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侠源起很早，《墨子·公输》里的禽滑厘所率的三百之众似是侠的前身。《史记》曾专设一个栏目来叙列侠的事迹，此说明其时这种职业者的普遍存在。在中国古代，侠最为人景仰的并非那种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生活方式，而是“三杯重然诺，五岳倒为轻”的极重信守义和视死如归的人格气质。或许正因为此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侠才为古今无数豪杰之士所向往和学习，同时这向往与学习又铸就了无数的新侠。从先秦到晚清，侠代不乏人。然而，侠也分等别类，高层次的侠自是一言难尽其涵概，但下层者却无疑是那些剑术超群，专伺“谁为不平事？”的人。中国古代尽管侠者如云，但能称得上超级大侠的似只有一个，他就是谭嗣同。谭氏不是寻常意义的侠，他不但为人带有浓郁的侠气，而且其为学也体现出的侠的质素和风格。作为同一般之侠的表现是他成为中国改良变法而牺牲的第一人，他用自己的被杀头去唤醒国人的变法意识，用生命作一个时代进军的号角。侠至如此，其大自无可形容。侠作为一种作风、品格、精神和价值观的多元混合体，它是谭嗣同之文化构成的核心困素，也是他为人，为学的基本方式。同时又是运转其人生的基本动力，以及他人格和思想和根本质素。
一
人生立世的方式各有不同，或以忠，或凭孝，或靠勤奋，或借智慧。而谭嗣同却是用“侠”的方式完成着自己的生存。他尚侠，习侠，为侠，以此成就了自己的侠肝义胆也开阔了自己吞吐天地万物的胸襟。“侠”成了他立定人生的基础和展开人生的基本方式。
谭嗣同自幼性格倔强能吞忍自己的痛苦，坚忍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七岁时，母亲去湖南浏阳给哥哥结婚，把他留在父亲的任所北京，与父亲的妾一块住，父亲自其母走后便开始歧视和虐待之，致使他忧郁成疾，第二年，母亲从浏阳回京见儿子抑郁如此，猜测一定是父亲待他不好，反复追问，他却坚不自承。当时母亲便被他的倔强所感动，很高兴地对身边人说：“此子倔强能自立，吾死于虑矣”。（《全集》页200）儿时既有的倔强不仅表现于他的日常生活，在读书中也有突出的体现。嗣同八岁读书，与二兄一起就学于北京宣武城南。其地居民极少，“后临荒野，蓬颗垒垒，坑各皆满”。他读得很倔强：“兄弟共案，厉呼愤读，力竭声嘶，继以咽涕。”（同上）母亲逝后，嗣同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在孤独和被虐待中，倔强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此种性格是年幼的谭嗣同走向尚侠、任侠的基础和契机。他自己对这个过程曾有过回忆。“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同上书3页）在这种对原始任侠思想的驱使下，他结交了当时被封建士大夫所鄙视的专以锄强扶弱为事的义侠王五。嗣同跟他学习单刀。尽管因年纪尚少，还不能完全接受王五所授的击剑技术，但这段学习却为他后来能舞剑生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王五英武、慷慨、倔强的性格和那种对旧社会桀骜不驯、敢于反抗的精神，给了他以极大的影响。
古代中国的侠大多都有一段壮游的经历。象李白那样“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的壮游较为普遍。谭嗣同的少壮远游比中国古代任何一个大侠都毫不逊色。此一远游始于他十四岁。光绪四年（1878年）父亲带着他和一群慕客到甘肃上任。一路西行，正逢山西、陕西、河南大旱，“赤地数千里，勾萌不生，童木立槁”，“沟渎之**，水邕莫前，阻互横辙，过车有声”（《全集》页170）。旷古的灾难使谭嗣同对于人生社会有了深刻的悲剧性印象。到达兰州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月圆”的边塞使他的任侠思想找到了很好的落实和发扬光大的基地，其父亲道署中，有个遇事敢于奋发担任，不择劳苦荣辱的刘云田颇带侠气。他便经常和刘骑马奔驰，尽情欢乐。以并辔奔驰山谷和私出近塞为乐趣。有时还跟一帮勇健的士兵去打猎。鹰飞矢发，兔起鹘落。至晚，就在沙漠里撑起篷幕，踞坐着舀黄羊血拌雪吃。他们还弹琵琶，高声唱歌，甚至群相饮博，欢呼达旦。大漠的广阔、荒寒，军中的勇敢、骠悍，生活的壮勇苍凉使谭嗣同的任侠之心得到进一步的舒展，其胸怀情志也得到了扎实，作为一个旷古大侠的情怀就此奠定。
