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档案里，关于谭嗣同的材料较少，目前能够见到的，主要是他的履历档案和任职四品军机章京时期留下的一些材料，这些档案，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关于谭嗣同科举经历、捐纳候补官、擢选及权限的情况，可以使我们对谭嗣同走上维新变法的过程和在“百日维新”中的作用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笔者依据上述材料，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谭嗣同及同时代人的记载，试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有关谭嗣同科举经历的记载
根据档案所载，谭嗣同系监生出身。（《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5册，第698页）当时报捐监生的目的，主要是为应乡试，因为取得监生资格后，可以越过童生考试，直接参加乡试。而且既可以参加本省的乡试，也可以参加顺天乡试，顺天乡试为监、贡生另外设置了名额，报捐监生，加大了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的机会，这种捷径吸引着不少人通过捐纳来取得监生资格。谭嗣同在1881～1885年间通过捐纳获得了监生资格，因为他1881年赴长沙参加院试，报考生员，但失利不中，而1885年他已经开始参加湖南乡试。
报捐监生后，谭嗣同共有六次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谭嗣同全集》，第17页）他参加了其中的五次考试，均落第。谭嗣同自述有三次几乎就通过了乡试，但最终落第，具体是那几次，尚无确证。从目前的材料看，至少1894年的乡试是他几乎考中的其中一次，据说被称作“不中犹中”。1894年，谭嗣同参加了湖南乡试，主考官对他所作的八股文的评价相当高。批云：“奇思伟论，石破天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225页）但由于正、副主考意见不一，相持不下，未予录取，谭嗣同这次考试被亲友称作“不中犹中”。
有关谭嗣同保举及捐纳候补官的记录
报捐监生后，屡考不中，谭嗣同不得不寻找别的途径进入仕途，即保举和捐纳。在他短暂的一生里，有三次被保举的记载，一次是1884年被新疆巡抚刘锦棠保举，一次是1898年被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保荐，一次是同年被礼部尚书李端棻所保荐。
对光绪十年（1884年）谭嗣同被保荐，履历档案里有两份不同的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十八日谭嗣同引见履历记载了保荐的年月，但未列举保荐人。“光绪十年十月因新疆边防案内出力奏保，俟补缺后以知府仍留原省，归候补班前先补用，先换顶戴。”（《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5册。第698页）而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引见履历里，明确指出谭嗣同由刘锦棠奏保，但未指具体月份。“光绪十年，因在甘肃新疆粮台效力，经前新疆巡抚刘锦棠奏保，奉旨俟补缺后以知府仍留原省，归候补班前补用，先换顶戴。”（《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第479页）令人奇怪的是，上述两种记载，保荐类型不同，一为在新疆边防案内出力，一为在甘肃新疆粮台效力，而处理结果却完全相同，为什么会在履历里出现这种情况？
两份履历均系光绪十年，我们从原始资料入手发现，在光绪十年的《上谕档》里，有两份上谕提到保荐之事，一是十月初二日对刘锦棠、谭钟麟奏保的“各省关及后路各台局筹解协饷”的人员予以奖叙，列举了在收复新疆过程中在协饷方面有贡献的督抚名单，至于予以奖叙的其他人员，则未列举具体名单。一是十月初四日上谕，对刘锦棠奏保“关外各军出力员弁”予以奖励，列举了详细的名单，其中就有谭嗣同之兄谭嗣襄，“通判谭嗣襄，著俟补缺后以直隶州知州遇缺尽先补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上谕档》第10册，第312页）但遍查名单，却未发现谭嗣同的姓名。而从谭嗣同的记载里，刘锦棠确实保荐过他。因为1896年刘锦棠卒，谭嗣同在给刘锦棠挽联的小注中，曾提及自己及仲兄被刘推荐。
既然刘锦棠确实于光绪十年保荐过谭嗣同，但在十月四日予以奖励的名单里并无谭嗣同，一种可能是谭嗣同的被保举属于十月初二日“各省关及后路各台局筹解协饷”出力人员之内，之所以又有新疆边防案内的奏保，可能是在“甘肃新疆粮台效力”亦可归入新疆边防案内，因此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记载。
谭嗣同另外的一次被保荐是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1898年6月13日）被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同时被保荐的有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张元济等四人。由于五人中有在京的，有在外地的，因此同日有旨令在京的梁启超等人预备召见，而对京外的谭、黄二人，则令督抚送部引见。这次保荐，使谭嗣同赴京参与维新运动，并最终为之献身。在被推荐的五人中，谭嗣同位居第三。评语是：“天才卓犖，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
除了被保荐外，谭嗣同还通过捐纳来谋取官职。目前能够看到的资料里，可以知道谭嗣同曾经多次通过捐纳来提高地位。“十九年捐戴花翎，二十年报捐免补同知本班离任，以知府仍留浙江，归候补班前补用。”另外，谭嗣同还托欧阳中鹄为他办加级纪录，但在他的履历档案里未记载，可能未成功。
通过多种途径力求提高地位的谭嗣同，在万般失望之余，也曾经将目光转向当时传说纷纭的“外国捐纳”，他致信汪康年，探听外国人开捐贡监事，准备买捐受外国人保护，同时想代为劝捐。
根据存留档案分析谭嗣同“百日维新”期间的作为
