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被誉为晚清思想界之彗星，是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齐名的戊戌维新运动的杰出代表。

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1865年3月10日），谭嗣同诞生于北京宣武门外孄眠胡同（又称懒眠胡同、烂面胡同，即今烂缦胡同，位于北京市宣武区中部），其父谭继洵时任户部员外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初十（9月25日）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寓斋被捕，十三日（9月28日）被害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卒年34岁，是生于宣南，死于宣南的中华奇男子。

从同治四年到光绪三年（1877），谭嗣同在宣南度过了他的童年。他幼时聪慧过人，“五岁受书，即审四声，能属对”。8岁时，他和二哥谭嗣襄在家中师事大兴韩荪农读书。兄弟二人共处一案，“厉声愤读，力竭声嘶，继以痦咽涕夷”，其奋发苦读之情，历历可感。10岁时，谭嗣同随父母从孄眠胡同移居库堆胡同（今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此时，谭父延请时任内阁中书的同乡人欧阳中鹄主其家事，谭嗣同与二哥嗣襄遂拜欧阳先生受业。从此，谭嗣同与欧阳结下亲密无间的师生情缘。欧阳中鹄是一位著名学者，通经史，精数学，生平服膺王夫之、黄宗羲、刘继庄等学术大师，学重致用，求创新，对谭嗣同童年以至成年后的思想发展都有重要影响。直到谭嗣同戊戌殉难，二十多年风雨春秋，师生相敬相亲，函札不断，情谊甚深。

谭嗣同生于仕宦之家，与吴保初（彦复）、丁惠康（叔雅）、陈三立（伯严）有“清末四公子”之称。但身为贵公子的谭嗣同，童年生活充满不幸。他的父亲素宠其妾，谭嗣同是嫡出，因而经常受庶母的嫉恶和虐待。光绪二年（1876年）春天，北京发生严重的白喉传染病，“疠疫熛起，暴死喉风者衡宇相望”，谭嗣同和他的母亲、长兄、二姐都被传染患病。谭嗣同短死三天后苏醒，他的父亲幸其不死，为他取字“复生”，但他的母亲、兄、姐却不治去世。“五日三丧”，这是谭嗣同童年遭遇的最大不幸。突然失去母爱的谭嗣同，孤苦无依，在庶母的歧视虐待下身心备受折磨，给他巨大而深刻的刺激，也使他在缺少家庭温馨的压抑环境中逐渐养成放荡不羁，任侠好义，“行谊磊落、轰天撼地”的性格。谭嗣同成年后猛烈抨击纲常名教，发出冲决网罗的怒吼，固然是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所造成，而宣南童年不幸生活的磨砺，也是潜在的重要因素。从这一年起，谭嗣同开始泛览群书，为学更加用功。他鄙薄八股，父亲督促他学时文制艺，他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四个字。也就在此时，他结识了京师著名武师王正谊（即大刀王五），从其学习技击剑术。王正谊几乎每天都到浏阳会馆教他武术，两人结成生死莫逆之交。

由于谭嗣同的父亲于光绪三年（1877年）补授甘肃巩秦阶道，这年他便随父离京赴任，结束了12年的宣南童年生活。此后，其父连连升迁，谭嗣同随父在陕、甘任所读书。西北边塞，荒寂无垠的沙漠原野，四顾苍茫，谭嗣同常纵骑奔驰，自由无羁，给予他雄迈豪放，独立无畏的锻炼。

光绪十年（1884年），谭嗣同已是弱冠之年，中法战争爆发。10年后，日本悍然侵略中国，甲午战争又起。国家多难，民族危亡。谭嗣同忧心如焚，悲愤不已。在此10年中，他曾漫游直隶、新疆、陕、甘、豫、皖、湘、鄂、江、浙以及台湾，“合数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他为江山多娇自豪，却又深感祖国积弱，外侮频仍，国难深重，忧愤地发出“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的慨叹，曾愤而作《治言》一篇，痛斥清政府当局者苟且庸懦误国，初步提出其变法求治的思想主张。此10年中，为实现其经国之志，迫不得已，六赴南北乡试以求取功名。其中曾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九年（1893年），两度北上入都应试。

