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代表之一。面对危机四伏的近代中国，他大声呼吁尽变西法。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本文仅对他在维新变法时期的政治理想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变封建的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他通过对君主专制及纲常伦理的批判来证明中国政治体制的落后。然后，用“器”与“道”的关系来论证中国要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必要性。
首先，谭嗣同对君主专制及纲常伦理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他的名著《仁学》中。“凡为仁学者，于佛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古代思想家孟子就曾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也对封建制度进行批判，如黄梨洲说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也”，“国为万民非为一姓”等主张。谭嗣同将这些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他早年的“民本君末”主张，并以“民本君末”主张为出发点，对君主专制及纲常伦理进行猛烈抨击。
以“民本君末”主张为出发点，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批判。“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君权来自“民授”，这就彻底推翻了“君权神授”观念。“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既然君权来自“民授”，人民就可以在君主办事不力时废掉君主。
为了对君主专制进行更加猛烈的抨击，谭氏进一步批判了封建社会保守的“死节”、“忠义”。君主“一姓之兴亡，渺渺乎小哉”，人民为何忠于他？这就是因为封建礼教倡导“死节”、“忠义”。谭氏愤怒地说：“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人民没有义务为他的基业献身，更没有必要遵守什么所谓死节。况且“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总辅桀也，是助纣也。其心中乎，不中乎？呜呼！三代以下之忠臣，其不为辅桀纣者几希？”谭氏把从前受人敬仰的忠臣说成是助纣为虐的帮凶。他已经出离愤怒了，言到：“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姿，而罔不托之于孔。被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焉能知孔哉？”他批评君主专制是强盗政治，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说是君主专制的婢女，那些遵守死节的所谓的忠臣不过是一群封建卫道士而已，三者共同造成了中国的落后，所以必须彻底废除君主专制。
谭氏进一步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了抨击。“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以此为率”，揭示出三纲五常就是君主专制的帮凶。他说：“三纲五伦之惨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为桎臣，官以为轭民，父以为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名以相抗拒。”庄曰：“相忘为上，孝为次焉。”“相忘则平等矣”，谭氏更加倡导推翻三纲五常，实现平等。
其次，用“器”与“道”的关系来说明中国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必要性。
“道”和“器”是中国哲学史上经常讨论的一对概念。“道”通常是指思想理念，“器”通常是指客观存在。近代以前的先哲们论证了“器”是由“道”来决定的。谭嗣同否定了这种理论。他认为，如果把“器”和“道”看作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那么“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无其器则无其道”，“道”是由“器”来决定的。社会现实不同，“道”就应该有所不同，现世应该有治理现世的“道”。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人感受到西方先进的科技，开始学习西方的“器”，“故道，用也；器，体也。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所以我们也必须学习西方“道”，这就是谭嗣同的“器体道用”理论。
谭嗣同将“器体道用”与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相结合形成了“日新说”。“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汤以日新为三省，孔以日新为盛德，川上逝者之叹，水哉水哉之取，惟日新故也……夫不已者日新之本体，循序者日新之实用。”他将“日新”看成是本体，万事万物并非一成不变，中国的发展也并非一成不变。“早岁之强盛，晚岁已成衰弱，今日之神奇，明日即以腐臭。”中国在古代是文明的天朝上国，但到了近代中国，“道”和“器”已经不适应世界发展形势，人们却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例如洋务派提倡的“中体西用”论，只强调学习西方的科技，忽视了西方的政治思想理念。谭嗣同批评洋务派“所见之轮船已而，电线已而，火车已而……于其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
二、民主自由与君主专制本身就是相互对立的。谭嗣同对君主专制越嫉恨，他就越向往民主自由。他在论证学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必要性的过程中阐述了自己具体的政治措施。