根据留存的档案，可以对谭嗣同在“百日维新”期间的作为有一个大致的勾勒和概括，但限于目前留存的材料不多，很难据此作详细的精确的描述，谨就现有的材料，勾勒出谭嗣同从进京到被杀这一段时间活动的大致情况。
1.任命前后
谭嗣同于被徐致靖推荐的当日，有旨令他和黄遵宪预备赴京，但他们迟迟未行，六月十二日上谕再令黄遵宪、谭嗣同“迅速来京”，谭嗣同对此心存感激，认为圣恩高厚，如此重视他这样一个不值钱的“候补官”，于是带病赴京。
七月十五日，谭嗣同到达北京，七月十九日，吏部带领引见，同日奉旨，“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奉旨著于二十日预备召见”。七月二十日，他受到光绪帝召见。目前保存的档案里有两份安置意见。一份内容为：“明保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旨著以知府仍发江苏，尽先即补，并交军机处存记。”另一份内容则为：“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道恽祖祁、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并在杨、刘、林、谭名上有朱圈，当日上谕就确定了谭嗣同等人的任职，“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给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
是什么原因促使光绪帝对谭嗣同的任用，发生了重大变动？由原本命令他“以知府仍发江苏”，到后来决定任命他为参预新政的四品军机章京，决策背后的因缘曲折，值得思考。
2。任命程序及谭嗣同等人的权限
（1）光绪帝任命谭嗣同等人原因
从任命的时机来看，发生在罢黜礼部六堂官以后，尤其引人注意的是，罢黜与擢进均未得到慈禧太后的同意。如果光绪帝擢选他们的目的，仅仅限于帮助批阅日益增多的士民上书，似乎没有必要不征得慈禧太后的同意。从任命后的效果来看，维新进程确实加快了。如七月二十二日李鸿章、敬信出总署，民间昭信股票的废除，七月二十七日发布鼓励上书的上谕，这些事件的关键在于当时的决策者——光绪帝，但与他们是否关联，目前尚不能完全否定。
（2）谭嗣同等人在军机处工作情况
谭嗣同等四位军机章京被任命后，其职权范围是多大，目前尚未见明确的记载，杨锐在给其弟的信里，提及曾奉上谕，“尔等当思现在时务艰危，凡有所见及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列，由军机大臣呈递，候朕裁夺。”并说：“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刘光第在《升军机章京谢恩折》里的话值得玩味，他说：“军机为丝纶重地，如臣祷昧，惧弗克胜，惟有吁求宸训，敬谨遵循。于一切新政事宜，禀承军机大臣，妥慎办理，以冀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刘光第集》，插图三）在与弟书里，他对工作状况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即“不过分看条陈时务之章奏耳”。
上述材料表明两点：一、新任军机章京的职责是分看时务条陈。二、新任军机章京没有直接上书皇帝的特权，他们如有上书，需要通过军机大臣代递。
目前留下的关于他们在军机处工作的材料，主要是他们对当时的条陈所批的“签语”，这些“签语”均未署名，但可以说明，杨锐、刘光第在其私信中所谈到的他们实际工作的情形，即专门负责处理司员、士民的上书。
司员、士民的上书，先由新进四章京签拟，有如“票拟”，虽然他们处理的文件在帝国的政治中不算最为重要，但他们的权力实际上要大于军机大臣，这是因为军机大臣是奉旨拟旨，是先有旨意后有谕旨；而新进四章京是先有意见，然后奏明，形成旨意，而一旦形成旨意，在帝国的政治结构中又难以更改。茅海建先生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14件“签语”，其中一条最终成为上谕。（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0～82页，第237～254页）
至于上书，根据《谕折汇存》，军机四章京任职期间，刘光第曾上谢恩折，杨锐等人曾为蜀学堂事上折，谭嗣同是否上书，尚无法确定，但他肯定未来得及上谢恩折，因为他在狱中给仆人的书信里就说：“谢得军机折，不用递了。”
谭嗣同等人的工作权限及性质已如上述，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和光绪帝有无别的联系渠道或沟通方式，目前尚有不同的说法。
目前记载谭嗣同与光绪帝对话的文献里，涉及了以下几件事：1.建议开懋勤殿。2.询问光绪帝病情。3.推荐唐才常。4.光绪帝曾口谕谭嗣同，讲述变法的苦衷。光绪帝口谕谭嗣同的时间，尚无法判定，此件的真伪，亦有待甄别，但从内容来看，不会是七月二十日的召见，因为从现存档案看，尚无让谭嗣同留京的意图。5.在光绪帝前多次保荐袁世凯。袁世凯在《戊戌日记》里提到谭嗣同告知他自己曾经在光绪帝面前推荐过袁。而相同的说法亦见于康有为的记载。
上述说法如要成立，其前提就是要确定这样一个细节：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是否多次召见谭嗣同？
尽管当时的《新闻报》、《字林西报》的报道以及苏继祖、胡思敬等人的记载，都提及光绪帝与军机四章京有另外的召见机会，但根据现存的档案记载，在“百日维新”期间，谭嗣同仅被光绪帝召见过一次。《谕折汇存》对军机四章京在新政期间被召见的记载，分别是杨锐两次、林旭两次、刘光第一次、谭嗣同一次。杨锐被召见两次，一次是在任命前，一次是在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赐其密诏，让其出主意来缓和帝后矛盾，均可得到文献佐证。至于其他人的召见次数，是否如《谕折汇存》所记述的那样，尚需进一步的佐证。目前尚无档案材料来透露出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光绪帝曾经给予谭嗣同等人另外的召见机会的信息，因此上述说法至今为止，还只是难以验证的传言。而目前能够肯定的是，谭嗣同等人在任职军机章京期间，负责对司员士民上书的处理，其中他们的一些签语最终成了上谕，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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