1889年入都应试时，谭嗣同曾在宣南得以师从刘人熙学。在他的影响下，谭嗣同益尊船山之学。他说，此前好讲“霸王经世之略”，“以为遂足以究天人之奥，据上游之势矣。既而薄上京师，请业蔚庐，始识永嘉（陈亮字永嘉）之浅中弱植，傲祝横渠（张载，字横渠）之深思果力，闻衡阳王子（王夫之，衡阳人）精义之学……”从此，“困而求亨，翻然改图”，用功读王夫之的《船山遗书》，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等等，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中汲取营养。这是谭嗣同此次重返宣南的重要收获。

谭嗣同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又一次入都应试，仍住浏阳会馆。此次北上，道经上海时，认识了英国人傅兰雅。此人曾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又曾任江南制造局翻译。谭嗣同向他讨教西学。在上海又广泛购置当时江南制造局以及广学会译出的各种图书，究心于西方自然科学、政治、历史、地理以及神学的研究，从而增广识见，奠定了西学知识的基础。梁启超曾说：“嗣同幼治算学，颇深造。亦尝尽读所谓格致类之译书，将当时所能有之科学智识，尽量应用，又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之以科学。又用今文学家太平、大同之义，以为‘世法’之极轨，而通之于佛教。嗣同之书，盖取资于此三部分，而组织之以立己之意见。其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无庸讳，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这是梁氏对谭嗣同一生思想形成的总体评述，但从中也可见谭氏这次北上途经上海购买西书的意义。

谭嗣同两次返京应试，虽然都未得中，但却得再回宣南，故地重游。他遍寻童年旧踪，追思昔日携其读书城南，嬉戏郊野的已故兄长。触景生情，伤己感时，宣南旧事萦绕不绝，写下了凄楚动人的《城南思旧铭并叙》。宣南胜地如龙泉寺、龙爪槐、陶然亭、瑶台、枣林等，历历在其笔下。“南下□广阔数十里，苇塘麦垅，平远若未始有极”；“西山晚晴，翠色照地，雉堞隐然高下，不绝如带”；“春蛙啼雨，棠梨作华”；“去雁横列，霏微天明”；“佛寺梵呗，钟罄朗澈”，宣南景色尽在其不尽遐思之中。宣南使谭嗣同产生了许多伤感的回忆，在他心中深藏难去。

甲午战争（1895年）结束，战败后清朝政府被迫与日本订立《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谭嗣同满腔悲愤写信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说：“及睹和议条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中国之生死命脉，唯恐不尽授之于人，非唯国也，将合含生之类无一家、无一人之不亡”，“披发左衽，更无待论”。在民族危难深重的局势下，他疾呼必须变法自振，并在浏阳首倡设立学会，研讨“今日之时势与救败之道”，又创设算学格致馆，介绍西学，探求新知。就在此时，康有为发动了波澜壮阔的“公车上书”，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兴起。当谭嗣同得知康梁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极为振奋，于是又一次北上入都，打算拜会康有为。抵京后，康有为已南返，未能晤面，只见到了梁启超。两人一见订交，成为亲密好友。梁启超向谭嗣同详细介绍了康有为的学说和主张，谭嗣同极为敬服，自称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称赞康有为“传孔门不传之正学，阐五洲大同之公理，三代以还一人，孔子之外无偶”。梁启超对谭嗣同也同样为之倾倒，写信给康有为说：“[敬]甫之子谭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后来，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也讲到当年宣南订交：“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日夏曾佑、谭嗣同。……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钜”。夏曾佑，字穗卿，浙江钱塘人（今杭州），近代著名史学家、诗人。谭夏大约也在此时订交。梁启超也有一段生动的记述：“我（梁启超）十九岁始认得穗卿……他租得一间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坊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衡宇望咫尺’，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谭、梁、夏，可称得是宣南三友，在政治主张、学术思想、倡导新诗等方面，相互影响，情谊很深。