谭嗣同任侠尚气之同时，并没有放弃科考，但几次应考，均遭失败。考场的蹭蹬，任途的坎坷，社会的黑暗，国家的衰颓使他陷入了迷茫之中。他开始在漫游中寻找行侠仗义的人生之路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偶然的机会他和四川达县的吴樵相遇，片言即合，有若夙契。昊樵于学无所不窥，精于算学，而于格致学也能识其器而名其物。不但有一定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不满现状，有要求改革的思想。谭嗣同与之订交以后，在吴的影响下，他对自然科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革新思想亦有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他也实践了不少传统的侠义行为。如扶济危困中的朋友唐才常，为刘善涵极力营谋，在湖北立下了脚跟。此际其行侠义之情怀由狭而广，当他开始走进仕途的时候，便把这种胸怀拓展为替天下百姓除弊恶，造大幸福于全天下的人生追求。这在他所倡议的不缠足会一事上有深刻的表现。当时缠足之风仍弥满全国，无数的女子在这种封建陋习中致残。面对这种较普遍的人间痛苦，嗣同侠心振作，要倾力解除之。虽然当时他的官职是筹防局提调，但这并未妨碍他对此事的仗义行侠。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与梁启超、吴樵、康广仁、张通典等人在上海设立了不缠足会。规定凡入会之人所生女子均不得缠足；其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女子；如已缠足的女孩，倘是八岁以下，须一律放解；并刊印了一篇妇女歌，作为入会的凭据。为了扩大范围，谭嗣同还发动湖南的朋友，在那里也成立不缠足会；又信示浏阳的唐才常和黎少谷主持在当地成立此会。出于周密的考虑，他还特意拟定了《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寄至浏阳。
侠肝义胆一旦超出个人意义的除暴安良扶危济困，走向为数甚多的民众，就会蟺变为廓清社会、拯世济物、匡正天下的大忠大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谭嗣同的任侠思想有了质的飞跃：将一种过去仅仅是为少数朋友的解危助困，衍化为澄清世界，救济时艰的伟大行动，而这一行动和壮志实行的最突出表现，就是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变法维新的大事业中去。以及在变法维新上的深谋远虑和笃力实行，直至付出生命。
谭嗣同对于清朝的黑暗统治早已感到失望。还是在未踏上仕途前他就认为“中国全局断无可为”。（同上）那时他曾构想出一个战略：如果以一个适当的地区为基础，大力进行变革，亟谋自强，当能“阴以存中国”。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光绪二十四年，在康有为等人的影响下，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作为具有强烈爱国爱民意识、有济民水火、拯救时艰之大侠义、大勇敢的谭嗣同，便坚决地丢弃了官场，到湖南去参加筹划维新事业。
在整个筹划和进行变法维新事业中，谭嗣同依旧贯穿着一如既往的侠士作风，在新的工作和奋斗中体现着古道热肠。譬如：当时维新派所办的《时务报》因缺少支持，一度缺乏经费，向外募捐，又无人解囊。谭嗣同于是自己“贴出“，使得这份报刊能及时面世。当然他对“新政”最重视而致力尤多的是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保卫局和有关工矿交通事业。为篇幅限，我们只举南学会一事以窥见一斑。
南学会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成立的组织，其成立之初是为了制止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劝导士人保护湖南境内的教堂和传教士。谭嗣同主持此会后，便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宗旨，赋予了新的活动内容：一方面，它是学术性团体，规定每七日开会讲学，对听讲的会员广为开导，并邀请“诗界革命”的旗手黄遵宪主讲政教；皮锡瑞讲学术；邹代钧讲舆地；谭嗣同自己负责授天文。从而将一个为外国宗教服务的学会变成了为变法维新服务的学校，而他自己在讲课中，更是慷慨论天下事，多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尝言：“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隶，当牛马的”，“我辈倘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牛马之日不远矣！”（《全集》页135）。这种激发听讲者奋发图强的讲话，据梁启超说：“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谭嗣同传》）同时他努力于学会并不单单着眼于湖南，而是“将以学会群湖南，才智湖南，又以智湖南者智中国。”（同上书，页145）也就是意欲从湖南的讲求变法而扩大影响于全国，力图掀起全国性的变法维新运动，以拯救“中国情形的危急”。
