗣同以一定的影响，那么，王船山的极鲜明的民族思想，就成为谭嗣同的反清革命思想的主要源泉了。谭嗣同在《仁学》下卷里，揭示了非常激烈的反清革命思想。谭嗣同的反清革命思想，是他整个社会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他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维新派人士的可贵之处。谭嗣同虽然具有反清革命思想，但是实际行动上，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却纠缠于改良主义的变法活动，成为维新变法中的激进派代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谭嗣同的民主主义观点和反清革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历史作用是应肯定的。

总的来说，谭嗣同对于自己所汲取的以前的“思想资料”，虽然一一开列，但我们决不能认为他是毫无主次地、不加选择地“兼收并蓄”，而必须根据《仁学》的具体内容进行探索。这样，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主要是受到自然科学和《墨子》以及张载、王船山、黄宗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