谭嗣同性格豪放，南来北往，极重交谊。此前，他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随父居武昌任所时，曾相识汪康年、缪荃孙、徐建寅、屠敬、黄绍箕、钱恂、陈三立、华世芳、姚锡光、杨守敬、邹代钧、杨锐等。这次回到北京，又与文廷式、陈炽、沈曾植、张元济、熊希龄、黄遵宪、张謇、严复、李岳瑞、王照、林旭、徐致靖、徐仁铸、宋伯鲁等结交。他们大都旅寓宣南，流动性虽然很强，但相互切蹉交流，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形成了宣南士林精英群体，很多人后来成为波澜壮阔的戊戌变法历史舞台上的重要成员。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谭嗣同随父再到北京。在北京拜竭光绪皇帝的老师、位居枢要的翁同龢，畅谈洋务。翁在他的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述：“谭嗣同，号复生，行三，敬甫同年子，江苏[知]府，三十二岁，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此时，谭嗣同已奉父命以同知入资为候补知府，遂于7月匆匆出都南下。谭嗣同在南京候补约一年，深感官场黑暗，金陵尤甚。不堪“苦恼困辱”，遂弃官归去。但南京候补一年，他得结识杨文会。杨当时已是著名学者，尤精佛学，谭嗣同“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治佛咒，不少间断”。此时，另一位精于佛理的学者吴嘉瑞也来到南京，谭嗣同乃又得向吴请教佛学精义。他曾称“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可见杨、吴两位对他的佛学影响很大。佛家法相宗的唯识论，在谭嗣同思想体系中有重要影响。南京候补这一年是谭嗣同思想发展中重要的一年，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其最具光辉的著作《仁学》，猛烈批判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发出了震憾人心的“冲决网罗”的呼号。

光绪皇帝在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开始。四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皇帝荐举谭嗣同，称其“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难，不畏谤毁，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但谭嗣同适大病不能行。六月十二日（7月30日），上谕命速饬来京，送部引见。谭嗣同即于六月十七日（8月4日）扶病起程北上。抵达北京后仍住在浏阳会馆。会馆主要房屋坐西朝东，广亮式大门临北半截胡同。正房五间，居中三间便是他自己题名的“莽苍苍斋”。北套间为谭氏卧室，南套间为书斋，正中一间是待客之所。斋室有谭嗣同自撰的楹联一副，曰：“家无儋石；气雄万夫”。康有为见后觉得锋芒太过，建议改作。谭嗣同乃集句改作一联：“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是处处，人亦有言”。这是谭嗣同最后一次返回宣南、返回浏阳会馆。他抵京后曾写家信致在湖南的夫人李闺，信中说：“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对此行充满希望。

七月二十日（9月5日），谭嗣同与杨锐、刘光弟、林旭同被授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人称“军机四卿”。四人分为两班，谭刘一班，杨林一班，轮流人值。光绪锐意新政，对四人很是倚重。谭嗣同除隔日人值之外，与康有为、梁启超日夕相聚。南海馆、新会馆、浏阳馆，连成了维新变法的轴心。然而，就在新政上谕频频颁布之际，反对变法的逆流正暗潮汹涌，维新守旧的斗争日益尖锐激烈。八月，北京盛传慈禧太后要到天津阅兵，并趁此废掉光绪皇帝。光绪深感大局危殆，先后连发两道密谕，有“朕位几不保，命康有为与四卿及同志设法筹救”之语。面临政变危机，康、梁、谭等手无寸铁，焦灼万分。他们想到了曾经列名强学会的袁世凯，幻想得到袁的支持，借重其掌握的军队，必要时除掉慈禧，以保光绪，挽救危局。于是由谭嗣同奏请光绪对袁“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后光绪召见了袁世凯，特赏兵部侍郎头衔，准备进一步重用。八月初三（9月18日），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谋求袁世凯举兵诛荣禄，以救光绪危难。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示“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生死以之”。

光明磊落的谭嗣同显然过于天真，虽然也觉得袁不可恃，还是轻信了他的话。但两天之后，袁返天津，便向荣禄报告了谭嗣同夜访的全部内容。而此前就在谭嗣同法华寺访袁密谈之日，顽固守旧的御史杨崇伊已向慈禧上密折，恳请慈禧临朝训政。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不再迟疑，宣布重新训政，并下令缉捕康有为。

风云骤变，戊戌政变爆发。当缇骑三百抄捕南海会馆时，得知了慈禧重出训政的梁启超正在浏阳会馆与谭嗣同对坐榻上，谭嗣同从容地对梁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指康有为）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第二天，谭嗣同访梁，劝梁出走日本，并携所著书及诗文词稿本数册，家书一箧相托。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两人一抱而别，竟成永诀。

谭嗣同原本可以出逃，但他已决心献身，留了下来。他的挚友大刀王五曾想挟之出亡，他没有听从。日本友人劝他东渡日本，也为他所拒。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八月初十（9月25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莽苍苍斋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从容自如，在墙上题诗抒怀明志，可惜多未录下，惟一留下的一首题壁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至今为人所传颂。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在宣南从容就义。临刑，神色不变，留下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绝唱，实现了自己为中国变法维新流血牺牲的誓言，为中国、为宣南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