谭嗣同的侠士心胸的拓展，以及在各种非寻常意义侠义行为上的努力，终于水到渠成地使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一个拯救国家和民族的维新变法之中。从人格发展的角度看，谭氏能参加变法应是他侠义人格以及豪侠心胸的再一次质的飞跃。而他在维新变法中的表现又很好地丰富了他的侠义性格和作风。维新变法的策源地是北京，变法的进行则由朝廷直接下令实施。在谭嗣同看来，北京是他的奋斗疆场，所以当他接到诏书，便流露出一种战前的振奋。同时，他对此行的结果仍不免有巨大的担心。但既然是去奋斗，即使有牺牲又有何惧呢。因之他与妻子握别时说：“此去，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与唐绂丞书》）他就这样勇敢无畏地踏上了征程。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日到达北京。其人生上的侠义实践从此完成了成长的过程。接下来，便是那惊心动魄，英武绝伦的终结。
二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大侠，谭嗣同不惟在我生处世上成功地展示了侠的品格和作风；同时，在为学和思想方面也突出地表现出侠的特征。人的为学成说和铸成思想各有其致：或述而不作以继承传统；或独辟蹊径而标新立异；或厚积重养以求一逞。其目的虽异，但在其学说和思想的形成过程却无不遵从古已有之的学习方式和思考方式，然而在这一方面，谭嗣同却独创了作法和风格。这就是在他为学和思想上也和着浓郁的侠义气质。
谭嗣同自失母祜以后，因为遍遭纲伦之厄，使他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对伦理纲常的无比憎恶，甚至由此对封建传统文化也连带着痛恨起来。他从开始学习，便对学习内容产生了天然的反感。当时父亲督促他学习时文制艺，他便在课本上大大地写上“岂有此理！”（文操《谭嗣同真迹说明》）四个字。而津津有味地阅读那些被封建士大夫诋为“异端”的各种杂书。其为学上的任侠使气便在这里奠基了。
这种为学上的任侠使气还表现于他对一些学习内容上的独到取舍。十四岁时，他忽然对方苞，刘大槐为代表的桐城派古文产生了兴趣。尽管其师殴阳氏在讲解桐城派义法时，将这种清澹简朴而又结构谨严的文体作了独特的强调，并且有意跟时文制艺相配合。但谭嗣同此时读桐城散文，却独出心裁地去领略其中的抒情色彩。
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侠士学风。愈到后来便愈突出。嗣同十五岁那年在涂启先的教诲下学习儒家经典。涂秉承的是乾嘉汉学家遗风，在从师于涂的过程中谭固然对他的学问有所吸收，但却更注意在文学、训诂、史传等考证辨析上“发前人所未发”。与此同时，他更喜欢这个老师在学问上的“尚独”气质。譬如涂讲授儒家经典就不以宋朝朱熹的注释为局限，而好称引乾隆时阮元、焦循的经说，这在当时一般士大夫都盲目崇尚“程朱”的氛围中，是非常独特的。此种“尚独”的作风为谭嗣同所继承。
湖南应试再次落第后，嗣同的父亲为了他能在科举考试中成功，更加紧督促他注重时文制艺，笃力八股，而他则更喜欢涉猎自己感兴趣的书，其中，尤倾心《墨子》，对墨翟的为人愈益崇拜。此外，他习文也多“为驰骋不羁之文，讲霸王经世之略”。（同上）
为学上的“尚独”任侠，使得谭嗣同的学术思想逐渐地带上了侠气，并愈益突出。
光绪十年（1884年），嗣同二十岁，从这年起，他发愤致力于“辞章”，开始从桐城派的圈子中跳出来，而逐渐对魏晋文章产生兴趣。“时时籀绎，益笃嗜之”（《全集》页204）。他认为汉末魏初的作品，更具清峻、通俗、华丽、壮大的气概，而西晋初年的作家如阮籍等人的文章则写得慷慨激昂，特别是嵇康之论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它更能引起自己思想上的共鸣。他不但用心钻研自己所喜爱的古代作品，而且模仿着彼等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来作一些与时文制艺颇不相近的文章，其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便由此萌芽了。
谭嗣同学术思想上的侠气，首先是受王船山著作的启发。光绪十五年，嗣同到北京去应试，结识了住在北京的浏阳著名学者刘人熙。刘以治张载及王船山而著名，对《正蒙》及船山遗书皆极意讲求，往往得其精意，两人以学问相切磋，有恨相识晚之感。通过向刘问学，嗣同不但对王船山的具一定民主性精华的学说产生了向往，同时王船山的学术成果亦给他开辟了一个学术新天地。他为其中的丰富多彩的博大精神所吸引，并在这里找到了理解自己那种与时不合，与众不同之思想的同志。王船山的思想成为他建立变法维新理论的主要根据。