首先，谭嗣同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首先必须兴民权，而兴民权的核心就是办学会，通过学会代表人民行使权利。学会的组织形式可分为总会和分会，省、府、厅、州、县均可设立学会，士、农、工、商均可入会。学会有“议事权”和“决策权”，地方行政官员拥有推行和实施权。这种情况下，学会实质上成了中国的议院，通过这种办法兴民权，来反映和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谭嗣同高度赞赏学会，他认为有了学会，“黄种以之而灵，中国以之而存，孔教以之而明”。学会“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
其次，谭嗣同认为要实现民主政治还必须改官制。“中国之官之尊也，仰之如鬼神焉。平等亡，公理晦，而一切残酷蒙蔽之祸，斯萌芽而浩瀚矣。”官场腐败也是国家衰亡、人民无话语权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解决办法就是“平权”和“仕学”。所谓“平权”是指把议事权交给学会，把执行权交给地方官员。所谓“仕学”是指“使官中之人才皆出于学”。谭嗣同的设想是，让督抚入学会，候补官也就跟随督抚入会，总会设“仕学科”，目的是让就学者能诵古今中外政教渊流、措施大体与现在所能处理的政事。官员在学会学完知识后，由众绅士公开评判，及格才能被录用，这种做法无废科举之名而有废科举之实。
再次，谭嗣同认为要实现民主政治还必须改革法律。他的设想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设章程，仿效《周礼》体裁制定《会典》，叙述各衙门的职事。第二，列表，将旧案、积案分别门类表达清楚，官员一看能了如指掌，有利于办政事。第三，绘图，将天文、地理、疆界、田里等等绘成图形，有利于官员掌握。他认为做到这三点就能达到“通达刑事，以清狱讼，旁及公法，以育便才”的目的。这种做法虽无变法律之名，但有变法律之实。
三、与其他古代哲学家、思想家一样，谭嗣同积极的政治主张背后掩藏着消极的阴影。
首先，谭嗣同坚决地主张兴民权，削君权。本身是很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他说这种改变是在复“周公之古法”。他说“古法可考者皆祥于周孔”，假如周公之理尚在，其他国家必然没有能力侵略中国，中国亦不必蒙羞。因为孔子崇尚周礼，于是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勇士。他在《仁学》中写到：“孔曰：‘革去故，鼎取新。’”于是“删《诗》《书》，订《礼》《乐》，考文字，改制度，而一寓其权于《春秋》，《春秋》恶君之专也，称天以治之，故天下诸侯，皆得施其褒贬，而自立为素王，又恶天之专也，称元以治之，故《易》《春秋》皆以元统天”。在古代“天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的时代，孔子挺身而出，主张变不平等之法为平等之法，改变恶君专权的局面。孔子去世后，周公之法不复存在。所以谭嗣同认为“势不得不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正使西法之不类于古，犹自远胜积乱二千余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矣。又况西法之博大精深，按之《周礼》，往往而和，斯非圣人之道，中国亡之，独赖西人以存者耶”。谭嗣同解释西学与《周礼》能暗合，想借古籍和圣人的名义申明自己的变法主张，这给顽固派致命的一击，这种观点毕竟是错误荒谬的，并且夹杂着由于对古老中国文化的崇拜而表现出的夜郎自大。这是当时许多激进维新人士所不能摆脱的，即使最激进的谭嗣同也无法摒弃这种消极做法。
其次，他一面主张通过斗争冲破封建君主制和伦理纲常，实现上下通，人我通，男女内外通等民主平等思想。一面又要视敌如友，要通过“心力”来改造中国。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败坏，跟人心有很大关系，并且认为人心之坏死，是中国之大劫。这种大劫必须由心力方可解救。“先平去自己机心，重发一慈悲之念”，他认为这样把人心改造好，中国就会强大。前者具有斗争意识，后者只讲究人心沟通，把废除君主专制，实现平等完全寄托于“使民听命”的信仰上。前者和后者充满矛盾性，这也反映出民主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再次，理论上的局限导致了行动的不彻底。他一方面理论上评判君主专制，一方面在改良上要依靠封建皇帝。一方面批判君主为“独夫民贼”，一方面又歌颂光绪皇帝。一方面希望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一方面又依附于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理论。一方面主张兴民权、办学会等，一方面又提出“无法之名有变法之实”。在斗争中，谭嗣同想激进却往往不能激进得彻底，想斗争而往往受到某种条件的制约，归根到底，还是受制于其思想的局限性，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封建的经济基础一旦存在，那么封建君主专制就能依附于此而牢牢扎根。他更没有认清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他甚至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仅仅是因为中国本身落后，甚至主张将一部分地区租给洋人来取得变法经费。这些矛盾与局限都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因素。
结语
谭嗣同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是积极进步的，他的兴民权，实现民主平等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人认为他的“精格微”、“兴民权”学说，是后来五四运动时期民主和科学口号的先声，以及他的“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一批批的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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