谭嗣同的为学及学术上的侠士气质更多地表现在他不把学问当作空凿其经，坐而论道的营业，而把他作为自己人生行侠仗义的工具和辅助。这反过来又使他的学问和学术思想裹挟着慷慨激昂的侠义因素。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谭嗣同接连听到中国海军失败和日本侵略势焰日益嚣张、沿海地区岌岌可危的消息，感到无比悲愤。深重的民族灾难，给他的思想以强烈的刺激，使他深切地感到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在辞章、考据上虚掷宝贵的时光，而必须使学术研究有利于匡济时艰。他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与唐绂丞书》）这个变化的主要标志就是学术和思想都突出地表现出凌厉的、革命的、勇猛的风格。
嗣同在描述这种变化时说：“平时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钜痛深（指甲午海战），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全集》页297）
显然，是深重的国难和朝廷的丧权辱国使得他久已蕴藉的学术上和思想上的尚独、尚自由的倾向有了一个新的提高，这种颇带豪侠因素的思想已指向一个更为广阔和远大的目标，而这一点更集中地表现在他的变法理论著作《仁学》及其产生过程中。
经过十多年的学习生涯、艰苦奔波和笃力思考，谭嗣同终于从守文因旧的传统治学中走了出来，用自己对国家命运的关怀，用自己侠义性格作基础，用自己覃思深虑作凭借，从而产生出了新的学术观念和思想。
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开始从事变法的理论研究，着手撰写《仁学》这部颇带新意识、新观念并具独特风格的书，对于撰写此书，谭嗣同自期甚高。他将它视为冲向旧社会、旧时代所舞弄着的刀枪，是豪侠剑客手中的利剑。他在写给其朋友唐才常的信里说：“若夫近日所自治，颇思共相发明，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全集》页343）。此所言之网罗不仅指传统治学上的陈规陋习，也还含指已经腐朽的社会与时代。因此，这是一部悲歌慷慨的著作，它本身就裹挟着一种荡涤污泥浊水、溃烂决腐的气势，而这点正是谭嗣同人生侠义性格在学术和思想上的一个反映。
在《仁学》的撰写过程中，谭嗣同是倾注了很大的努力的，在他看来，“非精探性天之大原，不能写出数千年之祸象，与今日宜扫荡桎梏、冲决网罗之故。”（同上）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哲学上的阐述，才能论证数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以及谋求改革黑暗现状的必要性。
尽管《仁学》这部书有些是佛学和自然科学的拌和，但该书的主要篇幅与其基本倾向，却非常明显地表示出企图用以自然科学为内核的唯物主义观点，来论证对社会政治进行改革的台理性，尤其是这本书的下卷，更是突出地反映了独具异彩且有重大影响的反清革命思想。
著作的下卷，已经较清楚地指出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根本对立，揭示了封建统治者血腥镇压人民与对外卖国求降的必然联系。如此，谭嗣同《仁学》这一学术著作中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的先导，而蕴含其中的反清思想，则成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前驱。
于是，谭嗣同不仅仅是人生实践上的不同凡响的豪侠壮士，同时在学术、思想方面也充分地体现了豪侠的风格。此两个方面的豪侠风格不仅铸成了他的伟大的革命先驱之形象，同时也兆示了他在那样一个黑暗时代里所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结局之趋势。
三
谭嗣同是挟着性格上的侠风和学术思想上的侠风，匆匆地来到北京帮助皇帝实施变法的。对于这次变法的结局和此去京城的凄惨后果，如前所言，他似有所预感。因此，他不象康有为、梁启超等鼓吹变法的先驱们那样狂热和富于幻想，而是抱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悲壮心境的。
嗣同一到北京，便毅然决然地投入到变法维新的斗争中，其时所表现出来的仍是一贯的侠士风格。他怒斥刁难新派军机四卿的守旧官僚，在负责阅览雪片似的臣民奏折之工作上，勤奋认真，克服了重重阻厄。尽管旧官僚们对他非常忌恨，常常侧目而视，但他毫不畏惧。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变法维新开始向实质性阶段迈进，慈禧太后及守旧势力的反扑也迅速到来。光绪皇帝惶然无措，密诏维新派杨锐召集四卿商议对策，但杨锐意吓得躲藏起来。变法维新开始向悲剧结局滑去。
在这危急关头，谭嗣同以其大智大勇和义无反顾的风格站出来了，开始了最后的侠士生涯。他首先向皇帝上了一道密折，推荐袁世凯，请光绪皇帝先发制人，用袁的力量监禁慈禧太后。随着皇帝处境的愈益险恶和新政难保，嗣同又夜访法华寺直接找袁世凯，晓以变法维新之大义，并将光绪要他囚禁慈禧太后的密诏当面交给袁世凯，并同时疾言厉色以说袁：“国事急矣！今日可能救圣主、助维新者，唯在足下耳！足下倘不应允，嗣同则即死足下前。足下之命在嗣同，嗣同之命亦握于足下，我等须于今日定夺，定夺后嗣同即进宫请皇上办理。”（《谭嗣同传》）
然而谭嗣同这个大侠客却被袁世凯骗过了。襟怀坦荡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袁世凯竟然在他的面前耍了一个诡计。袁在9月20日傍晚返回天津驻地，当晚便向荣禄告密，将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策动他起兵勤王，杀荣禄，软禁太后之事全盘托出。第二天，天刚破晓，光绪帝还照例到颐和园请安，哪知如此变故，接着便是被收去玺绶，并被搜走了一切文件，随即被幽禁于瀛台。当天慈禧太后便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下令逮捕康有为等人。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就这样走到了尽头，接下来的就是“后党”们对维新派们的残酷迫害与无情杀戮，维新派中坚们作鸟兽散，康有为逃到香港；梁启超则逃往日本。就在维新派中坚们争相逃命之际，谭嗣同再一次以其侠肝义胆向世人证明了什么是伟大不凡的侠。发动变法维新的主将们尚在东奔逃跑的路上时，谭嗣同却开始多方奔走以营救光绪皇帝了。他以毅然的态度拒绝了朋友的劝逃避难，而以豪侠的气慨面对了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他对朋友们说：“大丈夫不作事则已，作则磊磊落落，且各国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国闻报》见《戊戌变法资料》第3册）铿然有声，如金石掷地之语言，充分表现了他的侠士胸襟。明知牺牲而宁可用自己的鲜血去开出胜利的道路，击呼唤一个民族的更新。他的行为比张良的博浪沙一击，比荆轲的易水相别不知要悲壮多少倍！
悲壮的命运结局一点点向他靠近。他视死如归，心情镇定，继续着豪侠人生，他开始策划把幽禁的光绪皇帝劫救出来，同时又计划召唐才常率哥老会骨干，日夜兼程赶来配合行动，而且策划已处实施阶段，但合作者王五在经过夜侦察之后，看到紫禁城城墙高耸，铁皮包门，箭楼巍巍，根本无法下手，这个计划就到此为止，但这未妨碍嗣同再次走回到人生侠士的旧辙上。
谭嗣同不可避免地被捕入狱。对此他早有准备，所以当9月25日早，一队缇骑冲进他的住宅，前来锁拿他时，他镇定自若，毫无畏惧。当初那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如归”的情怀再一次浮上心头，他昂然地迈出大门。
被捕入狱的谭嗣同充分地展现出豪侠的气贯长虹。他拖着沉重的镣铐，望着阴森森的高墙，在浊臭昏暗的狱中作深沉的思索，并在灰暗的狱壁上写下四句铮铮有声的诗句：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中国的史家曾无数次地描写到英雄末路，但所有的描写与谭嗣同的这首诗相比，都显得苍白乏力，即便是司马迁这样的大手笔，写项羽那样的大英雄，其末路之叹也不如谭嗣同来得壮志凌云，气吞山河。“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多么形象逼真，多么震憾人心，多么的慷慨豪壮！真的猛士，真的大侠，真的英雄就应该倒下是一道大岭，站立起是一座大山！而且他们永远不会倒下去，便也就永远是巍巍的昆仑。
年仅三十四岁的谭嗣同因变法维新被处斩，但他面不改色。行刑的时间到了，他昂起了头颅，高声说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声音。他就在这天地共鸣的大音中慷慨就义，走完了豪侠的一生。
谭嗣同生以侠，死以侠，为学有侠气，思想含侠魂。正是这种志节学行和思想上的准备，他才成为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的第一人，才能以生命和鲜血为国人的前行拓开了道路，作出指引，才甘愿以自己的流血牺牲唤起沉睡的民族，才以天下为己任，为维新变法舍弃一切，也才表现了临大节而不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谭嗣同以其碧血丹心为了变法维新，上下求索，南北奔波，披荆斩棘，含辛茹苦，为国家民族，将自己仅三十四岁的美好生命慷慨就义，从容就死。侠气；是他人生的起点，是他为人为学的特征，也是他作为伟大英雄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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